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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3)02-0005-14
　　孔子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既是時間人，又是空間人。從時間上來說，孔子跨越了兩千多年，經過多次文化交流，形成了四種類型的儒學：獨尊儒術型、儒道互補型、三教合一型、四教會通型，今天已經到了形成多元融和型儒學的時候了。從空間上說，儒學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文化遺產。除了中國儒學，還有日本儒學，日本的孔子；韓國儒學，韓國的孔子；新加坡儒學，新加坡的孔子；……甚至也有法國的儒學，法國的孔子；美國波士頓儒學；西儒……這些儒學都是文化交流的產物。國外的儒學也會進一步融和，多元融和型儒學的出現也是毋庸置疑的。從時間上說，從空間上說，多元融和型的儒學的出現都是必然的。
　　　　一、儒的恒定性與變通性
　　儒學本來是農業文明的產物，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逐漸演變成中國封建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和普世倫理。正像喬羽所寫的《千古孔子》的歌詞所說：百年千年萬年，昨天今天明天，多少亭臺樓閣早已作化瓦礫一片，多少功名利祿早已化作過眼云煙，你仍舊是你，你仍舊是你，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永遠活在眾生之間，活在眾生之間。……在孔子的思想里，已經蘊涵了一些可以稱得上普世倫理的內容，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的話今天的人們還很難做到，即使到更高的社會形態，能做到這一點，也很不容易。孔子和其后繼者將儒學凝固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恒定的孔孟之道，這就是三綱六紀。陳寅恪先生在《悼王國維先生挽詞并序》中說：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六紀是諸父（父親的兄弟）、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諸舅（母親的兄弟）、師長、朋友。這九個方面的關系處理好了，社會就穩定了。在當代社會里，仍然存在這九個方面的關系，只是需要加以變通，使這九個關系都照顧到相互之間的利益，不要再強調單一方面的主導關系，比方說君臣關系要演變成國家和人民的關系，而且這個關系是相互之間的關系，國家與人民是相輔相成的。其他關系，也要互相照顧到對方的利益。父子關系，演變成父母與子女的關系，諸父演變成父親的兄弟姐妹，兄弟演變成兄弟姐妹，諸舅演變成母親的兄弟姐妹。這樣，辨證地處理這九個方面的關系，任何社會都可以保持穩定。這正是儒學恒定性的一面。
　　但儒又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儒學根據時代的變遷而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儒產生和演變的歷史對此是有力的證明。
　　儒最初本是一切術士即知識分子的通稱。《論語》中有“君子儒”、“小人儒”之稱，儒都是術士的通稱。經過孔子、孟子、荀子諸位大師的努力，形成了儒家學派。在《莊子》中，儒已經有了學派的意義了，如《田子方》中的“儒士”、“儒者”，就是戴“儒冠”、穿“儒服”的學者，《徐無鬼》中的“儒墨楊（朱）秉（公孫龍）”已明確是指學派了。
　　儒學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改變形態，所以從戰國至清代就有了漢儒、唐儒、宋儒、明儒、清儒等不同時期的儒家學派。近代以來，則產生了新儒家。
　　作為儒家學派創始人的孔子，被稱為“圣之時者”。儒家學派的思想內容，也是因時而進，與時并進的。因此，儒是分為不同層次的。
　　儒學從產生到現在，已經有2500多年。儒學雖然產生在中國，但影響卻波及到海外。在東方，形成了范圍十分廣大的“儒教文化圈”。然而，雖同屬“儒教文化圈”，中國儒學與東方儒學也是有區別的，中國以外的東方儒學，包括韓國儒學、日本儒學和新加坡等國家的儒學。在中國儒學、東方儒學之外，還有屬于西方世界的“西儒”。可見從世界范圍來說，儒學也是劃分成很多層次的。
　　事實上，即使是中國儒學，也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劃分為很多層次的。如果從文化交流和學派的純雜程度來分，儒家學派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獨尊儒術型、儒道互補型、三教合一型、四教會通型。這些學派的形成是受文化交流影響所致。即使是獨尊儒術型，也離不開交流，只不過是對交流有所選擇罷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漢代董仲舒最早提出來的，但他并沒有做到獨尊儒術，在他的思想中，已經雜糅了許多屬于陰陽五行等齊學的內容。這說明獨尊儒術是非常難的，連提出者也做不到。從儒學道統來說，真正恪守孔子學說的，有戰國時的孟子，唐代的韓愈，宋代的安定、泰山、橫渠、涑水四派，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儒道互補型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儒家思想與道教思想互補，如北宋濂溪、百源諸派，另一種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互補，如魏晉玄學。
