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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對市場經濟一般與特殊、倫理精神與市場精神、“是的應當”與“應當的應當”以及道德觀與歷史觀關系的分析，可以斷言，當代中國價值體系的構建應以市場經濟一般與中國特色實踐的交匯點為立足點；其內容不是對市場經濟中實存東西的簡單反映，而是經過批判提煉的人文精神，不是著眼于未來的人們應怎樣，而是著眼于現時的人們應怎樣；在當今變革時代，歷史并不是犧牲道德，而是以特殊的方式發展著歷史的道德，應當避免道德感傷主義。
　　　　　　價值構建的立足點
　　市場經濟是當代價值體系的植根基礎。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的歷史形態，必然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倫理精神，這種經濟形態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出的社會價值體系，必然與以往的經濟形態及其價值體系有質的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一般中的特殊，它首先擁有市場經濟的一般品質，然后才談得上其特殊性，同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價值觀，也應當擁有市場經濟這一經濟形態中產生出的一般價值觀，——在積極的意義上說，這是人類的普遍文明財富，但這種一般價值觀、普遍文明財富又具有當代中國之特色。人類文明的普遍進程與中國現代化建設現實實踐的交匯點，就應當成為當代中國價值體系構建的基本立足點。
　　這種認識問題的方法蘊含以下三個彼此區別但又有聯系的內容：
　　　　1.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的歷史形態，并擁有與其相適應的社會價值觀。
　　迄今為止，人們更多的是在與計劃經濟相對應的意義上認識市場經濟，這固然是必要的，但在筆者看來，以歷史的眼光認識之則更為深刻。人類迄今物質生產活動類型在某個角度上可以說是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原始氏族集體經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商品生產得到相當發展的市場經濟。正是在這種歷史的眼光中，市場經濟才展露出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成為人類社會物質生產活動不可逾越的階段，計劃才真正表現出它自身與市場的內在相通性。伴隨著市場經濟發育、成熟的是人類近代以來文明的演化史。
　　市場經濟通常被理解為是通過市場調節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其實這僅是純經濟范疇理解的狹義的市場經濟。純經濟范疇的市場經濟是抽象的，其在由抽象變為具體現實的行程中，會逐漸蛻去抽象性的純粹性，而變為一種廣義的超越純經濟范疇的社會歷史形態。那種純經濟范疇的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應當具有健全的規范、嚴格的管理、周密的監督，要求有相應的社會文化氛圍，這樣，它就不是純經濟的，而成為由市場運作所觸發變革的一種社會歷史形態。正是市場經濟的這種自我否定性使其獲得現實性。市場經濟建設不僅僅是發展經濟，更重要的它同時是一種社會政治結構、思想文化價值的建設。由于“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那么，市場經濟這一經濟生活基礎之上也就必然孕育出與其相適應的社會價值體系，這樣一種價值體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有自身的必然性與某種普遍性意義，當然，其具體內容及具體評價則應另當別論。
