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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編號：1003-6636(2001)03-0020-06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一、內需不足特異性之表征
　　（一）巨大的市場與內需的萎縮并存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認為，一般情況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之后，一國經濟才會步入加速發展期，而大約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2100美元左右時，經濟發展加速將會結束，此后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我國目前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800多美元，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還不很高，社會發育程度還比較低，同時我國又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擁有近13億人口，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潛在市場和十大新興市場之首。但近年來，我國卻出現了嚴重的內需不足和通貨緊縮，形成了巨大的市場與內需的萎縮并存的特異現象。這顯然是一種低水平的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是在廣大居民生活水平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的一種過剩。這種特異現象，從本質上講，是與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是一種早熟型的相對過剩。
　　（二）無效供給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
　　與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不同，近年來我國市場上出現的需求不足并非全面的生產過剩，而是表現為無效供給過多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局面。一方面大量商品積壓，無效供給過剩；另一方面一些商品仍滿足不了需求，有效供給不足。從近幾年來國內貿易部對600種主要商品供求狀況的調查結果表明，從1995年開始，供過于求的特征已經逐漸明顯。當時，在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的基礎上，供過于求的比重已經開始超過供不應求的商品。而到了1998年，供不應求的商品所占的比重則已經下降為零，生產能力明顯過剩。據1996年進行的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顯示，普查所涉及的9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1995年全國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閑置率在40%以上（注：數據來源：韓文秀，1998：買方市場下的宏觀調控[J]．管理世界，1998,5.）。與無效供給并存的是有效供給的不足，其主要表現是：第一，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當前經濟理論界在講到我國的需求形勢時，一般都以國內貿易部對600種主要商品供求狀況的調查結果來證明我國的過剩形勢。但實際上，國內貿易部所調查的600種主要商品沒有包括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王振超，1999）。我國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雖然經過80年代的重點投入和加速發展，瓶頸制制約已經基本緩解，但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比，仍然不能滿足要求。1997年我國的發電機裝機容量人均只有0.2千瓦，還達不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的公路密度，即使在交通發達的沿海地區，每平方公里也只有0.3公里，趕不上印度0.5平方公里的水平。而且，在121萬公里的公路總里程中，國道主干線只有10萬公里，高速公路還不足5000公里。第二，價廉質優的產品供給不足。我國目前積壓過剩的產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價格不合理的緣故。如廣州市市區的商品房價格一般在每平方米5000～10000元，如此高的價格對于工薪階層而言，只能是望房興嘆。小汽車的價格少則幾萬元，多則幾十萬甚至100多萬，而且即使買得起車，名目繁多的行車費也讓人望而卻步。再比如，我國的鋼材、原油，與國外相比，質次價高。如國產3厘米以下的冷軋板、2.5～3厘米的熱軋板的價格分別為每噸3100元和2300元，而俄羅斯同樣的鋼材的價格分別只有2700元和1900元。這就是為什么我國的鋼材銷售困難、大量積壓，而每年卻要進口大量鋼材（注：參見胡培兆，2000：供求失衡的市場判斷，中國經濟問題第1期．）的緣故。第三，高科技產品供給不足。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整個產業結構的技術素質還很低。目前我國國有重點企業的關鍵設備達到和接近國際先進水平的僅占15%，工業技術水平大約比發達國家落后15～20年。由于生產的工藝和技術水平比較落后，產品自然也就檔次低、質量差。因此，目前我國市場上過剩的都是質量低、性能差、品種單一的產品，而電信、環保等產品等高新技術產品卻需要大量進口。我國是世界第一大鋼鐵生產國，每年生產的1億多噸鋼積壓的不在少數，但同時卻要進口各種高檔鋼材；我國是紡織服裝世界第一大國，每年卻要花60多億美元進口各種高檔面料。低水平生產能力嚴重過剩與高新技術產品開發創新能力低下并存，一方面使傳統產品價格下跌不止，另一方面又缺乏帶動價格回升的高新技術產品。
