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工業革命的啟示  ——彼得·德魯克論未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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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社會迄今尚未到來,但我們已完全有必要考慮在以下領域采取行動:
  ●未來公司。企事業單位,包括諸如大學等非工商企業,應該開始試驗新的公司形式,并進行少量試點研究,尤其在與盟友、合伙人和合資企業進行合作方面,以及在為最高管理層確定新的結構和新的任務方面。跨國公司的地理和產品的多樣化以及集中和分散的平衡也需要新的模式。
  ●員工政策。幾乎在每一個地方,對員工實行管理的方式都假定,勞動力多半仍由企業雇用的員工組成,他們專職為這個企事工作,直到被解雇、離職、退休或者死亡。然而,在許多組織內,多達2/5的員工已經不是雇員,而且并不專職工作。
  如今的人力資源經理也仍然假設,大多數可取的和最不費錢的雇員是年輕雇員。尤其在美國,年長者、尤其是年長的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被迫很早退休,以便為年紀較輕者讓出空間。年紀較輕者被認為花費較少,或者掌握更新的技能。這種政策的結果并不令人鼓舞。一般說來,兩年后,較年輕新雇員的人均工資開支即使不是更高,往往也恢復到“老人”被趕走之前的水平。拿薪水的雇員人數看來至少與生產或者銷售一樣迅速上升,這意味著新的年輕雇員并不比老雇員更富有成效。可是,不論怎樣,老齡人口不斷增長的人口統計數據將使目前的政策變得日益自我挫敗和費用浩大。
  對一項員工政策來說,首先需要的是覆蓋所有為某個企業工作的人,無論他們是否被這個企業雇用。歸根結底,他們之中每一個人的工作業績至關重要。迄今為止,沒有人看來已為這個問題發明一種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其次,企業必須吸引和留住富有成效的人們,并使他們獲得成功,無論他們是已經到達官方退休年齡的人,已變得獨立于承包商之外的人,還是不能成為專職固定雇員的人。例如,具有高度技能和受過高等教育的老人不是退休,而是可以選擇與企業保持持續的關系,這種關系使他們變成長期的“內部外人”,為企業保存其技能和知識,但使他們獲得其所希望、企業也能承受的靈活性和自由。
  這種做法有一個模式,但它來自學術界而不是企業:已騰出其位置并且不再領取薪水的榮譽退休教授。榮譽退休教授仍能隨意地教學,但只獲得其所做事情的報酬。許多榮譽退休教授已完全退休,但或許多達半數的榮譽退休教授繼續以部分時間教學,而且,許多人繼續進行專職研究。一種類似安排很可能適合于某個企業中的高級專業人員。一個美國大公司目前正在為其法律和稅務部門、研究和開發部門以及人事部門的年長高級員工試驗這種安排。可是,對從事比如銷售或者制造等操作工作的員工來說,必須制定某種不同的東西。
  ●外部信息。或許令人驚訝的是,有人可能認為,信息革命已使管理人員所獲得的信息不如以前那么多。當然,他們掌握更多數據,但是,通過信息技術可如此輕易地獲得的大部分信息是與公司內部事務有關的。然而,如今影響一個機構的最重要變化有可能是外部變化,而目前的信息系統所提供的有關外部變化的線索卻寥寥無幾。
  一個原因是,有關外部世界的信息通常不能以利用電腦的形式獲得。這種信息不能編碼,通常也不能量化。這是信息技術人員及其從事經營管理的客戶往往嘲弄有關外部世界的信息不過是“軼事趣聞”的原因所在。此外,太多的管理人員錯誤地認為,他們有生以來所了解的社會是一成不變的。
  外部信息現在正變得能在因特網上獲得。雖然這仍是一種完全雜亂無章的方式,管理部門現在已能查找其所需的外部信息,作為設計一種收集有關外部世界的信息的適當的信息系統的第一步。
  ●變革動因。為了生存和獲得成功,每一個組織將不得不使其自己變成變革動因。成功地控制變革的最有效方式是引起變革。可是,經驗已證明,將創新移植給某個傳統企業是行不通的。這個企業必須成為變革動因。這要求我們有組織地放棄已被證明是不成功的事物,也要求我們有組織地和持續不斷地改善這個企業內部的每一種產品、服務和過程。這需要宣傳成就,尤其是料想不到和計劃之外的成就。這也需要系統的創新。成為變革動因的關鍵是整個組織的心態變化。其員工不是把變革看作威脅,而是把變革看作機遇。
   接著如何?