　　三教合一型是宋代以后儒家學派勢力最大的一派，程朱、陸王諸派概莫能外。
　　四教會通型的儒學是明代以后出現的儒學新派別，有兩種類型：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會通和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會通。基督教的會通不是成功的，沒有形成中國特色的基督教學派。伊斯蘭教的會通是成功的，出現了有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學派，如劉智、王岱輿、馬復初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是四教會通型的伊斯蘭教學者。
　　至于近代以后出現的新儒家，則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和的產物。新儒家把西方的形上學套進儒學的框架，企圖構造出新的儒學。但他們在煥發儒學生機和普及儒學方面基本上是失敗的。梁漱溟影響較大，而他之后的新儒家，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流于虛空之學。但他們的貢獻是開啟了多元融和的先河，從而使在海外的新儒家在最近一些年，走出了一條新路——多元融和之路。
　　這些事實統統說明，儒學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儒學絕不會停留在孔子的地步。孔子是與時并進、自強不息的。
　　　　二、新儒家多元融和的成功范例
　　儒學在當代的表現形式就是所謂當代新儒家。盡管國內有些學者還不承認有新儒家的存在，甚至有人認為新儒家是當今集合在孔門后學的人，他們都是“蠢材”，也有海外學者認為新儒家有一種恪守道統的傲慢。對新儒家的褒貶說法歧義很大。事實上，新儒家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根據杜維明教授的說法，“當代新儒家”有廣狹兩義。狹義的“當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國論壇》（聯合報系的知識性雜志）1982年在臺北召開的以“當代新儒家”為議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復觀和牟宗三五位學人的思想為評斷的對象。不過，眾所周知，即使嚴格地定義當代新儒家，至少方東美、錢穆及馮友蘭的思想也應列入考慮。廣義的“當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圍旁及學術、知識、文化和政治各領域，包括的人物就相當多了。
　　當代大陸和港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錢穆、徐復觀、方東美等人創建了新儒家學派，他們的學術貢獻是無法否認的，但是他們的學術著作大多是在大陸和港臺用中文出版的，所以他們的思想很難被西方的學術社群所理解，陳榮捷作為溝通中國的學術界和西方學者之間的橋梁，通過其典范性的翻譯注釋和專題性研究，使西方學術社群在最高層面上理解了中國儒家的學術思想。[1]
　　但是真正使美國人更多了解新儒家的恐怕還是所謂的波士頓儒家。
　　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過去在美國社會中，華人很難進入上層，但是在現在，經過華人的長期努力，華人精英的成就越來越大，在美國上層社會中顯然有了華人的身影。科技界、學術界都有一些杰出的華人人士在為美國社會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從學術角度來看，到今天華人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學術在發揮巨大的影響和作用。漢語成為美國人喜歡學習的熱門外語。有一大批美國年輕人，也在跟華人精英從事中國文化研究。在美國學術界有個通例：假如要研究中國文化，就必須是美國高等學術界的精英中的精英。只有成績最高的學生，才會被接受研究中國文化。這些華人精英把中國文化帶給美國人，使美國也出現了中國學。甚至美國也有了儒學，影響達到世界范圍的就有以波士頓為中心的波士頓儒家和以夏威夷為中心的夏威夷儒家。
　　波士頓儒家我把它命名為對話派儒家。該派以查爾斯河為界，分為兩派，以南樂山等人為首的對話派是注重儒學與基督教的對話，以杜維明為首的對話派注重儒學與伊斯蘭教等東方文明的對話。波士頓儒家是在美國波士頓形成的儒家研究學派，一開始被認為是一個善意的玩笑，但現在在學術界已經出現了波士頓儒家的說法。而且，2000年已經出版了南樂山的《波士頓儒學》的著作，正式宣告了這一學派的確立。這一學派的特點是主張對話，因此也可以稱為對話派儒家。
