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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敘述主義的某種復興，再加上后現代主義的沖擊，以對歷史命題和歷史認識問題進行科學分析為特征的分析的歷史哲學，不再像幾十年前那樣風光了，“科學性”的話語權力逐漸消失，科學分析本身也變成了眾多話語中的一種，不再享有壓倒其他話語的優勢地位。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資深教授丹圖(Arthur C.Danto)認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分析的歷史哲學漸漸衰落了。1（注：A.Danto,｀The Decline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1995),pp.70-85.）我基本同意這個估計，因為相對于40-50年代關于歷史覆蓋律解釋的熱烈討論，目前的確有某種“后分析哲學”的味道。但是，我所指的“分析的歷史哲學”范圍要比丹圖所指的更廣，因此對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衰落的理解也更深入。
　　丹圖對分析的歷史哲學的所指范圍的理解，與學術界大部分人的理解相比，似乎是不同的。一般說來，人們多認為，所謂分析的歷史哲學就是不再討論思辨的歷史問題，而是探索史學家編史實踐和思想所具有的邏輯結構和認識論前提。然而，按照丹圖的說法，分析的歷史哲學是從1942年美國哲學家亨普爾(Carl Gustav Hempel)在《哲學雜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第39卷）上發表其著名論文《普遍規律在歷史學中的作用》開始的。（注：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1995),p.70.）這就是說，只有以自然科學為榜樣，用覆蓋律模式解釋歷史的哲學家，才屬于分析的歷史哲學家。實際上，亨普爾模式只是分析的歷史哲學的一種模式，而并非分析的歷史哲學的全部。因此，丹圖所論證的，只是實證主義的覆蓋律模式或一種分析的歷史哲學衰落了，并不能證明全部分析的歷史哲學衰落了。亨普爾認為，歷史解釋在形式上等同于自然科學解釋，基于這個原則對歷史認識進行分析的哲學理論當然屬于分析的歷史哲學。但是，還有比這種理論類型歷史更長久些的分析的歷史哲學，即起源于柯林武德和狄爾泰（盡管這二人都不屬于當代意義上的分析哲學家）的分析模式，這種模式認為歷史認識與歷史理解在形式和性質上都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地方。
　　把自然科學視為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類科學的理想典范，是18世紀以來許多思想家的觀點，這就是說，如果人類科學能夠有資格被稱為科學的話，它們在方法和表達形式上應當向自然科學看齊。愛爾維修和孔多塞是這種觀點的始作蛹者，許多分析的歷史哲學家是這種觀點的現代傳人，如波普爾、曼德爾鮑姆、納格爾(Ernest Nagel)等人。無論如何，亨普爾模式是分析的歷史哲學的一種重要形式，其他形式不是與之對立，就是作為變種的補充而已。在40至50年代，西方歷史哲學家們圍繞著亨普爾的中心主題——覆蓋律和歷史解釋——開展了熱烈討論，分析的歷史哲學也達到了其鼎盛期。但是，隨著60年代以來學術界潮流的改變，分析的歷史哲學中實證主義的模式開始衰退，科學的歷史因果解釋不再是歷史學的典范。在這里，我們準備分析一下這種分析的歷史哲學式微的原因。
　　理論與歷史實踐的脫節
　　亨普爾理論的基本原則是，所有的科學解釋都具有共同的形式。然而，一個科學解釋必須是這樣的解釋，即所解釋的東西可以邏輯地從此解釋演繹出來；對這個原理的任何削弱都會使其喪失科學性。但在爭論過程中，即使擁護亨普爾模式的人，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原模式的嚴密性。可是，亨普爾本人似乎認為，討論的結果并沒有導致他有對自己的歷史理論進行大的修改的必要。因此，當他于1964年出版自己的論文集《科學解釋面面觀》時，甚至沒有為自己的論文進行辯護，似乎他的歷史解釋理論已經是無懈可擊的了。
