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謳歌型創作·敘述方式  ——關于報告文學創作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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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政保: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你的報告文學集《沒有掌聲的征途》,你的一些重要作品都被收集在其中了。讀這本作品集,確使我有機會比較系統地了解你的創作,特別是能知道你對報告文學創作的某些看法,譬如在你的心目中,“報告文學更多地屬于新聞范疇”;你還認為,“真實是報告文學的價值和魅力所在,所以我寧可在文學上留有遺憾,也不虛構任何情節。”這些都是我在你的《自序》中讀到的。就我的感覺而言,這些觀點不僅具有很高的探討價值,而且極富“現實感”——當今的報告文學創作所要解決的,不就是這些牽涉到文體規范及創作品性、特別是“非虛構”之類的問題么?我覺得你的觀點還有相當寬闊的發揮余地,譬如對“真實”這一文學領域經常使用的概念的理解;又如報告文學既然“更多地屬于新聞范疇”,那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特別的文體,它與“文學”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再如,你所認為的“文學上留有遺憾”,究竟是怎樣的“遺憾”或何種意義上的“遺憾”……你能不能就這些問題、并結合自己的創作,更深入地談談你的看法?
  江宛柳:報告文學在我們國家,不論是機構設置、隸屬關系,還是評獎以至群眾團體,一直都是劃歸文學范疇,所以常被有的文學人拿來同純文學比較,認為這類作品往往文學含量低,算作次一等的文學。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誤會,報告文學與純文學的創作,從創作本意到作品社會功能,都是兩碼事,不具有可比性。在我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這些年里,我從做文學編輯改行當新聞記者,有可能作了一點比較,發現報告文學寫作方式更貼近我現在的本職工作。盡管它因為被界定為“文學”,沒有真正列入我們的業務范圍,但我從一開始寫作報告文學采訪時,被采訪者就一律稱我“記者”,人們很樸素地認為采訪真人真事這是記者干的事,而作家則叫“體驗生活”。“采訪”和“體驗”,顯然有客觀與主觀之別。普利策就記者的職責說過這么一句話:“新聞記者作為站在國家這艘大船般橋上的*’望者,他要注意來往船只, 注視在地平線上出現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其首要職責就是收集信息。”報告文學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信息傳播,人們讀報告文學作品,是想從中了解人類生活中曾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真實的人和事,而不以獲取審美感受或尋求個人化的經驗為主。從上個世紀初報告文學誕生以來,它就以最直接的方式接近讀者,茨威格筆下人類第一次奪取南極的斗爭、索爾茲伯里筆下中國紅軍的偉大長征,基希筆下生活中的卓別林……這些被人們普遍關注的信息的傳達是純文學不能替代的,人們從這種文體中向世界張開了眼睛。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信息在社會生活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決定了報告文學比之純文學更加發達。除此之外,報告文學還具備新聞的其它一些功能,例如引導輿論、鞭撻丑惡、伸張正義、謳歌光明、維護國家與民族利益等,雖然這些功能從某種意義上說純文學也具備,但報告文學的一切功能都以真實可靠為前提,所以就更強大。有的研究者把報告文學歸入新聞與文學之間的“邊緣文體”,我認為它的實質還是“報告”,“文學”只是借助的手段,使它更好地起到深化、補充新聞快訊的“后新聞”效應。
