李“紅心”的秘密

2005-03-01人物周刊?朱學勤

　　我1970至1972年插隊，距今三十多年。那地方從文革前夕就“紅”，到文革更加“紅”，終于把我們這些遠在兩千里外的中學生吸引了去。結果卻相反，在城市難以降溫的中學生紅色狂熱，到了農村接受“再教育”，事與愿違，反而消歇了下來。影響最大的是兩件事：一是9·13林彪事件，公布林立果撰寫的“571工程紀要”，其中有攻擊文革的惡毒語，將眾人一棒喝醒；二是老貧農“憶苦思甜”，說啊說地下了道，居然控訴1959年“合大伙”（人民公社辦食堂），一開始如何海吃，到后來如何餓死，餓死人也不許出門要飯，徹底轟毀我們下鄉帶去的左翼迷幻。此外，另有一些人與事細節，頗堪一記。

　　農婦：與我們集體戶隔一道墻，是個姓汪的大戶。那時農村大戶，是指男丁旺盛，多半在外當兵、當干部。汪家老五在黑龍江某炮團當營長，娶了媳婦還沒有隨軍，留在家里伺候老人，我們就隨老鄉叫“五嫂”。五嫂可稱美貌，不僅面容姣好，身材勻稱，說話也文氣。那地方沒什么吃，一年四季除了紅薯，還是紅薯，何以出落如此美人，我今天也納悶。回城以后看各色明星在電視、電影上搔首弄姿，總覺得比不過五嫂。尤其是女演員表達農村人感情方式，那股文藝腔，虛假難耐。碰巧認識一位表演此類題材的演員，對五嫂的故事感興趣，非讓我說細節，我就說了兩個。一是五嫂和五哥新婚久別，終于重逢。地頭一聲喊：“五哥回來啦！”地里干活的人放下活計，遠遠迎了上去。唯五嫂不動，一個人坐在地頭上放聲痛哭，一邊抓起地頭的土坷垃，一邊扔，一邊罵這個死鬼男人，突然變得粗野起來。這個細節讓城里的女演員很受震動：“農村人是這樣表達感情？好，我下次一定用上！”二是五哥探親期間，如何受五嫂戲弄。農村窮苦，家有病人才舍得燒一口熱水。五嫂裝病打擺子，一定要五哥給他燒水。五哥在外當官，身手早已生疏：一手添柴，一手拉風箱，怎么也配合不好，弄得灶間狼煙動地，那口水就是燒不熱。五嫂扒在門縫上偷看，一邊吃吃地笑。這一夫婦小品，外人按理不會知道，還是五嫂得意，說給我們集體戶的女同學，才慢慢傳出來的。我和我愛人后來回去，近鄉情怯，想見五嫂，又怕見，畢竟三十多年了，真出來一個蓬首垢面滿口穢語的隨軍老婦，怎么好？老鄉們說，五嫂早就隨軍走了，走了就沒有回來。這一下如釋重負，雖有遺憾，但畢竟保留下當年的印象美好。

