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結末不振”問題新議  ——為紀念施耐庵誕生七百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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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結末不振”的問題,是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在談到《水滸傳》的版本和作者時提出來的。
  他認為《水滸傳》最早的版本是簡本,其作者是羅貫中,施耐庵則是演為繁本者的托名,應該生在羅貫中之后。對金圣嘆之以《水滸傳》“文章之前后有些參差”,來斷定后半部是羅貫中的續作,他認為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像《水滸傳》這樣一部大書,“結末不振”是很正常的事情。對于“結末不振”本身,魯迅并沒有進行具體論述,他只就所以造成“文章”前后“有些參差”的原因,作了兩點分析:
  第一,“《水滸傳》是集合許多口傳,或小本‘水滸’故事而成的,所以當然有不能一律處。”
  第二,“描寫事業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寫正做強盜時難些。”
  后來的研究者雖然大多不贊成魯迅“施耐庵恐怕倒是后來演為繁本者的托名”的意見,卻完全接受了他關于《水滸傳》“結末不振”的判斷:以為“《水滸傳》到‘招安’為止是好的,以后便很壞”,甚至是“狗尾續貂”。這種認識妨礙著施、羅兩位作者之間關系的考證和前后兩大部分思想藝術水準的評價兩個重要問題的深入,有重新討論的必要。
   一
  “《水滸傳》是集合許多口傳,或小本‘水滸’故事而成”是魯迅關于《水滸傳》的成書方式的最精辟的論斷。這種成書方式可能會造成“文章之前后有些參差”,卻與“結末不振”并無必然的聯系。
  《水滸傳》的前后兩部分,從宋元時代勾欄瓦舍的“說話”家數來說,是分屬于“小說”(名“銀字兒”)和“講史”兩大部類的。
  它的前半部中的許多故事,早在南宋年間,就開始進入“說話”領域。《醉翁談錄》記載的便有《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石頭孫立》等,都屬于“小說”。這些反映了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的豐滿、逼真、精妙、細膩的故事,構成了前半部的主體。如果一定要找文章之“有不能一律處”,便是同一人物,上山前后判若兩人,上山前鮮明的性格上山后大都消失殆盡。
  但《水滸傳》的后半部,除了個別章節可能有過口傳或小本故事(如第一百十四回中曰:“看官聽說,這回話都是做散沙一般,先人書會留傳,一個個都要說到,只是難做一時說,慢慢敷衍關目,下來便見,看官只牢記關目頭行,便知衷曲奧妙”,仿佛“說話人”的聲口)外,基本上屬于文人作家創作的“演義體”小說。而且由于宋江之征遼本屬子虛烏有之事,征方臘也并無多少史料依據,使后半部在素材上,一開手就失卻了一般講史據“前代書史文傳”鋪陳的先天優勢;在敘事上,又由社會風俗畫的刻劃轉向兩軍對壘的爭戰場面的鋪敘,因此后半部與前半部確產生了明顯的“不能一律處”。
  但是,這種由家數不同所造成的“不能一律處”,并不能得出《水滸傳》“結末不振”的結論;相反更顯出了它的集大成者施耐庵的高明。施耐庵在把這兩大部類(包括在“說話”階段已經獲得了高度成就的“小說”和并無多少史料依據的“講史”)的材料組織成統一的藝術整體的時候,確定了一個總的發展線索,注意到各個部分的勻稱比例及各個部分之間的合理穿插和前后關聯,取得了一般人頗難取得的極大成功。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講究和諧與完美。大團圓的結尾,最符合讀者的審美要求。施耐庵大膽地突破了這種格局,對《宣和遺事》“封節度使”的結局作了根本的改造,“受命為臣賜錦袍,南征北戰有功勞,可憐忠義難容世,鴆酒奸饞竟莫逃。”寫梁山泊全體人馬在接受招安,接連立下了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的大功后,仍然受到奸臣的嫉恨陷害,或飲鴆而亡,或被迫自縊,風消云散,零落殆盡。胡適說,《水滸傳》后半部“有幾段很感動人的文字,如寫魯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夢,都還有點文學意味”,就是指這種帶有凄慘的悲劇意味的文字,就整體的構架來說,《水滸傳》開頭寫洪太尉將龍虎山伏魔殿內鎖著的一百單八個魔君放出世來,讓梁山英雄一個個登場;結尾“徽宗帝夢游梁山泊”,夢中見宋江、李逵。結構完整、有機,王圻《稗史匯編》說:“《水滸傳》從空中放出許多罡煞,又從夢里收拾一場怪誕,其與王實甫《西廂記》始以蒲東遘會,終以草橋揚靈,是二夢語,殆同機局。總之,惟虛故活耳。“說的是很中肯綮的。