  正因為報告文學的這種新聞性質,所以它的徹頭徹尾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很難想象人們能夠接受假新聞,哪怕是其中摻了少許虛構,也會完全失去它的價值和魅力。我知道當今報告文學寫作中,確有作品真假混用,我不明白,若是以圖更理想的文學效果,那何不如就直接寫小說呢?我采寫過的坦克旅長鄔援軍、飛行員艦長柏耀平等,都是當代中國軍隊中極出色的人物,試想如果那都是虛構的產物,恐怕很難充填讀者無盡想像力的空間,但正因為他們是現實中實實在在的真人,他們的經歷和精神才給人以震撼。人們對真實的事物與虛構的事物在審美評價上標準完全不同,其實往往真實生活的魅力,是虛構難以替代的。茨威格在他的報告文學集《人類群星閃耀時》的序言中說:“我絲毫不想通過自己的虛構來增加或者沖淡所發生的一切的內外真實性,因為在那些非常時刻歷史本身已表現得十分完全,無須任何后來的幫手。歷史是真正的詩人和戲劇家,任何一個作家都甭想去超過它。”
  為了這種真實性,我堅持以第一手資料為報告文學的寫作素材,我很重視感性的東西,這也因為我關注的是現實題材,又以寫人物為主,我的工作就是將自己要寫的人物弄懂。很多時候也能得到一些現成的材料,但這些材料一般只是提供了事件的線索和時間、地點、名稱、術語等等,借此頂多能勾勒一種單線條的白描,并不能對所寫人物的內在思想、情感歷程、性格和行為方式、語言方式、思維方式、文化素養等有所了解,而我以為這些都是真實地再現一個活生生的人物不可缺少的,這也是報告文學之所以被定義為“文學”的關鍵所在。關于“遺憾”,也是來源于此。有時即使采訪很充分,寫作中也會覺得缺少什么,比如寫飛行員艦長柏耀平,我主觀上希望他遇到過某些挫折,這樣他的故事就會跌宕起伏,人物就會顯得更豐厚,就更富文學的審美價值,但實際生活中他的確沒有什么挫折,他實在是很順利很幸運,我無法給他編上去什么挫折,我想這在人們用文學眼光審視時,就會感到一種遺憾。當然,從根本上看或許還是我剖析生活、選取題材、調動素材的功力和水平欠缺的問題。也有很多時候,生活本身的精彩卻能超出你的想象,比如寫坦克旅長鄔援軍當團長時,到法場去看一個曾經在他團里當過兵的死刑犯,這一段情節頗有戲劇性,就有朋友對我說這個情節肯定是我編的,我告訴他我從來不“編”,任何情節甚至細節。我不明白為什么有人一定認為精彩的故事只能出自于虛構?不過這也使我很高興,這說明生活本身的精彩讓我撞上了。
  周政保補述:報告文學作為特別的文體,它與“文學”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江宛柳的理解是中肯可靠的。她認為報告文學的“實質”還是“報告”,“‘文學’只是借助的手段”。如果我們樂意細細比較,那報告文學創作與諸如小說之類的文學創作之間的差別,是很容易發現的——最顯著的差別,當然在于報告文學創作的“非虛構”,或者說,它是一種不自由的創作。而這里所說的創作性,也就決定了整個報告文學創作的自我限定及那種獨立的完成過程,即便是作品的社會功能,與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也顯得很不相同。對此,江宛柳基于自己的寫作體會及職業感受,做出了極具理論價值的闡釋。特別是在今天,報告文學的長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旺盛,但對于文體觀念的理解與把握,也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混亂——此情此景,若不對報告文學創作本身的一些問題做出及時的梳理與澄清,那不僅會影響到未來的局面,而且可能在良莠不辨的混亂中掩蓋了真正的優秀作品的光芒。
