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美學應該高揚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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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當代美學的研究和建構應該高揚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一種以人為中心、高度肯定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倡導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思想和態度,它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為了高揚人文精神,研究和建構中國當代美學,就應該充分了解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精神的特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體論和能動的反映論,走向“自由創造”的創造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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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的中國正處在又一次重大的社會轉型時期。在社會轉型的總體過程之中,美學當然也面臨著一個重要的轉折。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有著極其豐富璀璨的美學思想、審美文化,卻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美學。中國美學的正式誕生是在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之間的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以后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美學一直在艱難而緩慢地行進之中。在這個期間之內,美學雖然在中國誕生了,可是一直是在西方美學的籠罩之下,因而具有全盤西化的主流特征,并且主要屬于西方資本主義殖民文化范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美學在社會的又一次重大轉型時期之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有了嚴格意義上的美學和美學理論,并且在50—60年代展開了一次全國性的美學大辯論。這個期間的中國美學已經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主導地位,但是受到前蘇聯美學和國內極左政治思想的嚴重干擾,因而在美學的建設上既掃蕩了中國古代傳統美學思想,也排斥了西方美學,成為了當時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時的中國美學雖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美學以及批判融合中西美學遺產方面,都有重大的不足。中國美學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設具有自身特色的當代形態,則是80—90年代社會又一次重大轉型時期的必然結果。現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美學,已經成為了美學界大多數學者專家的共識。然而究竟如何具體來建構中國當代美學體系,意見卻不一致,甚至大相徑庭。
  我們認為,面對著當前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問題,特別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大潮洶涌,價值取向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共存,整個社會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虛無主義和全盤西化等思潮的悄然流浸,當代中國美學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高揚人文精神,融合中西美學,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顯示出中華民族的特色。其中高揚人文精神更是至關重要。
      一
  為什么高揚人文精神是當代中國美學的建構和發展的關鍵?這就涉及到人文精神的涵義及其與美學的關系。
  眾所周知,我們所生存的地球,在人類誕生之前是一個自在的自然界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之中,一切存在物都是自在的,既無自為的行為也無自為的意識,一切都受著大自然的必然性規律的支配。經過了漫長時間的變化發展,在這個自在的自然界之中,人類經過艱難奮斗,在生產勞動之中自我生成了。人類的自我生成給整個地球上的自然界帶來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個自在的大自然系統發生了裂變,出現了質的飛躍。一個自在而又自為的人類成為了整個自然界的軸心。隨著人類的長期實踐活動,自然界成為人類的實踐和認識的對象,成為了人的對象性存在,成為了與人關系密切的、能夠確證人的本質力量的“人化的自然”。與此同時,人類本身也在長期不斷的生產勞動過程之中從整個自然界之中獨立出來,把自身當作認識的對象和實踐的對象,并把自身與整個自然界分離開來加以認識,產生了自我意識。這樣人類本身也被“人化”了,越來越與自然界(特別是動物界)相分離,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狹義的人。也就在這個人類改造大自然和人自身的漫長過程之中,人類創造出了一個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必需的、與大自然相對的存在——社會。社會,既是人類的又一方面的生態環境,也是人類實踐和認識的對象;社會,既是人類的創造物,也是人類的制約者;社會,既是物質的產品,也是精神的產物;總之,社會,既是自在而自為的,又是人為而為人的。