　　實際上，按照亨普爾的觀點，由于所解釋的對象的區別，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科學解釋。一種是對事物普遍性的解釋，一般規律不承認任何例外；另一種是對單個事件（如一次山崩，或一次政治謀殺，或一次戰爭）的解釋。前一種屬于理論科學的解釋，后者則屬于歷史科學。第二種解釋由兩個因素構成：(1)其他先于所引發事件的陳述，(2)由經驗證據所建立起來的普遍規律。
　　然而，在分析的歷史哲學較嚴格的模式和歷史寫作的實踐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彌合的鴻溝。因為按照嚴格分析的觀點，除非歷史解釋能滿足亨普爾理論的要求，否則它們就無法得到檢驗，從而被認為是純粹主觀的東西。眾所周知，歷史寫作的實踐與亨普爾的模式相去甚遠，這是史學家對歷史哲學家敬而遠之的原因之一。為了減輕二者之間的張力或矛盾，哲學家們做了許多工作。丹圖的《分析的歷史哲學》(1965)一書試圖證明，在亨普爾構建的解釋和敘述之間有某種均等性。他的本來目的是以此來維護所謂的“覆蓋律模式”，抵抗極力想取代它的敘述性模式，但是，丹圖的工作已經弱化了亨普爾模式的嚴密性。雷克斯·馬丁(Rex Martin)1977年出版的《歷史解釋》，對亨普爾的模式進行了公正而又明智的論述。他試圖“把人性科學和歷史主義，更具體地說，‘覆蓋律’和理解(verstehen)的見解，放在中間立場上統一起來。”其目的“是要發現每一方有什么價值，通過它們的積極因素，形成處于它們之間的中值見解。”馬丁認為，“歷史哲學，為了獲得關于現在的建設性哲學，最好應通過調解其自身過去的不和諧而展開。”（注：R.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 (Ithaca/London,1977),pp.252,253.）丹圖和馬丁均在分析哲學的傳統內，調解或減弱歷史實踐和覆蓋律模式之間的張力，但結果卻引出了分析模式的式微。
　　或許亨普爾模式能夠在兩個基礎上得到辯護：一是亨普爾的解釋只是邏輯地適用于它們所解釋的內容；一是它們只是借助于可制造的證據才能得到證實。然而，純形式的邏輯分析對歷史學家沒有多少用處，同時社會歷史現象基本不能像實驗室里那樣重復證據。因而全部分析的歷史哲學，就像證實性原則(Verifiability Principle)一樣，在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領域之內，沒有強勁的生命力；也就是說，分析的歷史哲學似乎是要取消歷史學的獨特性。這樣一種推進死亡的理論模式，顯然不能滿足歷史學理論上的需要。歷史是人類自己最重要的經驗表達，但在分析哲學的氣氛下很難為思考歷史留下空間。鑒于此，美國學者多納甘(Alan Donagan)認為，應當“考慮歷史學家實際認為的那些解釋。那些接受亨普爾理論的人，盡管沒忘記歷史解釋，但他們很少注意歷史學家為自己提出的主張。”（注：J.E.Malpas ed.,The Philosophy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17.）如果社會科學中的規律只斷定傾向性，那么它們的作用就不具有確定性；由此，沖突中的集團或政黨都能聲稱預見到某種傾向，而不影響他們事后解釋的“真誠”。部分由于避免這種困難，加德納(Patrick Gardiner)曾提出進一步的改進方法，以挽救亨普爾模式。加德納指出：“歷史學家，就像將軍和政治家，傾向于估價而不是推斷。……實際上，（例如）在稱呼以史學家的‘判斷’提供的解釋時，存在著關鍵點。”不過，這些估價或判斷并不是“在缺少任何‘更好的’估價斷情況下得出的，或被接受的：我們勿寧應當堅持，它們的形成表達著歷史探索的目標，而不是通往這個目標旅程中的階段。”（注：P.Gardiner,the N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London,1952),pp.95-96.）然而，在多納甘看來，加德納在雙重意義上無法使自己的觀點成立：“如果他否認歷史解釋的梗概只表明通往更好的解釋的道路，那么他必須放棄亨普爾的證實方法，這種方法是要發現它所指向的方向上更好的結論。如果他知道任何其他證實方法，加德納則沒有允諾這點；他唯一提到的是，實踐成功的證實，這個方法或許能運用于判斷將軍或政治家的估價中，但卻明顯不能運用到歷史學家的估價上。因此，盡管他不承認，如果歷史解釋只是評估或判斷，那么它們就是‘錯誤意義上的主觀的東西’。”（注：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19.）