　　根據上述考察問題的思想方法，我們不難得到如此認識：第一，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的經濟發展特殊歷程中包含了市場經濟一般發展進程，資本主義社會所確立起來的特殊社會價值觀中包含了市場經濟一般的社會價值觀。如同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特殊方式下發展起來的社會物質財富是人類的物質文明成果一樣，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特殊方式下發展起來的精神財富也包含人類普遍精神文明成果，當代中國在構建自己的社會價值觀念體系時完全有理由批判借鑒、汲取發達國家的文明財富，當然，這不是說全盤照搬，而是要剝取在那特殊形式之下所包蘊的人類普遍思想文化財富。第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及其價值觀念體系的分析，內中包含了對市場經濟一般及其價值觀念體系分析的方法論意義，因而對于我們今天構建價值體系仍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這是因為：雖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質的區別，不可簡單等同，但這種質的區別又是市場經濟一般內的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亦應具有市場經濟一般的普遍品性。第三，本世紀以來西方許多嚴肅的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其中既有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也有以其特殊方式對人類一般文明進程中矛盾的揭示（如個性化與社會化關系，環境、資源問題，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關系等問題），他們所做的工作，有些對我們有直接的借鑒、啟迪意義。
　　　　2.市場經濟一般的價值觀是從市場經濟中邏輯生長出的價值體系，這種價值觀作為內形式而存在。
　　任一經濟生活方式均會滋生出一定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是生活在這種經濟活動方式中的人們對該生活方式的自覺把握。近代以來所盛行的自由、平等、民主、效率、務實、拜金等思潮，均可以從市場經濟這塊土壤中找到其存在理由。而以往社會歷史中的一切價值觀念體系則在市場經濟生活方式中被批判揚棄，被重新詮釋、整合。在市場經濟這一歷史形態中，一切價值觀念的引導、構建，均必須基于市場經濟這一現實經濟生活基礎之上，即使是傳統的經揚棄后仍有存在價值的價值要求，也應當立足于這一現實生活基礎，并與這一經濟生活基礎相整合。一切有生命力的價值觀念要求，均應當從市場經濟這一現實經濟生活基礎中找到自身的邏輯生長點。事實上，我們今天所倡導的仁愛之心、奉獻精神，即使在某些人看來似乎與市場經濟的現實基礎格格不入，其實，她們通過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通過社會同情、個人同情，通過主體價值的自我實現等一系列中介環節，而能從市場經濟的現實中獲得豐腴的土壤。市場經濟與同情，利益驅動與奉獻，這貌似兩極的存在，經過一系列中介，可以達于統一。
　　市場經濟基礎上產生出的各種價值觀念要求，只有在一完整的價值體系中才能被準確把握。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經濟的歷史形態，其所孕育出的價值要求是多方面、多層次，這些具體的價值要求在那特定的方面、層次，是合理的、善的，有存在的理由，但若離開了這特定方面、層次、從那豐富、完整的價值要求中孤立出來，則有可能變為不合理的、惡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其惡不在于對物質生活、對貨幣的追求，而在于將物質生活、貨幣作為人的存在的至尚的價值要求；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唯經濟技術主義，其失誤不在于發展經濟與科學技術，而在于以經濟、科學技術湮滅了人自身。因此，我們的價值批判就應當是冷靜、全面、理性的，就應當避免兩極跳躍式的粗魯，我們的價值構建、價值引導就應當是全面、系統、辯證的。
　　市場經濟這一現實基礎上孕育出的多方面價值要求，應當是一完整的價值體系（這是由人存在的統一性所規定了的）。價值體系的完整性是指：（1）諸多具體價值要求之間是一種系統的結構性存在， 彼此有層次、側面之不同；（2）諸多具體價值要求間彼此相互制約、 補充；（3）諸多具體價值要求構成的價值體系，自身應當有一價值目的， 這種價值目的應當成為諸多具體價值要求的靈魂，應當成為人身全部活動的軸心，這就是人及其組成的社會的自由、健全與完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的自由、全面、健康發展，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理想境地，正是對這種價值指歸的揭示。古往今來一切有價值的思想體系，均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從某一側面對這個價值目的作了闡述。