  這樣一來,整個地球,由于人類的出現就形成了三個世界:自然世界、人的世界、社會世界。這三個世界,既相聯系,又相區別,同時又都是人類的實踐和認識的對象。因此,在改造和認識這三個世界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就形成了三大類科學: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由于這三者在以人為中心的基點上有著一些具有共性的、最一般的規律問題需要研究,這就產生了統攝這三大類科學的學問——哲學。自然科學研究自然界、自然事物、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社會科學研究社會、社會事物、社會現象及其規律。而人文科學則研究人本身,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產品、精神現象及其規律,尤其要研究根源于人的精神需要的價值和價值體系。
  人文精神的涵義就內在于人文科學之中。
    人文科學, 或稱人文學科(humanities ), 拉丁文詞源為humanitas,意即人性、教養。歐洲14—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中, 在同“神學學科”并立的意義上開始使用這一名詞并廣泛流傳,指以人和自然為對象的世俗的學問〔1〕。19世紀以來, 人文學科作為獨立的知識領域,與自然科學相對立。德國哲學家首先提出人文學科的一般理論。W·狄爾泰稱此學科為Geistes Wissenschaften(人本科學),而H·李凱爾特則把人文學科稱為Kulturwissenschaften(文化科學)〔2 〕。人文學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學也非社會科學的學科的總和。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構成一種獨特的知識,即關于人類價值和精神表現的人文主義的學科〔3〕。由這種人文學科的涵義, 相應地產生了人文主義的思潮。人文主義(humanism)是文藝復興文化的主題。因為這個思潮的代表人物活動的領域和研究的對象是人文科學,又因為他們的基本思想是提倡屬于人的東西和以人為中心,故稱之為人文主義思潮〔4〕。
  由此可見,從西方文化來看,人文主義思潮來源于人文科學的確立和發展。正因為人文科學的研究中心是人類的價值和精神表現,所以人文主義的思想也就是以人為中心,提倡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強調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把這種產生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基本思想加以概括化、抽象化也就形成了一個比較寬泛的范疇:人文精神。因此,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人文精神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思想,是一種肯定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人生態度。從人文精神的這個產生順序(人文科學→人文主義→人文精神),我們也可以說,人文精神也就是從特定的角度對人的本質的反思,因而人文精神就離不開對于人的本質的具體界定。正因為14—16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們對于人的本質的理解還是抽象的(非歷史具體的)、偏重于感性的(反神學禁欲主義的),因此,那時的人文主義者所理解的人文精神就具有資產階級抽象人性論、享樂主義的性質。
  再從中國文化方面來看,“人文”二字最早出現在《周易·彖傳》:“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張岱年認為:“天文指自然現象,人文指人類的精神生活的各種形式。儒家高度肯定了文化的價值。”〔5〕龐樸則認為, “在這里,‘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條理,二者各有所用,相得益彰。”〔6〕劉綱紀則認為,“‘文明以止’即是一切文飾、 美飾均須止于禮義,符合禮義的要求。……由于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切文飾、美飾均須符合于禮義,因此這種‘文’是《荀子·禮論》所言‘九義之文’,為人類所特有,故稱為‘人文’,以別于前述的‘天文’。這個‘禮義之文’即‘人文’,如《周易正義》孔穎達疏所指出,是‘詩書禮樂之謂’。”〔7〕因此, 中國古代所謂“人文”主要指區別人與動物的人類所特有的文化、文飾、美飾等精神價值及其存在形式。到了近代,人們就用“人文主義”來翻譯humanism這個含義十分廣泛的詞。這里順便要指出的是,humanism這個詞對應著漢語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這樣三個詞,這是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個外來語的意譯。人文主義是從價值論的角度,人道主義是從倫理學的角度,人本主義是從本體論的角度,但都是圍繞著以人為中心這一內核來說的,也都與人的本質相關。因此,從中國文化方面來看,人文精神就相當于人文主義,是在中國古代“人文”含義的基礎上,融合了從價值論角度對humanism一詞的理解的結果。可以說,人文精神也就是中國人的人文主義,不過中國人的傳統思維方式不大喜歡成體系的“主義”之類,說成“人文精神”更為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傳統。由此可見,從中國文化方面來看,人文精神也是指以人為中心的思想,指肯定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倡導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人生態度。它同樣與人的本質問題密切相關。
