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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作為“同文館·歷史學經典教材譯叢”首部譯作出版的《史學導論》①，是英國著名學者約翰·托什教授為英國大學歷史系“史學概論”課程撰寫的教材。由于該書涉及了西方史學各流派在基本理論問題上的諸種觀點，而成為我們了解與把握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便捷讀物。但是，由于在史學的基本指導理論方面，西方與中國有著本質的差別；因此，在瀏覽、閱讀該書或引用它的某些基本觀點時，必須堅持好我們的基本理論，把握正確的方式、方法。特提出以下幾點供參考。
　　其一，綜觀大學歷史系“史學概論”課程的教學用書，大體有兩種寫法。一種是知識介紹性的②，是將歷史學各方面的知識予以概略性地介紹，目的在于讓學生們對歷史學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這種寫法的要求是全、新、俗。全就是全面，要在歷史學基本知識的介紹上盡量做到全面；新就是時新，要在歷史學知識介紹上與歷史學發展方面保持同步性；俗就是通俗，要在寫作上盡量通俗易懂。這種“史學概論”寫法適用于初涉史學領域的學子、甚至一些非專業人士閱讀。另一種是系統介紹某一種歷史研究的指導理論和方法③，往往是按照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部分架構予以介紹，目的是使學生們系統掌握一種歷史研究的指導理論和方法。而就中國的歷史學概論編撰而言，主要是介紹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兼顧其他相關知識的介紹。這種寫法的要求是體系的嚴整性、深刻性和“論”與“史”的結合性。體系的嚴整性是指對某一理論的介紹要有一定的邏輯體系，能夠按照一定邏輯層次關系闡明該基本理論的邏輯結構；深刻性是指要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以解釋歷史研究中遇到的錯綜復雜的問題；“論”與“史”的結合性是指在理論介紹中引用歷史實例，既增加說服力，又便于領會。這種“史學概論”寫法適用于已經具有一定辨析能力的高年級、甚至研究生階段的學生。兩種寫法的“史學概論”各自的優缺點是非常明顯的，一種成書方法的優勢就可能是另一種的劣勢。
　　托什教授所著《史學導論》無疑是第一種成書方法的“史學概論”。其優勢或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一是該書涉及的歷史學基本論題具有廣泛性。從歷史記憶和歷史意識、歷史學的功能、歷史資料的類型及其運用、歷史學的命題類型、歷史解釋的必要性，以及歷史知識的局限性、社會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歷史意義的探究，乃至計量史學、口述史學等等，可以說是從史學的基本概念、基礎理論，乃至研究方法，無不納入該書的論題、并給予深入淺出的解釋和討論。二是該書展示的西方當代史學發展信息具有極強的時代性及前瞻性。此書原本成書較早，它的第一版印就于1984年。但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史學研究受到后現代主義的沖擊，學術氛圍發生重大變化，文化史研究異軍突起。有鑒于此，托什教授于本世紀初對該書做了重要修訂，印行了第三版。其中增加了“歷史意識”和“有關意義的各種理論”兩章，并對一些章節的內容進行了大幅改寫，包容進史學理論的各種最新進展。書中鮮明地反映出托什教授對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抵制，及對文化史研究不斷增加影響的介紹和評價，使本書的理論內涵隨歷史研究的進展而得到最新的充實。現行的中譯本是依據最新的第四版翻譯的。因此，該書為初入門的學子、以及對歷史學有興趣的非專業人士提供了一個較全面了解西方史學理論現狀的平臺。
　　但既然它是采用“史學概論”的第一種成書方法，因此，相比第二種成書方法的特點，該書又不免有著某些“劣勢”或者說不足。最為明顯的是，作者對自身所持的理論思想、以及涉及的西方史學不同流派的理論思想均缺少體系性的全面闡釋；而在解析史學基本論題中存在的不同觀點時，其評價也多采取折中論的立場。
　　我們在肯定該書的同時也指出它的欠缺，想要提示的是，當我們通讀了全書以后，可以說對西方史學理論的現狀有了一個橫向(或說是橫斷面)的認識；但它并不等于對西方史學各主要流派的理論思想有了系統性的縱向的了解。如果想要對某個流派的理論思想體系做全面的認識與把握的話，還有待進一步做專題性的探究。而有了橫向的認知，就為對各流派做縱向、深入的探討提供了初步的知識準備，并有助于拓寬思路、開闊視野。同時，托什教授在書中對各流派不同觀點的剖析也會給予我們以啟示，有益于我們辨別其中的是非曲直。
　　其二，對于歷史學的基本指導理論問題，中西方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是一個具有根本原則性的命題。新中國的史學，看重基本指導理論的一元化原則，即自覺地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共同把握、運用的史學基本指導理論，目的在于引導學生在唯物史觀指引下進行歷史的學習和研究，以探尋和理解歷史發展的規律；而西方史學則在基本指導理論上推行多元化。所以，綜觀西方史學界，可謂是流派林立、各執一說。《史學導論》第八章“歷史學和社會理論”描繪了這種圖景：“一些歷史學家強烈地贊同一種特定理論導向；一些歷史學家承認一種理論出發點所能提供的推動作用，同時抵制任何將理論強加于歷史證據的做法；其他歷史學家則將任何對理論的運用視為對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應有的自主性的惡意侵犯。”(《史學導論》，第181頁)不僅如此，即使在贊同一種特定理論導向的歷史學家中，對于特定理論的解釋也并不一致，各有側重點。他們對指導理論持這種多元化的態度，是基于他們認為歷史研究者不可能從歷史研究中求得某種確定無疑的真理或客觀規律，只能各自按照自己選擇的角度各言其是。
