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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短短的幾年，人類就要告別20世紀，步入新的一百年和一千年。21世紀中國的哲學會有一個怎樣的發展前景？這自然成了哲學界目前最熱門的話題。本文以為，目前哲學界所面臨的現實問題、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未竟之業便預示著下個世紀哲學發展的某些端倪或征象。而本文想要突出的論點是：
　　⑴中國社會目前所處的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根本轉型的大時代背景，決定了下個世紀中國要建立的真正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首先是一種深層次地把握有中國特色現代化發展客觀邏輯的科學歷史觀。⑵中國正從孤立走向開放，從作為東亞的傳統中國轉變為世界歷史意義上的現代中國。所以，以中華優秀的理性文化傳統為根本，從廣闊的理性主義視野來重新審查和吸收人類各主要文明體系的積極文化成就，使中國哲學成為真正的世界哲學，這是21世紀中國的文化哲學事業所肩負的一個歷史重任。⑶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史是以傳統的人文價值體系崩潰危機衰落為開端，而以西方近代的科學民主文化權威取而代之為走向的。目前，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人文價值體系仍待建立，而以媚俗褻圣為特征的當代中國社會大眾文化浪潮和以顛倒一切等級、消解一切偶像權威為己任的西方后現代主義狂飆都在嚴重侵蝕著現代中國文化的生存基礎，造成理性文化無家可歸與大眾文化無所寄托的雙重困境。如何重建文化的權威與秩序，這既是目前正處失落和“邊緣”位置的哲學界所面臨的現實挑戰，也是下個世紀中國文化和哲學建設事業的又一重大問題。故此，本文所擬“歷史使命”標題就是指：21世紀中國的哲學將肩負著探索現代化發展規律的科學指導使命、積累融合創造人類文明新成就的學術思想建設使命，以及改造重塑國民文化心理結構和引導日常生活方向的文明啟蒙教化使命。具體內涵概述如下：
　　　　　　一、以馬克思的科學歷史觀為指導，全面地比較借鑒和吸收人類一切反映現代化發展規律的先進的學科學派思想理論成就，深層次地透視和把握有中國特色現代化發展的客觀邏輯，建構起既具有人類終極價值關切境界又有現代工業文明社會理性評判尺度、既反映現代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又反映現代人類文化心理結構的哲學思想體系，為實現中國社會結構的徹底現代性轉型提供科學指導和意識形態服務。
　　大概沒有人會否認，整個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和思想史演進的主旋律是要探索一條救亡圖存、自強自力、實現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同樣也沒有人會否認，對20世紀中國思想史最沒有爭議的概括是中國現代化發展所有基本問題無不充滿著爭議。從上個世紀末的“體”“用”之爭、本世紀初的革命改良之辨、20年代的中西文化比較論戰、30年代社會性質論戰和革命道路對立，到五六十年代工業化道路的分歧，再到80年代的計劃派與市場派的爭吵……概莫能外。就學理意義而言，爭論當然是通向真理的橋梁；而從社會實踐角度來看，爭議有時無疑會加劇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艱難和痛苦；以哲學觀點來論，以上諸多紛爭明顯存在著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雙重誤區。
　　首先是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本體”的誤設。中國的現代化從一開始就是外遷的后發的依附的發展形態，而非自主的自生的內源的形態，缺乏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人為的”（自覺計劃的）特點非常明顯。走什么樣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似乎不是一個歷史必然規律或社會本體論問題，而是一個選擇的設計的方法論問題。其中，是要搞“中體西用”還是要搞“西體中用”，這成了貫穿百年現代化歷史的一條或明或暗的斗爭主線。其實，這些爭論都是文化決定論政治全能論的表現，都是舍本求末、不著要害。因為無論“西學”（科學與民主）或“中學”（內圣外王之道統）皆非“體”而乃“用”。作為根本的“體”既非西方文化，亦非東方傳統，而是現代人類共有的工業文明和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
