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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142(2008)03-0053-07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1](p.71、p.141)
　　眾所周知，《周易》在中國古代被當作儒家經典之一，而在有關儒家宗師孔子的最可靠的經典文獻——《論語》——中，述及孔子與《易》之關聯的卻僅如上兩處①。雖然如此，在后人心目中，孔子與《易》之關聯卻大非如此簡單。《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之《六藝略》對此論曰：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世，世歷三古。[2](p.1704)
　　此處“人更三世，世歷三古”以成《周易》經傳，尤其是其中的孔子作“十翼”之說，影響極為深遠，其所言于史實雖未必盡合，但它把《周易》經傳至漢代易學的發展看作一個歷史過程，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還是有其合理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僅看到了《易》與卜筮的關聯，而且看到這種關聯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際。那么，孔子乃至秦漢的儒家與《易》之關聯究竟如何？筆者以為，這一問題關系易學史乃至文化史甚大，故本文試圖從文獻學的視角，對此略作申明。由于漢代易學上承《周易》經傳之統，下開易學史上所謂“象數易學”之先，因此漢代易學源流是我們考察的重點。
　　一、目錄學的線索：兩派或三派
　　按漢志《六藝略》著錄易類著作13家、294篇，并云：
　　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2](p.1704)
　　這大致代表了漢人對西漢的《周易》本子和易學派別的了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漢志中除《六藝略》外，《數術略》下蓍龜類15家中尚著錄有8家以“易”為名之書②。這與我們通常把《周易》看作儒家經典的印象似乎不太相合，頗耐人尋味。對此，清代學者章學誠就曾提出異議：
　　《術數》一略，分統七條，則天文、歷譜、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則陰陽、蓍龜、雜占三條，當附《易經》為部次……③[3](p.995)
　　就學術淵源而言，章氏之說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從古代目錄學的實況看，漢志關于易類圖書的這種分類卻為后世史志所繼承。如唐人修撰《隋書·經籍志》，分圖書為經、史、子、集四部（釋、道類圖書附四部之后），其中經部易類圖書69部、551卷，通計亡書合94部、829卷；此外，子部（包括漢志諸子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五行類圖書272部、1022卷中亦有62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4](p.909～912、p.1026～1039)。其后，歷代正史有藝文志或經籍志者，其部次別類，莫不類此：《舊唐書·經籍志》經部著錄易類圖書78部、673卷，子部五行類圖書113部、485卷中亦有29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5](p.1969、p.2041～2045)；《新唐書·藝文志》經部著錄易類圖書76家、88部、665卷（原注：“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是則合計88家、103部、996卷），子部五行類圖書60家、160部、647卷（原注：“失姓名六十五家，袁天綱以下不著錄二十五家、一百三十二卷”）中亦有39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6](p.1423～1427、p.1552～1559)；《宋史·藝文志》經部著錄易類著作213部、1740卷（原注：“王柏《讀易記》以下不著錄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是則合計232部、1926卷），子部五行類所著錄853部、2420卷圖書中，亦有68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子部蓍龜類所著錄35部、100卷書中亦有23部以“易”或“卦”為書名者[7](p.5034～5042、p.5236～5266)；《明史·藝文志》經部著錄易類圖書222部、1570卷，子部五行類104部、861卷圖書中亦有9部以“易”為書名者[8](p.2344～2351、p.2441～2444)。④
　　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易類圖書也大致繼承了上述分類法，并對此作出了解說。按《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錄易類圖書158部、1757卷，附錄8部、12卷；另有存目317部、2371卷（內46部無卷數），附錄1部、1卷；其序并謂易學有“兩派六宗”：
