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語義、表達研究瑣議(注:本文原題為《語義功能語法芻義》,曾在中國語言學會第九屆年會(廬山)、第30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北京)宣讀,在現代語言學研討班(南開大學)報告。本文根據袁明軍記錄稿刪節而成,修改時采納了徐樞先生提出的寶貴意見。特此一并致謝。)  ——從相對義、絕對義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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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相對義、絕對義對語法的影響
  1.1語義對語法有決定作用,如有[相對]義的詞位于有[絕對]義的詞的前面。因此可以說“今天星期四”,不說“星期四今天”。今天處于“大前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這個時間詞序列中,它所表示的時間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比如現在說“今天”指1997年7月24日,等到明天說“今天”就指25日了,昨天說“今天”指的是23日。“星期四”的所指卻是永遠不變的。過多少年再查1997年7月24日,都只能是星期四。“星期四”絕對不變,往前推一天是星期三,往后推一天是星期五,所以“星期X”是絕對時間詞。這樣我們就從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中提取了相對意義和絕對意義。含有相對意義的時間詞是相對時間詞,含有絕對意義的時間詞是絕對時間詞。相對時間詞和絕對時間詞放在一起,語法規則是相對時間詞在絕對時間詞的前面。如果把這規則輸入計算機里,計算機就能造出合乎語法的句子來;如果不告訴計算機這條規則,計算機就有可能造出“星期四今天”這樣的病句來。
  1.2我們提取的相對意義和絕對意義抽象程度很高,反映了語法的抽象性特點,不僅可以說明時間詞的排列順序,也能說明處所詞的排列順序。例如同位結構“首都北京”不能說成“北京首都”,其中“首都”是相對處所詞,不同時代所指不一樣,殷商時代首都曾是安陽,周、秦時代首都是咸陽,漢朝、唐朝首都是長安,北宋首都是汴京(開封),南宋首都是臨安(杭州),元朝首都是大都(北京),明朝、清朝首都是京師(北京),民國時代首都曾是南京。北京是絕對處所詞。再看些例子:
  國名        過去的首都       現代的首都
  日本         京都           東京
  巴基斯坦 卡拉奇Karachi/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 伊斯蘭堡
  俄羅斯        圣彼得堡        莫斯科
  澳大利亞       墨爾本(1901~1927)   堪培拉
  新西蘭        奧克蘭(1841~1865)   惠靈頓
  巴西       里約熱內盧(1960以前)   巴西利亞
  玻利維亞       拉巴斯La Paz      蘇克雷
  科特迪瓦       阿比讓         亞穆蘇克羅
  尼日利亞       拉各斯Lagos       阿布賈Abuja
  烏干達Uganda  恩德培Entebbe(1964以前)  坎帕拉Kampala
例如“省會石家莊”,省會是相對的,河北省會曾經是保定、北平、天津;石家莊是絕對的。再如:
  省/自治區      舊省會/首府   現在的省會/首府
  安徽省        安慶        合肥
  江蘇省        鎮江        南京
  內蒙古自治區     烏蘭浩特/張家口  呼和浩特
  黑龍江省       北安/齊齊哈爾   哈爾濱
  吉林省        吉林        長春
  河南省        開封        鄭州
  廣西省/壯族自治區 桂林   南寧
