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開行:尷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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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8年春陳元走馬上任國開行行長起,不良資產率已經超過30%的國開行好像突然煥發了青春,上演了一幕幕絕地反擊的好戲:業務規模一路上揚,不良資產率近乎直線下降,開發性金融的理念和發展構想在2004年顯出雛形,推動決策層一次次將關于政策性銀行的改革話題擺上會議桌。2007年初,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終于扣動了政策性銀行改革的令槍,國開行被允許率先開啟改革航程,但具體改革方案卻在難以理清的猜測和預言中遲遲不浮出水面,國開行早已發出的業務之箭,依然不知道射向何方。在這種情況下,國開行只能繼續尷尬前行。
    政策性銀行改革的早起鳥
  1994年,國家開發銀行成立之初,按照國務院國發[1994]22號文件規定,其主要任務是集中資金支持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大中型基本建設、技術改造項目及其配套工程建設(即所謂的“兩基一支”),并對所投項目在資金總量和資金結構配置上負有宏觀調控職責。稍微了解一點中國銀行業改革歷史的人都會知道,國務院對國開行所定的這些職能是從當時正處于何去何從階段的四大國有銀行,特別是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當時的稱謂)所肩負的政策性職能中分離出來的。當時的四大國有銀行一只手端著政策性銀行的飯碗,另一只手掌著商業性銀行的勺子,結果在不斷推進的經濟改革大潮下,日益不倫不類,積重難返。國務院決策成立國開行等幾家政策性銀行,目的在于使四大國有銀行專注于商業性銀行這一個角色,四大國有銀行所行使的政策性銀行的職能則由新成立的國開行等三大政策性銀行取而代之。顯然,1994年,中央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所動的“手術”旨在分離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明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職能,避免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一鍋煮”所引發的一系列難題。
  想不到的是,定位明確,專注政策性領域的國開行在不到四年的時間里就陷入深深的財務困境,1998年,不良資產率高達32.63%。重演了四大國有銀行從事政策性業務的尷尬一幕。1999年,國開行踏上了改革之旅,改革的掌舵人則是剛剛走馬上任不久的曾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陳元。稍微了解當時背景的人都清楚,中央高層對于陳元任職國開行行長的安排的初衷并不在于改革,只是沒有想到的是,在成立四年之后,國開行居然重現了當年四大國有銀行的尷尬,以至于中國政府高層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研究國開行以及其他政策性銀行的所謂改革問題。事實上,與其說是國開行選擇了改革,還不如說是陳元選擇了改革。而陳元之所以選擇改革,與其特有的個人成長經歷、成長環境和未來預期有關。
  自1999年開啟的國開行改革之旅最敲擊人神經之處是國開行咄咄逼人的業務擴展態勢。在這一時期,國開行所涉足的領域大都是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出的高增長行業,也是其他商業銀行爭相進入的領域。其中主要是電力、鐵路、公路、石油石化、煤炭和郵電通訊六大行業。圖1顯示,國開行在六大行業的貸款在其總貸款中的比重雖逐年降低,但依然占有很高的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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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空格部分數據不詳
  數據來源:國開行年報
  圖1 2001~2006年國開行六大行業貸款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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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國開行年報
  圖2 2001~2006年國開行六大行業貸款總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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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國開行年報
  圖3 2001~2006年國開行貸款區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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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國開行年報,中國金融年鑒,銀監會網站