  在我看來,報告文學就是報告文學:它既不屬于新聞的領域,也很難加入文學家族,其獨立性是顯而易見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大可不必把報告文學看做是文學的一種形態,也不能以文學的原則或審美要求來衡估與判斷報告文學的創作。譬如說,關于“真實性”的概念,我便很不贊成在報告文學領域運用,因為它容易產生歧義——實際上,文學領域的“真實性”與報告文學創作所必須執守的“非虛構”原則,是很不相同的兩個概念:“非虛構”必須依賴于扎實確鑿的采訪調查,甚至在必要時還得依賴可靠的或經過考證的文獻材料,而文學創作中的“真實性”卻不必如此,或者說,文學的“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作家的生活體驗及想像力兌現的——它本身就是一種虛構的結果;所謂“真實性”,也只是感覺上的“真實性”,而不是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所造就的那種與實際生活過程相吻合的“真實性”。這也是我之所以要特別強調“非虛構”,并把這一品性置于報告文學創作首要位置的重要原因。
  至于報告文學創作的“文學性”——這一說法進入報告文學領域,其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它至少從一個特別的角度提醒了我們:因為報告文學不是文學或主要不是文學形態的緣故,所以才特別需要提出“文學性”的問題——譬如在小說界或詩界,就不存在“文學性”的問題,或者說,因了它們是小說或詩的緣故,“文學性”便是一種無須強調的品性。但報告文學創作則不然:“文學”僅僅是一種被利用的手段,而且又是一種容易失控的手段,一種可能在無意中蹂躪報告文學本色的手段——諸如“合理想象”、“合理夸張”,甚至“移花接木”之類的敘述方式的泛濫,便是為了“文學性”而損害報告文學特質的常見現象。所以在我看來,“文學性”之于報告文學創作,是一種不宜過分強調的說法。實際上,“文學性”不僅不是報告文學創作中處于第一位的特性,也不是刻意追求的特性。如果說,文學的手段可以深化報告文學的表達,那也必須以“非虛構”為前提——不言而喻,這個前提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或必然是經由扎實確鑿的采訪調查獲得的:一切生動的人與事,一切富有魅力的思情,一切充滿了戲劇性的細節或情節,只能深藏于生活前沿的過程之中,就看我們能不能發現。
  周政保:你的創作專心而又專一,“軍事題材”已成為你馳騁感受力的一塊土地,而且就深化這一領域的創作邁出了自己的步子。但從軍事題材報告文學創作的整體狀態來看,如何深化的問題,恰恰是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在我看來,軍人的生活必然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處在動蕩漂流的大變革時代,軍人的生活決不可能如一湖清波那般寧靜安詳……我們在理論上都承認,軍人的生活也一樣充滿矛盾,其中有痛苦、有憂慮、有焦灼、有各式各樣的碰撞或沖突,甚至還有那種與軍人品性格格不入的自私卑俗,但我無抵牾“謳歌”的意思,我只是認為,謳歌類型的創作應該意識到為什么要“謳歌”的問題,以及如何實現“謳歌”主旨的問題。不言而喻,其中也就涉及到了怎樣以“非虛構”的方式再現一個人物的課題。你的《沒有掌聲的征途》寫了一位坦克旅長,正是這位旅長在瞻望將來時意識到,“寂寞的征途上還會有許多更艱難的答卷等待他去完成”,可見,征途從來不是平坦的。這,也是我讀《沒有掌聲的征途》的真實感受。在我繞了不少彎子之后,真正想與你討論的問題:一是如何深化軍營生活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二是怎樣寫好謳歌類型的作品?說得再具體一點,那就是如何處理好張揚軍人精神與剖露軍營現實的關系,或在思考為什么要在“謳歌”的前提下,怎樣展現與揭示我們這個時代的軍人的精神世界?在我讀了你的作品之后,我想你已經有了自己的思考,也積累了一些經驗?
