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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13日是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15周年，許多朋友都在慶祝這一天，也都在反思這15年。人們之所以要反思，就是因為十五年來海南的發展取得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諸多不如人意的問題，發展不像人們預想得那樣順利。
　　　　一、我們的反省不能過頭
　　近來討論十五年來得失的朋友很多，由于海南經濟特區的發展確實不如預想得迅速，負面的評價自然就會比較多。不過我認為，我們的討論不能僅僅從我們的主觀愿望出發，還要從客觀實際出發，不能脫離我們的發展起點，更不能把本來就不存在的機會，統統說成“我們喪失的機會”。
　　這樣的“機會”乍看上去似乎很多，實際上寥寥無幾。比如有的朋友說：“‘房地產熱’、‘股票熱’、‘開發區’熱時來海南的資金那么多，只要把其中的一半投向海洋產業，今天的形勢就大不一樣了”，就是這樣的一例。因為當時確實有巨額資金從全國各地涌入海南，不過它們都是為謀取暴利而來的。海洋產業并非暴利行業，根本就不可能吸引數以百億的社會資本。又比如有的朋友把洋浦開發區作為一次失去的機會，然而他們忘記了，即使沒有1989年那場“愛國”、“賣國”之爭的風波，洋浦開發也不成其為一次真正的機會，因為1990年中央就宣布開放上海浦東，投資者們的注意力馬上就轉向。短短的一年時間究竟夠干什么呢？還有所謂“封島”，姑且不論中央本來并無意圖，就既成事實而論，有關的大討論一方面確實刺激了國內資金短期內的大量涌入，但另一方面大量資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物價、地價、房價的飛漲，成為“泡沫經濟”的直接誘因……。照這樣一個一個地排除下去，能夠站得住的機遇恐怕剩余不下幾個了。
　　海南人民長期生活在貧困落后之中，歷來講求實際，本不存有迅速富裕起來的幻想。只是在建省、辦經濟特區之初的特定的環境下，才產生了過高的期望。而且，建省、辦經濟特區最初五年，由于中央特殊優惠政策的巨大威力，海南也確實出現了超乎常規的高速發展，人均GDP從全國平均水平的83%，一下子追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03%。假如政策環境不發生后來的變化，實現中央對海南發展的“三步設想”也并非不可能。然而第一，上海浦東的開發，使海南不成其為“最特的特區”和“最后一個特區”；第二，1994年外貿體制改革，又使經濟特區最主要的政策優惠“普惠化”，特區與非特區的政策落差急劇地縮小；第三，海南又發生了“泡沫經濟”，不僅拖累了全國各地的金融機構，更使自己的金融機構呆壞賬目高達90%以上。于是，在一沒有基礎，二沒有政策，三沒有銀行貸款的艱難條件下，連續三年GDP發展在全國殿后，就成了大勢所趨。假如把所有這些賬都算到省級決策人的頭上，顯然有欠公允。
　　我們不能忘記，海南的發展起點究竟有多低。1987年的財政收入只有2.9億，無論從經濟的總體規模、產業發展水平還是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各個方面，都是原廣東省內最為貧困落后的地區。有些朋友說些氣話不難理解，可當真要回歸廣東省就未免可笑。看看我們2002年的財政收支吧：地方財政收入才52億，國稅收入29億，財政支出卻有98億，換句話說，就是國稅收入全部返還，還要靠國家幫助17億。這還沒有算上從各個部門和市縣“跑部錢進”的收入。不錯，廣東除珠江三角洲之外的絕大部分地區，前幾年都有能靠從省財借錢發工資，作為中國的首富之省，廣東省的各部門也確實有錢可討。但是同調動全國資源的中央各部委首長們相比，廣東廳長們手里的錢畢竟還是小錢。海南作為全國唯一的熱帶海島省，在國家那里得到了關照，豈是廣東時代可比！倘若連這個賬都算不過來，那真是要貽笑大方了。
　　所以，不要說不辦經濟特區，就是不建省，海南也絕對不會有今天。無論從哪個方面看，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十五年的成績都是主要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二、若干重大失誤需要回顧和總結
　　肯定成績不等于回避問題，我們確實有許多的重大決策失誤需要回顧和總結。這些重大失誤包括如下方面：
　　（一）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忽視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這個問題最突出地表現在1998年以后。由于頂不住社會各界的集體非理性思潮，也是由于當時中央為了應對亞洲金融風暴、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提出了8%的年度增長指標，海南也不得不提出了經濟增長的高指標。但是如前所述，此時仍然是一無產業基礎、二無政策優惠、三無銀行貸款，要實現高速增長就只有“一手高指標，一手烏紗帽”。這樣硬壓出來的高速度，自然少不了虛假政績和數字泡沫。結果適得其反，惡化了投資環境，進一步減少了外來投資，減少了就業崗位，實際上放慢了經濟基礎發展。
　　而更為嚴重的是，同樣是在集體非理性思潮的干擾下，我們還制定了一個脫離實際的“十五”計劃，要求21世紀的前十年經濟增長翻兩番，第二個十年再翻兩番（相比之下，廣東“十六大”之后提出的目標是：前十年翻一番，后十年再翻一番）。假如不是2002年海南省“第四次黨代表”的修正，這項計劃就要成為經濟發展指導思想上長期干擾我們的謬誤。
　　（二）片面追求加快城市化建設，忽視了“三農”問題。無論是城市化建設還是解決“三農”問題，都離不了基礎設施的適度超前發展。然而，海南的實際情況是，為城市化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過于超前，為解決“三農”問題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又過于落后。
　　不少市縣建設了過于寬闊的大道，甚至建設了大得出奇、與人口發展水平遠遠不成比例的都市廣場，耗費了巨大的財力物力。
　　向城鎮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在于增加城鎮的就業機會，可是我們的許多縣市并沒有在這上面下功夫，而是熱衷于圈占土地、擴大城街區的建設。
