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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359(2001)05-0077-04
　　中國一向以“信史”為傳統，即使是歷史文學創作，也是以尊重歷史為指歸。凌力和二月河也均稱尊重歷史，前者認為歷史小說“必須是文學，有歷史感。強調文學，是要求它有藝術感染力，有形象，有審美價值；強調歷史感，便是歷史小說之所以區別于現實題材小說的基本屬性”[1](P697)。后者稱，“沒有人改寫歷史，所以我們必須尊重歷史的真實面目”[2]。二人同是表現清代生活，但由于是兩個不同的創作主體，尤其是性別的差異，必然造成他們對同一歷史題材的不同敘述，本文擬就凌力的《暮鼓晨鐘——少年康熙》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奪宮》為例，來分析二人的歷史小說創作。
　　一、“中華民族”觀念及“仁愛”思想
　　歷史小說創作需要熟悉歷史，要有小說家的寫作技巧，更需要有在廣闊的社會閱歷和深刻的人生感悟中形成的對史實的判斷，以及對歷史的總體把握與深層理解，也就是史識。兩位作家均有見解獨到而精湛的歷史觀，重點表現在“中華民族”觀與“仁愛”思想上。
　　兩位作家均寫清代帝王系列小說，一曰“百年輝煌”，一曰“落霞”系列，都肯定了清王朝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作用。清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王朝，一方面，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是“夷狄”對“華夏”的統治，是游牧文化對農業文化的改造，民族、文明之間的差異、對比、沖突比較突出，而另一方面，清代又是一個比較有成就的王朝。因此，表現這樣一個王朝，更能體現作家的政治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在兩個作家的創作中，均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觀念，拋棄了大漢族主義思想，寫出了滿族也是中華民族之一員，而清王朝在封建統治中也比較有成就，出現了幾代明君，如康乾盛世等。
　　二月河認為，“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王朝，也是封建社會發展的興盛的時期，又是封建社會走向衰落的時期。這個特點是中國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不具備的。”[3]，而凌力也指出，“康熙皇帝玄燁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有作為的皇帝之一，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偉大的君主，他的一生用‘輝煌’來形容，也許并不過分”[4](P889)。
　　兩位作家均描寫康熙的才能與遠見卓識。但二者的側重點不同。清朝初年，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而這兩位作家對此現象均有表現，但態度不同，凌力強化這種對立，而二月河卻淡而處之。凌力提到了“哭廟案”、“奏銷案”、“通海案”，重點描述了“明史案”。滿族統治者認為，江南“哭廟案”、“奏銷案”、“通海案”等十宗大案下來，殺一小批，整肅一大批，狠狠煞住了南蠻子的氣焰，一平他們胸中長期積蓄的委屈和怨憤。如今又來了個明史案，那些桀驁不馴的蠻子文人，還敢不夾住尾巴、老老實實地聽喝嗎？幾個不足馴服的漢臣何足道！……他們對漢人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作家凸現了滿漢沖突，這無疑體現滿漢差別，以及中心與邊緣、統治與被統治的對立，這是歷史或現實中的性別沖突造成了作家對差異的敏感。