  施耐庵在后半部中,還強化了三個貫串全書的人物形象,使得作品從形象體系上成為統一的整體。其中第一個形象自然是宋江。在全書中,宋江如眾星之拱月,為眾英雄所欽服,他作為梁山泊聚義的主腦和核心,與把它引上接受招安的道路,二者是完全統一的。梁山泊好漢之上梁山,大都是“官吏污濫,威逼得緊,誤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里隨時避難”。他們并不以落草為榮,也不準備把打家劫舍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既然如此,那種希望“日后但去邊上,一刀一槍,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就不失為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作為領袖人物,宋江有比較清醒的政治頭腦,他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尋找一個“體面”的歸宿是符合大多數人的意愿和要求的。梁山泊排座次后,宋江在菊花會上作《滿江紅》詞,既懇切地希望“愿樽前長敘弟兄情,如金玉”,又表達了“統豺虎,御邊幅,……平虜保民安國”的心愿。緊接著他就帶領柴進、戴宗、李逵等往東京,打通李師師的關節,終于實現了招安的夙愿,并且立即將兵力轉向征遼,以為國家出力,立功建業。
  隨著個人身份和所處地位的變化,旋即產生了“義”和“忠”的錯位和全新的矛盾。宋江要“忠”,但奸臣們卻不容許他“忠”。為了表白自己的“忠”,只好以犧牲“義”為代價。首先是軍校殺死克減朝廷賞賜酒肉的廂官事件,給宋江帶來兩難選擇:按梁山泊的信條,軍校的行為是完全正當的;但如今是“一身入官,當守法律”,自從上梁山泊以來“大小弟兄不曾壞了一個”的宋江,也只好“滴淚斬小卒”了。
  接著又是面對遼方勸降的考驗。遼國歐陽侍郎說:“今日宋朝奸臣們閉塞賢路,有金帛投于門下者,便得高官重用;無賄賂投于門下者,總有大功于國,空被埋沒,不得升賞。如此奸黨弄權,讒佞僥幸,妒賢嫉能,賞罚不明,以至天下大亂,河南、兩浙、山東、河北,盜賊并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涂炭,不得聊生。今將軍統十萬精兵,赤心歸順,止得先鋒之職,又無升受品爵;眾弟兄劬勞報國,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勞苦,與國建功,朝廷又無恩賜。此皆奸臣之計。若沿途擄掠金珠寶貝,令人饋送浸潤與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可保官爵,恩命立至。若還不肯如此行事,將軍縱使忠心報國,建立功業,回到朝廷,反坐罪犯。”在遼國的勸降面前,連吳用都產生了動搖:“我想歐陽侍郎所說這一席話,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奸臣專權,主上聽信。設使日后縱有成功,必無升賞。我等三番招安,兄長為尊,只得個先鋒虛職。若論我小子愚意,棄宋從遼,豈不為勝,只是負了兄長忠義之心。”宋江反駁道:“軍師差矣!若從遼國,此事切不可提。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久后縱無功賞,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順逆,天不容恕!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后已!”宋江的民族氣節,凜然可敬。
