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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林語堂是中國現代作家中非常獨特的一位，其人生哲學當然也不例外。首先，林語堂對世界和人生有著深刻的悲劇意識。以往，評論者多把林語堂看成缺乏悲劇的一個比較淺薄的作家，其實這是對林語堂的誤解或誤讀。林語堂不僅反對只是一味歡唱的美學傾向，而且在文學創作和生命感悟中體現了悲劇的美學韻致。林語堂對泰戈爾的文學作品多有批評，認為它們過于甜膩，缺乏悲劇感，而對哈代則有贊揚。最為重要的是，林語堂本人有著濃郁的悲劇感。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死亡作為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映照出生命的短暫、脆弱、虛妄和循環性質。與許多中國現代作家張揚生命的強韌和永恒不同，林語堂總是偏于審視生命的短暫、脆弱與微不足道，生命就如同風中殘燭，稍有風動就會熄滅，尤其對普通人的生命說來更是如此。對生命的崇高林語堂也不過分渲染，而是注重生命卑微、廉價和空乏的展示。因之，他筆下人物的死亡多是平淡無奇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即使死而有因也缺乏豐富的政治、社會、歷史、思想和文化內容。當然，死亡在林語堂這里也有其意義，即生命的循環與更新。二是生命的戲劇性質。舞臺小世界，世界大舞臺。林語堂認為生活是真實的，但它仍屬表象，更深刻的真實當是生活的悲劇性。他說：“大概世事看得排脫的人，觀覽萬象，總覺得人生太滑稽，不覺失聲而笑。”〔1〕 這種悲劇性表現在主題的荒誕、形式的舞臺性和角色的扮演性。基于人生的滑稽與荒唐，林語堂倡導一種冷眼看世界，凡事不可過于認真、執著的人生態度，否則就是糊涂，就是不明人生真味的俗人。三是憂傷的抒情基調。林語堂的生活和作品就情感而言有兩個層面，淺層是充滿樂觀與歡快的和樂之聲，深層是潛隱著的悲傷和哀婉的凄冷之聲。另外，林語堂的憂傷不是強烈的、泉涌式的噴發，而是淡雅的，曲曲渲染出來的。其次，林語堂的人生哲學倡導緊緊貼近人生本相。既然生命如此短暫，我們就不應遠離人生奢談理想、價值等形而上的東西，而應更加關注與我們朝夕相處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林語堂認為我們的哲學、文學、文化都發生了偏誤，即離人生本相太遙遠。他說：“今天我們所有的哲學是一種遠離人生的哲學，它差不多已經自認為沒有教導我們人生的意義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這種哲學實在早已喪失了我們所認為是哲學精英的對人生的切己感受對生活的知悉。”〔2〕因此，林語堂倡導回轉到人生上來， 尤其是緊緊貼近人生本相即生活上來。他甚至不無夸張地說：“我并不讀哲學而只直接拿人生當作課本。”〔3〕“人生的目的就是為了生活， 這是多么明顯的事實，我們簡直從未想到過。”〔4〕這里，林語堂把人生、世界的復雜性還原為一個簡單的道理：既然“日常生活”離人最近也最為普遍，那么，它就是人必須關注的“中心”。換言之，對人的衡量標尺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即是他的“生活狀態”如何？他的“生活觀念”怎樣？林語堂正是用這樣的態度來對待生活、世界和人生，對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與選擇的。那么，林語堂認為如何才能回復到人生本相上來呢？一是關注人的衣、食、住、行、性等各種偏于物質行為的日常生活。二是重視日常生活中的情理。如果說衣、食、住、行、性等主要屬日常生活的物質形式，那么情理主要屬日常生活的精神內容，因為情、理與衣、食、住、行等也都具有天然的性質，是人生的根柢所在。換言之，一個不懂情理的人也是一個不懂人生離人生十分遙遠的人。三是把個體的“快樂”和“幸福”追求當成目的。追求個體的“快樂”和“幸福”是人的普遍愿望，但將之看成“根本”和“目的”那就較少有人贊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否把個體的“快樂”和“幸福”看成人生的目的，是衡量每個人是否貼近人生本相，有什么樣的人生觀的關鍵。林語堂一生始終把個體的“快樂”和“幸福”追求當成目的，而且非常自覺。在林語堂看來，“人生是多么不確定，吾們倘知道了甚么是以滿足吾們，便緊緊地握住它，有如暴風雨的黑夜，慈母之緊緊抱住她的愛子。”〔5〕這里表現了林語堂對貼近人生本身的渴盼之情。 對人生的“快樂”，林語堂的理解也相當實在，他說：“所謂人生的快樂者不過為官能、飲食、男女、園庭、友誼的問題。這就是人生本質的歸宿。”