　　《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京、焦，入于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起其論端。[9](p.1)
　　姑且不論“六宗”之說是否符合易學史原貌，“兩派”之分則已為學者多所認同：此即易學史上所謂“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之分。然而，該目《子部·術數類》所錄書中亦有以“易”為名者，其序并謂：
　　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后，其要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9](p.914)
　　是則數術（亦即術數）之學亦為易學一派，只不過在四庫館臣眼中，它是有別于作為易學主流的“兩派六宗”的支派而已。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其實，上引《四庫全書總目》所述已經肯定了易與數術的淵源關系，而這一點也可從文化史上獲得佐證：
　　（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10](p.1928-1932)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2](p.1775)
　　也就是說，“易”與“數術”皆為史卜等職官所掌。倘若我們接受章學誠所謂上古“官守學業皆出于一”的看法，則可推斷易與數術同出一源；然而，“至于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于典章政教也”——這是指春秋戰國時期官學下替、私學興起時的情況，其原因是漢志所謂“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從而導致職官體系的瓦解，即通常所謂“禮崩樂壞”[3](p.951～952、p.93)。在這個過程中，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知識分子繼承并發揚了《詩》、《書》、《禮》、《樂》等資源，把它們理性化、倫理化了；對《易》也采取了同樣的態度，凸顯其人事意義，而淡化其神秘意味，《周易》即是這一理性化過程的結果[11](p.82～91)。當然，與《易》有關的卜筮等神秘因素并沒有因此而消失，一方面，它們轉化為數術之學，繼續在民間流傳，并且如下文述及漢代易學源流時所見，它們還不時被有所選擇地吸收到正統易學之中；另一方面，它們所承載的原始思維，又積淀、轉化為《周易》經傳乃至后世易學中的象數觀念[12]。
　　如此看來，《易》與數術——至少數術中與《易》有關者，可視為易學或易文化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11](p.12～14)，我們不妨分別稱之為“學術易”與“方術易”。具體說來，所謂“學術易”，是指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系統中的易學，主要從屬于傳統的經學，如上述象數易學和義理易學，其地位是隨著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確立的；而所謂“方術易”，則是指儒家易學系統之外的易文化，如數術、方技之學中與易學有關者以及道家與道教易學等⑤。換句話說，易學或易文化系統其實包括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即義理易、象數易和方術易。就漢代易學而言，學術易主要是指儒家的象數易，即施、孟、梁丘、京、費、高諸家易學，其中費氏易學又是后世義理易之所從出；而方術易則主要包括數術之學中與易學有關者及道家易學、道教易學等。
　　當然，以上只是就大概言之，下面我們不妨再來看一看漢代易學發展的具體情況。
　　二、史籍所見漢代易學源流：易學與文化傳統
　　漢代易學源流的具體情況已難考定，但其大致脈絡還是可以勾勒出來的。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
　　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13](p.2211)
　　《漢書·儒林傳》的記載與此大同小異⑥。如此看來，漢初田何易學可上溯至孔子，而我們將會看到，田何易學又可以說是漢儒易學之鼻祖。今據史傳及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清唐晏《兩漢三國學案》等，試述如下。
　　孔子易學傳于魯人商瞿之后，六傳至齊人田何，時當西漢初年，易學遂逐漸興旺起來。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田何弟子王同及再傳弟子楊何。如《史記·儒林列傳》說：
　　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13](p.3127)