  但不幸的是,一切都被歐陽侍郎言中了。宋江嘆道:“想我生來八字淺薄,命運蹇滯。破遼平寇,東征西討,受了許多勞苦,今日連累眾兄弟無功。”面對李俊、張橫與吳用商議,“就這里殺將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宋江表白道:“你們眾人,若嫌拘束,先當斬我首級,然后由你們自去行事;不然,吾亦無顏居世,必當自刎而死,一任你們自為!”他飲了朝廷所賜的毒藥酒,自知必死,卻担心李逵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嘯聚山林,把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便將李逵騙來,在酒中下了慢藥,對李逵說:“我為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后,可來此處楚州南門外有個蓼兒洼,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宋江就這樣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對大宋朝的忠心,也徹底結束了梁山泊的事業。
  第二個形象是吳用。吳用是梁山泊運籌帷幄的人物,他以自己的智術權謀,把握著一個個事件解決的契機。他表面上也講了一些反對招安的話,實質上他反對的只是一味退讓的招安,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接受招安,則是他所贊成的。他說:“論吳某的意,這番必然招安不成;縱使招安,他看得俺們如草芥。等這廝引將大軍來到,教他著些毒手,殺得他人亡馬倒,夢里也怕,那時方受招安,才有些氣度。”果然,在兩贏童貫、三敗高俅之后,吳用認為條件已經成熟,提出:“哥哥再選兩個乖覺的人,多將金寶前去京師探聽消息,就行鉆刺關節,把衷情達知今上,令高太尉藏匿不得,此為上計。”從商品交易的規律看,取得了勝利,才具有討價還價的相當資本。
  但是,作為宋江政治軍事路線的決策者和執行者,吳用卻不具備宋江的義氣。陳橋驛滴淚斬小卒,本是吳用的主意:“只可先把那軍校斬首號令,一面申復省院,勒兵聽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進城,備細告知宿太尉,煩他預先奏知委曲,令中書省院讒害不得,方保無事。”處此時此境,吳用此計,不失為妥當之法,但比起宋江的“滴淚”來,吳用卻毫不動情,一味冷漠處置。在征方臘的過程中,三番五次損兵折將,使宋江一再“心中煩惱,怏怏不樂”,“大哭一聲,驀然倒地”,吳用卻以“生死人之分定”,“此是各人壽數”加以勸解。這種對戰友亡故的冷漠態度,與宋江的重于弟兄情份,形成了鮮明對照。
  第三個形象是李逵。李逵是《水滸傳》中最為生動、真實、鮮明的人物。他從第三十八回登場起,就一直活躍在作品之中,且始終保持其獨特鮮明的性格。在后半部中,李逵魯莽而又天真爛漫的性格,得到充分的發展,更加顯得豐滿起來。當他在荊門鎮投宿,聽劉太公說宋江強奪了他的女兒,回到山寨,便拔出板斧,砍倒了忠義堂前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得粉碎,又搶上堂來,徑奔宋江道:“我閑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卻是畜生!”“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個商量,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須知李逵是最聽宋江的話的,他不久前還說過“我夢里也不敢罵他,他要殺我時,便由他殺了罷”的話,但此時卻要與他動真格的,說明在李逵心目中,對平民百姓的同情,已超過哥們義氣。
  李逵是反對招安的,下半部關于招安與反招安的沖突中,李逵始終是反對派的代表。他憑自己的直覺感到招安沒有出路,他對宋江道:“哥哥好沒尋思!當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個的氣,卻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討得招安了,卻惹煩惱。放著弟兄們都在這里,再上梁山泊去,卻不快活!”一語道出了問題的實質。但李逵又不是和招安完全絕緣的,在他身上,也存在接受招安的因素。第三十九回李逵道:“吟了反詩,打甚么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這不是“要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注腳么?回家接娘,謊說的是:“鐵牛如今做了官。”在夢中再次見到老娘,哭著說道的是:“鐵牛如今受了招安,真個做了官。”從小說的構思來看,寫李逵之反對招安,不過是小說家的故添波瀾,受招安的結局是早就規定了的,到最后還是讓李逵在宋江“義”的旗幟下接受了招安,并以自己的死來殉宋江的“義”。
  總之,《水滸傳》的后半部,由于施耐庵的努力,連同它的前半部,構成了一個有機的藝術整體,它的內容和形式之間,是完全適應的,是不應該得出“結末不振”的結論來的。
   二
  《水滸傳》前后兩部分的題材不同,是否會導致“結末不振”?