〔6 〕林語堂甚至把“快樂與否”看成判明文化的標尺：“我嘗說最能叫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美好的文化。”〔7〕應該說， “快樂”與“幸福”是林語堂追求的最后目的，也是唯一的，而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生的手段。當然，獲得快樂和幸福既可通過物質享受又可通過精神享受。再次，林語堂盡管深切體會到生命的悲劇底色，但對人生卻異常的熱愛與眷戀，除了緊緊貼近人生本相外，他更執著于如何使短暫而富有戲劇性的人生更豐富、更飽滿、更健全，也更有意義。林語堂對生活充滿熱愛和自信，“縱令這塵世是一個黑暗的地牢，但我們總得盡力使生活美滿。”〔8〕 所以，反抗絕望而善處人生是林語堂人生哲學非常動人的一章。一是不偏不倚，取乎其中的“中庸”生活態度。林語堂說：“我像所有中國人一樣，相信中庸之道。”〔9〕值得注意的是， 林語堂信奉的“中庸”主要是一種生活準則，而不是思想原則和政治標準。所以，在政治上，林語堂反對“中庸”，主張明確的參與意識和政治傾向性。中庸的生活態度既包括努力工作盡情享受，又包括文人的做人與做文并重。二是講究幽默、閑適和趣味，從而使生活富有活力與意義。三是非常看重審美世界和人生，即用美的心靈與情懷去看取世界萬物和人生世相。
　　　　　　二
　　林語堂的人生哲學是很有特點的。以往，我們較少對林語堂的人生哲學作出全面、系統而深入的把握，甚至缺乏用文化的眼光審視林語堂人生哲學的復雜性、深刻性以及價值意義和不足，即使論及多為簡略的、微觀的，甚至是片面的，帶有較強的政治性、社會性和主觀隨意性。顯然對林語堂的人生哲學的價值做一分析是不無意義的。
　　林語堂的人生哲學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尤其在階級斗爭相對弱化的時期更是如此。首先，林語堂的人生哲學偏于追尋人的本體意義。與諸多人生哲學不同，林語堂的人生哲學以“人”為中心，尤其注重從人本體的角度理解、體會“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一是享受生活、人生的觀念。林語堂可能是在西方國家居住、生活時間最長的中國現代作家，他對西方社會、思想、文化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因之，對以西方文化為車頭的近代社會文化，林語堂深懷憂慮。在肯定其物質文明的迅猛發展之時，對其深刻地異化“人”、“人性”，林語堂非常担心。林語堂把近代社會比成一艘鬼船，大多數水手及乘客都被另一實際問題所困擾，即他們是從哪里來，最后又將在何處登陸？林語堂對此憂心如焚：“我覺得近代世界及當代的歷史都好像是在做一種不知何往的冒險，因此，如果我們肯問自己——‘我們現在去哪里呢？’就是得救的第一征兆。”〔10〕正是站在這樣的視點，林語堂對近現代的哲學、文化發生懷疑，認為它們離人生愈來愈遠，它們越來越沉迷于概念、學理、邏輯的層次上，從而使哲學、文化失去了簡明、清晰、實用的智慧特長，甚至連真理也被弄得越來越含糊、玄虛。其實，真正的真理、哲學應該是澄明的，是使人豁然開朗、茅塞頓開的。林語堂把視野從遙遠回視自身，回視人本身，尤其回視人的日常生活、人生狀態、生活方式等問題。林語堂熱切地呼吁人們要好好享受人生，認為這才是人生的最終目的，這才是緊緊把握了人的本質，而其他任何活動都是手段，都是為“人”能夠從物質和精神上獲得快樂的手段。應該承認，以往我們的哲學、文化尤其是中國現代以來的哲學文化思想有一種傾向，即對“享受”的忽視、批評和罪感。比如魯迅，他的一生可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和血”來概括。可以說，每一個讀魯迅的人都會為他偉大的人格、精神所感動。但換個角度，魯迅的一生又是不注重“享受”，不注重生活，有時還有點“自虐”心理。魯迅一生的確吃的是“草”，林語堂曾回憶魯迅在廈門大學時說：“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水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11〕，可見其生活之簡單、湊和；魯迅常常因為游玩而后悔，每當游玩歸來，他總感到有罪似的；魯迅對自己的身體也不太愛惜，他身患肺病等多種疾病，醫生囑他要戒掉煙酒，魯迅不但不聽，反而常常縱酒、縱煙。魯迅身患多種重病，僅活了五十四歲。去世前約半年時，體重僅有三十七公斤。應該說，從思想上看，魯迅是深刻的、偉大的，但從生活和人生態度上看，魯迅明顯有他的不足。他較少享受到生活的快樂、舒適與甜蜜，不要說優悠閑暇、游戲玩耍，就是衣、食、住、行、性等人生最直接的部分，魯迅也未能充分地享受過（魯迅獨身長達二十多年）。當然，這里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原因即是魯迅對生活、人生和生命健康的忽視。