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覆亡的禍根:明神宗的貪財好貨與化國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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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宗的“化國為家”,把當時世界上最為富庶的國家搞得元氣大傷。明神宗死后僅7年,明末農民大起義便在陜北爆發。又過17年,明朝的統治大廈轟然倒塌。清代官修的《明史》感慨道:“明之亡,實亡于神宗。”應該說,此話不無道理。



    本文原載于《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原標題為“明神宗的貪財好貨與化國為家”

 



  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第14個皇帝。萬歷十年(1582年)他親政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太倉積粟,可支用十年,冏寺(太仆寺)積金至四百余萬兩”。但到了萬歷中后期,卻是“環視庫房,一空如洗”,邊鎮餉銀“逾時歷年不能給發”,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造成這種狀況的總根源,在于明神宗的“酒、色、財、氣”四病。為滿足自己的私欲,他肥了皇室,卻掏空國庫、榨干百姓,從而埋下明朝覆亡的禍根。

  【窮奢極欲  揮金如土】

  明神宗繼位時,虛齡10歲,實際只有9歲。內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高拱為首輔。不久,次輔張居正結納宮中太監馮保,排斥高拱,當上了首輔兼帝師。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張居正厲行改革,開源節流,形成“府庫充盈”的局面,同時嚴格管教小皇帝,力圖“致君堯舜上”。但張居正的管教過于嚴厲,使小皇帝產生了逆反、報復的心理。萬歷十年,張居正病逝后,改革氣象隨之蕩然無存。

  明神宗從小就在糜爛的王府和皇宮里“浸泡”長大,祖父明世宗和父親明穆宗的腐朽生活對他影響至深。盡管宮內有李太后和馮保的看管,宮外有張居正的教育,但仍不敵隨侍左右的諸多太監對他的潛移默化。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逐漸滋生了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個壞毛病。張居正死后,他更是毫無忌憚。

  明神宗對飲食、衣裝器用非常講究,極盡奢靡揮霍之能事。明代宮廷的伙食,由禮部下屬的光祿寺開支,萬歷初年每年支出十三四萬兩,萬歷中年增至近30萬兩,到萬歷三十二年底,光祿寺已無銀可支。明神宗下令向戶部借支3萬兩,向太仆寺借支2萬兩。后來,宮廷的伙食開銷越來越大,光祿寺因此常常拖欠行戶的貨款。宮廷所用器物,如折扇、袍服、絲綢、瓷器等不斷擴增,明神宗便常常下令向各地加派。

  宮廷舉辦婚喪、冊封、祭祀等各種典禮,耗費更是驚人。萬歷六年,明神宗結婚,時張居正當國,不讓他隨便花錢,用銀不過7萬兩。張居正一死,費用便大幅攀升。冊立太子,僅采買珍寶等就用銀約30余萬兩。為籌辦太子婚禮,先后幾次采買珠玉等物,至萬歷二十七年已用銀70多萬兩;長公主下嫁,耗銀12萬兩;福王結婚,費用超過30萬兩。

  土木建筑工程,是明神宗親政期間耗資最大的一項開銷。萬歷十一年,虛齡21歲的明神宗就在京郊昌平為自己未來的壽宮選址,翌年動工興建定陵,歷時約6年建成,耗銀多達800萬兩,相當于全國兩年田賦的總收入。陵墓之外,其他土木建筑工程更是遍布京城內外。“都城內外祠廟寺觀,金碧輝煌,堂宇壯麗”,“離宮別院,所在一新”。乾清宮、坤寧宮在萬歷二十四年發生火災,皇極殿、中極殿和建極殿又在翌年被火焚毀,后來修復重建,耗資尤巨。萬歷三十一年開始籌建三大殿后,朝廷令湖廣、貴州、四川三省采辦名貴楠衫大木,僅大工錢糧就耗銀930余萬。至于整個三大殿重建工程的費用,更是不計其數。