  說到底,人文精神也就是從價值論的角度對人的本質的闡釋,而且更主要的是從精神需要出發對人的本質進行價值論的說明。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們認為,人的本質最主要的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最內在的,人的需要即是人的本質。人不僅有物質性需要,而且有精神性需要,因而他不同于僅有物質需要的動物,而且人的物質性需要還要受精神性需要的制約和范導。第二層次是根本性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活動是人的本質的主導方面。由于有了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因而人就依靠自由自覺的創造活動,首先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制造和運用工具的勞動,從動物界分化生成出來成為人。第三層次是現實的,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一切自由自覺的活動,特別是最基本的物質生產,是在人與人組成的特定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之中進行的,因此一個現實的人,從事現實活動的人,就是一個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人的本質,大體上就是由這樣三個層次組成的,但是最根本的、最關鍵的層次,還是自由自覺的創造活動,因此,馬克思說:“自由自覺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的特性。”“正是通過對對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實際上確證自己是類的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他的能動的、類的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創造物和他的現實性。……并且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8〕
  因此,我可以最簡潔地說,人文精神就是充分肯定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的價值觀念和人生態度。
  根據以上論述,人文精神就是中國當代美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了。首先,美學應該定位于人文科學之中。美學是以藝術為中心研究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的科學。它以人的審美需要為內在依據,具體研究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而藝術是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的最集中的、最高級的形態,因而是它的中心研究對象。因此,美學是通過人與現實的審美關系的種種表現形態來研究人的,它也就只能是人文科學。其次,美學研究的一切具體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人文精神相關。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可以具體展現為審美主體、審美客體、審美創造這樣三個大的方面,而各自又涉及到一些具體方面。審美主體:美感的產生和發展,美感的性質和特征,美感的心理因素;審美客體:美的本質,美的形態,美學范疇;審美創造:藝術哲學,審美教育,技術美學。其中無論是美感、美、藝術,都離不開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也就是與人文精神密切相關。我們認為,美就是顯現自由的形象的肯定價值。美感就是人類在他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因而,也就是自由創造的心理反映。藝術是自由的審美創造,審美教育是創造優美心靈的自由活動,生產勞動也是按照美的規律進行的自由創造。再次,美學所內蘊的人文精神在當前的社會轉型過程中日益顯示出來。經濟的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得商品的審美價值成為了市場競爭的重要參數,商品的包裝、廣告都要充分地從美學上顯示出人文精神,當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悄悄吞噬著人們的心靈時,在人們驚呼“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時,審美教育和藝術教育也就最充分地引起了國家、社會和教育部門的重視,各地各類藝術節的不斷舉辦,教育方針中對于美育的規定,國家教委主辦的全國省區教委主任美育理論研討班舉行,國家教委關于加強中小學藝術教育的通知的傳達,這一些都是明證,證明美學在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人文精神的最突出表現。
      二
  中國美學的人文精神,不僅在今天最為突出地表現了出來,而且,自古以來,中國的美學就是最富于人文精神的,而且中國美學的人文精神還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龐樸在《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論綱)》中說得非常明白:“放眼整個世界,拿希臘、印度、中國這三大古老文明做比較,人們會承認,以倫理、政治為軸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學宗教體系的中國文化,倒是更為富有人文精神的。”〔9〕
  如前所述,無論西方文化還是中國文化,人文精神都與人文科學相關,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思想觀念,充分肯定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人生態度,都應該與人的本質(主要應為自由自覺的創造)密切相關,而美學則應該內在地蘊含著人文精神,美學是一門名符其實的人文科學。但是,由于具體的環境、背景、條件的不相同,中國美學和西方美學所各自具有的人文精神又顯示出不同的型態,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眾所周知,我們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在文明和發展的進程之中,走過的是一條與西方古希臘羅馬民族完全不同的路徑。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文化是倫理型的,西方文化則是科學型的,在這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人文精神也就會不同。由于我們的祖先很早就在中華大地上從事著農業的自然經濟活動,這種生產方式一直在中華民族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組織之中占據著絕對統治地位。