　　（三）經濟高位運行與物價走低、市場低迷并存
　　一般而言，在市場經濟體系中，需求的波動與經濟運行狀況是相適應的。在經濟增長時期，需求旺盛，物價水平相對較高；在經濟低谷期，需求疲軟，物價下跌。然而，我國近幾年出現的嚴重的內需不足及通貨緊縮是在我國經濟高位運行時期產生的，是在經濟增長期出現的，是與市場經濟的一般現象有所不同的，表現為經濟高速增長與物價走低、市場低迷同時存在。1997、1998、1999三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率雖然不及前幾年那么高，而且呈不斷下降趨勢，但是，平均的增長率也達到7.9%，這一增長率在世界各國中算是比較高的，而同一時期，我國的價格水平卻嚴重走低，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平均為-1.6%（表一）。
　　表一 改革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及物價水平
　　附圖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
　　二、內需不足特異性之機理
　　（一）國際背景
　　我國近年來出現的內需不足及通貨緊縮有著深刻的全球背景。首先，1997年7月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逐步發展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洲地區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并逐漸向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發展中的國家和地區波及。1997年7月2日，東南亞金融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然后像多米諾骨排一樣在其他東南亞國家傳播開來，它不僅涉及到韓國、臺灣、澳洲，也使本來已經陷入泥潭的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在1997年，整個亞洲經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此后，1998年，這場危機又先后傳到俄羅斯、巴西等國，對國際金融界的打擊和震動不斷加大，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其次，從1997年以來，全球性的通貨緊縮已經日趨明顯。正如英國《經濟學家》雜志（《Economists》）所指出的，世界經濟在經歷了30年代的大蕭條之后，首次進入了一個全球性的通貨緊縮時期。亞洲金融危機不僅使世界經濟增長率和貿易增長率大幅度下降，而且使全球生產能力大量過剩、需求銳減，導致國際市場商品價格大幅下跌。首先是原材料價格的下降。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報道，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市場工業品價格指數下降了30%。國際市場大豆價格則是1976年以來的最低點。反映原油、農產品、貴重金屬等17類主要商品價格變動情況的CRB期貨指數，1999年2月底已降至184.89點，是1975年7月以來的最低點。其次是產成品價格的下降。1997年8月到1998年8月的一年內，英國的產成品價格下降了0.8%，德國下降了3.5%。第三是消費品價格下跌。日本的批發價在1998年下降了4.4%，曾經以惡性通貨膨脹著稱的巴西，1998年消費價格也下降了1.8%。在歐元區，1998年夏天以來消費物價指數也一直在下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計，1998年發達國家的GDP平均指數僅上升1.6%，消費價格僅上升1.7%，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最低點。一些學者還認為，官方的消費價格指數總是夸大通貨膨脹率，夸大的幅度通常為1個百分點，依此標準，日本、德國、法國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通貨緊縮（謝平、沈炳熙，1999）。全球性的通貨緊縮和需求不足已使世界經濟增長率從1997年的4.1%下降到1998年2.2%，世界經濟在除了美國等發達國家之外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步入低谷，正在逐漸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的中國經濟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球經濟危機和通貨緊縮大環境的影響。
　　（二）宏觀經濟政策因素
　　如果說，亞洲經濟危機及全球性的通貨緊縮的大環境構成了此次需求不足及通貨緊縮的國際大背景，那么，近年來我國宏觀政策制定及操作上的一些失誤則是導致需求嚴重萎縮、物價持續下跌的更直接的原因。近年來，我國的宏觀政策的制定和操作方面出現了許多失誤和不足，各項政策之間的搭配與銜接不當，導致效應相互沖減，影響了調控的效果。具體體現為：