　　《漢書·儒林傳》也有類似記載。另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司馬談亦受《易》于楊何，可見楊何易學在漢初的影響是很大的，但其學術風貌及后世傳承已不得而知⑦。
　　田何弟子除王同之外，《漢書·儒林傳》還提到了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注《易傳》數篇⑧，其中尤以丁寬較為杰出，影響也很深遠：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有施、盂、梁丘之學。[2](pp.3597～3598)
　　由此看來，丁寬易學主要是章句訓詁之學，后經其再傳弟子施讎、孟喜、梁丘賀而發揚光大，代表了漢初易學的正統⑨。
　　據《漢書·儒林傳》，施讎字長卿，沛人，從田王孫受《易》，宣帝時為博士，授瑯琊魯伯，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瑯琊邴丹（曼容）；施讎又應梁丘賀之請，授其子梁丘臨和門人張禹，張禹授淮陽彭宣、沛人戴崇（子平）。施氏后學中以張、彭之學影響較大。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戴崇之子戴賓以施氏易授陳留劉昆，昆傳其子劉軼；又有廣漢景鸞，亦能理施氏易。施氏易后來遭西晉永嘉之亂而亡。
　　據《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初從田王孫受《易》，后“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且聲稱得自田王孫臨終真傳，遭同門梁丘賀等駁斥。孟喜授魏郡蓋寬饒、同郡白光（少子）、沛人翟牧（子兄），后二者皆為博士，故孟氏易學仍顯于當時。又有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后為《易》，飾《易》文”，學者皆以為“非古法”，自云受于孟喜，孟喜亦嘉許之。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及《兩漢三國學案》，后漢洼丹、觟陽鴻、任安、梁竦、許慎、甘容、夏恭、袁安、袁京、袁敞、袁彭、袁湯、尹珍、徐淑、宗資、袁太伯、虞叔雅、馮顥、虞光、虞成、虞鳳、虞歆、虞翻、杜微等皆習孟氏易。永嘉之亂后，孟氏易有書五師，唐以后亦亡。
　　據《漢書·儒林傳》，梁丘賀字長翁，瑯琊諸人，先從楊何弟子京房受《易》⑩，后京房出為齊郡太守，乃更事田王孫。梁丘賀授子梁丘臨，臨授五鹿充宗及瑯琊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及沛人鄧彭祖（子夏）、齊人衡咸（長賓），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之學顯于當時。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及《兩漢三國學案》，后漢代郡范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習梁丘易，范升又授京兆楊政；穎川張興習梁丘易，子張魴傳其業；又有南陽張堪、京兆祁圣元、杜暉，亦治梁丘易。梁丘易亦亡于西晉。
　　稍后于施讎、孟喜、梁丘賀者，有京房。據《漢書》之《眭兩夏侯京翼李傳》和《儒林傳》，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于梁人焦延壽（贛）。焦氏自云嘗從孟喜問《易》，而當時孟喜已死，京房以為焦氏易學即孟氏易學，但孟喜門人翟牧、白光都予以否認。《漢書·儒林傳》也指出：
　　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獨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2](p.3601)
　　可見焦、京易學是孟氏易學之后的又一支突起異軍。京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11)；另，淮陽憲王舅張博、中郎任良亦從京房受學。京房本人以明災異得幸，其易學也得立為博士，后京房坐事遭誅，其易學亦被廢黜，然成帝時長安谷永仍以通京氏易、善言災異而知名[2](p.3443～3472)。東漢光武帝時，京氏易復興，據《后漢書·儒林列傳》及《兩漢三國學案》，其時習京氏易者有汝南戴憑，南陽魏滿，沛王劉輔，北海郎宗、郎父子，董春，京兆第五元先，弘農楊秉、楊賜父子，廣漢折象，豫章徐穉，京兆韋著，濟陰孫期，涿郡崔瑗，弘農劉寬，唐檀，河內杜喬，南陽樊英，酂人李昺，陳留范冉，山陽度尚，靈州傅燮，韓宗，廣陵張紘，東海王朗、王肅父子，弘農董遇，陵陸等。另，三國時東吳陸績曾注《京氏易傳》(12)。其后，京氏易即有書無師，傳承線索不甚明了。
　　以上施、孟、梁丘、京四家之學皆得立于學官，而民間又有費、高二家之學。據《漢書·儒林傳》，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以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其學“長于卦筮，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授瑯邪王璜（平中）；《后漢書·儒林列傳》又說其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14](p.2548)。費氏易學已難知其出，但有學者考證，認為也出自田何一系[15]。費氏易學的早期傳承線索也不十分明晰，除上述王璜之外，據《兩漢三國學案》，還有南陽韓歆、京兆摯恂（即扶風馬融之師）[16](p.47、p.53)；另據《隋書·經籍志》：