 【傳索帑金  搜刮百姓】

  明神宗毫無節制的大肆揮霍,必然導致他對金錢的無窮渴求,于是便想盡各種辦法搜刮錢財。查抄馮保和張居正的家產,明神宗就下令全部歸入宮廷內庫,不上交國庫。對此他還振振有詞:“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

  明神宗“化國為家”最便捷的辦法,就是直接向國庫要錢,即所謂“傳索帑金”。明初的財政收入以米、麥等實物為主,在戶部設立內府十庫,它既是中央政府的國庫,也是皇帝的私庫,“公”私不分。至明中期,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白銀貨幣化,田賦、徭役、鹽課、茶課、關稅等逐漸折收銀兩,財政體制也隨之進行相應的調整。朝廷于正統七年(1442年)在北京戶部下設太倉,用以貯銀,也稱銀庫。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戶部下設銀庫。從此,太倉銀庫成為中央政府的國庫,內府則完全變成皇帝的私庫,政府收支與宮廷收支基本分開。內府除存貯三宮(即乾清宮、慈慶宮、慈寧宮——編者注)莊田征收的“子粒銀”,還有太倉每年撥給的100萬兩“金花銀”。明神宗花錢如流水,很快就使內府支用見絀,只能不斷向戶部傳索帑金。早在萬歷六年,明神宗就以大婚置辦珠寶為由,令太倉每年支付100萬兩的“金花銀”外,再向內府增進20萬兩。后來以此為準,每年均增進20萬兩,直到萬歷三十七年才因“部帑已竭”而告終。由于明神宗的不斷傳索,從張居正去世到萬歷十一年底的一年半時間,戶部就透支了230余萬兩。“萬歷中年,戶部歲入本(本色,指實物——筆者注)折(折色,指折收的銀子——筆者注)錢糧,總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其折色入內庫者六百余萬,入太倉庫者三百六十八萬有奇”——國家征收的田賦,竟有2/3流入了宮廷的內庫,內閣首輔申時行不禁驚呼:“太倉之蓄有限,近日之費無窮……入少出多,勢必難繼。”

  當時的國庫,除戶部的太倉庫,還有禮部下屬的光祿寺庫、兵部下屬的太仆寺常盈庫(冏庫)、工部下屬的節慎庫等,它們也都成了明神宗勒索的對象。隨著國家財政的日漸吃緊,國庫儲積的日漸枯竭,明神宗又把目光瞄準了工商業者的錢袋。從萬歷二十四年起,他開始派遣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分赴各地開礦征稅,將所得錢財上交內府。礦監名義上是督領金銀等礦的開采,實際往往借開礦為名,肆意敲詐勒索。如妄指良田美宅之下有礦脈,迫使其主人交出大筆錢財,否則就強行掘毀田地,拆掉宅院。稅使則在重要城鎮、關津、路口設置重重稅卡,盤剝過往的車船商旅。正如時人所說:“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波及的范圍北到遼東,南及滇粵,西抵陜西,東至沿海,可謂“天下在在有之”。

  礦監稅使的肆意搜刮,破壞了各地的工商業,影響到國家的商稅收入;他們掠走人民僅有的一點財物,又使百姓難以完納官府征收的賦稅。有的礦監稅使無法完成規定的稅額,則強迫地方政府將本應上交國庫的稅款作為抵充,交給內府。這種掠奪不僅害苦了百姓,也損害了國庫的收入,實際上是一種間接的“化國為家”。

 

  【民貧國困  貽患無窮】

  明神宗窮奢極欲,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

  一是官場貪風盛行,吏治敗壞。皇帝貪財好貨,臣僚自然群起效仿,導致吏治的腐敗。奉明神宗之命四處搜刮的礦監稅使,就幾乎個個是貪污的高手。如山西每年征解稅銀45200兩,稅監孫朝只上交內府15800兩,而將29400兩隱匿私吞。據內閣大學士趙志皋的揭發,礦監稅使搜刮所得,“進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按此估算,礦監稅使從萬歷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這10年間,大約貪污私吞了黃金10萬兩,白銀四五千萬兩。一般的官吏,同樣是無所不貪,不僅貪污賑災銀兩、工程銀兩,就連贖贓銀(貪官贖貪污罪的款項)也不放過。湖廣巡撫秦耀因遭彈劾罷官,離任之時還“侵贖贓銀巨萬”。一些內閣大學士的屁股也不干凈,如內閣首輔沈一貫,就以納賄而著稱。據載,他曾接受楚王黃金1000兩、白銀1萬兩的賄賂。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書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廣交為能,或明送于公門,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幣以為賂。錢神錮臭,恬不為非,無怪乎廉白之名跡多不見于天下矣!”