  江宛柳: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如何深化軍營生活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是個需要探討也很有探討可能的問題,因為我自己至今就沒解決好這個問題,一直是深一腳淺一腳地試著往前走,完全沒有經驗可談。當然,身為軍隊記者,能夠近距離地看我們軍隊,體會肯定是有的。最深的體會,就是比之《奔涌的潮頭》那個年代,近年來當代軍營題材報告文學創作的退化,這類題材或者被繞開了,或者是表淺的謳歌。我想這首先是出版物走向市場這個大趨勢決定的,讀者的胃口被市場競爭抬高了,和平時期的軍營生活比起五彩繽紛的社會生活又單調得多,對作者和讀者的吸引力都大大減弱;另一點,是軍事題材的創作確有局限,這局限包括政策方面的,宣傳、保密紀律方面的,也有觀念上的,作者在創作上會受到很多制約。報告文學不同于純文學,小說講拉開距離地審視生活,報告文學尤其是現實題材報告文學,因為它的新聞特質,必須離生活越近越好,最好是沒有距離,而沒有距離的接觸把握起來就有難度,作者會感到這類創作費力不討好,弄得不好還捅婁子。這也是讓我時常傷腦筋的事情。但我還有一種很固執的感覺,那些東西正因為它不好接觸,它非常棘手,才有著不同尋常的價值和吸引力,才值得去探究。今天的中國軍營,這塊被文學幾近背棄了的土地,究竟儲礦量有多高?值不值得開采?你必須去勘察一下,是深是淺,踩一腳才知道。
  作為軍隊記者,我往這塊土地上踩是別無選擇。也因此我感受到,現在的中國軍營已經不是二十年前、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那塊土地。如果文學人認為在那時軍營的礦藏就已經被開采盡了,棄它而去了的話,那么今天的軍營已經在悄悄生長著一種屬于世紀之交的知識經濟、知識軍事時代的新礦。談到深化軍營題材報告文學創作,恐怕就是先把這種新礦的質地弄清楚。今天的軍營,比之對越自衛還擊戰、改革開放之初、百萬大裁軍的80年代中期、市場經濟之始的軍隊經商潮時代,已經遠遠跨出了一大步。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向深層次發展和世界新軍事革命浪潮風起云涌這個大背景下,我們軍隊的戰略方針變了,軍事思想、戰爭理論變了,軍事訓練的特點、規律、手段變了,軍人知識結構的變遷,高學歷軍官隊伍的崛起,武器裝備的日益高科技化,兵役制及各項體制的改革,部隊管理的逐步法制化科學化,軍隊從經商到不經商;加上外部的包括信息時代的緊迫呼喚,國家政府機構改革,國營企業職工下崗,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還有腐敗禍水對軍營的侵蝕……所有這一切都在沖擊和改變著每一個中國軍人的命運,影響著他們的觀念、知識、文化歸屬、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處在這樣一個大變革時代的軍人,內心肯定不能是平靜的,軍營也因此變得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豐富熱鬧。身在其間,你能感覺到中國軍隊這部軍車高速前進的力量,軍人們正在調整姿態以適應這個新的提速,能看到由于提速一些人被慣性作用甩下去,也能聽到某些老化的部件在高速運動中發出的磨擦聲。今天的軍營肯定是不單調的。不過我的感受是,正因為它太熱鬧,你若想把筆伸進去,除了需要睜大眼睛去看之外,還需要參與,比如你自己不去學習高科技,你怎么能夠懂得為這些高科技裝備而喜而憂的軍人的內心情感?所以你應該是一直站在這部車上。
  不論今天的軍營怎樣的不平靜,我想軍事題材報告文學以謳歌為主調這恐怕是不變的,這是軍隊這個特殊群體的性質所決定的。軍隊代表著國家、民族的利益,軍人的使命決定了這個群體身上凝聚著的勇敢、堅毅、敢于犧牲的英雄主義精神品格,這在世界各國無不如此。西方國家的文學、影視作品中的軍人形象幾乎也個個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萊塢的《壯志凌云》、《緊急下潛》、《生死豪情》及至最近的《拯救大兵瑞恩》等等一系列軍事題材影片,其中人物無不英雄得震撼人心,讓你永不遺忘。而且從中還能感覺到,他們在謳歌軍人英雄時是那樣的天經地義、理直氣壯。這也驗證了一個簡單的真理:觀眾讀者的審美取向與軍人精神本質的一致性,謳歌英雄的創作動機與市場需求的一致性,軍事題材作品,拋開精神力量,是無話可談的。而我們在這里把軍事題材的謳歌當問題提出來,我想這不是謳歌本身出了什么錯,而是究竟該怎樣謳歌。也許是這些年軍營題材報告文學作品中充斥了一批表淺的好人好事表揚稿,使謳歌題材的作品變得非常廉價?或者還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時的文藝創作模式,所謂“高大全”的政治化、概念化形象徹底弄倒了人們的胃口,以致今天的類似表揚稿式的作品也可以歸于這種模式的后遺癥,使得中國讀者在審美中長時期陷入一種誤區,把“謳歌英雄”與政治化、概念化的東西等同起來,至今還沒完全調整好胃口。