　　滿漢之爭體現了作家性別之爭的觀念。“等級制建立在男女兩性自然關系的理解基礎之上。……從男女兩性關系的立場出發，就十分容易理解主權國家與殖民地之間的關系。要使戰爭合法化，常見方式就是鼓吹男子漢氣質（保護弱小的婦女兒童），宣揚對上級、父輩、國王的忠貞，將男子漢氣質與民族強大混為一談。”[5]因為作家的女性身份，使其對女性與男性的差別、弱勢地位的女性的被壓迫處境深有體會，從而對差異而造成的不平等特別敏感而至深惡痛絕。從而大量描寫了滿清貴族對漢人的壓迫與屠殺，反映了被征服者的悲哀與悲憤。
　　凌力在對滿文化的批判時，也對漢文明有所批判。她寫到了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沖突，如“天算案”便是爭奪文化霸權的表現。而在敘述此事件中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如對楊光先的陰險、奸詐、尖刻的描寫無疑是對儒家文化的批判，儒家文化是一種以男權為中心的文化，孔子曾聲稱“唯小人與女子難養矣”。這種區別也顯示了作家的矛盾，一方面作家對滿人對漢人的殘酷統治（誅殺）深惡痛絕，鞭撻淋漓——而滿人之所以這樣做，是要讖越正統文化，是邊緣對中心的占領，是處于邊緣狀態的滿清占有者對以“正統”、“華夏”、“中心”自居的漢人的一種驅逐或報復，使其處于邊緣狀態，并得以臣服。而女性的處境何嘗不是一種邊緣狀態，而作家描寫正是要把埋沒于歷史塵埃中的杰出女性挖掘出來，使其重放異彩。另一方面，也隱藏著作家的良苦用心，滿漢沖突是強權對弱者、對理性的野蠻摧殘和殘酷絞殺；而這正是處于強勢地位的男權文化對女性的真正作用的抹殺。“天算案”更是理性與野蠻的沖突，是膨脹的政治野心對客觀存在的抹殺。性別的差異造成對一切差異的敏感與關注。
　　任何一個王朝都是統治人的，而儒家思想則是政治統治的精華。盡管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但要想有所作為，必須實行儒家的“仁政”。“仁者，愛人”。二月河認為，“中國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孔孟以來的中國文化傳統是滲透到每個中國人的血液里的，是任何力量打不倒的”[3]而凌力也認為康熙、雍正、乾隆“他們祖孫三代皇帝，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為座右銘，醫治戰爭浩劫遺留的創傷，努力實現中國傳統文化長期提倡和頌揚的仁政，給中國平民百姓帶來了一人半世紀的和平與繁榮”。[4](P890-891)
　　但是凌力在提倡仁政的前提下加入了基督教思想，即“博愛、平等、自由”。仁政是講帝王之術，是如何馭民的，是帝王與平民、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是以等級為基礎；而基督教思想是講人與人的關系的，是平等的。她具有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對戰爭對平民的迫害深惡痛絕。所以在她的作品里一再出現傳教士湯若望，他是順治的師父，是孝莊皇太后的義父，很多華人成為他的信徒。且不說作家拋棄了傳統的對傳教士的誤解、恢復了傳教士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作家把傳教士當作一個為了正義、信仰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并且用自己的仁愛思想來影響統治者。在二月河的作品里提到了湯若望，但沒有重點描寫他，對他的信仰也沒有提及，而重點通過伍次友的“帝師”作用，重塑了儒家學說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前者體現了女作家的慈善心腸，后者體現了男作家的出將入相的“入世”心態。
　　二、宮廷情趣與朝廷斗爭
　　歷史是由一系列事件、場景組成的，而政治斗爭為其主要成分。而對男女作家來說，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同，女性比較關注家庭內部，而男性則相對關注外面的社會，因此，凌力著重關注宮廷生活與宮廷情趣，而二月河則著重關注朝廷斗爭。
