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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藝界，一方面是眾多的學術成果遭到有意和無意的淹沒，另一方面是平庸的重復的學術研究大量涌現。起初，我們以為這不過是文藝界難以避免的現象。但一則報道引起了我們更深入的思考。
　　旅美生物學家、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饒毅一針見血一地指出：“中國科學界的相互關系，目前還沒有達到理想狀態。沒有形成一種普遍的、以科學利益為最高原則、以學術標準為根本基礎的科學文化。在優良科學文化欠缺的情況下，中國長期出現以人劃線、劃派的現象。一些杰出的專家常常受制于能力泛泛科技工作者。平庸之輩拖垮學術先進的危險，在中國和一學界還沒有得到解決。像霍維茨那樣在做助理教授期間成就卓越的人，如果在中國，卻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學術手段限制和拉下。科學家文章發得很多、發得好以后，有些人又可能杜撰故事影響其發展。”“中國科技決策重大項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學內容和發展規律決定，而是由非科技專家感興趣的熱點來決定。”“在文化上，專家雖然知道為和自己相關的專業呼吁和爭取，但多數不習慣撇開自己和自己專業的利益，以國家利益為準發表正確的咨詢意見。國家也沒有逐漸篩選出一批既有專長又有公益心的人來參與重大科技方向決策。許多年度報告和多年計劃，寫和執行幾乎分開，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重大決策，仍然取決于少數幾人或一人，因為行政領導沒有制度性地依靠專家。而行政領導即使有出色的個人素質，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預計科技發展方向。有些科技人員就揣測他們的喜好，而不是完全從科技本身的發展規律來計劃未來的研究方向。”（見《海外學者坦陳中國科技體制弊端》，《南方周末》2002年10月8日）這種扭曲的局面不但在中國科學界存在，在整個中國文化界（包括文藝界）也存在，甚至可能更加嚴重。這恐怕不是空喊幾句口號就可以改變的。
　　十幾年來，我們對這種扭曲的關系有切身的痛苦感受。
　　1998年，我們在把握當前現實主義文學對現實的批判時指出：“要求當前現實主義文學對客觀現實進行深刻有力的批判是不錯的，但是這種批判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變革歷史的真正的物質力量的同時否定阻礙歷史發展的邪惡勢力，不是以人類的某個絕對完美的狀態來否定當下的現實生活；是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不是站在人類的某個絕對完美的狀態上。總之，是揚棄，不是徹底的否定。”（見《沉重的現實與活著的文學》）接著，在《粗糙的靈魂——王元化與90年代的文藝批評》中，我們從理論上概括出當前文藝批評界的三大派別，“如果按照理論和現實的關系來把握90年代的文藝批評，那么，大致可以劃分出三大派別：一是徹底地否定現實，二是辯證地批判現實，三是完全地認同現實。”這里所說的完全認同現實的文藝批評派別是以王蒙、王朔等人為代表的粗鄙存在觀。這種粗鄙存在觀認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尋找與建設，恐怕應該從承認人的存在做起。”即既“承認人的差別而又承認人的平等，承認人的力量也承認人的弱點，尊重少數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數的合理的與哪怕是平庸的要求。”王蒙肯定王朔，非難向上的追求，警惕壯烈，就是這種粗鄙存在觀集中而具體的表現。王蒙認為，要求作家人人成為樣板，其結果只能消滅大部分作家。尋找或建立一種中國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對于人的承認。從這個意義上說“痞子”或被認為是病人或自己做病狀的仍然是人。很明顯，王蒙只承認人的存在，否認了人的發展和超越。這種反對“理想”與“要求”的理論，不過是滿足現狀、不求進取的庸人哲學罷了。相對來說，王蒙、王朔等人的粗鄙存在觀盡管完全認同現實，但這在20世紀90年代畢竟是一種新的歷史形態。
　　而徹底否定現實的虛無存在觀，則是對過去已有的重復。這種虛無存在觀從人類的某種完美理想狀態出發，徹底否認現實的存在。它只看到了現實和理想的差距，看不到它們之間的辯證聯系，這實質上無異于取消了多樣的存在。劉再復提出的文學的主體性理論就是這種虛無存在觀的表現。1988年，我們在《性格轉化論》中對這種虛無存在觀進行了全面的解剖和批判。認為“劉再復認為他提出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正是一個與神本主義相對抗的主體性原理。在劉再復看來，‘社會歷史的運動是從人類誕生的那一天開始的，經歷了“人的否定”這一曲折的痛苦的歷程，最后又問到人自身，當理想社會實現時，人不僅是調節外部自然的強大力量，而且是調節自身內部自然的強大力量，惟其在那時，人的價值才充分獲得實現，人類的“正史時代”才開始。’顯然，劉再復的人物性格的二重組合原理是以理想社會為依據的，是為正史時代服務的。倘若現實生活中沒有這種類型的人物，作家就賦予人物以人的靈魂，即賦予人物以精神的主體性。劉再復的理論出發點是主觀理想而不是客觀生活。”2002年，仍然有人指出：“‘主體性的失落’是主體論文藝學的一個基本命題。它所要說的是：人本來是有主體性的自由的人，但后來主體性失落了，人變成了非人。由此而產生的圖式是：人＝作為主體的人＝個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這里是個體的同義語，因而問題出現了：在人類已有歷史的大部分階段內，大多數個體都并非作為個性化的自由的主體而存在，難道他們不是人嗎？