  要想給謳歌正名,我在理論上底氣不足,而且報告文學與純文學創作在這一點上也有很大區別。報告文學不能隨意給筆下的人物設計戲劇化的大起大落、驚心動魄的生活軌道。現實生活往往很平凡。就自己創作的一點體會,我想報告文學要做的,恐怕就是從這種平凡中探索人物的精神品格。精神和人格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哪怕他沒有創造過驚天動地的大業,哪怕他有著明顯的行為缺點,他的形象也會打動人心。這就說到“如何處理好張揚軍人精神與剖露軍營現實的關系”了。我認為這兩點其實非常一致,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就是說必須把人物放到他所生存的那個真實的時代環境中去。比如坦克旅長鄔援軍,他的成長成熟,一直伴著新時期軍隊建設發展中的種種問題,如果不是軍營管理中的規章制度不健全,不是部隊裝備建設與經費不足的難題,不是事故定乾坤的現狀,不是庸俗人際關系與金錢利益的侵擾等等構成的坎坷征途,一名當代基層指揮員的執著、堅定的品格從何而來?鄔援軍所遇到的這些問題,正是他經歷的那段時期中國軍隊中最具普遍性、最有代表性的問題,是典型的軍營現實,鄔援軍的精神中也就滲透了一種時代精神。所以張揚軍人精神,就必須深入軍營現實,而深入軍營各種沖突、矛盾交織的現實中去,才能發現那些優秀的精神品格所在。我想那些類似表揚稿的作品,之所以沒有力量,正是作者不了解或者有意躲避了軍營現實的結果。
  不過,報告文學怎樣剖露軍營現實,我認為是個尚未解決的課題。正像廉價的表揚不等于謳歌一樣,那些專事搜羅部隊的暗角俗陋、嘩眾取寵甚至以此騙錢的偽劣品,也不等于剖露軍隊現實。改革中的軍營道路的確不平坦,甚至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不是看到的矛盾都能四處抖落。矛盾怎么寫?把握什么分寸?會不會踩到地雷?這是個挺復雜的問題。首先你所剖露的矛盾,應該是基于你對軍隊現實狀況的透徹了解,以科學、辯證的態度分析思考之后的結果。其次,正因為“非虛構”,作品一經公開發表將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我想原則上需要考慮整個軍隊建設大的利益,局部矛盾與全局利益的關系,還有政策、法律、紀律問題,這也是軍隊記者必須具備的責任感。當然現實中具體的矛盾并不那么好把握,比如事故問題。坦克旅長鄔援軍在團、旅兩任主官位置上都遇到了這個倒霉的問題,是他的“走麥城”,如果不寫,就不能表現一個真正軍人在失敗面前挺立不動的堅忍精神。可這在我們今天的部隊里是個十分敏感的話題,事故的確年年有,卻很少見諸于公開媒體,世界各國軍隊也都時有事故發生,比起來我們軍隊中事故影響力尤其重大,所以就有“事故定乾坤”一說,它關系著各級指揮員的個人命運,讓多少基層干部睡覺都睜著一只眼。這就涉及到部隊建設中更深層次的問題了,比如訓練體制、裝備質量、干部制度、人才激勵機制等等,這些都涉及到軍隊改革的問題,牽涉著很多層次的利益,似乎已經超出了一篇報告文學的任務范圍,所以我在寫到這一節時,也只能暫時適可而止。
  今天的中國軍隊正處在改革的進程中,面臨著許許多多新問題,對于當代軍人,的確就像鄔援軍所意識到的“寂寞的征途上還會有許多更艱難的答卷等待他去完成”,對于軍隊報告文學作者,也同樣會面對許多艱難的答卷。我期盼各層次的讀者對這一類作品,能夠給予更多的耐心和寬容,造成一種更有利于當代軍事題材報告文學生長發展的氛圍。