  圖4 2001~2006年國開行與其他主要商業銀行資產規模走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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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國開行年報
  圖5 1999~2006年國開行凈利潤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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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來源:國開行年報
  圖6 1999~2006年國開行不良率走勢
  在國開行歷年的年報中,這些行業的貸款全部屬于其所謂的 “兩基一支”貸款,而且加上其他公共基礎設施貸款,總量占比超過99%。我們不能否認,這六大行業是涵蓋于國開行成立之初的業務定位,但同樣也不能否認,這六大行業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就已經成為各家商業銀行爭奪的重要戰場,而且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些行業的地位日益重要,各家商業銀行在這些行業的業務競爭中日趨激烈。在這樣一種格局下,國開行事實上是挾政策性銀行的優勢同各路商業銀行展開競爭大戰,憑借低融資成本優勢、主營中長期貸款的業務優勢以及其他不言自明的優勢,國開行自然能夠成為競爭中的最大贏家。2002年年報顯示,國家開發銀行僅基礎設施貸款一項就占國內銀行基礎設施貸款總量的三分之二。2005年年報披露,2002年以前,國開行是地鐵建設惟一的資金提供者,截至2005年末,國開行對地鐵線路建設的貸款占整個地鐵建設總投資的25%,該年年報同時披露,國開行一家銀行對某個行業的貸款甚至能占到該行業全部投資的90%以上。2006年年報告訴我們的是,國開行對電力行業的貸款占整個電力行業總投資的20%左右,對公路建設的資金支持達到了全國公路建設總投資的18.9%,向煤炭項目提供的貸款約占同期煤炭行業總投資的30%。
  國開行歷年年報還顯示,對上述行業的貸款主要集中于東、中部。其中,東部占比均在40%以上,2006年甚至超過了50%。而東部是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是各家商業銀行集重兵競爭的區域。國開行把大部分資金投放于該地區,無論如何是難以避開同商業銀行爭飯吃之嫌的。
  除了進入的上述領域之外,近幾年國開行也不失時機地向其他領域推進,即所謂的業務延伸,功能前移。2004年,國家開發銀行的中小型企業貸款計劃已經延伸至全國各地的客戶,從大城市到小鄉鎮,甚至到中國的農村地區,雖然這部分貸款余額相對較少,但是增幅巨大,達到700.7%。2000年,國家開發銀行獲得了為其貸款客戶承銷企業債券的資格,2001年又獲得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債券交易席位。2001年開始涉足住房貸款業務。自1998年以來,先后創立和投資了四支產業投資基金包括:中瑞合作基金(SSPF),中國—東盟中小企業投資基金(ACIF),中國比利時直接股權投資基金(CBF)和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參與二十余家城商行、城信社、農信社等中小金融機構的重組工作。2007年7月,國家開發銀行與英國巴克萊銀行簽署股份認購協議及戰略合作備忘錄,國開行據此先期投入30億美元參股巴克萊銀行,支持其正在進行的收購荷蘭銀行的行動,國開行在巴克萊銀行持股比例約為3%,并向巴克萊銀行派出董事。2006年,國開行制定27個行業發展規劃,積極涉足汽車、國內裝備制造、電子信息與半導體、有色金屬加工等行業。如此這般的業務延伸和功能前移使得國開行的業務領域迅速突破其成立之初的業務定位,目前的業務領域已經與其他商業銀行相差無幾,其他商業銀行活動的領域同時也處處晃動著國開行強有力的身影。
  由于國開行事實上已經做到了幾乎可以在任何領域同其他商業銀行展開業務競爭,國開行的資產規模也幾乎保持了與主要商業銀行同樣的增長速度。
  由此我們有理由說,國開行的改革之最明顯也最值得關注的是其業務發展方式的改革,如今的國開行事實上已經從一個曾經是定位明確的政策性銀行演變為一家政策性和商業性兼而有之的銀行,甚至可以說是一家以經營商業性銀行業務為主的銀行。這樣一種態勢自然會令人想起1994年前的四大國有銀行,所不同的是,那時的四大國有銀行壞賬累累,而今的國開行則是業績豐盈。難怪,2003年、2004年連續兩年,香港權威財經雜志《亞洲金融》將國開行評為“亞洲最賺錢銀行”。一度被《國際金融》雜志評為亞洲最盈利的銀行之一。
    開發性金融的先導者
  對于國開行日益商業化的走勢,國開行自己的解釋是:國開行走的是一條“開發性金融”的模式。國開行網站專門有一個“開發性金融”專題,閱讀此專題,你會很快明白,這兩年熱炒的“開發性金融”概念,國開行早在2004年就給出了較為系統的闡釋。從開發性金融的概念、開發性金融的原理和方法到國開行關于開發性金融的實踐,諸種信息一應俱全。其中關于開發性金融的概念的解釋是,“實現政府發展目標、彌補體制落后和市場失靈,有助于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增強競爭力的一種金融形式。開發性金融一般為政府擁有、賦權經營,具有國家信用,體現政府意志,把國家信用與市場原理特別是與資本市場原理有機結合起來。”在這樣一個解釋中,起碼有兩點需要我們費心思去琢磨,其一是開發性金融的兩個功能即彌補體制落后和市場失靈。其二是“把國家信用與市場原理特別是與資本市場原理有機結合起來。”對于這兩點,通俗的理解可以是,兼顧國家信用支持和市場競爭的雙重優勢。相較于成立之初的性質和功能定位,國開行事實上已經完成了一種重大的自我轉變。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國開行之所以幾無阻攔地擴展其業務領地,是其開發性金融構想所賦予其的新的功能敲開了國開行想開的大門。