　　顯而易見，亨普爾理論的信奉者事實上已經陷入了二難困境：要么歷史解釋提出的是虛假的假定，要么它們只是極其難以用更好的解釋取而代之的梗概，或只是墮落成主觀評價的東西。為了應付這個難題，納格爾提出，“盡管時常有懷疑歷史中特殊因果歸屬有效性的合理基礎，但是，似乎沒有理由把這種懷疑轉化為全盤的懷疑論。”（注：E.Nag-el,｀The Logic of Historical Analysia′,in Feigl and Brodbeck eds.,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1953),p.700.）可是，一方面，為歷史學實踐留出的活動余地，必然與規律普遍性和科學推理的嚴密性相沖突；另一方面，這種靈活策略既不能與真正的歷史學家的觀點相契合，也不能描述歷史學的基本特征。如果，按照納格爾的說法，歷史解釋不應建立在規律本身的基礎上，而應建立在大多數為近似的一般化上，那么人們就會爭辯說，它們將因令人煩惱的例外而成為不能駁倒的東西。因此，多納甘指出，“一種反對意見似乎是決定性的：一種建立在近似的一般化之上的解釋，并不適用于它所解釋的東西，所以這必定缺乏一種先驗條件，這條件或許不允許有它所解釋的東西的替代物。”（注：J.E.Malpas ed.,The Philosophical Pap-ers of Alan Donagan,Vol.1(Chicago,1994),p.21.）由此可見，納格爾的一般比解釋與具體的歷史解釋相去甚遠。
　　當然，歷史學家有時也以亨普爾說明歷史行為的條件，因而他們也運用普遍的假設來引導他們的探索。但是，普遍的假設“其功能是指導史學家尋找某種東西，而并不保證他們發現它。……并不是歷史學家不運用一般化，甚至不是他們在任何解釋中也不用它們，而是他們不用它們解釋歷史行為。”（注：Ibid,p.33.）歷史是人們對歷史行為和經驗的說明，這種說明主要在于歷史行為出現的獨特原因。因此，歷史解釋與自然科學解釋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解釋，不應用“科學的人道主義”(Scientific Humanism)的概念把歷史歸類于自然科學的分支。鑒于此，多納甘滿足于這樣一些情況：“(1)歷史行為的解釋，就我們現存的知識狀態而言，是不依賴于普遍規律的；(2)許多這樣的解釋是可證實的和已經得到證實的；(3)它們在普遍規律下的小前提，盡管可能是先驗的，但目前純粹是想像的產物；(4)社會科學還沒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規律，它們所完成的大多數規律無非是歷史方法的成果。雖然這些事實并不排斥‘科學的人道主義’，但它們卻鼓勵我們不固執于它。”（注：Ibid.,pp.33-34.）顯而易見，分析的歷史哲學的主要問題是與歷史研究特別是歷史寫作相脫節，這既不能從歷史實踐中獲得動力和滋養，也會引起歷史學家們的冷漠和反感。正像羅蒂(Richard Rorty)所說的，“‘邏輯分析’概念自身轉向慢性自殺。”（注：R.Rorty,Consequences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1982),p.227.）
　　新敘述主義的沖擊
　　20世紀的哲學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哲學家們為語言現象所吸引。羅素開創并在邏輯實證主義那兒得到發展的理想語言的分析，逐漸讓位于后斯維特根斯坦、賴爾和奧斯汀等人社會維度中的語言。相應地，歷史哲學自50-60年代起也轉向對歷史文本的研究。