  周政保補述:關于當前最流行的軍營生活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我之所以要提出“深化”的問題,決不是無的放矢或突發奇想,而是鑒于以下一些很現實的原因:一是那種廉價的充滿夸飾氣息的謳歌型“創作”,名正言順地占據著報告文學領域的主導地位;二是題材陳舊,對于現實的感受,跟不上時代變遷的旋律;三是遠離報告文學創作的初衷(本意)及應有的社會功能,既提不出新的課題,也少有新的見解;四是若不“深化”,報告文學創作將沉淪于膚淺的謳歌而變得毫無生機,其出路也將成為一團迷霧。
  從表面上看,這些問題都與“謳歌”有關,實際上,其中的癥結并不一定在于“謳歌”的思路。在很多時候,“謳歌”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批判,因為真正的“謳歌”決不是“為謳歌而謳歌”,或者說,真正的“謳歌”總有一種大背景的支撐。江宛柳的作品基本是謳歌型的,但她的“謳歌”卻富有一種感人的力量——什么原因?一是選材新鮮,其中所傳達的思情與時代合拍,很能滿足讀者的期待;二是不回避生活矛盾,表達的低調反而造就了作品的分量(尤其是使新時期的軍人精神有了獨特的生長土壤)。《沒有掌聲的征途》謳歌了一位朝氣蓬勃的坦克旅長——人物之所以具有沖擊力,原因便在于這個不同凡響的人物,事實上(或效果上)已經構成了一種反襯,一種對于生活中常見的平庸世俗及無所作為現象的批判。在這里,謳歌的大背景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如《我在尋找那顆星》與《高原之子》中的人物,若無大背景的支撐與映襯,或許就是一些講了很多遍的老故事,盡管仍然感人,但其中的精神境界決不可能這般光彩奪目。至于《穿過白云,穿過巨浪》與《試航》所謳歌的人物,更是具有鮮明的時代感——作者之所以要熱情謳歌這些人物,原因似乎還不僅僅在于這些人物的個人品質,而是在于或主要在于這些人物可以造就一種參照,一種“現實”的參照。我想,謳歌的價值也正是在這里:只要我們不回避矛盾,被頌揚的人事決計不會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它總是會涉及一些什么,或讓人聯想到一些什么;不然,被謳歌的對象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情意蘊。《沒有掌聲的征途》中的那位坦克旅長,是一位值得謳歌的好軍人,但他的“征途”,豈止是“沒有掌聲”,而且是一路坎坷,一路荊棘;作品在謳歌奮斗不息的軍人精神的同時,其實也剖露了當下軍營生活中的諸多矛盾。作為信息也罷,作為真實也罷,作為人的精神也罷,在當今的報告文學創作中,因了社會良知及正義感的緣故,謳歌與剖露之間,頌揚與批判之間,實際上是不存在人為的阻隔的,因為生活的原生面貌本來就是如此。倘若只是“坦途”,而不是曲折艱辛、荊棘滿地的“征途”,那我們“謳歌”人物的什么呢?
  所以我說,“謳歌”本身并不成為問題,重要的是為什么要“謳歌”,以及怎樣“謳歌”。在這里,并不存在軍營生活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問題,關鍵是怎樣理解軍營生活,或怎樣深入把握與透視軍人生存狀態的問題——特別是要意識到正視及觸及現實矛盾的價值。當然,說到底,則是一個感情與責任的問題:對軍隊,對國家,對歷史,對未來。
  周政保:你的《我在尋找那顆星》,我是早就讀過了的。這次重讀,依然那么感人。尤其是因了我也在西部、在高原生活過的緣故,讀這部作品還有另外一種感情的作用。但細細想來,這部作品之所以感人,除了你的感情投入之外,實際上還在于敘述的得當,也就是說,你為了表達自己的感受,很得當地找到了一種敘述方式,一種富有人情味的、也順應了這種人情味表達的方式——你所選取的雙線推進的方式,即一是基于采訪的事件過程的客觀表述,一是作為“自述”的妻子的回憶,其效果是顯著的;無論人情味還是人物性格,都在其中獲得了傳達,而且顯得真實可靠。于是我想到,報告文學創作之于敘述方式的選擇,決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讀你的這本報告文學集,也讓人感受到了你對于敘述方式的重視,且顯現一種多樣化選擇的特點。