列夫·托爾斯泰認為：“游戲也是好的，如果這游戲不是下流的，而是誠實的，不使人痛苦的。”〔12〕羅素也說，明智地利用閑暇，是文明和教育的產物。“沒有相當大量的閑暇，一個人就和許多最美好的事物絕緣。”〔13〕顯然林語堂認識到人的生活、人生、生命本身的重要性，認識到在有生之年享受快樂的重要性。在林語堂看來，一個人倘若未能充分地享受人生的諸多歡樂，那么他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也是殘缺的。因此，林語堂的人生觀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意義。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有人用封、資、修來概括林語堂“享受人生”的人生觀。如近期有人在論及林語堂的一篇文章中，由林語堂引發出他的結論：“由此，我想到兩件事，其一是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士大夫氣味不可不滌蕩”，“生活的藝術”也是一種“安樂死”，“切莫不經意將此類東西當成至寶，乃至選為立足點以創建全人類的新文化”〔14〕。看來，林語堂六十年前倡導的“享受人生”，注重人的本源的人生觀直到今日也未走進人們的心靈，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我們當然不主張只圖享受尤其只重物質享受的生活方式，我們也不主張只會工作尤其“拼命”工作的人生態度，林語堂倡導的“努力工作，盡情享受”還是很有啟發意義的。二是以個體為本位的人生觀。馬克思主義認為，個體是群體的基礎，沒有個體那群體也就不可能存在，沒有富有個性的個體也就不可能有富有個性的群體。另一方面，任何個體又不能脫離群體單獨存在，個體的發展解放還必須依賴群體的發展解放。所以，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辯證的，不可分割的。然而，事實上，人們在處理“個體”與“集體”關系時，往往很難把握二者的關系，不要說那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即使那些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如此。人們極容易犯這樣的錯誤：過分注重集體與群體，而忽視甚至損害個體。比如巴金，他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往往把“個體”看成次要的。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有著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愛慕，更多的歡樂，更多的眼淚，比我們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們分散給別人，并不貪圖一點報酬……在眾人的幸福里謀個人的快樂。在大眾的解放中求個人的自由。”〔15〕巴金還反復引用居友的語錄：“個人的生命應該為著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時候還應該為著他人放棄。”魯迅也有著較強烈的犧牲精神，他的理想即是“肩起時代的閘門讓年輕人過去”。魯迅對自己的忽視和某些“自虐”性質，都說明“個體”是極易被忽視的。更有甚者，有的人以“集體”為名而行損“個體”為實，甚至為實現自己的某種野心而假借“集體”的名義，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即是如此。神父史興善認為：“個人依附于集體，而集體又屈服于傳統……這就使一個傳統社會的個體成員不可能接受任何新鮮事物。”〔16〕正是基于“集體”對“個體”的過分干預，林語堂主張首先要使每個個體成為獨立的“存在”，然后才能談論集體，而集體的目的是為了個體的幸福，為了個體更好地“存在”。任何社會、文化違反了這一規律那就不能算是好的文化。在保證個體的“自我”、“自由”的同時，個體才能將自己與人類聯系起來，才能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以及人類的命運相聯系。當然，林語堂并不是一概而論說“個體”絕對不能為群體作出犧牲，必要時甚至可以犧牲生命。如《風聲鶴唳》中的老彭、丹妮就是傾盡家財為抗戰服務，木蘭長女阿滿也死于請愿，林語堂還高度贊揚獻出年輕生命的劉和珍、楊德群的價值意義。只是林語堂認為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犧牲生命才算合理，而一旦以集體之名任意犧牲個體那將是與人生、文明、文化本意相去甚遠了。