  需要說明的是,魯迅關于“事業成功”的話,和今人的理解是相反的。宋江諸人的“權居水泊”,既然是為了“暫時避難”,則將最后的接受招安、得為國家出力,說成“事業成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但在持《水滸傳》是寫“農民起義”的人看來,招安就意味著起義的失敗,甚至是對革命的背叛。許多人之所以對《水滸傳》“結末不振”之說產生共鳴,推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后半部寫了他們不愿意看到的招安。
  然而,就文學創作而言,題材本身并不等同于作者的思想傾向,《水滸傳》寫了招安,不等于作者就一定擁護或贊成招安;題材本身也不能決定藝術上的成敗,“描寫事業成功以后的文章,要比描寫正做強盜時難些”,并不等于寫了接受招安后的“文章”,就一定會“結末不振”。
  事實正好相反,《水滸傳》后半部之寫梁山泊接受招安的曲折過程,是一篇揭示出了事物內在的邏輯性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的非常出色的好文章。第一次招安為什么會失敗?毛病就出在宋徽宗的詔書使用的是一種侮辱、恐嚇、威脅的語氣,宋江說:“非宋江等無心歸降,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的彎曲。”就道出了事物的本質。第三次招安,詔書換上了另一番語調:“切念宋江、盧俊義等,素懷忠義,不施暴虐,歸順之心已久,報效之心凜然。雖犯罪惡,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憐憫。朕今特差殿前太尉宿元景,赍奉詔書,親到梁山水泊,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犯罪惡,盡行赦免。”于是眾人山呼萬歲,招安宣告成功。
  同時,招安的結局又是《水滸傳》成書的特殊時代背景所促成的,是《水滸傳》獨特主題的需要。《水滸傳》的本名叫《忠義傳》,有1975年上海圖書館發現現存最早的刻本《京本忠義傳》殘頁為證;《水滸傳》第八十一回入回詩亦云:“事事集成《忠義傳》,用資談柄江湖中”,則是小說本身提供的內證。《忠義傳》本為紀傳體正史中的一類,二十四史自《晉書》起,始設“忠義列傳”,原因是在那禍難薦興、蒼生涂炭的亂世里,有不少“蹈節輕生”的忠義之士,“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贏得了后人的贊美和稱頌。魯迅說:“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廢弛,轉思草澤,蓋亦人情,故或造野語以自慰。”胡適也說:“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里,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水滸傳》第一回寫洪太尉命人打開伏魔殿后,見石碑后有“遇洪而開”四個大字,評論道:“卻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湊巧遇著洪信,豈不是天數!”第四十二回寫宋江遇九天玄女,賜與天書三卷,法旨道:“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造反者為什么被稱為“忠義”?就是因為他們日后參與了“輔國安民”的事業。征遼是宋江秉承“天意”而接受招安的主要動機,也是梁山泊好漢招安后所干的第一件大事,《水滸傳》歌頌了梁山英雄平遼的“千載功勛可敬”,題名“忠義傳”或“水滸忠義傳”(意謂居于水滸之忠義之士之傳),是很貼切的。
  宋江在征遼獲勝以后,又奉命去征討另外“三大寇”,《水滸傳》“結末不振”的印象,同它的褒宋江而貶田虎、王慶、方臘的傾向有關。但是,透過后半部的情節描寫的字里行間,是否還可以看出一些更為深刻的東西來呢?回答是肯定的。