　　第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欠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都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但在具體運用中要注意彼此之間的相互配合，否則，會產生政策之間的相互矛盾，使調節作用互相抵消。我國近年來在這方面的工作卻不盡如人意，比如：面對不斷下滑的總需求，我國政府一開始一方面采取相應的措施，放松貨幣政策，另一方面卻仍然堅持1993年以來的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一方面連續7次大幅度降低銀利利率，另一方面卻堅持“縮減赤字政策”，不斷壓縮財政赤字，1997、1998年兩年各減少財政赤字100億。減息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財政增收政策則是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二者作用恰恰相反。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矛盾，一只手松一只手緊，使得降息的作用被基本抵消，沒有能夠發揮出來。直到1998年7月，政府管理層才意識到總需求萎縮問題的嚴重性，并下決心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并大幅度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及增發1000億元國債。也正因為這種轉變，才促成了1998年下半年的止跌回升。
　　第二，有關改革政策出臺時機不當。首先是社會保障政策。舊體制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種效率極低的體制。它耗費了大量的國家財力，但卻沒有能夠起到任何激勵的作用，而且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也僅僅限于國有企事業單位。毫無疑問，這種體制是必須改革的，必須引入市場機制，使社會保障更有效率，涵蓋面也更廣。問題是，社會保障制度關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它直接影響著人們的心理預期，因此，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選準時機。
　　我國目前進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就是要把原來由國家統包統攬的社會保障逐漸推向社會，推向市場。雖然說，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思路和目標模式是符合市場經濟的邏輯和規律的，但就目前來講，初始階段的種種改革都是要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的。如果選不準時機，將會給老百姓的心理上造成一種強大的壓力感和恐懼感，而這種心理上的壓力感到恐懼感無疑會構成社會需求的強大的收縮力量。因此，在筆者看來，改革社會保障體制的最佳時機應當是在經濟過熱、需求膨脹，也就是說存在通貨膨脹壓力的時期，而我國政府在這一點上的操作恰恰相反。雖然，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已經醞釀了很多年，但實質性操作卻是近兩三年的事。大約從1997年左右開始，住房、醫療這兩項直接關系到普通百姓居住和健康的制度開始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大規模的出售公有住房、住房分配的貨幣化、醫療保障的社會化等幾項措施的出臺，給近年來收入水平增長本來就已經減緩的廣大居民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大家只好拼命地存錢、攢錢，以“買房”、“保命”。事實上，1996年下半年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之后，我國就已經存在著需求不足的明顯苗頭。此時出臺上述重大改革措施，無疑對需求疲軟及通貨緊縮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即使說不是根本上的原因，至少也是一種“雪上加霜”的不良效果。
　　其次是就業政策與機構改革政策。近幾年，由于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和勞動就業制度的推進，我國的就業形勢一直非常嚴重，就業壓力很大。據估計，1997年我國因下崗職工總數已達1151萬人，如果把下崗職工與登記失業人口合計，我國1997年城鎮的社會實際失業率為9.36%（注：楊來科，2000：我國當前內需不足的收入梗阻及其梳理，財經論叢第1期。）。大量職工下崗及失業，是我國經濟及社會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同時也是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國家在千方百計開拓再就業渠道，擴大就業量，以解決下崗及失業問題。但是，我國政府在進行上述努力的同時，又在加快政府機構調整與改革，增加下崗者的人數。誠然，改革政府機構，精簡政府工作人員，給政府機關“消腫”，是必須進行的，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關鍵步驟，但問題是在當前就業形勢嚴峻，需求嚴重萎縮，社會心理極其不穩定的時期，出臺這些改革措施是不合時宜的，它必然和社會住房、醫療制度的改革措施一樣，因出臺時機不當而給經濟的啟動造成很大的壓力。
　　第三，增加收入與征收利息稅的效用相互沖減。1999年，在認識到需求不足及通貨緊縮的嚴重程度之后，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普調性地增加政府機構及事業單位的工資，盡管增加的數量有限，但這項措施應當說對擴張消費需求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增加工資的同時，我國政府又開征了一項新的稅種——利息稅。這兩項政策的作用又是互相沖減和矛盾的。普調工資，對于高收入者階層而言只是杯水車薪，根本起不到什么刺激作用，但對于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工薪階層而言則影響甚大，工資的增加肯定會增加他們的消費需求。但是，開征利息稅，而且是非累進性質的利息稅，對于高收入者階層而言影響依然很小，但對于中下層收入者來說，卻減少了他們的利息收入，影響了他們的消費。很顯然，增加收入的擴張效應會被征收利息稅所沖減。
　　（三）體制轉軌因素