　　后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并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4](p.912～913)
　　是則費氏易學為后世義理派易學所本。
　　所謂“高氏”，是指高相易學。據《漢書·儒林傳》，高相，沛人，與費直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授其子康及蘭陵毋將永。《隋書·經籍志》則云高氏易學出于費直弟子王璜，如此則高氏易亦可上溯至田何。
　　此外，據唐晏《兩漢三國學案》，漢初傳《詩》大家韓嬰亦習《易》，授其孫商，其后人有涿郡韓生者，曾為習孟氏易的蓋寬饒之師(13)；又有陸賈、劉安(14)、魏相、朱云、桓寬、劉向、揚雄(15)、譙玄、任延、馮逡、何武、蘇竟、馬廖、崔篆、王景、班固、王符、許峻、楊由、段翳、徐宣、徐憲、徐防、向長、荀悅、宋衷、劉表、徐幹、陸績、何晏、孫炎、姚信、程秉、袁準等，不知宗派(16)。
　　東漢易學以京氏易和費氏易為主，但是傳費氏易的學者如馬融、鄭玄、荀爽等大多已受到京氏易和緯書的影響，對于費氏易學之師法也有所取舍，這在精通今、古文經學的大師鄭玄、王肅那里尤為明顯。此外，東吳虞氏，五世傳孟氏易，至虞翻，將其卦氣說引向卦變說，為漢代象數易學之最有特色者。又，王肅解易，略于象數，注重義理，影響深遠；及至魏晉間，遂出現了背離師說、自由闡發義理的名士易學，其中以王弼、韓康伯之《易》注最為盛行；到了隋代，王、韓之注獨尊，此前能與之分庭抗禮的鄭注及其他各家之說則逐漸衰亡了。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說：
　　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4](p.913)
　　唐孔穎達等作《周易正義》，即取王弼、韓康伯合注之《易》，是為后世通行之本；其后，又有蜀人李鼎祚不滿王、韓之注，于是博采漢魏晉唐諸家之說，撰成《周易集解》，其中所存漢代易學材料尤為珍貴，后人之所以能了解漢代象數易學，此書之功甚大焉。
　　要之，漢代施、孟、梁丘三家易學，守章句師說，且可上溯至孔子，因而得列于學官，可視為漢代學術易（儒家易）之正宗。然而孟氏又“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其學已不純，且為時學所譏；京房承其緒，又“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雖托諸孟氏，實自成一家，后亦得立于學官；孟、京之學，又發展為《易緯》之說[17]，亦與章句之學有別。由此看來，孟、京二家之學雖有學術易之地位，卻吸收了當時方術易中的許多因素。此外，費氏易后來雖然發展為義理之學，但其說“長于卦筮”，實不可以后世義理之學目之；高氏易則“專說陰陽災異”，且自言出于丁寬，而丁寬曾從周王孫受“古義”，此“古義”或亦與卜筮之類的方術易有關。另，東漢魏伯陽作《周易參同契》，為道教易學之先驅，其思想資源中除黃老學外，亦有京氏易學和圖緯之說[18](p.51～57)。
　　可見，漢代易學的具體情況是很復雜的，通常所謂“象數之學”實難究其竟。這種情況其實與漢代思想、學術的整體風貌是一致的。根據顧頡剛先生的分析，儒家思想和陰陽五行學說是漢代思想的兩條主線[19]，漢代易學中學術易（儒家易）與方術易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正是這兩條主線糾纏交織的體現。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這種關系又是文化中的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關系的體現：大、小傳統畢竟同出一源，二者分離之后，大傳統規范并導引著整個文化的方向，小傳統則為大傳統乃至整個文化的發展提供動力和素材[11](p.12～14)。易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發展都在不斷地證明這一點。
　　值得注意的是，就易學或易文化系統而言，在大、小傳統的錯綜糾纏的關系中，象數易處于一個獨特的地位，如我們在考察漢代易學源流時所見：從思維方式和學術淵源上來看，《易》與卜筮本不可分，或更準確地說，《易》是在卜筮的基礎上產生的；當然，在《周易》經傳中，卜筮以及相關的神秘因素被逐漸淡化了，我們所看到的是對卜筮的象數化的整理和義理化的解說；在漢代易學中，首先作為大傳統出現的是象數易，但它與作為小傳統存在的方術易的關系始終難解難分，而且正是在二者的關聯中孕育了后世的義理易。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無論是從歷時性還是從共時性上來看，象數易都處于方術易與義理易之間的關鍵和中介位置上。