  關于如何為我們已能看到正在形成的未來作準備,暫且就說到這兒。可是,有關我們迄今甚至沒有意識到的未來的趨勢和事件的情況又如何?如果有一件事是我們能夠滿懷信心地預測的,那就是未來將以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現。
  以信息革命為例。幾乎每一個人都確信有關信息革命的兩樣東西:首先,它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開展;其次,它的影響將比此前發生的任何事情更徹底。大錯特錯了。無論就其速度還是就其影響來說,信息革命都奇怪地與過去200年里在其之前發生的兩件事相似: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19世紀末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詹姆斯·瓦特于18世紀70年代中期改進的蒸汽機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立即對西方的想像力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在鐵路于1829年發明以及此后10年內郵資預付的郵政和電報發明之前,這次工革命沒有產生許多社會和經濟變化。同樣,計算機相當于信息革命的蒸汽機,20世紀40年代中期計算機的發明刺激了人們的想像力,但直到40年后,由于因特網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推廣,信息革命才開始帶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變化。
  同樣,如今我們對收入和財富方面日趨增強的不平等以及對諸如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等“超級富翁”的出現感到困惑和驚恐。然而,類似的不平等的突然和費解的增強,類似的當時“超級富翁”的出現也是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征。與其時代和國家的平均收入和平均財富相比,那些早先的超級富翁比相應于如今美國平均的收入和財富的比爾·蓋茨富裕得多。
  這些徹底和驚人的相似之處足以幾乎確鑿無疑地證明,與在前兩次工業革命中一樣,信息革命對下一個社會的主要影響仍有待發生。對新的制度和新的理論的創造來說,19世紀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后的數十年是最富有革新精神和最碩果累累的時期。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工廠變成主要的生產組織和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工廠工人成了自1000多年前穿盔甲的騎士出現以來第一個新的社會階級。羅特希爾德家族是作為1810年后世界占支配地位的金融力量問世的,這個家族不僅是第一家投資銀行,而且也是15世紀的漢薩同盟和美第奇家族以后的第一個跨國公司。除了其他許多東西,第一次工業革命還帶來了知識產權、全球公司、有限責任、工會、合作社、技術大學和日報。第二次工業革命產生了現代文官制、現代公司、商業銀行、商業學校以及婦女在家庭之外的第一個非女傭的工作。
  兩次工業革命也孕育了新的理論和新的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是對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反應;共同塑造20世紀民主政治的政治理論——俾斯麥的福利國家、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和費邊社、美國的企業規則——全都是對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反應。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學管理”(始于1881年)及其生產力爆炸也是如此。
   重要想法
  隨著信息革命的開展,我們再次看到了新的制度和新的理論的出現。新的經濟區——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擬議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既不是傳統的自由貿易的產物,也不是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產物。它們嘗試兩者之間以及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與超國家的經濟決策之間的平衡。同樣,已開始支配世界金融的花旗集團公司、戈德曼·薩克斯公司或者ING Barings公司也是沒有真正的先例的。它們不是跨國的,而是超國家的。它們所交易的資金幾乎完全不受任何國家的政府或者中央銀行的控制。
  此外,人們對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假設的興趣激增。他的假設認為,“動態失衡”是經濟的唯一穩定狀態,創新者的“創造性破壞”是經濟的動力,新技術即使不是經濟變革的唯一動因,也是主要動因。這些假設乃是以前的經濟理論的對立面,而以前的經濟理論所依據的思想認為,平衡是健康經濟的標準,貨幣和財政政策是現代經濟的動力,技術是“外在事物”。
  這一切表明,最大的變革幾乎無疑仍有待發生。我們也能確信,2030年的社會將與今天的社會非常不同,也將與今天暢銷的未來學家們所預測的東西很少有相似之處。2030年的社會將不受信息革命支配,甚至也不是由信息技術塑造。當然,信息技術將是重要的,但信息技術將僅僅是若干重要的新技術之一。下一個社會的主要特征與以前的社會一樣,將是新的制度以及新的理論、意識形態和問題。
國外社會科學文摘滬12~14F11理論經濟學彼得·德魯克20022002現在已是為下一個社會作好準備的時候。選自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1年11月3日朱雅文[美]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文摘滬12~14F11理論經濟學彼得·德魯克20022002現在已是為下一個社會作好準備的時候。選自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1年11月3日

網載 2013-09-10 2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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