  1.3有相對義的詞先于有絕對義的詞這條規則抽象程度很高,所管的面很大,從中可以看出漢語語法的高度的系統性。指人名詞連用時的一般排列規則也是這樣的,如“書記同志/經理先生”中銜位名詞(書記/經理)有相對性,一個人不一定總在這個位置上;“先生/同志”可以認為是絕對的。但這規律有例外,例外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漢語有“會長侯精一”(通名前置,專名后置)、“侯精一會長”(專名前置,通名后置)兩種同位結構,而英語只有President Hou Jingyi一種說法,沒有Hou Jingyi President的說法。漢語中兩種形式的并存必然導致功能的分化。前者符合一般規律,與時間詞連用、處所詞連用的規律是一樣的,用于多數場合;后者與時間詞連用、處所詞連用的規律不同,語用表達上表敬的需要打破了相對在前、絕對在后的規律,敬辭卻只用于尊稱的形式區別于一般形式。這就可以解釋專名在前、通名在后的指人名詞性同位詞組為什么不用于自稱了。
  1.4相對義、絕對義在一條線的兩端,兩者之間有過渡地帶,相對義和絕對義有強弱的區別。專名語構成情況與上面的規律不同,絕對義的專名部分在前,絕對義很弱因而顯現出相對義的通名部分在后,如:
  海南行政區/省 西藏地方/自治區
  昌平區/縣 大興區/縣> 順義<!ZX區/縣
  漢沽鎮/市/區 山海關市/區
  蘭溪縣/市 蓬萊縣/市 曲阜縣/市 涪陵縣/市
  老撾王國/人民民主共和國 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希臘王國/共和國 巴西合眾國/聯邦共和國
構成模式相同的還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之類,不是尊稱,而其構成模式與尊稱形式相同。這種情況應該這樣解釋:整個專名應該看作一個語法詞,而不是語法的詞組,因而規律不同于詞組。這又是語法單位層級影響分析結果的一個例證。(注:參看馬慶株1995。)
  1.5上面的例子說明語義對語法的影響。朱德熙先生在《語法答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叁 主語和賓語”一節中說:“進行語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結構、語義和表達三個不同的平面。結構平面研究句子里各部分之間形式上的關系。語義平面研究這些部分意義上的聯系。表達平面研究同一種語義關系的各種不同表達形式的區別。”這三個平面的提出,對于深化語法研究、拓寬語法研究的視野具有重大的意義。從信息傳遞的角度來看,同位結構的焦點一般在后部。專名表示確定的意思,專名在后的形式與焦點后置是一致的。表敬采用專名前置的形式,焦點不是專名,而是落在后面的通名上。
  結構、語義和表達三個平面的提法比起現在影響更大的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個平面的語法研究的提法概括力更強。因為結構既可以包括句法結構,又可以包括詞法結構,所以“結構”比“句法”面大。句法不能完全包括詞法,漢語語法中不能沒有詞法。不講詞法,漢語語法就將是不完整的語法。“表達”的范圍比“語用”也大,明確度比“語用”也高,而且更通俗,更容易被接受。
  1.6結構、語義和表達三個平面的研究,可以指語法研究,也可以是修辭研究。語法研究和修辭研究有共同點,也有區別點,它們之間是交叉關系。本文只討論語法研究中的結構、語義和表達問題。結構、語義和表達三個平面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充分考慮它們之間的聯系與區別的語法學是本文要討論的語義功能語法。
  語義功能語法以語義為基礎,以分布、變換等形式特征為標準,以語義語法范疇為中心,以詞和詞組為基本單位,以分類為重點,形式與意義相結合,共時與歷時相聯系,共性與個性并重,歸納與演繹并舉,多角度、全方位地描寫和解釋語法聚合和語法組合。
      二 廣義語義論