  以“逼上梁山”為主調的《水滸傳》,不可能不正視田虎、王慶、方臘的起事之由。對于田虎的起事,小說只簡略地說:“適值水旱頻仍,民窮財盡,人心思亂”,它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呢?喬道清的經歷頗能說明一些問題。安定州亢陽,五月不雨,喬道清毅然揭榜上壇祈雨,應該說是為民做了一件好事。按說旱情既已解除,民心自當穩定,怎么又會“人心思亂”呢?問題就出在本州庫吏上。他不肯兌現賞錢三千貫的諾言,卻大半孝順州官,其余侵來入已,喬道清大怒道:“賞錢原是本州富戶協助的,你如何恣意侵克?庫藏糧餉,都是民脂民膏,你只顧侵來肥己,買歡追笑,敗壞了國家許多大事!”提起拳頭,將庫吏痛打而死。州官差人勾捉兇身,喬道清遂投奔田虎入伙。他的遭遇,顯然帶有官逼民反的性質。
  迫使王慶走上“造反”之路的,則是《水滸傳》所痛恨的四個“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的賊臣中的三個。原來,童嬌秀是童貫的弟弟童貰的女兒,又是楊戩的外孫,童貫撫養為己女,長大后,許配蔡攸之子,卻是蔡京的孫兒媳婦。蔡攸的兒子,生來是憨呆的,那嬌秀日夜叫屈怨恨。在這個意義上,嬌秀可以說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統治集團借婚姻搞政治結盟的犧牲品。嬌秀來到艮岳游春,忽然見到“俊俏風流無限”的王慶,春心也動了,厚賄侍婢,引王慶從后門進來相會。王慶一下子直接觸犯了四個賊臣中的三個,他受到迫害,是勢所必然的。按照蔡京、童貫的本意,當然是要將王慶置之死地的,但由于輿論紛紛,生怕將王慶處死,丑聲一發播傳,便以“捏造妖書、煽惑愚民,謀為不軌”的罪名,將王慶刺配遠惡軍州,以滅其跡。王慶開始還準備忍氣吞聲,做一個“守法”的軍犯,又受到管營張世開的一系列的迫害,這才下了狠心,殺死仇人。他從東京城里的一個副排軍,到房山寨上的強人,又到占據八座軍州八十六縣的“草頭天子”,確確實實是被逼出來的。
  對于方臘,《水滸傳》顯然有更多的共鳴。宋徽宗為修萬歲山,在吳中征取花石綱,百姓大怨,人人思亂,這和第十二回寫道君差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楊志在黃河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之事遙相呼應,是接觸到了歷史的本質的。小說說江南人民身受其害,方臘之反,乃“積漸而成”,是說得很對的。
  但是,《水滸傳》的深刻意義不僅表現對“官逼民反”的同情,更表現在對“替天行道”的贊美。一般來說,“官逼”才會“民反”,在這種情勢下,“反”的行為是正義的,值得同情的;但這并不能保證被逼“反”了的那部分人,他們以后的一切作為,都必定是正義的,值得維護的。田虎等人為什么會失敗呢?最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們沒有奉行“替天行道”。后半部以傳奇的筆墨,敘寫了瓊英凄慘悲涼的身世:田虎初起兵的時候,殘忍地殺了她的父親,又將母親宋氏擄走,宋氏行到石室山,縱身跳下高岡撞死,尸體化為美石。土人欲采取此石,卻被一聲霹靂驚死,這塊美石竟變成了宋氏的尸體,面貌兀自如生。瓊英日夜吞聲飲泣,思報父母之仇,夜夢神仙引一綠袍少年將軍,教其飛石為絕技,說:“我特往高平,請得天捷星到此,教汝異術,救汝離虎窟,報親仇。此位將軍,又是汝宿世姻緣。”宋江派張清化名全羽來投,瓊英認出即夢中之人,便招張清為婿。后張清活捉田虎,瓊英活捉田豹、田彪,“貞烈女復不共戴天之仇,英雄將成琴瑟伉儷之好”,這一動人的傳說故事,終將田虎釘在不義的恥辱柱上,不得解脫,而宋江對田虎的征伐,遂成了值得歌頌的正義事業。至于王慶,《水滸傳》不滿于他的,是人品猥瑣,淫亂好色。他與段三娘的結合,本來就非正路人之所為,后來居然又封其為妃,在危急關頭,竟在宮中大相廝打,弄得丑聲遠播。政治上的無道,對王慶來說,可以說是必然的。蕭嘉穗在荊南城中號召百姓殺賊,拈指間即有五六千人響應,足見民心之不順。在宋江的征討中,克復王慶是最為順手的,道理就在這里。《水滸傳》后半部的田、王二傳,比起時下那種一看到史書中的“盜”、“賊”,就廉價地封為“農民起義”,無條件地予以贊美的做法來,實在要高明得多了。