因此,當生產力發展到由原始公社制社會進入奴隸社會時,我們沒有古希臘羅馬民族那樣依靠強大的商品經濟的奴隸主階級,因而也就無力去清除原始社會的血緣關系的組織系統和生活方式,相反,我們中華民族卻相當完整地保留了氏族公社的血緣關系的組織系統和生活方式,數目眾多的大大小小宗族血緣集團,構成了一個等級森嚴、禮法嚴格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這樣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使得人們對待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態度,主要依據于血緣關系的親疏,而不是依據于外在于血緣關系的商品交換關系。因此,人們生存的價值取向就具有了最為明顯的倫理作用,人們的生存意識傾向于人與自然的統一,因而在人們的思維方式上就是一種整體的模糊性思維。這樣就鑄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倫理型文化,并且在這種倫理型文化的沃土中生成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向內求善”的民族性格,而不同于導源于科學型文化的西方人總體上“向外求真”的民族性格。這樣的文化和民族性格,再加上以后二千多年的穩定發展的農業自然經濟的反復鞏固、累積,就形成了我們的民族文化和傳統民族性格。這樣的傳統文化和傳統民族性格必然地表現在民族共同生活的各個方面,并在每一個民族成員的生活之中有形無形地顯現出來。它表現為我們中華民族“向內求善”的傳統審美心理,并且形成了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精神的特征。
  第一,中國美學的人文精神更具有主體性,強調審美和藝術以人為本位。
  這從中國的“人文”一詞的來源與西方的“humanism”一詞的來源就可以見出其根本差異。中國的“人文”一詞是與“天文”相對而提出來的,而且人文與天文是統一的,具有“天人合一”的總體趨勢,而西方的“人文主義”則是與“神文主義”相對而提出來的,因而從總體上講是“天人相分”,倒提倡“神人合一”。這樣一來,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始終放在主動的地位,十分強調人的主體性,而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始終籠罩在神學(特別是基督教)的陰影之下,因而人的解放、人的價值、人的尊嚴總離不開對上帝壓制的反抗,具有很明顯的被動性,而且人總處于與自然相對立的地位上,人的一切價值實現都依賴于自然客體本身。因此,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就最典型地體現為“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而西方的人文精神則最典型地顯示為“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這樣的人文精神的差別反映在美學上就是,中國美學更為突出強調審美和藝術的主體性和人本性,西方美學則執著于審美和藝術的對象制約性和受動性。這最明顯地體現在藝術本質觀上。
  西方美學中從古希臘羅馬開始一直到19世紀為止,關于藝術本質的觀點是以摹仿說為基點,經歷了鏡子說,奠定在再現說上。無論是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摹仿說,還是文藝復興時代的鏡子說,抑或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再現說,都強調了對象(自然、社會、生活)的制約性,主體的受動性,因此,占主流地位的文藝美學信條是:向外求真,真實性(摹仿的、再現的真實)是文藝的生命。這種西方傳統美學的人文精神主潮,到了20世紀初才有了改變,唯意志主義、直覺主義、表現論的藝術本質觀才逐步興起發展。
  中國的傳統美學思想的藝術本質觀則主要表現為“詩言志”,“詩緣情”,“文以載道”,“書,心畫也”,“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這些說法都把文藝當作人本身內在的心性、志情、道理、感興的外在表現,突出了藝術家的主體創造性和心靈主動性,因而占主流的文藝美學信條是:向內求善,美善相樂,盡善盡美,政治倫理教化是文藝的生命(興、觀、群、怨)。中國美學的這種傳統觀念,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之中。
  第二,中國美學的人文精神更具有情感性,強調審美和藝術的情感定位。
  毫無疑問,人是一個自然(肉體)、社會和精神三方面的有機整體,就精神方面而言,人又是認識(知)、情感(情)、意志(志)的辯證統一體。但是,人的精神之內既有知、情、意的不同方面,在三者構成完整統一體時這三方面的分量和構成以及主導方面也會顯示出民族、時代、個體等等的差異。而我們看到,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就更富于情感性,而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就更富于認識性。
  長期穩定的農業自然經濟使得中華民族對土地有著深厚的感情,不像游牧民族和經商民族那樣飄浮不定,與大自然相對立,宗法血緣關系使得我們中華民族最講人倫之情,不像西方民族那樣把一切人倫關系都轉換為交換關系。因此,我們的文化是最講情感的文化,在這種文化土壤上滋生出來的審美活動和藝術活動自然就十分講究情感,最具有充沛感情。這樣就比較準確地把審美和藝術定位在了它們自身的本位之上。因此,“詩緣情”的詩論,“情動于中,故形于聲”的樂論,“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舞論,“不平則鳴”的文論,“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蔡邕)的書法論,“以形寫神”的畫論,就在各方面接近了審美和藝術的本根。可以說,強調審美和藝術的情感性的美學言論,在中國古代的詩話、舞論、畫論和樂論之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第三,中國美學的人文精神更具有倫理性,強調審美和藝術的人格化和教化作用。
  我們知道,人的精神性需要有認知需要、審美需要、自我實現需要,它們分別與人們的高級感情相關聯,從而對應地形成了人的理智感、審美感、道德感這三種高級情感,而且理智感往往與人的認識活動相通,道德感則與人的意志活動相連。由于西方文化偏向于認識活動,因而西方人即使在審美活動中也容易由審美感經由理智感而向認識活動傾斜,構成了西方美學的人文精神的認識性,也就是在審美活動中向外求真,注重審美活動的認識功能。相反,由于中國文化偏向于感情本身,而且對于情感的人倫方面尤為注重(這是宗法血緣關系濃重的氏族社會的遺存和長期農業自然經濟鞏固、累積的結果),因此,中國人在審美活動中也往往容易經由道德感而與意志活動相溝通,形成了中國美學的人文精神的倫理性,也就是在審美活動中向內求善,關注審美活動的倫理政治的教化功能,特別是講求審美和藝術中的人格化和教化作用。