　　價值觀念體系總是抽象的，唯其是抽象的，才可能是批判繼承、普遍的。即使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以人及其社會的自由、全面、健康發展為終極目的之價值體系，也仍然是抽象的，在我國當今社會歷史發展行程中，究竟該有何實踐內容，取何實踐形態，仍應從具體實際出發。至于市場經濟一般的價值觀念體系，更是一種抽象的價值存在。這種抽象既不是虛無，也不是實在，而是如康德所說的范型或內形式。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這樣一些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而興起的價值要求之所以擁有巨大的魅力，并不在于其某一歷史時期的具體內容，而恰恰在于其可以包容碩大內容的內形式。具體內容可以時過境遷，乃至可能是虛偽的或虛幻的，但追求人自身自由解放這一活動則是永恒的。當代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價值體系的構建與引導，首先應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之下對諸如此類的市場經濟一般價值觀念的批判繼承，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尋求中國當代市場經濟建設中價值構建與引導中的特殊。
　　　　3.市場經濟一般的價值要求只是當代中國價值構建與引導的前提，其落腳點則應是這種一般價值要求中的特殊蘊含。在這普遍與特殊的連接點上，才可能構建起富有生命力的、既具有全人類因素又富有中國特色的價值體系。
　　當代中國雖然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樣均以市場經濟為自己的經濟歷史形態（盡管彼此之間仍然有程度之別），但卻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念體系，這是由于：（1 ）中華民族有著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古老悠久文化傳統；（2）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是在社會主義制度背景、 基礎上進行的。換句話說，我們的價值構建既不能放棄優秀的文化傳統，又不能放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想。
　　　　　　“實然”與“應然”
　　價值構建與引導應當以市場經濟建設為現實出發點，往往被人們簡單、庸俗地理解為：凡是市場經濟中盛行的，市場經濟直接導向的，就應當在倫理道德中加以肯定與倡導。這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在價值構建中，應當謹慎區別“市場精神”與“倫理精神”。通過這種區別，進一步認真搞清價值構建、道德教育中的“應然”與“實然”關系。市場精神是市場經濟的直接產兒與自然靈魂，是由支配市場經濟運行的價值規律所直接衍生出來的關于市場經濟實質的社會精神。其基本內容是利潤至上與等價交換。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經濟行為，離不開市場精神。不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市場精神是純粹的經濟活動的精神，是純粹的經濟關系（這里“純粹的經濟關系”是在相對于人的意義上而言的，可參見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對此的使用。）它僅僅適用于經濟領域；是純粹的經濟運行的自發取向，而非社會自覺價值要求的凝煉，因而它不能成為調節社會成員相互關系、構建善的社會秩序的基本價值準則。
　　倫理精神不同于市場精神。倫理精神是以“應然”方式所把握的社會發展趨勢、社會成員間關系、社會成員個體操守的應有狀態。倫理精神是種民族精神、時代精神，是人的精神，是人的自覺價值追求。倫理精神不是對市場精神的簡單肯定，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更深層次上反映市場經濟活動，從市場精神中提煉、升華出某些合理的倫理價值要求。市場精神不過是人文、倫理精神得以產生的原料，人文、倫理精神則包含了市場精神提煉后的精華。