　　解決“三農”問題迫切需要加強水庫、電網、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對于海南來講，特別是需要建設自主的運銷流通渠道，需要建設強大的農副產品的加工工業體系。然而所有這些，都沒有提到許多地方領導的議事日程。
　　（三）片面追求近期政績，忽視了長遠戰略利益，其中特別是忽視了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曾經提出過一個非常值得反思的口號：“不把茅草屋帶到21世紀！”結果是不惜代價、不分地域、“一刀切”地把茅草屋改建成磚瓦房、鋼筋水泥房，甚至連水源地也不例外。這種做法不僅勞民傷財，而且對水源地的環境保護構成了新的威脅。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對水源地實行“生態移民”和“易地扶貧”。
　　另一個嚴重的疏漏，是沒有及時建立江河流域上下游之間的利益補償機制，結果既不利于下游的生態發展，又不利于保護上游群眾環境保護的積極性。
　　在旅游景點的開發方面，我們也發生了不少低水平開發，破壞資源的問題。許多國家級和世界級的旅游資源，沒有經過省級行政部門的統一規劃，僅僅在縣市甚至鄉鎮一級的行政首長點頭，就貿然開發，結果自然是粗制濫造和資源浪費。
　　（四）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忽視社會效益。在海南，先后發生過“全民倒車”、“全民經商”、“全民炒股”、“全民炒樓”……。那么多的人脫離主業，都是為了追求“經濟利益”，造成專業技術的普遍荒疏，至使我們在許多領域里的專業技術水平，大大落后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這些年來我們引進了許多專業技術人才，但“淮南的桔子到了淮北就變”，內地的專業技術人才一來海南就變得六神無主。
　　而最為荒謬、也最不體面的經濟利益追求，還在于放縱黃業和賭博。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領導干部對此認識不清，甚至把這些歪門邪道視為經濟發展的“捷徑”。他們不是不知道，黃業、賭博坑害了多少善良無辜的人民！
　　（五）財政金融風險釀下了苦果。海南的財政金融風險主要是“泡沫經濟”的惡果，卻并沒有因為“泡沫經濟”的結束而告終，靠借債搞“政績工程”的不良風氣，始終沒有完全剎住。許多朋友至今以為，“國債非債，不用白不用”。他們不知道，假如各級政府都這樣干，最終就要由中央政府“埋單”。中央政府有什么辦法？還不是多印些票子，“羊毛出在羊身上”？結果轉了一個圈，還是廣大人民群眾倒霉。占便宜的，只是少數靠“政績工程”爬上高位的官員。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中國就一日不能擺脫財政金融風險的陰影。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們研究，中國全面建設“小康”道路上最大的障礙有四：一是人口與就業壓力，二是環境與資源壓力，三是技術落后與無情的國際競爭壓力，四是財政金融風險壓力。其中，尤其以第四個壓力最為沉重，而且時時都在發展，遲早會成為心腹之患。作為“泡沫經濟”的重災區，海南理應比其它地方對此理解得更加痛切。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許多領導干部至今對此麻木不仁。
　　　　三、決策失誤的規律性原因
　　我想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海南的地方黨組織要想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首先要牢牢地樹立“創造財富”的意識。然而我們的許多朋友，多年來只熱衷于轉移財富，不關心創造財富。這恰恰是海南的百病之源。也是“泡沫經濟”和浮躁心理的思想根源。要創造財富，就要尊重知識、尊重勞動；就要節儉創業、積累資本；就要建立、健全市場經濟秩序；就要有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的指導思想不到位，就沒有成為名副其實的先進生產力代表。
　　其次，先進的文化是為先進的生產力服務的。不能把“特區意識”等同于轉移財富的特權意識，而是要大力提倡創造財富的意識：要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勞動、尊重創造的新觀念；要提倡節儉創業、積累資本的新觀念；要提倡公平競爭、誠實守信、遵紀守法和新觀念；要提倡可持續發展的新觀念。我們的指導思想不到位，就沒有成為名副其實的先進文化代表。
　　再有就是，從長遠看，人民群眾的利益最終要完全由人民群眾自己來代表，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的，然而在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建立健全之前，特別是出于許多技術性的原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尚難以實現對各級政府的有效監督，在這種情況下，各級黨組織就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領導責任。我們必須改善黨的組織部門考察政績的成本意識。真正搞清楚一個公式：政績＝施政成效－施政成本。所謂施政成本，包括財政成本、生態環境成本、自然資源成本，也包括無形成本——即地方的商業信譽和民心所向的成本。假如施政成本過高，就得不償失，就不能肯定領導干部的政績。從化解我省財政金融風險的實際需要出發，我們甚至應當鼓勵出“還債干部”，以此來激勵各級領導同志自覺地減少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我們的指導思想不到位，就沒有成為名副其實的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
　　所以歸根到底，理論聯系實際，學好用好“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應當成為我們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
特區展望海口14～17F14特區經濟與港澳臺經濟廖遜20032003 作者：特區展望海口14～17F14特區經濟與港澳臺經濟廖遜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1: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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