  2.1語義是形成語法聚合的基礎,語義成類地制約詞語和詞語之間的搭配,制約語法單位的組合行為和表達功能。語法學研究的意義是語法意義。我們對語法意義的理解跟前人有所不同。前人認為實詞沒有語法意義,只有詞匯意義;虛詞則只有語法意義,沒有詞匯意義。這種說法太簡單化了,不符合實際。實際上各類詞都有其語法意義,如名詞的語法意義——事物,動詞的語法意義——動作/狀態/變化/屬性,形容詞也有形容詞的語法意義,等等。實詞的語法意義是從它的詞匯意義當中抽象出來的意義成分。一般意義上的詞匯意義不能成類地制約詞語之間的搭配關系,不是語法意義,例如詞匯中表示時間意義的詞語有的是時間詞,有的是抽象名詞如“時期/時分”,有的是方位詞如“以來”,有的是量詞如“世紀”,有的是數量(名)結構如“一點鐘”,有的是時間副詞如“整天”,有的是區別詞,所屬詞類不同,語法意義也不一樣。時點、時段,相對時間、絕對時間等范疇性的決定詞的用法的意義才是語法意義。
  2.2語法范疇意義是詞匯意義的組成部分,再如順序義。此外,語法意義還包括形態和形態性成分所表示的意義、虛詞的意義和語法關系意義,以及和語法聚合相聯系的語用意義。語法學研究對象即語言的客觀語法規律是抽象的,這就決定了語法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應該是抽象化的方法。語法學首先應該注意找出有普遍意義的規律。有普遍意義的規律找出來了,才具備搞好大詞庫建設工作的基礎。漢語大詞庫建設需要語義功能語法為它做好前期準備,弄清漢語有哪些范疇,弄清這些范疇怎樣制約詞的語法組合行為。
  2.3在對意義的態度上語義功能語法與結構主義者是很不一樣的。結構主義者回避意義,我們則喜歡談意義,在結構主義的基礎上,強調語義的制約作用,把意義作為語法分析的向導。強調語義,還與下面所說漢語和印歐語有許多區別有關。印歐語可以根據形態劃分語法聚合。而漢語的形態沒有普遍意義,漢語有一些形態手段,如動詞重疊。但是重疊在動詞中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不能根據能不能重疊來劃分動詞和非動詞。
      三 廣義功能論和漢語語法的基本單位
  語義功能語法所講的功能是廣義的功能,包括結構功能和表達功能。
  3.1結構功能一方面是分布(粗略地說是句法功能),另一方面是語篇功能。
  分布也是廣義的分布,包括靜態的分布和動態的分布即變換,還包括詞和詞組在不同句類中的分布。分布特征反映語法單位的用法。
  語篇功能是指在形成連貫語篇的過程中語法單位所起的作用,如銜接作用。
  3.2表達功能包括邏輯功能和人際功能。邏輯功能包括概念功能、判斷功能、推理功能和證明功能。人際功能包括敬謙功能(注:參看馬慶株1997A。)、祈使功能、提問功能等。充分注意表達功能才有可能使表達接近于得體的要求。
  3.3語義功能語法的基本單位是詞和詞組。
  3.3.1要重視語義,就要在漢語詞法中,特別重視詞這個層級,因為詞是可以用來構成句法單位的語法單位,在詞這一級語法單位中可以以意義為基礎分出功能小類來。各個詞類中都已經分出了若干小類。如果不以詞為基本單位,就無法描寫詞的大類下面的各有一定語義特征的小類,也就不能充分地完善句法結構的結構模式。
  語素不能是語法的基本單位,因為語素雖然能劃分為詞根語素、詞綴語素,定位語素、不定位語素,成詞語素(成X詞語素)、不成詞語素,但這些分類都是以詞為基礎的,是為了研究詞和構詞法而作的分類。語素這個層級不是句法單位,不能作為句法成分直接用來造句,不能直接構成句法結構,因而不宜作為漢語語法的基本單位。
  3.3.2在漢語句法中,詞組是基本單位。詞組的組織規則與合成詞的構造基本平行,詞組又可以實現為句子。因此朱德熙先生強調詞組的重要性,這無疑是正確的。詞組和詞一樣,也能分出功能類來。由于它的內部構造和外部功能都與詞有所不同,同時與句子很難劃開,因此應該特別加以注意。從整體上看,由于主謂結構比其他的句法結構松散,主謂結構雖然比較容易形成句子,但是它并不能代表句子。漢語的句子不一定是主謂結構,也可以是動賓結構如“下雨了”,還可以是述補結構如“熱死了”,還可以是狀語加中心語構成的偏正結構如“快走”,這樣看來,小句和詞組至少大部分是重合的,句子、小句和詞組之間的界線不好劃,因此與其以句子或小句為基本單位,不如干脆以詞組為基本單位,不應以句子這種結構最松散的組合單位作為漢語語法的基本單位。
  3.3.3關于句子不能是基本單位,陸儉明先生《漢語句子的研究》(《漢語學習》1993.1)一文中的論述很精彩。他指出與印歐語相比,漢語句子的特點是:(1)不一定具備主語和謂語;(2)即使具備主語和謂語的句子,也不一定是"NP+VP"的句子;(3)即使是"NPVP"的主謂句,也不一定是“施事—動作”或“受事—動作”的句子;(4)即使是“施事—動作”的"NP+VP"的主謂句,也與印歐語不同,漢語主謂關系十分松散。漢語句子沒有語法上的形式標志,因此確定句子并不容易。這最不容易確定的單位顯然不宜當作基本的語法單位。