  二是國庫虧空,統治力量大為削弱。為了彌補巨額的財政虧空,明政府只得動用國家累年的儲積。戶部的太倉,自建立后長期實行“征三貯一”的原則:七分存放外庫,用于當年的正常開支;三分存放老庫、窖房,以備戰爭和災荒之用。張居正剛死,明神宗親政之時,有老庫銀200萬兩,窖庫銀400萬兩,外庫銀300余萬兩,共計900余萬兩。到萬歷十五年,其中的外庫銀已基本用光,只剩9萬兩;到二十七年,窖庫銀也被動用一空;到三十六年,老庫銀也只剩下8萬兩。南京戶部的銀庫,萬歷十三年還有150萬兩,到二十八年也告罄盡。

  這種深刻的財政危機,不僅影響到各項正常開支,且嚴重削弱了軍隊戰斗力。太仆寺庫的存銀,原是用于購買戰馬的馬價銀,馬價銀被挪用,軍隊就無法補充戰馬。戶部太倉撥付的九邊年例,是軍餉的主要組成部分,太倉被掏空,年例就常常被拖欠。萬歷中期以后,戶部幾乎年年都要遞上拖欠年例的報告。許多地方的駐軍,由于不能及時拿到軍餉,加上軍政腐敗,軍官的克扣和虐待,發生兵變。軍隊戰斗力的下降,勢必導致統治力量的削弱。

  三是百姓窮困,社會矛盾大大加劇。明神宗親政后,不斷加重賦稅的征派。萬歷末年遼東戰事發生后,國庫耗竭,軍餉無從籌措,盡管內府的白銀堆得像小山一樣,明神宗就是不肯拿出來救急,而是三次加派遼餉,總共加征田賦九厘,計520萬兩。人民的負担空前加重,加上土地高度集中,豪強肆意盤剝,水利年久失修,水旱災害頻發,“官倉空而庫竭,民十室而九空”,社會矛盾不斷加劇。于是,無以為生的窮苦百姓便紛起抗爭。萬歷十六年,蘄黃就爆發了梅堂、劉汝國起義,打出“鏟富濟貧”的旗號,出沒于英山、潛山、太湖等地,眾至數萬。后在官府的合力圍剿之下才告失敗。在城鎮,爆發了以手工業工人為主體、各階層民眾參加的民變與民抄事件。如萬歷二十二年,有福州的搶米風潮;二十七年,有山東臨清州民反對天津兼臨清稅使馬堂的斗爭;還有荊州人民反對湖廣稅使陳奉的斗爭,商民向他“飛磚擊石”。二十九年,蘇州以葛成為首的織工、染工兩千余人,為抗議稅使孫隆的搜刮,舉行示威游行,擊斃多名孫隆爪牙,并包圍稅使官署。孫隆躲進退休大學士申時行家,兩天后逃往杭州,才免于斃命。在同一時期,陜西、直隸、江西、福建和云南、遼東等地,也都發生相當規模的民變。

  歷代封建王朝的崩解,大都始于高層統治集團的腐爛自潰,明王朝同樣如此。明神宗的“化國為家”,把當時世界上最為富庶的國家搞得元氣大傷。明神宗死后僅7年,明末農民大起義便在陜北爆發。又過17年,明朝的統治大廈轟然倒塌。清代官修的《明史》感慨道:“明之亡,實亡于神宗。”應該說,此話不無道理。


綜合 2022-01-09 20: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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