  國開行不僅給出了一個開發性金融的結構性解釋,還提出了一個階段性構想:“開發性金融一般經歷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政策性金融初級階段,開發性金融作為政府財政的延伸,以財政性手段彌補市場失靈。第二階段是制度建設階段,也是機構拉動階段。開發性金融以國家信用參與經濟運行,推動市場建設和制度建設。第三階段是作為市場主體參與運行。隨著市場的充分發育,各類制度不斷完善,國家信用與金融運行分離,經濟運行完全納入市場的軌道、框架,開發性金融也就完成基礎制度建設的任務,作為市場主體參與運行。目前,開發銀行已走過政策性金融初級階段,正處于制度建設階段”。
  雖然國開行認為自身已經走過開發性金融第一階段,但卻沒有明確其所經歷的政策性初級金融階段具體止于何時,筆者通過其他信息也沒有找到這個時間點。如果以國開行的開發性金融“三階段論”作為依據,筆者個人主觀推斷這個時間點可能是1998年,在這個時間點下,筆者又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開行的第一階段即彌補市場失靈階段留下的重大遺產是高達32.6%的壞賬。那么,國開行正處的第二階段即“推動市場建設和制度建設階段”又是何意呢?一般而言,作為市場建設的推動者,其扮演的角色不外乎有三:其一是通過自身的完善,構建“樣板性”的市場主體形象;其二是參與并促進市場充分、公平競爭,其三是推動政府建構和完善市場規則。依據這三條,我們可以判斷,如今的國開行意欲建構樣板性的市場主體還有許多門檻要邁;對于第二條,近幾年來國開行的確展現了一種積極參與多領域競爭的態勢,給其他商業銀行施加了不可小視的壓力,也造就了非凡的業績,而挾政策優勢參與市場競爭能否達成充分而公平的競爭市場,實在是一個太富挑戰性的難題;至于第三條,國開行積極參與諸銀行業市場的行為的確引起了決策層的關注,從2001年起,國務院就專門開會研究政策性銀行的改革問題,這事實上是重新審視政策性銀行的經濟地位以及其與其他商業銀行的關系,為不同類型的銀行設定更為合理的規則和邊界。簡言概括國開行在其第二階段的作為:作為政策性銀行的國開行,同時積極參與商業性業務,但不再像1994年以前兼顧政策性銀行業務和商業性銀行業務的四大國有銀行那樣留下一堆堆爛賬,而是贏得令人稱道的財務業績。
  由此,國開行事實上對政策性銀行能否做好商業性業務給出了一種新的注解。在四大國有銀行時代,兼做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的結果是虧損累累,而現今國開行卻是贏了個缽滿盆盈。
  透過國開行的網站及其他相關信息渠道,我們還可看到國開行的掌門人陳元關于“開發性金融”的一系列直接論述。從陳元本人關于開發性金融所做的思考、訪談等一系列資料中,我們找到這樣一段話:“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現代化經濟,要想在金融領域跟上國外的發展,必須改變落后的市場和原來落后的規則。所有金融銀行成功的發達國家,很多的經驗是源于他們制度的強盛和金融的強盛,最后才會使國家強盛,這是我堅信的一個客觀規律。我是想借助于開發銀行的機構和組織、借助著這個杠桿撬動這個整個過程……”(《小康》雜志)。這段話可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國開行的“開發性金融”構想。陳元和他率領的國開行試圖通過開發性金融的運作,推動我國建立現代化、市場化的金融制度。
    開發性金融的問題
  以政策性銀行身份出世的國開行本來所體現的中國政府的金融改革思路是:分離政策性銀行業務和商業性銀行業務,推進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和中國金融業的市場化改革。而此種思路的依據是,四大國有銀行兼做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導致其壞賬累累。不成想,不足十年,政策性定位十分明確的國開行在表面上似乎是回到了1994年時四大國有銀行的形象,只是國開行的財務業績已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以引出的結論是,兼顧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是可以實現良好的業績的,該結論背后的理論即所謂開發性金融。國開行不僅通過自己實踐,顛覆性地改變了90年代初以來,人們從腳踏兩只船的四大國有銀行身上得出的悲觀結論,而且開拓性地形成了相應的開發性金融的理論。從此,政策性銀行能否做好商業隆業務似乎不再是一個問題。
  但是,相伴而生的問題是,作為政策性銀行的國開行大規模涉足商業性銀行業務領域,這對于其他商業銀行是否公平?事實上,早在1998年,中國銀行就曾向有關部門提交報告,指責國開行利用政策優勢和資金的低成本優勢,與商業銀行進行惡性競爭。此后,對于國開行從事不公平競爭的批評幾乎就沒有間斷過。在所有對國開行的非議中,比較有概括力的說法即所謂“雙軌套利”,其中的一軌套利即其在國家信用支持下所享受的優惠利率補貼,另一軌套利則是對已經處于激烈競爭態勢的所謂“兩基一支”項目進入的更為便利,其經營中長期貸款的業務優勢、對該領域項目的較早進入優勢和其他一些微妙因素使得國開行在這些具有高成長、收益流穩定的項目貸款的競爭中輕而易舉地持續著其競爭甚至是壟斷優勢。