  3.3.4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居于語法單位層級兩頭的語素和句子兩者之中哪一級都不是漢語語法的基本單位,都不適合于作漢語語法描寫的主要對象。總之,最小的語法單位語素和最大的語法單位句子都不宜看成漢語語法的基本單位。這就否定了兩種單本位的語法體系(注:只承認一級語法單位是基本單位的語法體系是單本位語法。),這就向論證漢語語法以詞和詞組為基本單位的必要性邁出了一大步。
  現在可以從詞、詞組兩種單本位體系中,從可能提出的各種復本位體系中來考慮決定漢語基本語法單位,并進一步確定我們的語法體系了。由于如上所述,詞和詞組都很重要,因而只以一個層級的語法單位為基本單位的單本位體系應該放棄,而代之以復本位的語法體系。復本位體系選擇語法單位的兩個或更多層級作為基本單位,由于語法單位一共有四個層級,不可能所有各級單位都是基本單位,也不宜以多數層級的單位為基本單位,因而建議選兩級語法單位為基本單位。任選兩級語法單位可以有下列不同的組合:(1)語素+詞;(2)語素+詞組;(3)語素+句子;(4)詞+詞組;(5)詞+句子;(6)詞組+句子。在這六種采用兩種基本單位的復本位體系中,(4)是我們提出來的;(5)是張志公先生主持制定的中學漢語語法教學系統提出來的,采用這種語法體系的語法書大部分篇幅是用來講詞和句子的。(1)的兩種單位都是詞法單位,(6)中的單位都是句法單位;(2)和(3)都是以語素為一方,以詞組/句子為另一方,兩方等級距離太大,這不同級別的語法單位之間缺少內在的聯系。因此我們主張在詞法中抓詞這個層級,在句法中抓詞組這個層級,即抓住中間帶兩頭;抓住詞向語素推,抓住詞組向句子推。這樣構建起的漢語語法體系中,詞法和句法平行,詞組中有成句詞組和不成句詞組,正像語素中有成詞語素和不成詞語素一樣。弄清什么詞組可以成句,什么詞組不能成句,句子的問題也就大體上比較清楚了,就向弄清各級單位的自由和黏附問題前進了一大步。這還會使我們的語法體系更加簡化。當然基本單位不是全部級別的語法單位,抓基本單位不等于不管其他的非基本單位。
      四 語義語法范疇和語法單位排列的有序性
  4.1語義語法范疇是語義功能語法研究的基礎和核心。既然是語法,就要講形式。我們已經發現了漢語語法單位的一系列排序規則:詞的排列規則——能愿動詞小類共現時的排列規則、時間詞中相對時間詞先于絕對時間詞的排列規則、處所詞中相對處所詞先于絕對處所詞的排列規則、指人名詞中的一般排列規則和特別排列規則、形容詞小類共現時的排列規則、謂賓動詞小類之間及其與體賓動詞共現時的排列規則,還考察了副詞小類連用的排序規則。
  4.2已發現的語素的排列規則有復合單位量詞中成量詞語素之間的排列規則、趨向動詞中客觀趨向成分先于主觀趨向成分的排列規則。
  4.3在詞中的語素小類、在詞組中的同類詞的小類,都有一定的順序。《影響詞類劃分的因素和漢語詞類定義的原則》一文更進一步明確提出詞的大類、小類在共現時都呈現出有序性。正是這種有序性使語言具有條理性,詞的大類、小類的有序性使受話人(聽話人和讀者)在感受到前面的詞語之后就很自然地根據已經習得的語言結構模式而產生一種預期,預期實現就使語言接受者從語法方面接受了語言信息。語法單位排列的有序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解釋,例如可以借鑒西方的隱喻(metaphor)和像似性(echonity)理論。
      五 語義功能語法的地位及其他
  為了促進語法學科的發展,有必要討論充分注意結構、語義、表達的語義功能語法的若干問題。
  5.1國內漢語語法學有務實的傳統,也一直注意借鑒國外語言學理論。1898年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專書馬建忠《馬氏文通》就是在西方普遍唯理語法的影響下照著國外拉丁語語法書的模樣依樣畫葫蘆。本世紀20年代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是模仿英語語法書寫成的。這兩種著作都有樸素的共性意識,從意義出發來觀察漢語語法現象。30年代文法革新討論中開始自覺地尋找漢語的特點。王力先生強調語法的語義基礎,呂叔湘先生構建了一個范疇論和表達論相結合的漢語語法體系。