　　這里特別提示中西方史學在指導理論方面存在的本質區別，目的有二：一是，促使人們充分認識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及其具有的對歷史運動的強大解釋力，增強對它的信心。馬克思從人類要生存就必須從事賴以維持生命的社會物質生產出發，探究了社會生產力持續進步的歷史軌跡，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從而展示了人類社會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可以毫不夸張地講，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社會理論能夠超越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解釋力。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史學理論被大量介紹到中國，形成了對中國史學研究的沖擊。當前，一些學者以借鑒西方史學、與西方史學接軌為名，否定唯物史觀，放棄指導理論的一元化原則，主張在史學領域推行指導理論的多元化。對于這種思潮，要以清醒的頭腦加以辨識，給予堅決抵制。對于才跨進史學領域的年輕學子，這種要求可能有一定困難。不過，通過認真閱讀這本《史學導論》，對西方史學有一個橫向認識，對于辨識這種思潮會有很大助益，無形中可以提高“免疫”功能。二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西方多元化的理論中吸取有益的成分，用以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本體論和方法論。本書作者托什教授對于重要史學論題都有自己明確的觀點。但他不是采取平鋪直敘的寫法來闡明自己的觀點，而是通過展析西方史學界就該論題的不同觀點、并給予直截了當的反駁與批評，來闡明自己所持的觀點。這無疑會增進他的思想觀點的深刻性，使他對自己觀點的闡釋更具有說服力(該書之所以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橫向了解西方史學現狀的便捷平臺，正是得益于這種寫作方式)。而這也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示范，即：我們對于西方史學理論、對于西方學者對特定歷史對象的探析，均應采取辨析的態度，對于其中正確的部分、合理的成分，予以借鑒、吸納；而對其中錯誤的部分、違反科學認識的成分，明確地予以批評反駁，加以拒斥。對于本書作者托什教授的觀點，也不例外。托什教授在英國史學界是一位資深教授，但他在本書中闡釋的觀點也并非都是可取的。在我們閱讀時同樣需要加以辨識，把握其精華之處，棄其糟粕成分。
　　舉例說，托什教授本人是贊同理論對歷史研究的指導作用的，而在書中相關章節討論最多、最詳細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他指出：“馬克思的詆毀者過分夸大他思想中一些具有較少吸引力的內容，認為他是與一種蒼白無力的決定論和一種有關人性的憤世嫉俗觀相聯系。除了數量非常有限的讀過馬克思本人著作或有關他著述的學術評論的人外，大多數人都持上述觀點。”(《史學導論》，第191頁)我們還可以從書中的相關論述中認識到，托什教授對馬克思理論的許多理解是非常到位的。如在歷史發展道路問題上，他引用馬克思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他們一定要把我有關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從而指出：“馬克思并未設定一種單線式的演進道路，所有人類社會都注定要嚴格遵從。”(《史學導論》，第194頁)再如，在階級界定問題上，托什教授也有著深刻的認識：“馬克思不是根據財富、地位或受教育程度——在他那個時代通常使用的標準——而是非常具體地根據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來界定階級。總結自古代社會以來所有種類生產方式特征的勞動分工導致了階級的形成。”(《史學導論》第195頁)“就生產關系而言，馬克思意指維持生產需要的勞動分工與合作、及其從屬形式——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的經濟結構。”(《史學導論》，第192頁)托什教授明確反對將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理解為一種僵化的決定論，他強調：“很明顯，基礎/上層建筑的隱喻使它自身能夠做出一種決定論解釋，馬克思的幾處表述也能夠如此加以解釋，但他的全部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并未表明他是以這樣一種僵化的方式來看待兩者關系的。”(《史學導論》，第193頁)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舉。但是，托什教授又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視為一種化約主義(reductionism)類型的理論，這反映出他對唯物史觀的認識有曲解之處。如書中講：“化約主義意指先驗地選擇實在的一個層面作為最重要的層面，然后根據這一層面對其他層面做出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大弱點也許就在于，它不承認人們可能會由于與生產無關的理由而介入某種事物。”(《史學導論》，第203—204頁)這種論斷顯然是對唯物史觀的曲解。我們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基本前提和由它推導出來的整個體系絕不是先驗地確定的，而是“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④。馬克思的確將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和在這種實踐活動中形成的物質生產能力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動因，但并不等于否認人類其他方面活動的作用，只是這些活動發揮作用的程度是要取決于它們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人們物質生產能力的提高。這又怎么能指責馬克思未考慮到人們在生產以外的活動的作用呢?這顯然是一種曲解。