　　市場精神不能作為社會價值指導體系直接倡導內容，相反，市場精神必須納入一定的倫理精神指導之下，并借以獲得合理的價值運行導向。任一事物，并不能因其在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并為市場經濟所直接倡導，而能自動獲得價值倡導的合理性。
　　價值觀念體系總是以應然方式存在的，正是這種應然性，凸現了其批判性、引導性、超越性功能。應然雖不等同于實然卻有其一定的實然基礎，應然雖不等同于理想但其中卻包含了理想性，應然在某種程度上還意蘊完滿至善，不僅如此，應然自身甚至還擁有時間矢量，它總是超越現在的。然而，在價值體系構建與引導中的應然自身仍然有個“定位”問題，究竟是“是的應當”還是“應當的應當”？“是的應當”是現在、現實存在的應當，“應當的應當”是將來的應當。盡管二者都各有其合理性甚至相通性，都是值得追求的，但在實踐中卻表現出明晰的邏輯次序關系。一旦這種邏輯次序發生顛倒，應當的甚至也會嬗變為不應當的。
　　一個價值體系要能真正統攝人心、凝聚民眾、催人奮發，就應當是合理的，是既可欲又可行的。可欲指其內容的善美性，值得追求；可行指其不僅應當且能夠追求，能夠化為民眾的普遍實踐，所謂可求而可得。價值體系的這種合理性同時即表明其現實性品性。“是的應當”不僅具有善美的目的，而且同時具有現實的實踐基礎，“應當的應當”盡管其目的值得向往與追求，但其基點則是尚待實現的未來，因而只是一種可能性，甚至還不是現實的可能性。我們應當認真區別“當下的人們應該怎樣”與“完善理想社會中的人們應該怎樣”，我們的立足點與出發點只能是現實的社會存在狀態。
　　然而，于此又必須考慮以下兩個問題：其一，事物并非是單向度的過去、現在決定將來，將來甚至可以決定現在，現在總是受未來引導的，人們的自主選擇活動可以改變歷史的具體行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此為復數）是他自己所意欲成為的人，社會是她所設計要成為的社會，如是，理想社會狀態又是不可回避的，這樣，我們的價值構建與引導就應當既不能超脫于現實，又不能超脫于理想，既有理想的召喚與指引，又有現實的基礎；就應當立足于現實，不謅媚于現存，在現實中尋找理想及通向理想的現實途徑。其二，“是的應當”又應是向“應當的應當”過渡的，缺少這種過渡能力的價值體系是非開放、非連續性的，缺少一以貫之的靈魂，缺少生命力。一種價值體系，不僅應引導民眾、社會當下應怎樣，還應蘊含著未來該如何的基本內核。完全是當下的，難以逃脫媚俗的窠臼。若將上述兩個問題歸納整理，則又進一步演化成價值體系構建與引導中的另外兩個問題：
　　第一，價值體系的層次性與層次間的遞進性。價值體系總是有一定的層次結構的，價值引導、道德教育應當循序漸進。一個人、一個社會若失卻高尚的價值追求、崇高的價值目的，固然令人担憂，但若人失卻起碼的做人準則、行為規范，則不僅令人担憂，更令人可惡、可悲。當今一些人不僅缺少崇高目的、遠大理想，更缺少做人的基本準則、公共生活道德。什么官德、醫德、商德、師德，什么社會風氣、民風、黨風，什么民族氣節、人格尊嚴等等，往往最終都通到做人的基本準則與基本道理。很難相信，一個連做人基本準則都不具備的人會有高尚的情操、善的價值目標。如有，那往往會是冠冕堂皇、道貌岸然背后的卑鄙齷齪。不同的人應當有不同層次的價值要求，不同的人都應當從做人的最基本準則實踐起，崇高價值理想應當是這種實踐基礎上的進一步升華。在倫理道德、價值引導中，應避免拔苗助長。
　　第二，人們行為的合乎律令與本乎律令的內在邏輯。人并非天生就是道德君子，人的價值觀念提升過程是在實踐中的由他律到自律、自由，由合乎律令到本乎律令的過程。在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社會成員普遍存在價值重構的問題，此時，由合乎律令向本乎律令的過渡更表現為集體的行為。不過，人們往往在感嘆“道德淪喪”的同時，又對那些因利益制約而合乎德性的行為表現出某種不以為然。確實，合乎律令畢竟缺乏善的動機與目的，缺乏優美靈魂，故遠遠遜色于本乎律令，有必要向本乎律令引導。不過，合乎律令又確實表現出了與本乎律令的某種相似性與相通性。習慣成自然，沒有合乎律令，哪來本乎律令？康德所推崇的優美靈魂、善良動機，只是人們道德修煉的結果，而非是起點。當人們以各種方式體驗到了善的道德規范要求時，才談得上進一步接受這些規范、要求。由合乎律令向本乎律令的過渡，關鍵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利益誘導的方向、強度與持續性，一是社會成員自身對這種行為的體悟。筆者曾提出道德教育中應注意利益誘導，看來，在當前我們的價值體系構建與引導中亦必須強調利益誘導，必須強調價值導向與利益誘導的一致性。這種利益誘導盡管有某種弊端，但至少在目前，它既有益于善端的培育，又是社會公正秩序的表征，利大于弊。事實上，利益誘導也是一種價值導向，當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價值導向與利益誘導相矛盾時，往往總是利益誘導在事實上引導著人們的價值方向。這樣看來，賞善罚惡，強化法制建設，健全社會公正秩序，亦是價值構建與引導的題中應有之義。