　　三、代結語：出土資料的參證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出土資料對學術史研究的影響也日見深廣，其中易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尤為喜人：大批先秦、秦漢卜筮資料與簡帛的發現，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周易》經傳及易學源流的了解。人們認識到，漢志所謂“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而成《周易》經傳之說，于史實雖未必若合符節，卻也表明《周易》經傳非一時一人之作，且于史實亦相距不遠，目前所發現的出土資料已經可以證明這一點。關于這些出土資料，學者多有介紹[20]、[21]、[22]，此處不再贅述，以下僅就其中與本文主題有關者略作說明，聊作本文之結語：
　　第一，我們把易學分為學術易——其中又有象數易和義理易之分——和方術易，并將其對應于易文化中的大傳統和小傳統，而此兩者本同出一源，其源即流行于上古的占卜之風；其時占卜方法不止一種，根據考古發現，學者們多以為《周易》的起源與其中的龜卜和筮占有關：卦爻辭可能就是從占卜記錄中整理、抽繹出來的，其作成當在西周早期；而卦爻象則是由商周“數字卦”演變而來，其定型的具體時間雖不十分清楚，當亦不晚于東漢[23]、[24]。
　　第二，上文曾述及古有“三易”之說，但由于《連山》、《歸藏》久已不傳，今僅存佚文，故已難考其詳，甚至令人懷疑其存在的真實性；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的戰國晚期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部分被定名為《易占》的，后經學者研究，認為即是“三易”中的《歸藏》[25]、[26]。可見，《連山》、《歸藏》先于《周易》或三者并傳并非沒有可能。從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書《周易》來看，其經文、傳文都與今本有異，尤其是其卦序，與今本“二二相耦，非覆即變”之序迥異，當出自今本《周易》之外的另一系統(17)；曾有學者考證并推斷，帛書卦序與京房八宮卦序及北周衛元嵩《元包》卦序有某種類似之處，很可能是由《歸藏》系統演化而來[27]。
　　第三，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戰國楚簡中有殘本《周易》，但無傳文。從內容上來看，楚簡《周易》的文字與帛書及今本《周易》大體相似，其卦爻象和爻題也與帛書及阜陽漢簡《周易》一脈相承，只是其卦序似乎比較特別(18)，或許與占法有關。
　　第四，馬王堆帛書《周易》傳文多記孔子與子貢等弟子論《易》之語，從這些討論中不難發現，孔子及其弟子對于《周易》確是多所深究和發明，這些深究和發明是向著脫離卜筮等神秘因素的理性化的方向發展的[28](pp.244～265)。看來，孔子作《易傳》十篇之說的確并非空穴來風。
　　第五，《周易》作為儒家經典地位的確立是在漢代，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即使是在漢代，也存在不同的《周易》本子和易學派別，當然，其間分別還沒有像后世那樣涇渭分明。其中，漢晉以來整理定型的通行本《周易》，當即出于上文所述費直、王弼一系的義理易。此外，漢代至少還存在另兩種《周易》本子：一為馬王堆帛書《周易》，大致可歸入象數易系統；另為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夏侯竈墓中出土的竹簡《周易》，其經文后附有大量的卜辭，卻沒有傳文，且竹簡與占卜用的太乙九宮式盤同出[23](pp.73～79)，當屬方術易系統。
　　出土資料的參證，再次說明了早期儒家與《易》的撲朔迷離的關聯以及易學系統構成的復雜性。
　　收稿日期：2007-10-11
　　注釋：
　　①關于后者，孔子所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乃《周易》恒卦九三爻辭；至于前者，則向有爭議。按唐陸德明云：“《魯》讀‘易’為‘亦’，今從《古》”，見其《經典釋文》卷24，黃焯斷句，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48頁。所謂《魯》、《古》，指《魯論》、《古論》，是漢代《論語》的兩個傳本。后世有學者據此認為此段文字當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無大過矣”，若如此，則其不足以說明孔子與《易》之關聯；但此說并不足據，詳見本文參考文獻[22]第一章第五節的介紹。
　　②此8家分別：《周易》38卷、《周易明堂》26卷、《周易隨曲射匿》50卷、《大筮衍易》28卷、《大次雜易》30卷、《于陵欽易吉兇》23卷、《任良易旗》71卷、《易卦》8卷，俱已亡佚。
　　③筆者按章說有誤，漢志《諸子略》下著錄陰陽家之書21家、369篇；而《數術略》下著錄天文類21家、445卷，歷譜類18家、606卷，立行類31家、652卷，蓍龜類15家、401卷，雜占類18家、313卷，形法類6家、122卷，凡6類、110家、2528卷，其中并無“陰陽”類。當然，陰陽、五行淵源或一，如漢志所云“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在內容上也難解難分，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謂“此論其理，彼論其數”是也。