三是人格的道德修養。一般說來，社會越發展，文明越進化，人的品質與修養也應越趨完善，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日益完善，人們的精神卻危機四伏，人與人之間的純樸、真誠、善意越來越少，人們也越來越忽視道德修養。難怪有人呼吁說，工業和后工業社會文化所帶來的是人的異化日趨嚴重，人的道德觀念日趨淡薄，人日趨“非人”。面對這樣的文化情境，林語堂呼吁要回到人的本源，注重人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本相，尤其要注重基本的做人規則。林語堂認為現代文化的最大弊端是離人生太遠，不注重做人的基本原則。談到中國教育之惡，林語堂指出：“我們的目的是教書而不是教人，我們是教人念書，不是教人做人。”〔17〕這樣，人們可以大談理想、主義、信仰，但不會做人，不懂人性，不明情理，從而變成了文化“怪物”。林語堂甚至把孔子和馬克思相比較，認為孔子是以“人格”為其一切理論之基石，而馬克思則注重的是社會環境、物質環境。他說：“我想起孔子和馬克思剛好是采取對立的觀點：孔子相信沒有人格變革的社會改革是表面的；馬克思則認為社會環境決定人的道德行為，而烏托邦的實現要靠物質環境的變換。”〔18〕顯然，林語堂對馬克思多有誤解甚至不恭，但對孔子注重人格的塑造這一基本準則的把握還是有道理的。林語堂的理想人格即是大事認真，品質、人性趨誠趨真趨善，而小事瑣事可以隨意。這一點不僅有其理論意義，也有其現實意義。林語堂把文化的指針調轉方向，直指“人”，直指人的“本體”，這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其次，審美的人生態度為人們充分的享受人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縱觀中國現代文學，那是一部壓迫與被壓迫構筑的歷史，我們徜徉其間，分明感到了歷史的厚度和真實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感到其中被“強化”了某些東西。比如，在中國歷史充滿辛酸與血淚的主調之下，是否還有某些歡樂與歌聲；作為以緩進的靈魂滲透方式感染人的文學是否除了沉重的美學風格外，還需要一種輕靈的抒情基調。顯然是需要的，因為文學和人生都應該是多元的。林語堂與中國許多作家注重審“丑”，注意歷史的、現實的反映生活，同時他也注重審“美”，注重詩化人生。一是給人提供美。如果說以魯迅為代表的許多中國現代作家注重發掘中國社會、人生中的劣根性，以期通過療救達到啟國人之蒙的目的，那么林語堂多注重人生、文化中的優美的贊頌，以期給人以美的享受。二是熱愛生命，熱愛人生。以審美的方式看取人生，那就不會走入完全的悲觀主義，而是能從哪怕是充滿諸多丑陋的社會、人生中看出種種美好來。更重要的是，審美人生必須以“好奇心”和“趣味”為前提，從而讓人珍惜生命中的每一點光陰，注重生活的每一件瑣事，充分體會生活的美。林語堂的人生道路即是以審美人生為主的，他深得生活的酸甜苦辣，并能以審美的方式詩化人生，為我們提供了熱愛生命和人生的楷模。三是主體自我的張揚與呈現。從對生活的反映看，審美人生肯定有某些空幻成分，但從人生態度和幸福感來看，審美人生表達的是一種主觀性和自我呈現。強調“自我”，強調“自由”，這不僅是作家必備的創作條件，就是對普通人也是獲取人生快樂的前提，沒有“主體”自覺的快樂很難達到真正的快樂。因此，審美人生也就是把主體自我還原出來的過程。總之，個體在大千世界中是微不足道的，人生和生命都是短暫的，唯有通過審美來詩化人生才能在悲劇人生中體驗到一種歡樂、美感與永恒，才不至于感到生命的沉荷。
　　再次，林語堂為我們提供了平和雍容的文化心態。這主要表現在他對時間的理解上。現代社會以進化論為理論依據，以“時間即是金錢，即是生命”為衡定事物的標尺，以未來某一點為理想之目標，從而形成了對時間的縱向式理解。這種方向性極為明確的時間觀念當然對提高工作效率、解放生產力大有益處，工業社會、商品社會即是這一時間觀引導的結果。但這種時間觀又有著極大的負面作用，林語堂認為這對人生是非常不利的。一是把支點定在一個未知的未來上，而忽視了人和人生本身的目的性。二是使人們心境變得急躁、粗糙甚至變態。比如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人們還來不及“愛上”，就由一夜的“一見鐘情”而一起生活了。曾有一位青年婦女敘述說，他們很快進入一種極親密狀態之中，還沒有時間相互發現，就已經超越了等待、尋求、夢求等步驟，三天內，他們即成了“老夫妻”了。林語堂對美國文化的急進十分不滿，認為美國人“整個生活的模型像消防隊那樣組織起來，每個人都像鐵路那樣，按照時刻表而動作”〔19〕。三是使人們難以靜下心來，享受生活的閑暇與安寧。