　　在轉變的潮流中，丹圖曾就微觀敘述寫過東西，他把歷史哲學的碎裂視為哲學史的碎裂。丹圖的目的是強調，“歷史解釋的問題本身就屬于歷史，因此它有其自身的歷史，這個問題的解決能夠而且應當接受其自身的檢驗：如果一個歷史解釋的理論不能解釋其自身的歷史，它也就不能在別處獲得哲學上的贊同。”（注：A.Danto,｀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F.Ankersmit and H.Kellner eds.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1995),p.73.）就此，丹圖提問：盡管有許多人直截了當地反對亨普爾，為什么他未曾改變他關于解釋的觀點？或許在亨普爾看來，反對派們的理解(Verstehen)是屬于形而上學的范疇，與他的模式有完全不同的作用。Verstehen的觀念時常與“內在理解”(internal understanding)的觀念相關聯，它要求同情地體驗和共鳴的行為，跳躍自我的屏障，進入他人的世界。由此可見，歷史規定著適用于我們的世界，或者說，理解大概屬于所謂人文科學的方法。然而，根據亨普爾的觀點，在任何情況下，世界絕對不只是分層次的一套信念，這種信念是支配著人們的視野的觀點；世界不能依人們的視野的改變而改變。顯然，在亨普爾看來，就他提出的問題而言，反對派的觀點既不相關，也缺乏說服力。
　　亨普爾非歷史地講述他認為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真理的東西。丹圖卻詢問，那種非歷史觀點的歷史是怎樣的，他努力將其與特定的歷史時刻聯系起來思考。丹圖堅持認為，我們應歷史地解釋這樣的見解，即歷史解釋本身只是邏輯分析問題，歷史與之無任何關聯。
　　對丹圖來說，在任何情況下，由于觀點對個體的世界來說是本質性的，但在自然科學中并沒有地位，因而歷史解釋將不同于自然科學中的解釋。這并不是由于后者可用覆蓋律，而前者不能用，而在于它們各自運用不同的規律。“……由于觀點是歷史地引導的，也就是說，由于歷史存在的世界通過歷史的定位加以把握，因此，新的歷史哲學實際上仿佛是通過歷史的關于我們自己的新理解。”（注：Ibid.,P.85.）在《分析的歷史哲學》中，丹圖提出，正確理解歷史敘述的功能，有助于重新闡明與歷史中客觀性和預測的地位有關的種種困境。顯然，盡管丹圖不反對歷史學運用用規律解釋，但他的觀點已經構成覆蓋律模式的科學解釋和敘述形式的歷史認識之間的分離。這就是說，敘述性成為歷史認識的重要特征，不能把歷史的這種特征還原到普遍規律的層次。
　　敘述性歷史是傳統歷史學的基本特征，它出現了某些復興的跡象。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勞倫斯·斯通在《過去與現在》雜志第85卷上發表《敘述的復興：關于新的傳統歷史學的反思》一文，對敘述在歷史學中的地位和敘述主義的復興現象進行了考察。
　　與新史學或年鑒學派不同，斯通不把敘述當成單純的文物報告，而是認為“敘述是富有想像力和創造性的原則指導的，它擁有主題和論證。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完全避免分析”。（注：Ibid.,pp.74-75.）“放棄推測，人們就不能講故事。”（注：Ibid.,p.75.）斯通認為，科學的量化認識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學家不能再簡單地滿足于“或多或少”和“成長與衰退”這樣的模糊字樣了，這樣的判斷必須有量上的分析為根據。但是，自70年代始，敘述史經歷著某種復興的過程。
　　闡述敘述主義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但是我們可以指出：在敘述性的研究方向，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是比較激進的一位，他的《元歷史學》為敘述的認知地位開辟了新的視角，實際上懷特已經把歷史寫作在本質上看作是敘述性的。H.懷特確認了歷史修辭的4種比喻法：隱喻（基于相似的原則）、借喻（基于鄰近的原則）、提喻（基于事物的部分服從整體的原則）和反諷（基于對立性）。在他看來，進入神話是歷史學運用語言的必然代價。這樣一來，“歷史意識就將公開重建它與偉大的詩意、科學和哲學關注的聯系”（注：H.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London,1973),p.434.）。