　　由是觀之，21世紀中國哲學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要深入研究探索中國現代化的經濟和政治社會結構及其文化心理結構的生成轉換規律問題，而不能再停留在表層次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念的抽象學理爭論方面，也不能滿足于對政策操作層面的“現實”（形勢）的分析論證上；當然還不能過分醉心于研究某些所謂社會大眾熱門話題。在此，馬克思所創立的經典唯物史觀的社會本體論原則、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理論仍是不可超越的，他對市民社會日常生活和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辯證分析，對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工業化發展規律的深刻揭示，對于我國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仍有著科學指導意義。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當代中國哲學，必須徹底擺脫原蘇聯教科書體系那種包羅萬象的泛邏輯主義思維定勢的束縛，同時也要超越現代新儒家和“新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種種同樣抽象的理想主義解釋框架，要以實證的歷史的分析精神來把握中國現代化發展這一“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必須充分意識到，真正的現代中國哲學既不能拿傳統文化古董或國粹來充數，也不能靠進口西洋精神口糧來渡日，而是要靠扎實深入地研究當代社會問題，吸收消化提煉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在內的眾多社會科學、實證科學知識成就，來求得生存發展。
　　對哲學而言，本體論思維既是內在的又是超越的（此所謂“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的辯證思維），它既關注整個人類和某個民族生存發展的終極意義價值問題，又思考特定歷史時代社會內在矛盾和人們文化心靈深處的問題。這兩方面的工作，目前的哲學研究都做得很不夠。一方面，長時期的政治工具論性質的哲學思維方式嚴重抑制了哲學理論“形上”務虛方面的發展，而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實用理性主義（即所謂“體用不二”論）思維慣性更妨礙著中國哲學對人生和世界意義的形式化終極性抽象。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近現代哲學從未經歷過一個對傳統本體論哲學進行徹底反省的理性“洗禮”階段，所以現代中國哲學沒有寫出象《純粹理性批判》、《大邏輯》那樣的玄學宏篇（在這方面，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馮友蘭的“貞元六書”、金岳霖的《論道》等可謂“空前”而又“絕后”）。另一方面，哲學對社會現實生活和大眾文化心理的經驗實證分析一極也是難如人意，往往滿足于籠統論證附會現實，或在文化哲學分析比較上做些抽象文章，很少從社會大眾文化心理深處提煉出一種嶄新的時代精神。有鑒于此，21世紀中國哲學必須在超越反省現實（形上）和深入分析現實（形下）兩極上狠下功夫，不能再游離于那種上不及“道體”“通理”，下不著“日用”“具象”的“假空”狀態〔1〕； 必須走出狹隘的政治化圖釋框架和泛道德主義理想視野，確立那種既能表征當代工業社會發展客觀尺度和形式理性特征，又能張揚現代人類自省危機批判等超越意識的新型歷史哲學。我們需要通過弘揚傳統文化自強不息、通達樂觀的精神遺產，來培養中華民族寬廣崇高、奮發向上的文化胸懷和價值境界，同時特別要注意造就國民普遍缺乏的現代化的危機憂患意識。
　　最后，我們還要看到，對現代化發展“本體”的誤設必然涉及到一個認識方法論問題。這就是方法論的幼稚偏激滯后和必然的“貧困”問題。傳統的價值至上論、經驗主義、體用不二的模糊思維，近代的科學全能論、機械形而上學思維（特別是“兩極對立”式的“辯證法”）的諸多缺點在關于傳統文化/現代化、中化/西化、民族獨立/ 對外開放等關系問題的分歧爭論方面都表現得尤為明顯。而80年代以來所出現的后現主義式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傾向也嚴重妨礙著我們對現代化發展的正確定位。所以，21世紀中國的哲學也需要在方法論研究和應用上來一次突破和革命。在這方面，馬克思的總體性歷史辯證法思想，社會批判理論，現代系統科學方法論成就，在西方風行一時的現象學——解釋學、結構主義運動，都會成為解決目前哲學和科學方法論貧困問題的豐富精神食糧。
　　二、以中華優秀的理性文化傳統為本位，以當代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文明成就為前沿，全方位地審辨和吸納人類各主要文化傳統體系的特殊貢獻，在平等對話、自由交流、綜合創新過程中，建立廣泛的理性文化聯盟體系，實現人類文明和世界哲學思想的新突破。21世紀中國的哲學要獲得獨具特色的長足發展，要在世界哲學文化叢林中確實贏得重要位置，就必須在學術積累、思想創新、科研水平、人才培養等方面做長期認真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并要為實現學術研究發展的自律化、規范化、民族化，為形成學派學風多元化和學科建設的專業化綜合化局面，提供良好寬松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