  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國內學者有機會更多地接觸到國外語言學理論,國外語言學理論被介紹進來,增加了解釋的分量,給國內現代漢語語法學注入了活力,使國內的漢語語法學思想格外活躍。80年代中期,語法學理論意識空前增強。具體表現,一是朱德熙先生自謙為“高不成,低不就”的《語法答問》(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出版。這本書里講了很多重大的理論問題,是一本有重大理論意義的著作。這本書分析了漢語的特點,提出了詞組本位的語法,提出了研究語法要注意結構、語義、表達三個平面。這本書完稿于1983年,實際上70年代末就已經在課堂上和盤托出了。上海胡裕樹先生、范曉先生提出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武漢邢福義先生提出兩個三角,大三角是普通話、方言和古漢語,小三角是語表、語里和語值。很有些人對中國這些語法理論的提出不以為然,我們認為無論如何,這些理論畢竟對中國內地漢語語法研究起到了擴大研究范圍、開闊研究視野的積極作用,因此應該對它們加以充分的肯定。上海青年朋友提出功能解釋語法,也很值得歡迎。全國同行期待著應用這些理論更多更好地扎扎實實分析解決具體問題的研究成果。務實的傳統要求理論聯系實際,來自研究實踐,又服務于研究實踐,而空談會導致理論的夭折,因而沒有意義。可喜的是近年來涌現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論著,不同程度地驗證了各種理論方法。
  呂叔湘先生《中國文法要略》中范疇論、表達論的研究和朱德熙先生等的一批研究成果為語義功能語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胡明揚、陸儉明、徐樞等先生對近年語法研究進行了很好的總結,張斌、沈家煊、袁毓林、張伯江、方梅等先生從認知和功能角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漢語語法研究,胡壯麟等先生有創造性地結合漢語實際研究了系統功能語法,徐通鏘先生提出了語義句法,筆者十幾年來研究語義語法范疇有一系列的心得,特別是聯系漢藏語系少數民族語言進行的語法研究得到了同行的肯定,這一切使我們覺得現在有條件著力討論語義功能語法的若干問題。
  語言學其他分支學科的發展也支持語義功能語法的提出。邢公畹先生在漢藏語系中漢語和侗傣語親屬關系研究中提出語義學比較法,劉叔新、符淮青、石安石、賈彥德等先生分別從漢語詞匯學和普通語言學角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漢語語義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語義功能語法理論的提出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5.2國外語法研究往往注重理論,英美形成了形式主義學派和功能主義學派。功能主義學派的一些人如戴浩一原來也是搞喬姆斯基的形式主義的,后來轉向了功能主義。這是值得注意的動向。英國結構主義新弗斯學派的韓禮德(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先是提出系統語法,接著又提出功能語法,合稱即系統功能語法。他也是從形式主義陣營里跑到功能主義一邊的。結構主義注重形式,對意義常常采取回避的態度。哈里斯的學生喬姆斯基是形式主義學派的代表,現在是一方面更加抽象,搞最簡方案;一方面也更加具體,搞大詞庫。歐洲大陸盛行描寫主義語法,巴黎第七大學語言學博士鄭定歐正在香港搞大詞庫,準備研究描寫10000個動詞。他說在10000個動詞中可以分出8000個類來。(注:這是新時期語法學者學術研討會(國際)——第五屆中青年語法學術研討會(1996.10武漢)期間鄭定歐先生在華中師范大學語言研究所舉行的座談會上講的。)那幾乎是每個動詞一個類啊!要是對每一個動詞的各種用法做非常詳盡的描寫,那么動詞小類的數量就多得數不過來。況且語言當中還有名詞、形容詞等許多詞類。對幾乎每個詞都這樣研究,就和強調抽象性、概括性的語法研究完全對不上口,很有一段距離。