　　由于敘述主義的復興，近幾十年來歷史哲學的理論傾向，變得愈來愈遠離了“科學”。歷史的分析不僅與科學的分析在性質上大相異趣，而且也愈來愈與所謂“社會科學”相抵牾。原來依賴邏輯和社會學模式的歷史解釋，漸漸地把文學的手段擴充進自己的內部。歷史哲學家不再對歷史陳述的真值感興趣，而是更關注于詞語所產生的意義；他們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歷史客體方面，而是熱衷于作為事件整體的敘述。歷史學與其說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不如說與文學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系。
　　后現代歷史觀的影響
　　后現代主義者總是把“事實”或“客觀實在”置入括號之中，認為任何歷史敘述都無法超出表達事實的話語之外。這并不奇怪，因為甚至有人把自然科學也降低為一種話語，并不比其他類型的話語享有更多的特權。歷史話語和科學話語，都是西方支配其他種族，男人支配婦女，知識分子支配群眾的形式和手段。這些話語并非必然遭受意識形態的滲透，它們就是意識形態本身的某種表現方式，都是用來以真理或知識的名義控制群眾的工具。
　　當代后現代主義的宗師大都是法國思想家，如福柯、德里達、拉康、巴爾特和利奧塔等等，但他們的譜系卻多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爾那兒。例如，福柯圍繞著瘋癲、監禁、性欲和醫療寫出一系列準歷史著作，目的就是要說明現代人的自我主體是各種體制的紀律和話語制造出來的，真理只是權力意志的話語。德里達則認為，柏拉圖以降的西方思想家，都囿入了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二分法陷井之中不能自拔，無法跳出善與惡、真與假、存在與虛無、言談與寫作的對峙模式，以致人們在進行無休止的符號游戲時卻聲稱在尋求真實的東西。他們的后現代主義哲學實踐，影響到歷史哲學的發展進程，其中許多人本身就闡述自己后現代的歷史哲學觀。后現代主義者都懷疑西方的啟蒙傳統，他們接受了尼采關于知識是掩飾權力意志的一種發明的教導。他們的口號是打碎統一性，割斷連續性，攪亂固定性，嘲笑客觀性，解構一切真理幻想的基礎。歷史不是按直線形式展開，它要經歷無常的斷裂、多樣性、差異性，在混亂的進程中人們并不能發現其中的真理和意義，因為歷史本身并不蘊含真理與意義。歷史記錄本來就是人們按自己的意愿選擇經驗，按照這種資料形成的歷史敘述就離客觀真實性更遠了。真實性永遠被語言掩蓋或扭曲了。文化就像一個文本，我們沒有直達文本之外客觀世界的道路，文本自身也是不透明的。
　　史學理論家出身的后現代主義者，以海登·懷特和安克施密特最有影響。在《話語的轉義：文化批判論文集》(1978)中，海登·懷特認為，“我們的話語總是傾向于從我們的資料滑向我們用以試圖把握它們的意識結構；或者，與此相等的事是，資料總是抵抗我們試圖改變它們的意像的聯貫性。不僅如此，就這些論題而言，對不同的觀點所是的規定，它們如何被講述，以及我們能有的種種知識來說，總是存在合法的基礎。”（注：H.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London,1973),p.23.）海登·懷特本人的這本論文集，主要就是討論所有話語（無論是現實主義的還是更加想像的）的轉義因素，即人文科學中話語的轉義功能。tropics這個詞來自古希臘文的tropikos,tropos，原義是指在道路和方式上的“轉向”，它以tropus的樣式進入印歐語言，在拉丁語中意指“隱喻”或“言語形象”，特別運用于音樂理論的“基調”或“節拍”。從懷特的論述看，盡管他極力否認自己是“極端的懷疑論者”或“悲觀主義者”，但他似乎強調社會科學分析話語與日常文學話語及意識形態話語之間在轉義功能上的相同本質。他的結論是：“我從未否認歷史、文化和社會知識的可能性，我只是否認，科學知識（就像在物理學研究中實際達到的那種）是可能的。然而，我試圖證明，即使我們不能獲得關于人類本性的嚴格的科學知識，我們卻可獲得關于這種本性的另外一種知識，即那種文學和藝術一般在極易識別的例子中提供給我們的知識。”（注：Ibid.,p.23.）