　　波士頓儒家以查爾斯河為界，形成以南樂山與白詩朗為首的河南派，以杜維明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以波士頓大學神學院為中心，南樂山是該神學院院長，他不認為儒學只是與中國特殊的歷史情境有關，而西方學者只能研究儒家，不能成為儒家，他宣稱自己就是儒家。他對當前儒家思想在比較哲學和神學方面所帶來的影響和貢獻具有強烈的興趣，從其原創性的哲學目標出發，力圖在豐富而復雜地吸收柏拉圖、皮爾斯、美國實用主義、泛亞洲佛教和儒家思想、基督教神學而形成的孕育體之內，對古典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學或思辨哲學傳統重新注入活力，因此他日益迷戀于儒家思想的分析。波士頓儒家的出現，就是源于南樂山關于全球現代思想的豐富資源之中。而白詩朗認為，儒學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性的運動，儒學將成為歐洲思想自我意識的一個方面，在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找到聽眾。
　　河北派以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為代表，他注重孟學，沿著思孟、陸王、牟宗三的系統，強調心性修養的重要性，著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他領導之下，中美兩國學者不斷開展文化交流。杜維明對于儒學如何進行第三期發展的問題也談得較多，認為儒學要有第三期的發展必須對西方文明所體現的而儒家傳統所缺乏的價值做出創建性的回應，比如，科學精神、民主運動、宗教傳統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學所講的深層意識的問題。其次，還要解決儒學和當前中國文化的相關性問題，以及儒學在中國大陸和東亞其他國家的生存條件與再生契機問題。在前兩者的基礎上，儒學還應“和世界各地的精神傳統進行互惠互利的對話、溝通”，比如可以和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猶太教、耆那教、錫克教、神道教及各種地方宗教進行交流，“走出一條充分體現溝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莊大道來”。[2](P467-468)
　　夏威夷儒家我把它叫做詮釋派儒家，以成中英為代表，郝大維、安樂哲、田辰山等人均屬于該派。這樣分，并不是說杜維明就不涉及詮釋，也不是說成中英不涉及對話。而是說杜維明以對話為主，成中英以詮釋為主。從美國的儒學來看，本來還有余英時，對儒家的歷史研究和韋伯的儒學觀有很深的研究，發展下去，能夠大有作為，能夠形成一個儒家的歷史學派。但是可惜的是，余英時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有傳承關系的學派。形成這一學派，還有待時日。這樣的歷史背景為今天的儒學適應全球化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夏威夷儒家恐怕在本文以前還沒有人提出過。但是2002年我與成中英教授、田辰山教授在青島參加“全球化與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我與他們交談時提出了這一概念。起初成中英教授感到突然，但是后來一想，覺得我說的也有道理。
　　不管是對話派還是詮釋派，美國的新儒家都是把中國的儒學和東西方的文化有機融和起來了。他們的貢獻，不僅使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了儒學，而且使儒學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內容，使動態的儒學向著多元融和型邁進了一大步。這應該是儒學的進步和發展。如果說大陸新儒家把儒學往形上學方面發展，從而使儒學的生命有所窒息的話，那么美國的當代新儒家則在延續儒學的生命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是大陸當代新儒家的“山窮水盡疑無路”，開出了美國當代新儒家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新儒家任重道遠，成中英教授在《第五階段儒學的發展與新新儒學的定位》[3]中提出了新新儒學發展的10條原則，其中有4條原則是需要融和多元文化的，尤為重要的是第2條：在古典儒學與現代理性哲學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主客分合自如的知識論與動態的知識系統觀，包含科學研究、工業技術開發、社會經濟發展的網聯與互動；第4條：在古典儒學及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基礎上，發展及持續地擴展一個體用相需、持體致用、利用明體的方法論。另外還有第6條和第8條。新儒家面對的是全人類，自然會對全人類的文化和思想加以系統地整合，這樣一定可以創造出成先生所說的新新儒學——多元融和型儒學。新儒家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是一種必然趨勢，也只有這樣，世界化的儒學才會走出中國，被世界所接受。
　　收稿日期：2002-12-02
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蔡德貴20032003蔡德貴　山東大學巴哈伊研究中心、漳州師范學院教授 作者：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蔡德貴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0: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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