  《左傳》中有“文物昭德”的記載:“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文,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桓公二年》)《國語》中記載了伍舉論美:“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楚語上》)《尚書》中記載著藝術的教化作用:“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柔,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虞書·舜典》)孔子更是明確了文藝的倫理政治功能: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墨子的“非樂”也是從政治倫理的角度來看待文藝的功利主義的、倫理主義的理論觀點。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就完全是從人格化和教化的人文精神上來看待美和大等美學范疇。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莊子的“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都是從事物與人的目的性是否一致來評判美質的。至于傳統美學中的“比德”的自然美論點,從孔子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荀子的“夫玉者,君子比德焉”,到《離騷》的香草美人之比,再到梅、竹、菊、蘭的中國繪畫“四君子”,真可謂不絕如縷。茲不贅述〔10〕。
      三
  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精神之主體性、情感性、倫理性等特征,當然是中國當代美學高揚人文精神以建構自身完整體系的基點。不過,由于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精神是歷史的產物,帶有時代和民族的難以避免的局限性,比如它的唯心主義,思維方式的素樸和模糊,強調個體服從群體的倫理傾向等等,所以,當代中國美學要真正能夠高揚人文精神以構成完善的體系,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揚棄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精神的特點,吸取西方美學的人文精神的特點,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美學體系。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實踐本體論和能動反映論,建設當代中國的自由創造美學。
  所謂實踐本體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存在論或社會本體論,馬克思恩格斯稱之為實踐的唯物主義(《德意志意識形態》),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它以自然本體論為基礎來闡述人類和人類社會的本原。實踐本體論認為,以物質為本原的自然界是人類產生的自然前提,在自然界本身的矛盾運動中人類產生的自然條件逐漸成熟;在這樣的前提條件下,人類經過以物質生產為中心的自身的實踐活動,逐步脫離了動物界而成為與自然界相對存在的社會存在,并且組成了社會、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社會產物(包括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等社會的存在;總之,以物質生產為中心的實踐活動是人類和社會及一切社會存在物的本質,人類通過生產勞動實踐而自我生成并創造了整個人類社會,同時也改造了自然界,從而形成了“自然——人——社會”相統一的整個世界。實踐本體論的產生是世界哲學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革命變革,它科學地揭示了人類及其社會的生成過程,是以前任何哲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沒有可能提出的一種科學的歷史觀、社會觀、哲學觀。
  實踐本體論最充分而鮮明地顯示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文精神。它充分地肯定了人類自身通過生產實踐和其他實踐活動的自身生成,也就是說,是人類自己的實踐活動(特別是物質生產實踐)創造了人類本身以及人類社會。它也令人信服地證實了,人類的個體和群體的價值是在改造世界(自然、人本身、社會)的社會實踐中實現的。它更以無懈可擊的邏輯力量揭示了,人類可以既按照自己所屬的物種尺度進行生產,也按照一切物種的尺度進行生產,人類還可以擺脫狹隘的實用需要而自由地進行生產,并且可以自由地對待自己的產品。因此,人類也就是按照美的規律塑造物體,進行生產。這樣,實踐本體論在高度肯定人的實踐活動的社會本原意義的同時,也就高度肯定了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解放,也就是最科學地闡釋了人文精神,把人的自由自覺創造歸原為人的本質的核心層,由此而揭示了人文精神的真正意義,作出了人文精神的當代闡釋,并且由此很自然而合乎邏輯地導向了美學的當代型態。
  實踐本體論給中國當代美學的研究和建構提供了最堅實的、最富于人文精神,因而也就是最切近美學本身的邏輯起點——實踐。正是由于人類的實踐活動,自然界向人類和人類社會生成,也正是在人類的社會實踐之中,在以物質生產為中心的人類一切生存的感性活動之中,人類改造了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使自然界人化了,人本身也人化了,因而在實踐所生發出的審美需要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人對現實(自然、人本身、社會)的審美關系,當這種實踐達到了一定的自由程度,即達到了自由創造的高度時,也就產生了對象的美和人的美感,同時也產生了集中表現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和自由創造的人類精神產品——文學藝術。這樣,由潛在地蘊涵著人文精神的實踐出發,研究和建構當代的中國美學,實際上就把真正的人文精神顯現出來了,即高揚了人文精神。
