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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文學”（包括“文革文學”）已日益成為學界關心的話題。有論者認為這是90年代以來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文學史意識覺醒”的一個標志。（注：李楊：《“文學史意識”與“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江漢論壇》2002年第3期。）但事實上，90年代尤其是近幾年來關于“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卷土重來”不過是個“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識形態意義”，才是評說之意義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話語的時代。”“評說的距離”（時間）將決定著“距離的評說”（結論）。許多曾經參與“十七年文學”“事件”構造的“當事人”，后來成了這段文學史的描述者。“當代人”如何寫“當代史”，這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我們一方面把文學史寫作變成一種冷卻抒情的‘敘述’，并在這一過程中盡量取客觀與超然的態度，同時又發現，當我們自己也變成敘述對象的時候，絕對的‘冷靜’和‘客觀’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由此看來，并不是‘當代人’不能寫‘當代文學史’，而是當代人‘如何’寫曾經‘親歷過’的文學史。它更為深刻地意味著，我們如何在這過程中‘重建’當代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注：程光煒：《更復雜地回到當代文學歷史中去》，《文學評論》2000年第1期。）——而這其中更具本質意義的，我以為還是“如何在這過程中‘重建’”“當代人”的價值觀的問題。
　　由于80年代對“十七年文學”的“重寫”變相成了經驗教訓的總結，先在的價值立場與難抑的激情評說消解著客觀冷靜的科學分析。經過80年代末思想意識形態的大轉折，隨著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們愈來愈清楚地看到了80年代構筑起來的文學史敘述的“限度與弱點”，即“過分信任所確立的理論、法則的絕對普遍性”，對“對象的‘獨立存在’缺乏足夠的意識”。（注：洪子誠：《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其結果，一是造成對對象的新的“遮蔽”與“盲視”，二是把復雜的文學現象歸拢于某一預設的概念理論，導致新的誤讀。1999年，《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出版）準備在大陸出版時，洪子誠在增補“序言”談到“當代人”如何面對、處理“‘時間’距離過近”的“當代史”時指出：“對于親歷的‘當代人’而言，歷史撰述還有另一層責任。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時間’的‘洗滌舊跡’的難以阻擋的運動中，使一些事情不致過快被沖刷掉，抵抗‘時間’造成的深刻隔膜”。（注：洪子誠：《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從這種意義上說，一些論者在“十七年文學”研究中提倡“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對“十七年文學”作為“文學事實”進行“知識學”的“考古”清理，并不是毫無意義的。
　　　　（一）
　　9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已經融入了整個思想理論界的“宏大敘述”與“建構”之中（它是對20世紀中國“百年回眸”的其中一個切入視點），在參與“歷史建構”（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新審視與“整合”）、關注“當下”文壇的同時，又曲折地參與著對“未來”的“預設”（21世紀的中國文學究竟應該具有怎樣的品格）。這里，我更關注的是蘊含在這其中的“學科史”的意義，關注作為“當代文學”學科視野中的“十七年文學”研究。
　　90年代后來一系列關于“十七年文學”研究的著作文章，是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余緒”的產物。據初步統計，1996年以來，已出版的關于“十七年文學”研究的著作有3部，（注：即《十七年文學：“人”與“自我”的失落》（丁帆、王世誠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陳順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回眸“十七年文學”》（岳凱華著，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論文不下30篇。若將包含“十七年文學”內容的多種現當代文學史（包括“通史”與“專題史”）計算在內，數量還要大些。90年代以來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已終于影響到一些治當代文學者冷靜下來檢討“原來當代文學史寫作所確立的視角，所運用的概念和所持的文學評價標準等存在的缺陷，而尋找新的理論框架和敘述方式，對文學現象進行新的選擇和編纂，以達到對當代文學的新的觀照”。（注：《當代文學概說·序言》，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在這一階段被如此明確地賦予了嚴格的學科史意義，成了“當代文學”學科建設鏈條中的重要一環，而這種研究的“學科史意義”又緊密地與研究者所堅持的學術立場關聯著。把“十七年文學”的研究作為一個學術的話題來談說，強調研究中的“學術立場”與“學術視角”，也只有在這一階段才表現出一種自覺，并成為現實。