　　不能否認，個人或政府在決定經濟績效的問題上起相當大的作用。但是，一般而言，或者就絕大多數情況而言，歷史和現實中出現的各種經濟問題，有許多并不是人為的原因，而是經濟體制本身存在著弊端。那么，近年來在我國出現的嚴重的而又具有特異性的內需不足現象到底存在哪些體制性的根源？具體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革的不徹底提高了宏觀經濟不穩定因素出現的可能性。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發育的不完善性，市場機制運行的不規范性，市場信息的不充分性，從而市場供求的波動性比之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而言要強得多（注：參見楊來科：轉軌時期我國的需求問題研究第三章，廈門大學博士論文。）；加上計劃經濟體制長期運行下的經濟總量比較小，投資、消費及出口的基數都比較小，從而在轉軌時期無論是總需求抑或是總供給的增長速度都比較快。而高增長一般都會伴隨著穩定度的降低，從而使轉軌時期的總量變動不僅劇烈而且不均衡，供需矛盾比較突出。
　　第二，以市場為基礎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尚未建立起來。這里的問題并不是缺少市場導向性的政策工具，而是缺少將這些政策工具的作用傳達到現實經濟活動中去的媒介機制。目前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轉軌經濟，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和完善之前，計劃經濟的作用和痕跡始終是存在的。實際上，市場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場不是一對抽象的供給和需求曲線，而是一種制度，它是通過一系列的慣例和規則發生作用的，這種規則和慣例不僅要設計，而且要發育和生成。在市場機制尚未發育成就之前，市場經濟中的一些宏觀政策傳導機制難以發揮有力的作用，從而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時機和作用效果。
　　第三，市場的殘缺性及市場機制作用的有限性。價格的雙軌制運行使市場機制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市場價格并不能像在完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那樣作出反應。首先是價格機制作用的有限性。漸進式改革采取了體制外增量改革的雙軌過渡模式，從而形成了經濟運行中普遍的雙軌制。價格機制的作用主要是在舊體制之外，在增量部分發揮作用的，而存量部分則仍按計劃體制運行。從而價格機制的作用范圍是有限的。同時，由于價格的雙軌并行，兩條軌道自然會可能產生串軌、摩擦、碰撞等現象，使兩條軌道的運行效率均受影響。此外，據有關方面估計，經過多年的價格調整與改革，目前仍有10%左右的生產資料實行計劃價格。而在尚未放開的生產資料價格中，主要是石油、煤炭、電力、交通和一些基本的原材料的價格。這些物品屬于每一生產部門都要使用的投入品，這部分商品的價格未放開，整個價格體系就仍然處于十分嚴重的扭曲之中。這無疑影響和削弱了價格機制的調節作用。其次是競爭機制作用的有限性。所有制的雙軌制，使得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競爭地位不平等，影響了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的激勵作用。國有企業可以借助于國家的權力對許多產業進行壟斷經營，不允許非國有企業進入。同時，價格的雙軌運行，使得經濟當事人傾向于通過尋租的方式獲得收益，而這種尋租的機會越多，就越不利于形成競爭性的市場和規范市場行為。
　　第四、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的法制不健全、規則不完善，市場信息不充分、不對稱，市場交易不透明、不規范，這些都加劇了市場的無序性，也增加了政府管理和調控經濟的成本和難度。本來，制度和規則的存在，可以減少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和不規范性，從而減少市場交易費用。但是，轉軌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的各種有關法律法規都很不健全，加之市場經濟的理念在人們心中還沒有形成，因而市場秩序和市場行為都極不規范。市場上非法經營現象十分嚴重，惡性競爭、不正當競爭行為屢見不鮮。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無證經營、偷稅漏稅、商業欺詐現象無處不在。許多人傾向于通過不正當或非法途徑獲得收益，而不是通過市場競爭力。同時，在轉軌時期，市場信息來源不確定，導致信息不真實、不充分、不對稱。在不規范的市場秩序下，市場外交易增加，各種非貨幣媒介如權力、關系的經濟作用上升，從而導致市場退化，規則失效，使本來就發育不良的市場更加扭曲；在市場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對比價結構的認識能力降低，形成不對稱的市場壟斷，削弱了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約束，因而政府常常對市場的運行秩序無能為力，只能借用行政手段。而行政干預本身也是違反市場操作規則的，其結果又常常導致體制的復歸、市場化進程的延緩和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內需不足特異性之消除
　　雖然，經過兩年多的治理和調控，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內需不足和通貨緊縮問題已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是，這種效果的產生和得來并不容易，它一方面得益于國際形勢的改善，另一方面則是在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的條件下實現的。而且，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種結果并不牢固，問題還可能再出現。因此，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特異性。