　　不知從何時起，西方人特有的“世紀末”情緒感染了全人類。如果說在上世紀末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充滿迷惘危機恐懼的，西方人是樂觀自信目空四海的，那末，本世紀末西方的情況似乎剛好相反。自本世紀初伊始，“西方中心論”便危機四伏（斯賓格勒的一部《西方的沒落》可謂明證）。而經兩次世界大戰、西方殖民主義體系瓦解、后現代主義運動勃興之后，“西方中心論”作為一種文化價值觀和世界歷史觀，在本世紀末好象已壽終正寢了（近年來在西方世界頗流行的四部“名著”又可作證明，它們是：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布熱津斯基的《大崩潰》、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以及奈斯比特的《全球化悖論》）。面對此情此景，走向21世紀的中國哲學既要充滿信心，又要保持冷靜頭腦。
　　首先必須看到，西方中心論價值觀的“終結”并不意味著下世紀人類文化會來一曲“歡樂頌”或一出大團圓，因為各民族國家地區間的利益沖突必然會導致“文明的沖突”（亨廷頓所曰“三教紛爭”或“三教演義”實乃為西方在東方的利益受挑戰而担憂）。但同時也要看到，一元中心論時代的結束，即意味著多中心并存和世界各主要民族文化傳統間平等對話交流的可能和開始。這種新格局便為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真正具有世界影響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就此而言，擴大中國傳統和民族特色的哲學文化的對外宣傳交流，提高傳統文化研究的品位水平，將是21世紀中國哲學事業的一大任務。在這方面，我們既應有充分的信心，也應有緊迫感。海外新儒學可謂先聲奪人。它既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國際知名度，也給我們以許多方法上思想視野上的啟示，但這何嘗又不是挑戰競爭！我們在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解釋范式上總不能一直唯海外新儒學的馬首是瞻，總不能跟在“西化”派和“后化”派之后人云亦云、鸚鵡學舌，而必須要通過艱苦認真的學術積累和研究，形成自己的特色，造就一支水平上乘實力過硬、具有世界影響的理論研究隊伍。
　　其次還必須看到，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文明體系的瓦解并不等于西方人幾百年來苦心經營的全球化殖民主義統治體系的終結；西方人對整個人類的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的壟斷仍是一個現實，第三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對傳統的西方文明中心的依附性邊緣性聯系還普遍存在。并且，西方文化有許多方面的確仍保持著遙遙領先的優勢。21世紀中國哲學文化仍必須把首先引入消化“西學”成就作為一項基本策略。反過來說，我們不能跟著西方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運動，搞所謂崇尚前工業文明的“東方主義”遠征（這種跟著西方人反對“西方中心論”的做法本身難道不仍是一種“西方中心論”嗎？）。我們一定要把以西方價值觀歷史觀為中心看世界的立場和充分利用西方先進科學文化成就的立場嚴格區分開來。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從民族現代化發展根本利益出發，主動取舍西方高度發達的現代理性文明成就，自覺抵制后現代主義文化狂潮和生活方式的沖擊，尤其要防止后現代性和前現代性文化合流侵蝕中國的現代理性文化基礎。
　　有鑒于此，21世紀中國的哲學與文化就必須要建立廣泛的理性文化聯盟。這包括要正確處理人類終極價值關切境界與現代理性主義文化邏輯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即韋伯所說的價值實質理性與工具技術理性之間的沖突）；正確解決傳統與現代兩種理性文化的關系問題。而21世紀中國的哲學應當弘揚的理性文化，首先不是傳統文化那種“天人合一”的道德價值理想，而是以技術理性、形式理性和人的主體性為核心的啟蒙辯證法精神；要樹立起一種適應現代工業文明發展功能要求的自主、自律和平等的價值取向。
　　要建構理性聯盟，就要使東方/ 西方文化體系從昔日相互沖突對抗和相互誤讀狀態走向相互尊重和理解的交談狀態，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諸如生態、和平、資源、發展、人權）而確立各方認同的文明價值尺度。世界因現代化發展越來越一體化，人類族際國際關系越來越密切，人類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樣化但也越來越全球化。這些現象既說明任何一種文化傳統都不是萬能的，但又是各有所長的。認為有一種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這是幼稚的，而試圖消滅人類文化資源的多樣化，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總之，克服各種文化的傲慢與偏見，將是21世紀世界和中國哲學的神圣使命。