　　凌力著重寫后宮生活：寫祖孫、兄弟、夫妻等的日常生活及倫理關系，著重反映一種柔情。通過家庭、婚姻、愛情、友誼來渲染歷史人物的成長環境。太皇太后的生日、公主的結婚典禮以及皇帝的完婚，寫得隆重而雍容華貴，既顯示了皇家的高貴與典雅，同時也顯示了帝王之家也與普通人一樣，也有天倫之樂與纏綿親情。也寫了少年們的嬉戲，體現了少年人的率真與童年情趣；同時表現了少年男女的友誼與朦朧的愛情。從而強化了家庭對主人公的作用，使背景變為前景。關注家庭解構了后宮為禍水的傳統觀念，宮闈也由神秘、綺靡、淫蕩變得世俗化、生活化。
　　而二月河大量描寫朝廷及外面的世界。如伍次友煮酒論功名、倭赫父子受戮、三臣聯折被殺、蘇克哈薩喋血、康親王杰書倒戈、白云觀、池心樓弒君與救駕……件件事緊密鑼鼓、風云而至；件件事扣人心弦、波譎云詭。而這多為權力與野心使然。
　　二人的描寫重點可以通過對主人公康熙的表現即見端的。凌力筆下是一個平民式的少年康熙，而二月河筆下是一個天子式的少年康熙。
　　康熙8歲登基，是一個娃娃皇帝。在凌力的筆下，也寫到他的為政之道，如天算案中假扮太監登臺觀察、學習天文、歷法，與鰲拜斗智斗勇，但更能震動人心的則是他的家庭生活。他雖然年幼，卻具佛心，篤于親情友于弟妹，是仁愛之君。同時也暗示了女作家的良苦用心——希望男人即使貴為天子，也要多一點對女性的關懷，對男子漢、白馬王子滿懷顧盼。
　　但他畢竟是一個皇帝，他的行為必然要與政治發生關系，始終與權勢相伴。因為自己的少年貪玩，而使倭赫四侍衛被殺；皇位也時時拘束著自己的行為：不能與兩小無猜的冰月結合。在選擇貴人時也要與政治相權衡。因為是孩子，尚未定型，有時率性而發，顯得怪僻與不合身份。其實他的一些行為是天性使然。他的行為總是充滿孩子的天性，即使與權臣周旋也是以孩子的天性（好奇、懵懂、貪玩等）來迷惑他們。
　　作家也寫到了康熙與權臣的周旋以及官場行為，這顯示了官場對人性的扭曲與壓抑，他只能委曲求全、虛與委蛇，這與后宮的率真天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作家通過孩子的眼睛描寫了朝廷斗爭，如倭赫四侍衛被殺、天算案、明史案、圈地案、蘇中堂被殺以及鰲拜被擒等。通過孩子的眼睛，或稀釋了緊張，或置于幕后，使重點突出。
　　作家不僅寫到了宮廷的天倫之樂，還寫到了平民的生活。如同春與夢姑的久經磨難、不改初衷的戀情，感動了要殺他們的人，最后“有情人終成眷屬”。而他們二人的愛情又引出了王爺對夢姑的癡迷、福晉對同春的迷戀，但同春、夢姑二人均不被富貴、權勢所動。而瑪爾賽對鰲拜的感情則顯示了“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純真愛情，即使鰲拜被囚也愿同囚，以示愛情之真誠與純潔。
　　大量寫愛情，這一方面體現了女性作家比較關注感情生活的特點，另一方面體現了作家對歷史的看法，歷史不僅有事件，而且有人物；不僅有大事，而且有小事；同時也表現了女性在歷史中的作用，在歷史的進程中，愛情、家庭起著潤滑乃至生死攸關的作用，而愛情的一極——女性則是至關重要的。太宗皇帝（皇太極）因敏惠元妃的仙去而憂郁而死，造成了順治的少年登基；而董鄂妃烏云珠的去世則使順治出家，造成了康熙的8歲就做了小孩皇帝。
　　凌力抹去了歷史的神秘面紗，加入了自己的合理想象，實現了歷史與本文的對話。不再拘泥于歷史事實，因為歷史本文和文學本文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6](P4)通過對歷史的闡釋與虛構，顯示了自己對歷史的理解。
　　而二月河作品里的對皇宮的生活描寫不多，對皇室的愛情、友誼、親情幾乎沒有著墨，而蘇嘛喇姑與伍次友的戀情、胡宮山與李云娘（翠姑）、翠姑與明珠之間的關系的表現重點不是表現愛情，而是體現了傳統的士大夫情緒：郎才女貌、英雄救美等思維模式。