　　第一，加速我國經濟的市場化步伐，盡快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機制的完善來增強宏觀經濟的穩定性。我國近年來出現的需求不足及通貨緊縮，從很大程度上講是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成熟和市場機制的不完善所致。所以，要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特異性的需求問題，就必須加快我國的市場化進程，加速我國的經濟轉軌。只有市場經濟體制真正地建立和完善起來，只有市場機制的宏觀調控機制的作用真正有效地發揮出來，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內需問題產生的深層體制根源，也才能解決因體制轉軌所造成的特殊的市場問題。
　　第二，完善宏觀調控政策體系，增強政策的前瞻性、預見性和微調性。一般來說，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宏觀決策層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應該注重政策的前瞻性、微調性和靈活性。前瞻性是指政策的制定應該具有一定的預見性，要在發生大的經濟波動之前就采取相應的行動，以事前的預防代替事后的治理。微調性是指，政策的力度不能過猛，避免造成政策性的大波動。當然“微調”必須建立在“前瞻”的基礎上，只有在正確預見的基礎上實行微調，才能不至于產生大的損失。靈活性是指，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指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作為一種調控政策，不應該持續時間過長，也不適合制定長期的目標。由于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是非常快的，因而應當根據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適時、適當地靈活調整。具體說來，現階段我國在宏觀政策制定方面應當注意處理好幾方面關系：一是要處理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搭配關系，二是要處理好啟動內需與擴大出口之間的關系，三是要處理好改革的深化與居民心理承受能力之間的關系，四是要處理好消費與投資政策之間的關系，五是要處理好政策的短期性與長期性之間的關系。
　　第三，調整我國的經濟結構，以結構的優化來帶動總量的平衡。近年來我國出現的需求問題雖然表現為一種總量上的失衡，但其根本還在于經濟結構的偏差。因此，要從根本上消除總量問題，必須從結構入手。
　　首先，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具體從三方面入手：1)要繼續加大基礎產業的投資力度，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當前的生產過剩既是總體性的，也是結構性的，是無效供給過多與有效供給不足同時并存。所以，我國目前要在啟動需求的同時，也要注重彌合短缺，增加有效供給。應該繼續加大基礎產業的投資力度，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要繼續加快教育等公共產品的市場化、產業化，增強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經濟學的理論證明，公共產品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其私人成本大于社會成本，而私人收益卻小于社會收益。所以，公共產品一般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是由政府出資興建或提供的。在我國目前的社會投資引誘不足，投資回報率比較低的情況下，加強公共產品的投資和生產不僅可以提高產出水平，增加社會就業，還可以彌補我國公共產品的短缺。2)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升我國經濟的內在穩定性，同時也為私人企業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第三產業發展的滯后，是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層次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它不僅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穩定度，而且也不利于我國最具活力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以及民間投資的增長。我國目前面臨著一系列的經濟問題：失業及下崗人數巨大、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差，民間投資不旺等，第三產業的加速發展，將為我國上述問題的解決提供比較大的空間。第三產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是最能吸納失業及下崗人口的領域；同時，第三產業也是私營及個體經濟最能發揮作用的產業。所以，我國目前應當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擴大第三產業中向私人資本開放的領域，為民間投資提供更大的投資天地。事實上，我國的第三產業中有許多領域仍然沒有向私人資本和私人企業開放。比如：目前的鐵路及航空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金融保險業、教育、科技服務業以及衛生、體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業等，都尚未對私人領域開放，或者開放的程度很低。