顯然，主體論文藝學所說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實存過和正在實存著的人，而是一種理想原型。用一個預懸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類歷史，就會把某些階段的實在的人類史當作非人的歷史，所以，人——非人——人這個圖式的虛構性是顯而易見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類歷史，只存在人類歷史的不同形態。實際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邏輯貫徹到底，那么，一切實存過和正在存在著的人類史都會被認定為史前史，因為所有實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這樣，人——非人——人的三元圖式就轉變為非人（從古至今）——人（未來）的二元圖式：‘人類社會，今天仍然處于“前史”時代，這種社會是有缺陷的。處于這種社會狀態的人，還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質，作為客體的世界，還不是真正人的對象，它對于人還只有有限的價值和意義，它還不能把人應有的本東西還給人。’人＝理想的人，歷史＝理想的人變為現實的人以后的歷史，因此，符合主體論文藝學尺度的人和歷史都是傳奇化了的，而現實的人和歷史則被判定為‘非人’和‘前史。’”（見《超越主體論文藝學》，《學術月刊》2002年7期）這種從理想出發徹底否定現實的虛無存在觀雖然遭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批判，但并沒有消失。20世紀末以來，這種虛無存在觀在學術領域內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曹順慶以是否具有自己的文論話語為理想目標，否定了近現代以來的中國學者所取得的成就。葛紅兵以是否至善至剛的烈士為目標，棒殺了20世紀絕大多數中國作家。黃力之以是否創造式的發展為理想目標，否定了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文論的發展。這種虛無存在觀是英雄史觀的表現。它只看到歷史上的英雄行為，而忽視了基層民眾的點滴努力。中國當代學術發展既需要積累，也需要突破。任何割裂這二者的關系的企圖都是錯誤的，有害的。
　　我們在深入地批判虛無存在觀和粗鄙存在觀的過程中形成了辯證地批判現實的科學存在觀。這種科學存在觀既承認人的局限性，又承認人的超越性。它既不是完全認同現實，也不是徹底否定現實，而是要求既要看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又要看到現實正是理想實現的一個階段。也就是說，我們針對現實提出某種理想，與人們在實現這種理想時達到了什么程度是兩回事。我們絕不能因為人們沒有完全達到這種要求，就會盤否定他們的努力。這種科學存在觀既反對片面地追求歷史的進步，完全順應歷史的發展，也反對道德理想主義，沉湎審美世界的解放的幻想之中，而致力于社會平等，追求歷史的進步和道德的進一步的統一，維護基層民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提倡中國作家直面現實，感受基層，超越局限，精神尋根，堅決反對有些中國作家遠離基層，浮在上面，迎合需要，精神背叛。
　　這些年來，我們不是走現代學術民主的道路，而是從事現代學術造神運動。人們的目光總是投射在位顯名赫的人的身上，輕視和漠視那些辛勤耕耘、頗有收獲但聲不宏的普通大眾。在一次國家文學大獎評獎中，有些評委不以學術成就的高下和創新與否為標準，而是傾向評一些學術權威的（包括有關系的），這實際上是一種英雄史觀在作祟。因為我們評價某一個階段的學術成就和發展，不能只看權威的。的確，權威之所以成為權威，是因為取得了奠定其權威地位的學術成就。但是，權威不是任何時候、任何階段對任何問題的解決、任何矛盾的克服，都是權威的。否則，就不會出現江山代有人才出、長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學術發展就不可能一代接一代的接力傳遞。
　　為了抵制這種頹風，在我們的編輯生涯中，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發現和造就新人上。可以說這是“黜名家進普通作者”。這雖遭詬病，但我們始終未悔。因為我們深知不少名氣還小的人，只要有了機會，就會成為名氣很大的人。只是這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萬萬不能省略的。看到一個一個人物的崛起，我們想起了中國古代的一個神話故事：精衛填海。陶淵明說：“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滄海雖大，精衛雖小，但精衛這種“猛志”終將戰勝滄海。因此，我們尊重和重視一個一個“精衛”在學術上的努力和奮斗，哪怕他們的學術成就微不足道，但也是構筑學術大廈的一木一石，不可缺少。我們編輯《精衛文叢》，就是希望收集這些古光片羽，記錄他們走過的足跡。
云南藝術學院學報昆明91～92J1文藝理論熊元義/余三定20032003熊元義　余三定　湖南理工學院 作者：云南藝術學院學報昆明91～92J1文藝理論熊元義/余三定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0: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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