　　康熙也幾乎不見童年的情趣、孩子的天性，一出場便是少年老成，學習帝王之術。二月河重點在朝廷的斗爭中塑造了康熙這個少年皇帝的復雜個性。作者傾力于在波譎云詭的政治斗爭、宮廷紛爭、權謀機變中，藝術地展現帝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非凡才干和歷史功績。8歲即位的康熙，從師伍次友，努力學習；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與權高勢大的輔政大臣鰲拜展開驚心動魄的斗爭與較量；鰲拜逼迫康熙殺掉建議禁止圈地的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三大臣之后，又逼迫他殺掉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甚至氣勢洶洶要弒主篡位，形勢有一觸即發的危險。康熙估計當時的形勢，還難以除掉鰲拜，因而隱忍不發，作暫時妥協。待到一切部署就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除掉這個勢力盤根錯節的集團——15歲“廟謨獨運”智擒鰲拜，表現了康熙的膽識和智謀。
　　在表現康熙體恤民情，網絡人才，明朗豁達的同時，又表現他性格中多疑猜忌，陰險狡詐，手段高明的一面。他重用九門提督吳六一，把軍權交給他的同時，又給魏東亭一道密詔，“以防變中之變”。而對魏東亭也不放心，派人裝作魏東亭的看門人，潛伏在魏東亭身邊五年，魏竟沒能察覺，而且把魏東亭的母親（康熙的乳母）留在身邊，以控制魏東亭。蘇麻喇姑想到：這個情理通達、爽朗可親的少年天子，猜疑之心竟如此之重，不由得打了個寒噤。作家表現了一個少年老成、深懂權術的小皇帝，而少了兒童的天性和少年情趣。
　　后宮的人性化和朝廷的獸性相對比，女人的柔情與男人的無義成對比——家庭與政治做對比，顯示了男女作家的關注重點與思維方式的差異。
　　三、帝王之師：女性與士大夫
　　兩位作家均寫少年康熙如何獲得政權與鞏固政權的過程。少年人必定有一個受教育的成長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外人起著重要的作用。兩位作家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截然不同。
　　凌力表現的帝王之師為莊太后。莊太后是科爾沁草原的少女，并沒有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她既有普通女性的悲歡離合，又有太后的雄才大略；既有慈母的菩薩心腸，又有母后的權謀與威嚴。自順治17年秋天起，不幸就固執地纏住了她。她最喜愛的干女兒兼兒媳婦董鄂貴妃病故，揭開了災難的序幕。五個月后，兒子順治帝去世，猶如摘去了她的心肝。皇家的災星不退，剛入康熙二年，皇帝的生母，進徽號為慈和皇太后的康妃又去世了！太皇太后已經欲哭無淚，心被悲哀折磨得近于麻木。沉郁和悲涼始終像兩條繩索捆綁著太皇太后的心，不得解脫。又為了皇室的穩定與利益，不顧正義與臣子的生命。借輔臣之刀殺出天子威儀皇上尊嚴，值得！只是委屈了四名侍衛及受株連的費揚古等人，何況四輔臣執政以來，深得八旗之心，專橫跋扈形跡未顯，駁回他們，很容易使自己處于違逆眾心的不利地位。她認為，當年太祖太宗皇帝開創江山，殺人如草。因怨望和大不敬而殺卻的大臣不也不在少數，算不上失德……顯示了為政者的殘酷。
　　老鶴飛不動了，小鶴還不會飛。輔臣權重，危極社稷，但她又不能輕易動作。只能委曲求全，暗中操作，藏而不露，旁敲側擊，使她的心思權臣摸不透。長期以來，太皇太后不預外事。但江山社稷是她愛新覺羅家的，她豈能不管？在天算案中，她對官吏的任命與調度及對公主出嫁的安排，則顯示出她從來就不曾真正“不預政事”。朝廷內外的人和事，她全都不若指掌、成局在胸。這根本不是個坐享晚年之福的老祖母，她仍然和30年前、20年前一樣，內秉風雷之氣，外持靜怡之容，一位杰出的女人。她的一番布置，舉重若輕，不著痕跡，有多么精巧！為政精到，常人是萬萬不能及的。給未成年的玄燁大婚，也是一舉兩得：既表示了歸政的要求，又籠絡住輔臣，不至于傷他們的心。但是她畢竟勢單力薄，有時顯得力不從心，與康熙成了相依為命的祖孫倆，只有精心培養康熙的帝王之才：官場斗爭、權術之爭。她對康熙的成才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作家強化了在人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作用，而莊太后無疑是凌力的貢獻。她忍辱負重，周旋于滿漢、朝廷與貴族之間，她為兩代統治之母，順治、康熙她起重要的作用，顯示了她的非凡才能。康熙的智擒鰲拜，就是她精心調教的結果。