  寫到方臘的時候,作者的心緒就有些不同了。在《水滸傳》后半部中,雖然不時可以讀到關于方臘行事“不義”的話頭,但大都是一般的陳述,不曾化為具體的情節和生動的形象。倒是方臘手下,強將如云,無不英勇善戰,如小養由基龐萬春,大罵宋江等人:“你這伙草賊,只好在梁山泊里住,肯勒宋朝朝廷誥命,如何敢來我國土里裝好漢!”顯得正氣凜然。在征方臘的過程中,令讀者最難忘的,是宋江一方損兵折將、梁山眾人十去其八的悲慘景象,從而透露出了作者某種隱秘的心理。這不但不是“結末不振”,而是包含了更為深刻的難以明言的內涵。
  在處理梁山泊一百八人歸宿上,作者也不肯絲毫茍且。誰先死,誰后死,怎么個死法,都有極其精到的考慮和謀劃。宋萬、焦挺、陶宗旺在潤州之戰時,亂軍中被箭射死,馬踏身亡。三人都是小角色,但是最先陣亡,所以使宋江萬分傷感,道:“我等一百八人,天文所載,上應星曜。當初梁山泊發愿,五臺山設誓,但愿同生同死。回京之后,誰想先去個公孫勝,御前留下了金大堅、皇甫端,蔡太師又用了蕭讓,王都尉又要了樂和。今日方渡江,又折了我三個弟兄。想起宋萬這人,雖然不曾立得奇功,當初梁山泊開創之時,多虧此人。今日作泉下之客!”緊接著常州之戰,韓滔、彭@①兩人被殺,宋江大哭道:“誰想渡江已來,折損我五個兄弟。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臘,以致損兵折將?”攻打宣州,城上飛下一片磨扇,打死鄭天壽,毒箭射死曹正、王定六,宋江大哭一聲,驀然倒地:“我們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臘了!自從渡江以來,如此不利,連連損折了我八個弟兄。”
  第一個死去的上將是徐寧,他中了毒箭,宋江自來看視,仰天嘆道:“神醫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師,此間又無良醫可救,必損吾股肱也!”而寫張順之死,就換了一種筆法。張順是主動要從西湖里沒水,從水門中暗入杭州城去。李俊勸道:“此計雖好,恐兄弟獨力難成。”張順道:“便把這命報答先鋒哥哥多年情分,也不多了。”李俊要先報與宋江,整點人馬策應,張順道:“我這里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報。比及兄弟到得城里,先鋒哥哥已自知了”接著,他來到西陵橋上,看了半晌道:“我身生在潯陽江上,大風巨浪,經了萬千,何曾見這一湖好水?便死在這里,也做個快活鬼!”確有一股浩然壯氣。張順死后,托夢宋江,道:“小弟跟隨哥哥多年,恩愛至厚。今以殺身報答,死于涌金門下槍箭之中,今特來辭別哥哥。”宋江道:“我喪了父母,也不如此傷悼,不由我連心透骨苦痛!”張順死后,幽魂飄蕩,感動西湖震澤龍君,收做金華太保,留于水府龍宮為神,又附體張橫,殺了方天定。宋江便在涌金門外建立廟宇,題名“金華太保”,親去祭奠。后特奉圣旨,敕封為“金華將軍”,廟食杭州。
  其后,候潮門下,劉唐要奪頭功,飛馬搶入城去,被砍斷吊橋,死于閘門下。宋江痛哭道:“屈死了這個兄弟!自鄆城縣結義,跟著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許多年辛苦,不曾快樂。大小百十場出戰交鋒,出百死,得一生。未嘗折了銳氣,誰想今日卻死于此處!”宋江因思渡江以來,損折許多將佐,心中十分悲愴,卻去凈慈寺修設水陸道場七晝夜,超度眾將,各設靈位享祭。適天使敕賜御酒錦衣,宋江見了,驀然傷心,淚不能止,次日設位,遙空享祭,去張順廟里,呼名享祭,錦衣就穿在泥神身上。