  “軟貸款”也是令其他商業銀行對國開行頗有微詞的靶子之一。所謂“軟貸款”即國開行的貸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資本金形式,一般是貸款所對應的項目在成立相應的運營公司時,國開行的貸款可以作為資本金使用。此舉是其他商業銀行無法做到的,因為《貸款通則》規定,借款人不得用商業銀行的貸款從事股本權益性投資,而正因為國開行是政策性銀行,可以不受此約束。國開行自己的《國家開發銀行章程》對此亦無禁止性規定。由此國開行的“軟貸款”也是一種事實上的套利方式。
  基于不公平競爭問題的爭論,我們進一步還要問:那么,國開行的業務邊界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應該退出競爭性領域?對此,部分人認為,國開行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就持有此類觀點:“十幾年前的商業銀行不夠成熟,對煤電油運及基礎設施不敢涉足,當這些領域被開發性金融機構開發出來以后,開發性金融機構應該退出。”(《政策性銀行重新定位國開行啟動轉型之旅》)。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集團(KfW,德國的綜合類開發性金融機構)北京代表處副代表依克偉則是現身說法,據他介紹,對于一些競爭性領域,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集團會很謹慎,因為該集團可以在國際資本市場發行低息債券融資,政府為其担保,享受政府的很多優惠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集團涉足競爭性領域,跟其他商業銀行爭利,將激起其他商業銀行的不滿,并向政府發難。所以,KfW多投向一些回報不是很高的項目,比如基礎設施、環保和住房改造項目。顯然,依克偉是主張國開行應該將自己的業務觸角約束在低度競爭領域。
    開發性金融等待“定論”
  必須承認,在中國目前的背景下,決定開發性金融生死大權的還不是市場的力量,而是決策層的意見或方案。首先是財政部、央行等部門拿方案,最終由國務院拍板定論。無論如何,鑒于國開行特殊而微妙的背景,對開發性金融蓋棺定論勢必是一場復雜的博弈游戲。
  事實上,早在2001年,國務院就曾成立調研小組,專門研究包括國開行在內的政策性銀行的發展定位,三大政策性銀行成立不足七年,最高決策層就成立專項隊伍為其發展定位把脈導航,這反映出轉型階段中國銀行業改革和發展的復雜性,同時也表明決策層對政策性銀行的定位還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路線圖”。自2001年后,政策性銀行的改革就一直是決策層案頭揮之不去的難題,直到2007年初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才明確提出“按照分類指導、‘一行一策’的原則,推進政策性銀行改革。首先推進國家開發銀行改革,全面推行商業化運作,主要從事中長期業務。”這樣一種決定與其說是允許國開行首先改革,全面(無邊界)推進商業化運作,不如說是認可了國開行早已是政策性銀行改革和商業化經營的先行者的事實。但不管怎樣,中國政府高層對包括國開行在內的政策性銀行的重新定位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輪廓,大家,特別是一直對國開行的“越權”耿耿于懷的其他商業銀行對國開行的未來走向的判斷也有了一個可資的憑據。
  但問題的解決只是剛剛露出一抹曙光。更為棘手的問題是,如何確立國開行商業化運作的具體方案?是在政策性銀行的大框架下,開展商業化業務,還是將國開行全面改制為商業銀行?如果是前者,那就意味著國開行近十年苦心尋求的開發性金融的嘗試和努力得到了全面肯定,但是又如何擺平“民怨沸騰”的眾商業銀行?更有甚者,如何建構充分而又公平的金融業競爭環境和競爭規則?從最大受益者國開行的角度而言,在長舒一口氣之余,也必須馬不停蹄地應對一系列新老難題,最大的新難題即是如何建構一套有效整合政策性本體和商業化運營之間關系的組織、制度和流程,并最大程度地隔離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的風險。最大的老難題則是其中長期貸款雖在短期內收益流穩定但長期內所隱含的收益流的日益增大的波動性風險。
  如果是后者,國開行所推行的開發性金融的模式事實上被否定,但是如何安撫同樣為數不少的利益相關者?國開行已經承担的雖為數不多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政府性的開發項目由誰來接替?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不管國開行是否情愿全面商業化,其必須在戰略定位、公司治理、組織架構、業務流程、風險管理諸方面進行“革命性”的調整,而且其必須向其他商業銀行那樣接受銀行業監管當局的監管并無條件滿足相應的監管要求,而這對于同銀監會級別相同,旗下員工享有同政府機構同樣的行政級別的國開行來講,的的確確是一種空前嚴峻的挑戰。
  國開行大刀闊斧走到今天,留給決策層的竟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兩難選擇的尷尬難題。正因為如此,國開行的具體改革方案遲遲沒有出臺。從轟轟烈烈的2007年初到平平淡淡的2007年底,期間關于國開行改革路徑的版本紛紜,但就是只見云涌,不見雨至。最新的說法是,國開行的具體改革方案將于2008年3月份面世,但有誰知道,還有沒有更新的說法?

銀行家京23~27F62金融與保險高暉/陳春20082008
作者:銀行家京23~27F62金融與保險高暉/陳春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1: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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