　　而蘇嘛喇姑、孔四貞也是非常有亮色的女性。蘇嘛喇姑扶持康熙、幫助治理后宮起著很大的作用。四貞以少女而開軍府、襲封爵，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維系定南王舊部，與平西、靖南、平南三藩成犄角之勢。作家把塵封于歷史中的女性發掘出來，閃現出璀璨的光芒。
　　二月河的作品中有亮色的女性也不少，但這些女性重點表現在兒女情長上，并未顯示出有多少政治才能。蘇嘛喇姑比較獨特，政治、官場、宮廷均有作用，但她是作為伍次友的陪襯出現的，作家重點表現男人的豐功偉績。伍次友在不知康熙（龍兒）身份之前，給他講解經、史，從歷史經驗中給康熙極大啟發。伍次友等是在幾千年傳統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在他們的身上鮮明地體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出將入相，為帝師是他們人生的最高理想，體現著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但他們又都是漢族知識分子，在滿洲貴族當權的時代，他們處在被懷疑、被疑忌的地位，時常有“伴君如伴虎”的危機感，因此，當他們感到危機迫近時；或在生活上、政治上失意時，就采取道釋文化中消極“出世”的態度。伍次友先浪跡江湖，后歸入空門。他雖然滿腹經綸，才華橫溢，但都不可能實現人生理想，能保善終就很幸運了。他們的命運給人以迷惘、悲涼之感。在他們身上概括了封建時代正直而有才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莊太后以女性給康熙以影響，伍次友以傳統士大夫給康熙以影響。作家性別不同，就表現出了推動歷史發展的英雄也不同。
　　人們現在一般認為，不存在普遍的、超歷史的人類本質，人類的主體性由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去界定和確定我們的地位的文化符碼(culture codes)來產生。也不存在“客觀性”，我們是在語言中體驗“世界”，我們所有對世界的表現，對于本文和過去(the past)的閱讀，決定于我們自身的歷史地位，決定于寓于其中的價值和政治。[7](P90)歷史是被人敘述的，在敘述的過程中，也敘述著敘述者自身。凌力、二月河通過對同一歷史的不同敘述，顯示了自己的文化身分，表達了自己的歷史觀。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77～8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喜田20012001凌力與二月河均表現清代帝王生活，但由于性別不同，他們關注點也就不同：一個重點表現宮廷生活，一個重點表現朝廷斗爭；一人把女性作為帝王之師，一人把傳統的士大夫作為帝王之師。但他們均具有“中華民族”的觀念，批判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肯定了以“仁”治國的作用。通過闡釋歷史也就闡釋了自己。歷史/民族/宮廷/朝廷/帝王之師張喜田 河南師范大學 中文系，河南 新鄉 453002 作者：《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77～8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喜田20012001凌力與二月河均表現清代帝王生活，但由于性別不同，他們關注點也就不同：一個重點表現宮廷生活，一個重點表現朝廷斗爭；一人把女性作為帝王之師，一人把傳統的士大夫作為帝王之師。但他們均具有“中華民族”的觀念，批判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肯定了以“仁”治國的作用。通過闡釋歷史也就闡釋了自己。歷史/民族/宮廷/朝廷/帝王之師

網載 2013-09-10 21: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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