　　　　　　道德觀與歷史觀
　　社會轉型中的價值構建同時就是價值批判，無論是價值批判還是價值構建，都存在一個判斷標準問題。對當前道德現狀及其發展趨勢認識上的“爬坡論”與“滑坡論”的激烈爭論，其背后隱藏著的正是這樣一種有關價值判斷標準的爭論。在我看來，應當跳出就道德論道德的狹隘局限，在更為寬廣的社會歷史背景中認識道德及其變化，用哲學術語表達就是尋求道德觀與歷史觀的統一，道德是歷史的。
　　道德是歷史的，這有兩層含義：其一，道德價值體系的變革性；其二，道德價值體系從社會歷史中獲得自身的規定性與存在的合理性。轉型時期的社會將道德價值體系的這種特征強烈地展露出來。在通常情況下，道德價值體系在歷史的行程中從社會歷史獲得自身的規定性與存在的合理性，并通過這種規定性與合理性使自身成為穩定的價值標準，天長日久，以致人們常常忽略了其背后的規定性，而將其看作是至尊的價值評價標準。然而，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們卻強烈地感受到道德價值體系的變遷，強烈地感受到作為價值評價標準的道德價值體系現在必須從發展了的社會歷史中獲取新的內在規定性。此時，若固執于既有的評價體系、思維習慣，必會陷入深深的迷惘與無所適從之中。
　　道德是發展著的，這在現時的理解中更應當注意：
　　第一，社會轉型時期的道德價值規范有個由無序向有序的轉化期。在兩種價值規范體系交替時，會有這樣一段時期，既有的價值規范體系被沖擊、批判，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這時，一方面，由于價值規范體系的失落與缺失，或者導致普遍的迷惘無所適從，或者致使沉渣泛起，另一方面，由于既往的善惡各自向對立面的運動，或者導致普遍的失范混亂，或者出現了代表未來更加成熟善美的道德價值體系的雛形，這種雛形本身就意味著某種惡存在的可能，這時的社會會表現出普遍的無序。這個無序是兩種價值體系轉變交替時期出現的必然社會現象，是向新的有序過渡的難以避免的環節。對這種無序，一方面不可聽之任之，以免留下深刻的歷史隱患（恰如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個人主義泛濫而導致的惡果），另一方面亦無須過于大驚失色，重要的是通過扎實的行動使新的價值體系盡快確立。
　　第二，道德同其他事物一樣，其發展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在社會轉型劇烈變動時期，人們對經濟與倫理的矛盾有強烈的感受，并感嘆歷史在以道德為代價發展經濟。其實，人們這種疑問的提出方式就值得疑問。歷史并不是以道德為代價，而是以特殊的方式發展著歷史的道德。道德價值體系的躍遷，新道德價值體系走向成熟，是一個辯證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確實失去某些真實善的東西，它們令人懷念、感嘆、惋惜，并在情感上留下某種強烈的刺激，不過，這只是事物在其展開過程中由于自我否定性所失去的，何況，當其達于成熟、至于合題時，會重新將已失去的某些真實性的東西收回自身，彌漫于當今世界的返樸歸真要求正是這種重新收回已失去的某種真實東西的兆示。筆者曾在一書中認為道德是人們智慧生活的方式與能力，這種能力只有在變革社會的現實活動中通過不斷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才能得以提高。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本身就隱含著某種代價前提。當然，歷史在自身的發展行程中，以人們通常所感覺到的這種方式解決經濟與倫理的矛盾，固然蘊藏著深刻的歷史辯證法，但是歷史自身亦表明以這種方式解決矛盾的結果是人類社會、歷史自身在巨大的代價中發展。