我知道,要找到一種既適合自己又順應表達的敘述方式是很難的,特別是對于“非虛構”的報告文學創作來說,更是如此。倘若敘述方式選擇得當,不僅可以保證“非虛構”傳達的最終實現,而且還能在閱讀上給人以“非虛構”的可靠可信的“真實感”。你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江宛柳:我的確很在意敘述方式,我以為這也是報告文學真實傳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們在閱讀報告文學作品時,不僅要求人物和事件過程的真實,其實還會在潛意識中要求感覺的真實,不同的人物和生活狀態感覺肯定不同,我希望把要寫的人和事原汁原味地傳達給讀者,也就是把這種感覺完整地傳達給讀者,這才是最可靠的真實感。但這個“在意”,并不是“刻意”。我認為,對于“非虛構”文體的創作,表述方式倒是一件頗為簡單的事。現實生活已經提供了它的存在形式,作者的采訪過程,除了對內容的了解之外,應該就是完成對這種存在形式的感覺過程。在構思時,表述方式也會因素材的充分與否做些修飾,但基本上是跟著感覺走了。比如《我在尋找那顆星》的兩條敘述線,我一直是覺得“只能是這樣”,張彩玲對我的訴說是那么質樸那么深切動人,我想不出還會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把那樣年齡、性格、經歷、文化層次的軍人妻子,彼時彼地情感、心境、思緒的全部感覺傳達出去。她的丈夫高明誠已經犧牲了,他的經歷是從他的戰友講述中得來,也只能用第三人稱平靜地敘述,將兩種敘述穿插起來,是情感發展的兩種層次,客觀上它們就交織在一起,你不能把它們分開來說。所以,別人說這篇作品感人時,我就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是這件事本身感人。我和作曲家張千一聊過他的音樂創作,他談到在給電視劇《天路》創作主題歌時,說青藏線是一條通天的路,青藏線上幾代軍人的犧牲奉獻精神,就像西藏那塊土地一樣,讓人感到天是純凈圣潔的,主題歌不用高遠脫俗的藏族音樂的旋律用什么呢?我對此很有同感。我以為作品表述方式的貼切,應該來源于對真實生活感覺的準確。大概是我過于珍重這種感覺,有時可能會出現自然主義的毛病,比如《我們遠航赤道》,朋友們說對自然風光的描寫不夠,對船上的人物記述又缺乏剪裁,好好的一個東西寫粗了。朋友們說得是對的,但我想替自己辯解一句,這種粗糙大約正是我那次遠航采訪的狀態,作為一名記者,我全部目的是想把那次鮮為人知的遠洋測控任務記錄下來,并且盡可能多地記錄下船上各個層次的人物,是這數百名不同層次的人物組成了這個獨特的群體,他們每一個人的作用在這樣的國家級航天試驗任務中都是極寶貴的。由于在一次航程中發生的事很多,所有的事情我都想知道,所有的人物都聊聊,每天用來記日記的時間就十分有限,再加上船晃得腦瓜變笨,所以日記就只能是粗線條的,很多東西來不及消化。后來整理發表時,我也曾想過要好好重寫,想過重新找一種敘述方式,但想來想去找不到感覺,最終決定就用原裝的日記,就這么稍加整理發出來,我希望讀者讀到的就是我當時的最真切的感受和狀態,是一個記者的現場見聞,沒有任何第二手或后續的感覺,它可能在文學上留下了很大缺憾,但也在中國航天測控史上給后人留下了一個難得的坐標。這篇作品后來送給當年一起出海的“遠望人”看,他們很驚訝我竟然把那一次任務如此詳盡完整地記錄下來,說看了它就又像過電影似的想起了那次不尋常的遠航。也有一些讀者來信,說讀了這篇東西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特殊的航天生活領域,他們就像跟著我遠航了一趟。這使我很覺安慰,一個軍隊記者能將一次重大作戰任務以親歷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本身或許比文學更有價值。我對自己寫過的東西感覺是否準確是有標準的,我以寫人物為主,每一篇作品完成,我都要問被寫人物的親友寫得像不像,若回答說“像”,我就知道這篇作品及格了。鄔援軍旅里的政委在審過這篇稿子后在上面批了這么句話:“太像了,這就是我們的鄔旅長!”我認為這種評價是非常高的,甚至超過獲獎。