　　又比如，關于歷史學的學科定位問題。這是史學概論類著作首先要涉及的問題。對于歷史學的學科定位是一個從19世紀歷史學開始成為一門學科起就爭論不休的問題。一方主張歷史學能夠成為像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他們宣稱：“歷史學，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而另一方則主張按照文學、藝術等人文學科的范式來建構歷史學，他們聲稱：“克萊奧，一位繆斯”，意指歷史女神是藝術女神，同科學無緣。此后，歷史學能否作為科學加以建構就成為關注對歷史學進行理論思考的學者所不能回避的問題。從書中的敘述看，托什教授是從科學觀念變化的角度論證了歷史學能夠成為科學。他認為，實證主義科學觀已經過時，將歸納邏輯作為科學研究方法的實證主義的有效性已經失去其可信性。現代科學哲學的發展承認科學研究也是有科學家主體意識介入的，因此與歷史學接近，由此而承認歷史學成為科學的可能性。托什教授還指出，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是充分發揮了創造力和想象力的。這對破除過去那種認為科學家不帶任何主觀價值判斷、從事純客觀研究的觀念，以及由此把被認為充滿主觀價值判斷的歷史研究排除在科學范疇之外的做法，都具有特殊的意義。但托什教授在這里只是指出，不能因為史學家在研究中擁有價值判斷就將歷史學排除在科學范疇之外。那么，如何才能將歷史學真正納入科學范疇、或科學的本質屬性究竟是什么呢，托什教授并未交待。我們認為，這種本質屬性就是對研究對象所具有規律的探尋。《不列顛百科全書》(2006年CD-ROM版)對科學的界說是：“關于物質世界及其現象的知識體系，那種知識體系必須包含無偏見的觀察和系統的試驗。一般而言，科學包含著對于涵蓋普遍真理或根本規律的知識的追求”。《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界說是：科學是“以范疇、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多種現象的本質和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由此可見，能否揭示歷史發展進程的規律才是歷史學被納入科學范疇的根本標準⑤。而且，托什教授在歷史學的學科定位上還表現出一種折中主義觀點，認為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他指出：“無論將歷史學界定為一門人文學科、還是一門社會科學，都將是對它部分特性的否定。人們經常犯的錯誤就是堅持認為歷史學應被歸為一種類型、而排斥另一種類型。歷史學是一門將兩者結合在一起的學科，它所具有的無盡魅力和它所具有的復雜性恰恰歸因于它超越了兩者對立的事實。如果歷史學仍要保持它的全部活力的話，這種具有中心地位的雙重性質就必須繼續被承認，不管在邏輯一致性上將會付出怎么樣的代價。”(《史學導論》，第45頁)我們并不否認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統一。馬克思自己就力求使他的《資本論》成為一部具有藝術性的作品。大概在馬克思的心境里，科學應是其本質，藝術乃是“美學的”表達方式。如果把“科學”與“藝術”的結合視為各占一半的合成物，那就只能是折中主義的“四不像”了。
　　總之，我們在閱讀這本書時一定要有辨識的態度，多問幾個“為什么”。但這絕沒有貶低該書價值的意思。它是較全面地介紹西方史學理論各種觀點、并能夠跟蹤西方史學理論最新發展的一本值得閱讀的教科書，而且寫得通俗易懂。但既然介紹的是西方史學理論的觀點，自然應有一個辨識揚棄的問題。
　　注釋：
　　①約翰·托什著，吳英譯：《史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②國內這種寫法的“史學概論”包括：葛懋春主編的《歷史學概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白壽彝主編的《史學概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
　　③國內這種寫法的“史學概論”包括：龐卓恒主編的《史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李振宏著的《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河南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頁。
　　⑤可參見：龐卓恒、吳英：《歷史學是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2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吳英：《克萊奧是否真同科學無緣》，《學術研究》2004年第4期。
世界歷史京136～139K1歷史學吳英20082008
吳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世界歷史京136～139K1歷史學吳英20082008

網載 2013-09-10 2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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