　　④這些以“易”或“卦”為名之書，在內容上當然與——至少是試圖與——《周易》有所關聯，因而我們可以把它們歸入易類；不過若單從內容上看，至少《太玄》、《參同契》類圖書也應歸入，而前者在古代書目中或入子部儒家類，或入子部數術類，后者則或入子部五行類，或入子部道家類。這是一種頗耐人尋味的文化人類學現象。
　　⑤從“學術易”的視角看，“方術易”或許也有《莊子·天下》中與“道術”相對的“方術”之義。
　　⑥《漢書·儒林傳第五十八》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另，孔門之傳《易》者除商瞿外，據說還有子夏和子貢，70子弟子中也有傳《易》者，但其傳承線索皆不甚明了。參見王錦民《古學經子——十一朝學術史新證》，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第13-14頁。
　　⑦《漢志》著錄《易傳楊氏》2篇，已亡佚。
　　⑧《漢志》著錄《易傳周氏》2篇、《服氏》2篇、《王氏》2篇、《丁氏》八篇；又有《易傳蔡公》2篇，班氏自注：“衛人，事周王孫。”俱已亡佚，其中丁、蔡易說，清人有輯本。
　　⑨《漢志》著錄施、孟、梁丘3家《易經》12篇，《章句》各2篇，亦皆亡佚。3家《章句》，清人有輯本。
　　⑩按《漢書·儒林傳》有兩京房，一為楊何弟子、齊郡太守、梁丘賀之師，武帝時人；一為焦延壽門人，元帝時人。
　　(11)《漢志》著錄《孟氏京房》11篇，《災異孟氏京房》66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共89篇；又有五鹿充宗《略說》3篇，亦已殘缺。陳國慶引周壽昌說，“段嘉”即“殷嘉”，或以字近而偽，見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5頁。
　　(12)《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著錄《京氏易傳》3卷，并云：“其書雖以‘易傳’為名，而絕不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蓋后來錢卜之法實出于此。故項安世謂：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
　　(13)《漢志》著錄《易傳韓氏》2篇，已亡佚，清人有輯本。
　　(14)《漢志》著錄《淮南道訓》2篇，班固自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此書亦亡，清人有輯本。
　　(15)《漢書》本傳述揚雄“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漢志·諸子略》儒家類著錄“揚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四庫全書總目》則著錄《太玄》于子部術數類。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余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卷，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是則揚雄不僅通《易》，且其學或受黃老學影響。
　　 (16)另，《漢志》著錄《易傳古五子》18篇，班氏自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已亡，清人有輯本；又有《古雜》80篇、《雜災異》35篇、《神輸》5篇、圖1，不詳其具。
　　(17)帛書《周易》經文載《文物》1984年第3期；傳文載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995年。
　　(18)參見楚簡《周易》之圖版及濮茅左《釋文考釋》，載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53～59B5中國哲學王浩20082008
早期儒家/《易》/漢代易學
Early Confucian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Zhou-yi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iberal Arts, Central College of Fine Arts, Beijing 100102)《周易》在中國古代被當作儒家經典之一，孔子作“十翼”之說也久已深入人心。事實上，《易》與儒家的關系向來就很復雜。本文主要從文獻學的視角，考察了孔子以至秦漢儒家易學的發展，進而提出了“學術易”、“方術易”之分，或“義理易”、“象數易”、“方術易”之分，探討了它們的內在關聯及其文化意義，并且特別強調了“象數易”的獨特地位。我們的考察和區分，將有助于更深刻地認識早期儒家與《易》之關系乃至整個易學史的發展。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京53～59B5中國哲學王浩20082008
早期儒家/《易》/漢代易學

網載 2013-09-10 20: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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