　　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在《歷史與比喻法：隱喻的興起和衰落》(1994)一書中，主要研究了歷史哲學中語言轉向所帶來的變化。他指出，“文本邏輯上區別于（單個的）命題，所以，歷史著作（和歷史學家的文本）絕不能完全還原成歷史探索的結果（和關于歷史事態的單一命題）。”（注：F.R.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L.A.,1994),p.4）既然歷史著作不能再現歷史真相，那么建立科學分析的歷史理論就變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因此，后現代歷史哲學滋長了不利于科學分析方法的理論氛圍。實際上，海登·懷特和安克施密特等人不僅摧毀了宏大敘事的元敘述，也摧毀了專業歷史學的元敘述。
　　元敘述(metanarrative)是支配歷史寫作的綱要，是歷史解釋的最后根據。國家統一和民族史詩的神話，西方現代化和歷史進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元敘述。后現代主義在抨擊元敘述的同時，也抨擊元敘述形式本身，指責元敘述形式帶有或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實際上，正是對科學解釋的羨慕，歷史敘述式微了，尤其是法國年鑒學派幾乎致歷史敘述以死地，但歷史學仍舊保持有敘述性質，每部歷史著作都有開端、過程和結尾的情節結構。分析的歷史哲學批評敘述，目的是為了讓歷史超出敘述的層次；后現代主義批評敘述，目的是說明歷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表現形式的元敘述而已，元敘述是狡猾的宣傳手段。然而，后現代主義本身也是一種元敘述，是認識到歷史的意識形態性質而又無能為力的一種破壞性元敘述。后現代元敘述將知識的主體和客體解構，從而否定了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差別。可是，破壞而不重新建設，解構而不重構，都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雷迪(William Reddy)指出，宣布一切元敘述的徹底終結，實際上是“一種特別霸道的歷史敘述”。（注：W.Reddy,｀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Implications for an Historical Ethnography′,Cultural Anthropology,7(1992),p.137.）按照后現代主義者的理解，既然歷史不過是包藏著元敘述的意識形態，那么，如果后現代主義真地終結了元敘述，它也就終結了歷史。因此，后現代歷史學家就是不成立的。實際上，元敘述仍舊是歷史學的重要認同或整合力量，即使元敘述在本性上是可疑的，但人們仍可以不斷尋找更好的敘述形式。元敘述本身就具有歷史性，新的經驗總需要新的理由和根據。后現代歷史觀并沒有取得最終的勝利，但它卻以破壞性的方式與科學分析爭奪歷史學的話語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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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分析的歷史哲學的影響力確實相對下降了。但是，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衰退，并不說明這種理論模式毫無建樹。分析的歷史哲學提升了歷史的科學性質，從今之后歷史著作再也不能只以講故事的形式出現了。后現代哲學盡管恢復了歷史寫作的講故事的功能，但這是在把科學話語本身也說成是某種故事的話語的情況下實現的。科學分析成了話語，但這種話語本身對歷史研究來說成了必不可少的。盡管因果規律分析不能窮盡人們對歷史的追求，但這種分析仍舊是歷史認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的歷史哲學被冷落了，但我們不能冷落科學的分析方法本身。
《哲學研究》京66～72B6外國哲學韓震20012001韓震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 作者：《哲學研究》京66～72B6外國哲學韓震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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