  周政保補述:說到報告文學的敘述方式,應該包括兩個最重要的側面:一是結構,即以什么方式講述所要傳達的人事過程,或是從哪兒說起,先講什么后講什么,其中也包括以怎樣的角度及什么人稱來講述;另一便是“表情”,也就是以什么樣的“表情”來講述人事過程:不同的人事過程,講述的“表情”是決不可能一樣的,譬如在講高明誠(《我在尋找那顆星》)的故事時,總體“表情”必然是痛惜與沉重的,但高明誠的故事是通過兩種敘述角度(即兩條敘述線)的講述趨于完成的,因而不同的敘述角度又會擁有不完全相同的“表情”:第三人稱的敘述要相對平靜一些,而張彩玲(高明誠妻子)的“傾訴”,則要沉痛得多,也質樸得多(這種“表情”是作者無可替代的,其效果也更為感人)。
  我前面已說過,江宛柳的報告文學雖則屬于謳歌類型,但讀后讓人感動卻是事實。作為敘述效果,無疑與敘述方式的講究密切相關。她的作品大都富有人情味,且能以原汁原味的方式把感情奉獻給讀者(其實也不必過分修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說的敘述“表情”,實際上就是一種表達情調——江宛柳的創作很能掌握敘述的情調,一般不用慷慨激昂的方式,很注重分寸,很明白怎樣的“表情”才能感動讀者。如那篇《導彈轟鳴時刻》,其中寫了一組人物,照例說,這些人物都是共和國的功勛,大有叱咤風云一番的可能,但作品終于沒有讓他們叱咤風云起來,而是寫得很平凡、很無奈、甚至很痛苦。如那位“硬著頭皮厚著臉皮”為兒子“求學”的上尉發射連長,那位“真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大哭一場”的發射營長,那位談到“光榮史”便嘆氣的“三腳團長”,那位在發射成功后覺得對不起部下的被稱為“吳大帥”的發射旅長……讀了之后讓人憂慮焦灼而又無話可說,只有一種感覺,即他們才是國家的脊梁,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當代英雄啊。我想,作者在敘述方式的選擇與把握上,是很明白哀兵必勝、哀兵動人、哀兵最能贏得共鳴的道理的——其中沒有回避矛盾,沒有繞開那種難盡如人意、甚至讓人感到憤憤不平的現實,也沒有以慷慨激昂的調子刻意“高大全”他們。一點兒也沒有。相反,他們是作為鮮活的人出現在讀者面前的。而他們的精神,那種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品格,正是經由他們的苦痛、酸澀、無奈、以及那種無比沉重的內心負荷,才使我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在這里,軍人精神的張揚與軍人生存現實的剖析,實現了無阻隔的統一。
  關于當下的報告文學創作,江宛柳思考了很多應該思考的問題,對我、對同行都有啟發。只是在觀念上,我們不能把“記錄”看得過重。嚴格地說,“記錄”只是一種途徑,或一種“報告”的方式。《我們遠航赤道》缺乏的不是自然風光,也不是粗線條的“記錄”——報告文學畢竟不是散文,也不可能僅僅是文獻,而應該是一種前沿精神的煥發,一種“思想”的形象化的“如實報告”。就近年來的軍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來說,單薄的或欠缺的,便是這種能讓人感覺到時代脈搏跳動的前沿精神,這種卷入現實之后的各種視角的思考。此外,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是最自信最知識分子化的作家,因而不必過分在意當事人的評價——當事人的評價只能看做是一種反饋;而當事人的“審讀”,在某種情形下也僅僅是檢驗“非虛構”的一種方式(若攜有揭露性或批判色彩的作品,當事人的“審讀”,將是尷尬的難事)。在這里,只有“非虛構”,才是報告文學的根本;一切的一切,包括面對“現實”的挑戰,都將以“非虛構”為前提。
解放軍文藝2京98~10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1999 作者:解放軍文藝2京98~10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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