林語堂曾敘述清末某中國外交使臣到美國，美國某部長得意洋洋地介紹某鐵路經過千辛萬苦終于將速度提高了一分鐘，沒想到當時的中國使臣不以為然地說，那么你們節約一分鐘是用來干什么呢？一句話將對方問得啞口無言。林語堂認為，中國人與美國人有著不同的時間觀念，當然有著不同的人生態度。中國人往往只抓住此時充分享受閑適、安逸，從中領略到時間的空間性、永恒性。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時間觀念是在感覺上將時間拉長了。林語堂這樣描繪雍容的時間感受：“這正像逛廟會，人們從中體味到一種悠閑的氣氛。悠閑，一種對過去的認識，對歷史的評價，一種時間飛逝的感覺和對生活的超然看法油然而生。中國文學、藝術的精華可能就是這樣產生的。這不是自然狀態下的現實存在，而是一種人們頭腦中幻化出的生活，它使現實的生活帶上了一種夢幻般的性質。”〔20〕這種人生境界方能避免人的異化，從而使人們感覺敏銳，情感細膩，心靈空透，充分享受生活的真實情境和人生的恒定性。另外，樂觀精神與寬容精神也是平和雍容人生境界的表現方面，這與永恒的人生體驗一起構成了林語堂與眾不同的一份心情。
　　　　　　三
　　林語堂的人生哲學并不是盡善盡美的，它又有著不少局限性。首先，林語堂忽視甚至無視人的階級性，從而使他的人生觀缺乏時代感與社會歷史性。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大半個時期，中國社會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階級斗爭異常激烈，國內戰爭此起彼伏，因此，人性、人生都帶上了“階級”和“意識形態”色彩。可以說，“階級性”是中國現代社會、文化的主潮，任何人都不能繞過它而空談這段歷史以及與之相關的人和事。馬克思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既具有一般的人性，又有著階級性，二者是辯證統一的。林語堂則不然，他筆下的“人”沒有多少階級色彩，因之，也就沒有階級性，而更多的是一般的人性，即衣、食、往、行、性、愛等。我們很難從林語堂的人生哲學中領略那個時代階級與階級間的你死我活的拼殺，更難體會“階級性”對人們人生觀的影響，所以，林語堂的人生哲學是對時代歷史的忽視，這也是為什么林語堂長期以來被社會主流文化冷落、批評的原因所在。其次，林語堂過分注重審美人生，而忽視工業對人生的巨大作用。林語堂的詩化審美人生注重簡樸、淡泊，苦中作樂，寬容忍耐確實會給人生帶來歡欣，也可避免在工業文明的迅猛發展下人性受到污染與異化。但這也有一種傾向，即過分看重審美人生，而對現代物質文明給人類的恩澤重視不夠。事實上，工業文明徹底改變了人類處境及其生活方式。不要說人類走出荒蠻，擺脫貧窮、疾病、天災的淫威，就是人類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的巨大改進也離不開物質文明的發展。比如，在今天人們就不需要像遠古的人類那樣缺乏安全感，隨時都可能被饑餓、疾病、野獸、強盜、敵方奪去生命。再如電話、電視、電腦確是解決了人生的諸多不便與痛苦，不僅方便了人類，也使人類插上翅膀，可以在夢想中飛翔。幸福、快樂的人生當然離不開心靈的鍛造，精神的修煉，但物質生活的巨大作用卻不可低估。其三，林語堂強調人的個體性，注重人的生活，但相對忽視理想、群體，因而缺乏崇高感。盡管我們不能脫離人的本源空談理想、信仰與群體，但忽略或不談這些也是不對的，因為理想、信仰也是人生的重要內容，它對人生的快樂、幸福作用也不可低估。比如，江姐為了理想、信仰而獻身，魯迅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和血，其人生選擇具有某種特殊性，他們為人類幸福而犧牲的精神具有崇高感。尤其是階級斗爭異常激烈的年月，犧牲個體為了群體將是一個思想境界高尚的人才能作到的。林語堂雖然對這種精神也給以贊美，但對這種精神的價值意義卻未給予足夠的認識。由此，我們想到馬克思、魯迅，他們并不茍茍營營于一己私利而是把整個人類的苦難挑在肩上，為人類受苦、受難，盡管其生活方式較為單一，但其人格精神境界和思想深度卻是人類的旗幟。相較而言，盡管林語堂性格溫和身心健康，作品實在、優美而雍容，他的人生哲學對克服過分注重玄而又玄的邏輯思辨、對過分講究為了集體犧牲個體等也很有意義，但另一方面，林語堂的人生哲學卻顯得平常、凡俗了些，缺乏崇高感，當然更缺乏偉大的特性。
　　注釋：
　　〔1〕林語堂《會心的微笑》，《披荊集》，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4卷，第156頁。