這種代價并不僅僅指暫時的某種價值體系的失落、混亂，暫時的道德“淪喪”與“頹廢”，不僅僅指歷史有時似乎以暫時的道德為代價尋得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指以犧牲一部分人為代價尋得社會的發展，以犧牲人的某些方面為代價求得人的發展，這種發展的結果是畸型的，速度是緩慢的，代價是痛苦的。人類既往歷史發展之所以采取這種解決矛盾的方式，亦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人類的理性實踐能力不僅有一個提高過程，更重要的是人類尚未為自身創造出較為完滿地解決問題的歷史條件。道德、人類歷史，在理性上說應當系統整體協調發展，但在實踐上卻表現出“扭動”不平衡發展形式，這既有經濟生活在全部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基礎地位原因，也有事物展開的過程性，人們認識的過程性、反復性等原因。人類的理性批判則又不斷使這種“扭動”不平衡發展在宏觀上矯正為協調進步。諸如道德價值引導中，由過于強調整體性到對個體性的弘揚，再到整體與個體的辯證統一，就是這樣一個于實踐中在理性價值批判指導之下，通過矯正而表現出協調發展的過程。
　　第三，道德價值總是具有批判性的，沒有批判性既無其引導性，但不可以道義的批判代替歷史本身的批判，更不可陷入道德感傷主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高出于前人之處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始終立于唯物史觀的高度，在歷史的行程中考察社會、認識歷史及其道德現象。以對殖民主義的態度為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把歐洲殖民主義擴張現象看作是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趨勢造成的必然結果。他們多次強烈譴責了殖民地統治的卑鄙骯臟，但又冷靜地分析了殖民主義擴張的實際后果，并以歷史的眼光支配這種認識，避免了由于簡單的道義譴責而可能導致的歷史淺薄的失誤。對社會歷史現象乃至道德自身的分析，不能基于簡單道義的，而應基于歷史的。道義本身就是發展著的、歷史的。離開了歷史的眼光，道義就將失去它的現實內容。不過，若在結構轉型時期，在社會歷史過程中，道德價值真的是那么不屑一顧，那么，道德價值就只不過是人們的掌上玩物，就會失去存在的理由，顯然，歷史的批判自身內在應當包孕道德的批判，歷史包含了道德。
　　歷史是人的歷史，道德是人的道德，無論是歷史還是道德，均是人類爭取自由解放的現實活動的結晶，因而，人的價值或人的尺度就應當成為歷史、道德的價值與尺度。對于前述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待歐洲殖民主義擴張的態度，人們很可能認為他們奉行了雙重標準，這種看法至少是膚淺的。只要仔細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觀點及其一貫思想，就不難發現他們事實上有著一個統一的價值評價尺度，或者說，他們至少給后人指出了解決問題的原則方向，這就是在人類自由解放、全面發展的歷史行程中思考問題。人的價值既是道德的價值，也是歷史的價值，人的尺度既是道德的尺度，也是歷史的尺度。若以此來審視以往的全部歷史，審視當今社會，在道德評價與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歷史評價的尖銳對立背后也可以發現二者相通之處，在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之下，可以勾勒出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的輪廓，揭示出人類精神世界變化的一般趨向。
　　道德感傷主義是具有濃厚懷舊情緒的、以某種既有不變的道德價值體系為唯一評價尺度的、對社會歷史現象的一種評價態度。它往往發源于對社會變化中的無序的感嘆，盡管它可能包含著對新的道德秩序的向往，但在情感上實際上仍懷戀著舊的道德秩序及其價值體系。在社會轉型時期，與其有幽古之情趣，莫若奮起促使社會由暫時的無序向新的有序的轉變。在改變這不太完美的環境中，使環境與人都逐漸變得完美起來。
江海學刊　　南京　　94～100B1哲學原理　　高兆明19981998　　高兆明，1954年生，現為東南大學哲學與科學系教授。 作者：江海學刊　　南京　　94～100B1哲學原理　　高兆明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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