這不僅不利于在這些領域形成競爭機制，提高經濟效率，而且也限制了我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最終影響的將是我國的第三產業的整體水平及競爭力。在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的今天，如果不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及提高其競爭力，不久的將來，我國所面臨的就可能不僅僅是當前的市場需求不足問題，而是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市場的問題。3)改造傳統產業，發展高技術產業，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目前，我國經濟已經初步告別全面短缺的發展階段，在原有經濟結構基礎上繼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的余地已經不大。新的發展空間，要通過增加產品品種，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通過生產附加價值高、技術含量大、滿足市場需求的新產品來實現。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擺脫較低技術與產業層面上的需求約束，在更高的技術層面上開拓新的需求空間。4)壓縮和淘汰過剩、過時的生產能力。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增長率下降、生產能力過剩、價值下跌時期正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在這一時期，傳統的行業隨著經濟的衰退而衰退，而新興的行業卻隨經濟衰退而突飛猛進。當前正是我們淘汰過剩的、落后的生產能力的有利時機，應當堅決關閉那些技術落后、質量低劣、浪費資源、污染環境、不符合安全生產條件、達不到規模經濟、嚴重虧損的企業，例如小造紙廠、小鋼鐵廠、小水泥廠、小煤礦、小發電廠、小煉油廠等（胡鞍鋼，1999）；同時，大力壓縮那些重復建設、重復投資造成的長線部門的生產能力。
　　再次是優化產品結構，提供更多的優勢優價產品，使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相適應。低劣的質量、畸高的價格、落后的款式，是當前我國消費需求低迷的一個重要因素。在貨不對路的情況下，理性的消費者“寧缺勿濫”的消費傾向明顯。因此，要啟動消費需求，除了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之外，優化產品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國政府應當加大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的力度，凈化市場環境；從企業的角度講，則應該努力進行產品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增加花色品種，提供更多更好的適合消費需求的產品。只有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只有產品符合消費者的品，才能有市場需求。
　　第四，加強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以制度約束市場行為，規范市場。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必須以制度來規范市場。法制不健全，則市場永遠難以有序。因此，在市場化進程中必須加強市場經濟的立法。前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轉軌之所以造成大的經濟衰退和經濟、社會震蕩，就是因為在新制度尚未建立起來之前，過早地而且是徹底地摧毀了舊體制，從而導致出現了一個制度“真空”，造成了經濟的嚴重無序化。中國的經濟轉軌雖然走了一條不同于前蘇聯、東歐各國的特殊路徑，采取的是一種漸進式的過渡方式，通過雙軌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避免了大的制度真空，但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培育是一個相當長的階段，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在轉軌期間，必須積極地進行制度的設計和再造，盡快地建立起市場經濟運行的有關法則、法規，以保證經濟的有序運轉。
　　收稿日期：2001-02-28
《貴州財經學院學報》貴陽20～25F10國民經濟管理楊來科/廖春20012001近年來，我國經濟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內需不足現象。這種現象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出現的需求不足有所不同，具有明顯的特異性。本文分析了這種需求問題的特異性的表征、形成機理，并提出了治理的對策。內需不足/特異性/表征/機理楊來科，廣東商學院經濟系主任，副教授，經濟學博士；廣東南學院 廣東廣州 510320；廖春，廣東商學院經濟研究所講師。廣東商學院 廣東廣州 510320 作者：《貴州財經學院學報》貴陽20～25F10國民經濟管理楊來科/廖春20012001近年來，我國經濟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內需不足現象。這種現象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出現的需求不足有所不同，具有明顯的特異性。本文分析了這種需求問題的特異性的表征、形成機理，并提出了治理的對策。內需不足/特異性/表征/機理

網載 2013-09-10 2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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