  “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臘”這一不祥的旋律,一直縈繞在梁山泊眾人的頭上。面對方臘的頑強抗抵,宋江只好用派柴進做細作的辦法,從堡壘內部搞垮了方臘。而在這個過程中,讀者所見到的,則是宋江一方的“狡詐”和方臘一方的輕信。如柴進道:“某乃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會陰陽,識得六甲風云,辨別三光氣象,九流三教,無所不通,遙望江南有天子氣而來,何故閉塞賢路?”教學先生出身的左丞相婁敏中,見來自“孔夫子之鄉”的柴進出言不俗,便力薦于方臘。柴進乍一見面,便以“夜觀乾象,見帝星明朗,正照東吳”聳動之,方臘此時倒有自知之明,道:“寡人雖有東南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奪城池,將近吾地,如之奈何?”而柴進復飾言道:“臣聞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難,失之難。今陛下東南之境,開基以來,席卷長驅,得了許多州郡。今雖被宋江侵了數處,不久氣運復歸于圣土。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屬陛下。”方臘大喜,加封為中書侍郎。又由婁敏中為媒,招為駙馬。柴進于是每日得近方臘,無非用此阿諛美言諂佞,以取其事。小說寫柴進最后亮相道:“我非柯引,吾乃柴進,宋先鋒部下正將小旋風的便是,隨行云奉尉,即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內外備細。若有人活捉得方臘者,高官任做,細馬揀騎。三軍投降者,俱免血刃,抗拒者全家斬首。”殺入東宮時,那金芝公主自縊身死,柴進見了,就連宮苑燒化,種種細節,都可以看作是對柴進的揶揄之筆;而那“宋江重賞升官日,方臘當刑受剮時”的兩相對照,剔去那說教的成分,何嘗不流露出皮里陽秋的弦外之音來!
   三
  綜上所述,《水滸傳》后半部雖然寫的是梁山泊眾人之“廢”,但卻寫得一波三折,令人回腸蕩氣,并不存在什么“結末不振”的問題。由此足以表明,長篇說部《水滸傳》是一部通體和諧相稱的藝術統一體,是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的結構整體。從這一點出發,回到魯迅所提出的作者問題上來,似乎更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金圣嘆“定‘招安’為止是耐庵作,以后是羅貫中所續”,是錯誤的;“他把‘招安’以后都刪了去,只存下前七十回”的做法,也不具有多少重大的意義。施耐庵才是一百回《水滸傳》繁本的完成者,羅貫中作為他的門人,參與了密切的合作。將施羅二人對立起來,是不對的;將他們割裂開來,也是不對的。
  施耐庵經歷了元末的動亂,與當道權貴不合,對于人民的苦難充滿同情,這是他所以能寫出《水滸傳》這樣偉大作品的先決條件。關于施耐庵的生平,《興化縣續志》所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謂“生于元貞丙申歲”,即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今年恰是他七百周年誕辰,鹽城市《水滸》學會、大豐縣施耐庵研究會、施耐庵紀念館擬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我以為是非常有意義的。近日因寫《中國典籍精華叢書·文苑明珠卷》的《水滸傳》章及《水滸大觀》的《人物剪影》之故,對于《水滸傳》“結末不振”的問題作了一些新的思考,特撰此文,以為對施耐庵誕辰七百周年的紀念。
明清小說研究南京60-7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歐陽健19971997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所 作者:明清小說研究南京60-7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歐陽健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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