　　〔2〕林語堂《生活的藝術》，第224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3〕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自序》，第3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4〕林語堂《真正的威脅——觀念，而不是炸彈》， 《諷頌集》第189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五卷。
　　〔5〕林語堂《人生的歸宿》，《吾國與吾民》第333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卷。
　　〔6〕林語堂《日常的娛樂》，《吾國與吾民》第313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卷。
　　〔7〕林語堂《抵美印象》，《拾遺集》（下）第278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
　　〔8〕林語堂《生活的藝術》第29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9〕林語堂《論裸體》，《諷頌集》第92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五卷。
　　〔10〕林語堂《從異教徒至基督教徒》，《緒言》，《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卷，第41頁。
　　〔11〕林語堂《悼魯迅》，《拾遺集》（下）第292頁， 《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八卷。
　　〔12〕《列夫·托爾斯泰論創作》，第78頁，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13〕羅素《悠閑論》，第8頁，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
　　〔14〕林繼中《文化對撞中的林語堂》，《上海文化》，1996年第1期。
　　〔15〕巴金《旅途隨筆·談心會》。
　　〔16〕史興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導論部分，第49頁。
　　〔17〕林語堂《論理想教育》，《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三卷，第94頁。
　　〔18〕林語堂《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緒言》，《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卷，第96頁。
　　〔19〕林語堂《美國人》，《諷頌集》第10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十五卷。
　　〔20〕林語堂《輝煌的北京》，第24頁，《林語堂名著全集》第二十五卷。
東岳論叢濟南84￣8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兆勝19981998與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不同，林語堂追尋人的本體意義，強調享樂、個體及人格修煉；重視審美人生，倡導“美”、“愛”和“自由精神”；喜愛平和雍容的文化心態，力避焦慮和粗糙。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顯然是相當有意義的。當然，林語堂的人生哲學并非盡善盡美，而是存在不少問題，如缺乏時代感和社會歷史性；對物質文明的價值估計不足，缺乏偉大的品格。林語堂/人生哲學作者：100720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文學博士 作者：東岳論叢濟南84￣8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兆勝19981998與大多數中國現代作家不同，林語堂追尋人的本體意義，強調享樂、個體及人格修煉；重視審美人生，倡導“美”、“愛”和“自由精神”；喜愛平和雍容的文化心態，力避焦慮和粗糙。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顯然是相當有意義的。當然，林語堂的人生哲學并非盡善盡美，而是存在不少問題，如缺乏時代感和社會歷史性；對物質文明的價值估計不足，缺乏偉大的品格。林語堂/人生哲學

網載 2013-09-10 20: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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