　　要建構理性文化聯盟，就必然要促成哲學與科學的互融互補。21世紀中國的哲學要贏得長足發展和公認的成果，就既要克服自身知識結構上的偏食癥貧血癥，又要克服研究視野上的偏執癥和學術胸懷方面的孤獨癥；既要提高哲學隊伍的科學知識水平，又要提高科技隊伍的理論思維水平；既要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意識，又要增強全社會對科技的批判鑒別意識；既要與蒙昧主義神秘主義做斗爭，又要同披著科學外衣的現代迷信做斗爭。真正的哲學和理性文化是要用科學來武裝自己，而絕不是用科學來偽裝自己。
　　要在新的一個世紀乃至新的一千年實現人類文明新突破和“哲學的突破”，這恐怕是一項最能讓世界各國文化巨子們心馳神往的宏偉的烏托邦工程。綜觀人類文明史，如果說在公元前后的一千年之內是人類幾大古典文明形成的“軸心期”（雅斯貝爾斯語）的話，那末，我們可以接著這樣概括說：公元第一個一千年是東方文明的繁榮昌盛期，是西方文化從屬于東方世界的歷史階段；公元第二個一千年的前半部分（1500年之前）則是東方文明由盛而衰、西方近代文明孕育形成時期，后半部分則是西方文明逐步強大、主宰整個世界的時期；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是西方文明統治人類的頂峰期，戰后的下半葉則是其迅速走下坡路的時代。由此大勢來看，我們也可以預言，公元第三個一千年可能預示著人類幾大文明由撞擊而融合，形成全人類性的新文明。用雅斯貝爾斯的話來說，那時的世界“或許會進入嶄新的第二個軸心期，達到人類形成的最后過程。這個過程仍十分遙遠，隱而不露。”〔2〕撇開預言，客觀而言，西方的工業商業文明雖然把人類帶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高度，但其發展模式的資源限制、民族和階級局限性（馬克思早就批判它是“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3〕， 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災難性后果，都證明它不是萬能的永恒的，必然要有一種新的文明超越它取代它。只不過，這種新文明不是哪一個民族的但卻屬于全人類各民族的。21世紀中國的哲學文化應當充分弘揚傳統文化中固有的超越西方工業文明的價值觀念和批判精神，應當在那樣一個新文明的孕育期作出理論上學術上的基礎性開拓性貢獻。
　　三、以當代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為根本生長點，回歸社會大眾文化世界，改造國民傳統文化心態，培育塑造現代工業文明社會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重建人文精神傳統的權威，再造現代中國人的理想家園。21世紀中國的哲學一如20世紀的中國哲學，仍將肩負著繁重的理性啟蒙、文化建設使命；但它已不可能再充當發號施令的先知角色，也不再需要扮演那種批判重估一切價值傳統的狂圣形象，而是潤物無聲的園丁，是維護正義和平的使者，是要耐得住寂寞痛苦的現代“隱士”和“布道者”……
　　至少所有從事哲學教研工作的人不會否認，中國哲學界目前面臨的現實是嚴峻的，甚至是一種困境和危機。這種危機是整個人文科學、嚴肅文化、精英文化危機的一部分；這種危機是由社會結構大分化大轉型所導致的一種暫時、表面上的無序失序失導現象。但不管怎樣，哲學的確由昔日的大紅大紫的顯學寶座上黯然退隱下來，從一呼百應的權力話語中心而退向默默無聞的文化社會邊緣；哲學正在失去社會大眾，在火熱誘人的“過把癮”活法面前顯得格外寂寞。此情此景仍需我們冷靜分析。
　　毫無疑問，造成目前哲學處境的最直接原因是改革開放所引起的深刻社會結構分化，即從改革前的政治權力高度控制社會一切領域的一體化結構轉變為國家和社會、政治與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明確分化，由此導致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價值取向多元化、文化權威的多元化，特別是引起社會大眾文化的興起。哲學作為一種文化從昔日至尊無上的意識形態霸主回歸到本來的獨立自律的學術位置上，這在一定意義上倒是必然的和正常的，所謂的失落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大可不必的。
　　但我們還必須清醒地看到，哲學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畢竟不只是一個學科的前途命運的小事，而且是事關中國現代化發展成敗的大事，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所特有的難題和悖論。那就是西方現代化的歷時性階段性矛盾在中國則變為共時性并存的錯綜復雜格局，西方幾百年中逐步出現和分別解決的問題在中國卻是相互掣肘、相互糾纏、互相反對又奇特共生的現象〔4〕。表現在社會存在層面上， 自然經濟結構中的狹隘舊習、早期工業化進程中的殘酷與幼稚、現代社會機械理性化的種種弊端，以及后工業社會中特有的“富貴病”（諸如高消費和環境污染）等都在同一時空的中國暴露出來。表現在文化的時空坐標上，傳統的隱性道統文化心理由積淀而膨脹、顯性的政治權力話語的泛濫、工業社會機械復制的俗文化的勃興與后現代主義的錯亂誘惑，正在導致中國當代文化市場上的混亂競爭和錯位現象〔5〕。傳統、 現代和后現代三種力量的并存似乎為中國現代化發展提供了許多可選擇的方案和機遇，但更多的卻是造成了中國現代化認知圖象的混亂模糊，乃至造成現代化發展理性文化動力資源的匱乏和價值目標的虛無。面對此情此景，以至于有人感嘆，我們丟掉了傳統文化，卻剩下了“沒有文化”的傳統；我們在經濟政治上還尚未現代化，在文化生活上卻已是“后現代”了。中國當代文化真可謂面臨著傳統文化“無子無孫”、現代文化“無家無根”、后現代文化“無父無君”那樣一幕虛無景象。