  因此,人文精神的最一般含義——自由自覺的創造,在實踐本體論的內在運動過程中又必然地走向了創造美學和藝術創造論〔11〕。
  所謂能動的反映論,是馬克思主義關于認識及其規律的理論。它是在實踐本體論的基礎上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即以實踐為基點的能動的反映論。它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動力和源泉,人的認識是一個以實踐為中介的由感性認識向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一切人的認識都是在社會實踐中人腦能動地反映客觀對象的結果,一切認識的過程都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以至無限的實踐過程,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可見,能動的反映論,同樣是最富人文精神的,它把人類實踐的自由自覺的創造精神在認識論領域內充分展示了出來。但是,由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極左思想的惡劣影響,能動反映論的這種自由創造精神被忽視了、簡單化了,以致在哲學、美學、文藝學中“能動的反映論”一詞幾乎成了極左思想的代名詞。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應該予以澄清。
  能動的反映論,在認識論的層面上,給中國當代美學灌注了人文精神,并能把中西美學的優長融合起來,形成廣泛而深入地展示自由自覺創造精神的審美意識理論,以肅清美學領域中機械反映論的不良影響。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正是依據了以實踐本體論為基礎的能動的反映論,才科學地揭示了審美意識(美感)的自由自覺創造的本質,也就是展現了審美意識的內在的人文精神。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人類的審美意識看作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產物,把美感的真正實質規定為:人在他所創造的對象世界中直觀他自身,是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還總結了審美意識的特征:感覺通過自己的實踐直接變成了理論家(積淀了理性的直覺性),囿于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只具有有限的意義(隱含著功利性的超功利性),對于每一個人來說任何一個對象的意義都以他自己的感覺所能感知的程度為限(合規律和合目的的自由創造性)。馬克思還把藝術(包括創作和欣賞的審美活動)當作一種對世界的特殊的“實踐—精神的”掌握方式。列寧在《哲學筆記》中還指出“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并且創造客觀世界”。諸如此類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表述,都在認識論的范圍內科學地揭示了審美意識的自由自覺的創造精神,為我們進一步進行當代中國美學的研究和建構奠定了科學的認識論基礎。
  同時,能動的反映論還可以整合中西美學的優長,形成更符合當代發展的趨勢。如前所述,中國傳統美學具有主體性,情感性和倫理化的特征,而西方美學總體上具有對象制約性、認識性和科學化的特征。而能動的反映論,站在認識論的范圍之內,十分注意認識過程中人的實踐和精神兩方面的主體能動性,因而就可以把審美意識中的主體性和對象制約性、情感性和認識性、倫理化和科學化,較合理地融合起來,形成既有中國特色的,又融合了西方優長的,盡可能完善的審美意識的理論,從而在當代哲學和當代科學的高度上真正實現中國美學的“天人合一”,“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意象歸一,情理融合,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境生象外,物我感興,物我相忘的最高審美意識理論的境界,逐步整理出融貫中西的美學范疇體系。
  正是在以實踐本體論和能動反映論為基本哲學前提的條件下,當代中國美學就必然地走向了“創造美學”。而在創造美學的大旗上極其醒目地標幟著“自由創造”的人文精神〔12〕。
  注釋:
  [*]收稿日期:1995-11-20
  〔1〕〔4〕見《簡明社會科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頁。
  〔2〕〔3〕《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6卷,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頁。
  〔5〕〔6〕〔9〕見《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9頁。
  〔7〕劉綱紀:《周易美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248—249頁。
  〔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頁。
  〔10〕此處引文均見《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上卷,中華書局1980年版。
  〔11〕詳見拙文:《反映論、創造論與文藝學的建構》,載《學術月刊》1994年第9期,第77—78頁。
  〔12〕關于“創造美學”,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詳論。請參閱蔣孔陽:《美學新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朱立元主編:《當代中國美學新學派——蔣孔陽美學思想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9頁所載拙文《創造美學的建構和發展》。
        責任編輯 李顯杰*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34-41B7美學張玉能19961996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34-41B7美學張玉能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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