西方搞英語、法語大詞庫已有了較好的條件,是合適的。漢語詞庫建設則缺乏這種條件。我們認為漢語詞庫建設應該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明確漢語中究竟有哪些范疇,明確這些范疇是怎樣制約語法單位的組合行為的。顯然漢語語法研究還得補課,特別是要補結構主義的課。在30年代文法革新討論時陳望道、方光燾兩位先生介紹了一些結構主義的基本點,但當時在面上的具體語法研究中還沒有造成太大影響。只是陸志韋《北京話單音詞詞匯》(人民出版社1951)一書提出并運用了同形替代法,進行了十分有益的嘗試。直到李榮節譯趙元任《國語入門》的序為《北京口語語法》1952年出版,國外結構主義的具體研究成果首次介紹了進來,中國內地學者才開始更多地運用結構主義方法研究漢語,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寫了《語法講話》,朱德熙、范繼淹等先生先后發表結構主義的語法論文,對漢語部分語法聚合和語法組合作了精細的描寫。那時,結構主義被當成了洪水猛獸、異端邪說、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剛冒頭就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除了薩丕爾《語言論》出版于文革前,結構主義的另外三本主要經典理論著作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布龍菲爾德《語言論》、房德里耶斯《語言》的中譯本直到1979-1992年才陸續出版;這期間出版的其他結構主義語言學重要理論著作還有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等。1978年起結構主義一度成為中國內地漢語語法研究的主流,《中學語法教學系統提要》采用了結構主義的層次分析,陸儉明先生認為結構主義還要繼續搞下去。的確,結構主義有一套嚴密的分析程序,使得語法學現代化了。研究分布特征的方法有重要的意義,可以使語法學適應現代化的需要,現在分布特征研究得還很不夠,應該繼續進行結構主義的研究,當然同時還要繼續借鑒利用國外語言學其他新的理論方法。
  5.3在研究漢語這種與印歐語差別特別大的語言的實踐中,根據漢藏語系研究的成果總結出來的自己的語法研究理論——語義功能語法——是必要的。現在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應該有計劃地開展面向結構、語義、表達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假以時日,一定能不僅發現現代漢語的更多的規律,而且對普通語言學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我們相信,隨著語義功能語法研究的扎實推進,21世紀我國現代漢語語法學一定會取得更大的發展。
中國語文京173~180H1語言文字學馬慶株19981998本文從相對義、絕對義對語法的影響談起,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的理論問題發表一些意見。主張從結構、語義和表達幾方面研究漢語的聚合和組合。提出廣義功能論和廣義語義論,以擴大語法研究的視野,使漢語語法學更好地為社會服務。馬慶株 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 300071 作者:中國語文京173~180H1語言文字學馬慶株19981998本文從相對義、絕對義對語法的影響談起,對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的理論問題發表一些意見。主張從結構、語義和表達幾方面研究漢語的聚合和組合。提出廣義功能論和廣義語義論,以擴大語法研究的視野,使漢語語法學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網載 2013-09-10 2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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