　　干部：有工作隊來，多半入住集體戶，無它，知青衛生狀況比農戶好。某隊長與我住一屋，令我佩服者有二：白天騎車在街巷地頭轉悠，棉大氅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披在肩膀上，自行車風快，那大氅能保持不落；二是入夜以后聊“哲學”，常有驚人之語。比如他發明這么一句：“話生鼠，肉生虱”，豫東口音“鼠”念“須”，“虱”念“希”，大致押韻。具體證明是：“你看農村地頭，三兩個老農在地里搭棚子看瓜，夜里說閑話聊天，不幾天就一定有老鼠出現，這就是‘話生鼠’。”相比今天大學中文系流行的詞語哲學——詞語產生世界，提前有多少年？至于“肉生虱”，他舉親身實例：有一次開會聽報告，聽煩了，就脫下棉襖捉虱子，一個虱子被他掐斷，一半捏在手里，另一半還賴在肉里！村里的干部就沒有這樣的哲學思維了，語言卻也生動，有時很“文”，文言文的“文”；有時很白，大白話的“白”。五月麥子剛抽穗，公社干部騎自行車下來視察，村干部要走上去陪同。公社干部說是“估產”，大隊干部則說“看課”——皇家課稅，比前者還典雅。公社干部說的是現代國家語，橫向移植過來，很新鮮；村干部說的是古代朝政語，卻已經融入鄉土話語。另外一面則“白”，堅持把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理解為是暫時的，任我們反復表決心一輩子插隊落戶也不相信，不是不相信我們的決心，而是不相信城里人能倒流回農村落戶，這是自古以來的鐵律，他們認古理。我們剛下去那陣，聽這樣的大白話，幾乎認為是“反動”。那個莊子有六七口井，全是苦水，只有一口井沒有被鹽堿侵蝕，老鄉們珍惜地視為“甜水”，每年農閑，就要奮力淘這口井。有一年除夕滴水成凍，大隊干部李鳳關與我下井，上身穿棉襖，下身穿褲衩，褲腰帶上插一瓶燒酒。鳳關揮锨挖井底的淤泥，我給他做下手，在鐵锨下張泥兜，待泥兜裝滿發一聲喊，上面的勞力就一起拉繩拽出井口，趁這間隙，兩人就輪流喝一口酒，驅寒氣。鳳關把酒瓶遞給我，突然說：“嘎子，日后回城，你可不能忘了俺倆還有今天這回事呵！”說得很認真。我長相不雅，性格也莽撞，在集體戶里年齡也最小，老鄉們即依當時電影“小兵張嘎”，給我起了那個壞名。三十年多后回去，第一次沒有找到他，第二次再找，終于在鄉計劃生育辦公室的門房找到這個滿手硬繭的莊稼漢。他只顧樂，還記得我那個“壞名”，卻已經把井下喝酒他怎么說，忘得一干二凈。

　　積極分子：上面來的記者不斷光顧我們這個村莊，寫有很多通訊報導。大隊書記閻協崇的事跡登滿一版人民日報，題目叫做“革命先鋒”。老閻在這個村孤門獨戶，此前總受欺負，后來政治上翻身，逐漸把國家話語掛在口頭，學來學去，就愛說這一句：“資產階級壞東西!”他一輩子沒見過資產階級，但不妨礙他把任何看不順眼的事情都罵成“資產階級”，故而我后來讀到毛澤東也是這樣的口頭語，一點也不奇怪。老閻雖然政治化，本性還是莊稼人，文革一結束，他成了“資產階級”，批斗不斷，又成了孤門獨戶。上面說“話生鼠，肉生虱”的工作隊長，就是下來批斗他的。另外一個積極分子，是婦女隊長“李紅心”，五保戶，農村常見的那種孤老，我們昵稱她為“老隊長”。集體戶戶長嫌棄我們知識分子成堆（其實只有九個中學生），搬出去和她單住，可見“革命”。此次寫文章想到“老隊長”，打電話問她“老隊長的身世”，她還真想不起來回答。一個屋里同住三年，居然連崇拜對象的基本來源都不知道，可見“革命”之單純：婚否？不詳；子女?不詳；娘家？也不??詳！還是當年人民日報把“老隊長”的文革新人新事寫得詳之又詳。那篇報道沒有夸大，件件都實，這在那個歲月非常難得，自那以后，我還真沒見過像“老隊長”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問題卻出在名字上：“老隊長”沒有自己的名字，如有之，只能是農村婦女常見的那種“張王氏”、“李趙氏”，登在《人民日報》上太不嚴肅，記者無奈，臨時給她起了一個名字，就叫：“李紅心”。可憐“李紅心”活到七十歲，又被人起了一回名字。更令人震驚的是那位女同學無意中窺見“李紅心”品質高尚的秘密：后半夜黑漆懵懂，突然聽見“李紅心”口里喃喃有詞做禱告，右手還在胸前劃十字，“老隊長”原來是個基督徒！教齡？不詳，何時受洗？不詳，入何教派？還是不詳！這在文革歲月是個天大秘密，戶長發現后，嚇得口不能言，只能睜眼到天亮，回集體戶與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悄悄地說，傳出去怕“影響不好”。天地良心，我為黨報保守革命秘密三十五年，直到今天有機會，這位可敬可愛的老大娘也已經去世，我才敢把那一顆“紅心”的來源小心翼翼地說。

 

[新一篇] 朱學勤文匯 軍中紀事

[舊一篇] 朱學勤文匯 另一種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