　　在傳統即前現代性文化價值尺度和后現代性文化價值尺度雙重襯映之下，現代化的理性文化和價值尺度的弊端無疑會表露得更為突出。但這也決不能動搖我們實現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決心。21世紀中國哲學的文化建設使命就是要使以科學和民主為內涵的理性化與以自由和平等為內涵的主體化真正成為中國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和自覺追求的主導性價值目標。我們當堅信，隨著現代科技意識的普及推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化規范化發展，社會人際關系日益從地域化、人倫化、單位化向物性化、國際化、形式理性化轉換，中國哲學所夢寐以求的現代科學理性文化意識和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一定會在社會大眾心靈深處生根。
　　與傳統社會那種天人合一、凡圣合一或神俗合一的混沌靜態的神秘生活圖象相比，現代社會生活似乎既是高度分化有序、清晰明了的，但又是變化無常、捉摸不定的。一方面社會生活高度世俗化，人們行為準則高度透明化規范化（公私利益界限分明、道德法律各盡其職），給人以井然有序之感；但另一方面，工業社會生活的高快節奏、商業競爭的冷酷無情和勝負難料，都造成了個人命運的沉浮不定，使每個人都難以找到可靠的精神寄托或歸宿。一方面的冷靜、理智、精明、功利，另一方面的孤獨、空虛、焦慮、迷惘，這些矛盾在無情地折磨著現代人的靈魂。由此來看，所有現代哲學最終都面臨著人生信仰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做過重建人類精神家園的承諾（哪怕這個家園不再是伊甸園，而是荒原或“廢園”）。無論如何，做出這種承諾的現代哲學都不會“只停留在某種不變概念的先驗預設和簡單的理想宣傳教化之層面，而必須具有洞悉現代人價值心理和現代生活之精神理想的理論透析力和揭示性，并由此形成一種足以洞悉人心、關懷人生、觀照世界萬象之意義，并富有崇高的現代理想和未來感召力的理論牽引力、凝聚力。”〔6〕
　　哲學要重建人文權威、重建理想家園、導引社會大眾文化心理，就必須深入社會日常生活、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這既需要大眾傳媒，也需要大眾文化形式。目前西方哲學正經歷的“體系終結論”和“后哲學文化”轉型期，也許可以給我們某些啟示。其特點就是哲學與文學批評、大眾文化批判的高度結合。哲學不能再孤芳自賞、閉門造車，而要借助于大眾文化把握時代精神，來影響日常文化生活的發展。當然，哲學只是要還俗，但不能世俗，更不能媚俗。哲學要由凡而圣。馬克思早就預言：由天國回到塵世，這只是啟蒙和科學歷程的一半，而由世俗引申出其“天國形式”，這才是唯一的科學方法〔7〕。哲學要深入生活的海洋，從中汲取營養，而不能被生活所同化所淹沒所窒息。哲學對生活真諦的表達并非一種情感生理的宣泄，而是理智的提煉升華。
　　哲學要重建人文權威，并不反對科學權威，但也不聽命于科學權威或任何其他權威。現代人類生活和文化已與科學融為一體，科學已成了現代人安身立命所在。但科學理性尺度與人生價值尺度之間永遠存在著矛盾與張力。科學使人“四海為家”，但也從此使人失去了“家”而四處流浪。科學使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但亦常使人舉目無親乃至六親不認。發達的科學媒體把地球變成了一個村落，但也在許多人的心靈間鑄起一座座冷漠的冰山。科學永遠代替不了生活和哲學。哲學和生活是長青之樹。總之，未來的人類哲學既是鮮活的生活的，又是超越生活的；既是科學的唯物的，但又不是作為學科的那種科學或“為物的”那種唯物主義，而是“為人的”科學。哲學本來就不是“天（文）學”（神學/科學），而是“人（文）學”。
　　（本文作者：劉懷玉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趙景來
　　注釋：
　　〔1〕參看萬俊人《倫理學新探》，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第293頁。
　　〔2〕《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55頁。
　　〔4〕見衣俊卿《論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定位》， 載《哲學動態》1995年第2期。
　　〔5〕見張一兵《痛苦的轉換與歷史的超越》，同上。
　　〔6〕萬俊人《倫理學新探》第293～294頁。
　　〔7〕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頁、第23卷第410頁注。
　　
　　
　　
天津社會科學30-34,105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劉懷玉19961996 作者：天津社會科學30-34,105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劉懷玉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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