　　90年代以前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值得質疑的問題之一是：是否自“十七年文學”誕生以來，關于它的“談說”、對它的不斷“重構”也或隱或顯地充當著“時代的風雨表”而始終難以上升到嚴肅的學術層面？作為“當代文學”“事件”的“在場者”，“當我們也變成被敘述對象的時候，絕對的‘冷靜’和‘客觀’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這就使得包括“十七年文學”研究在內的當代文學研究要獲得具有一定“距離感”和科學性的學術品格，并不容易。這種從研究的“學科史”與“學術史”意義中衍生出來的歷史意識，也是90年代的研究者們所無法回避的“十七年文學”問題。2000年在武夷山召開過“中國當代文學史學觀念學術研討會”，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注：研討會有關內容可參看《中國當代文學史史學觀念學術研討會》一文，《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若作深入探究，我們把“十七年文學”究竟置于“文學史”的視野還是“文學史”的范疇進行考察，結論會不一樣。它實質上反映著研究者的史識。前幾年出版的幾種《20世紀中國文學史》，有對“十七年文學”只“概括”地一筆帶過的，但有的則有意識地將其納入文學史的整體進程，正視其存在，探討它究竟給文學史提出了些什么有“意義的問題”的。（注：前者如孔范今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出版）。后者如黃修己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這兩種不同的處置方式，實質是如何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定位“十七年文學”。另外，近年“十七年文學”研究中“潛在寫作”概念的提出及其爭議，對“十七年文學”“隱失的詩人和詩派”的描述，（注：前一種情況主要指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對“十七年文學”的描述視角，后一種情況主要指洪子誠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對“一體化”的“十七年文學”的補充描述。）其實都暗含著研究者文學史觀的調整。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體現著“當代人”“重建”的“歷史觀和世界觀”。
　　對“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史識”問題，從“文革”時期以江青為代表的“激進派”提出“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史”是從他們開始之時便存在，只不過那是一種否定一切抹殺一切的“史識”。后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歸‘十七年’”的呼聲中和80年代末“重評‘十七年’”的“重寫文學史”倡導中，我們見識到研究者的另一種“史識”。但由于受制于日益高漲的啟蒙情緒，研究者的這種“史識”始終都難以上升到嚴格的“學科史”與“學術史”層面。
　　只有經過20世紀80年代末思想意識形態的大轉折，只有在“學術”與“政治”被一些研究者有意識地相對淡化與疏離的90年代，“十七年文學”研究中的“史識”才終于與“當代文學”的學科意義關聯起來，使這一時期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因此獲得“當代文學”的學科史價值。
　　　　（二）
　　從學科構建的意義上說，“十七年文學”之于“當代文學”的意義在于，它是學科建構中無法繞開的一段歷史，是學科構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清理20世紀50年代以來各個時期對“當代文學”的構造與描述，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每一個時期“當代文學”的構造者，首先都是從“十七年文學”里面去尋找“構造”“資源”，探掘其中一些能闡釋“當代文學”之所以是“當代文學”的特質的。這種現象并不難理解，因為這一時期的許多“當代文學”事件，直接影響到后來對“當代文學”的表述。在“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相對成熟的90年代后期，洪子誠曾在《“當代文學”的概念》（注：《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一文中提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即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1949年）上關于“當代文學”的特征、性質的描述的特殊話語方式，經過50-60年代的進一步“完善”，“習習相因，在30多年后仍為最新研究成果的當代文學史所繼續”。由此可見，“十七年”時期的“當代文學”“事件”是如何深遠地影響著“當代文學”“敘述”的。
　　作為“文學事件”的“十七年文學”與作為“歷史敘述”（“文學史”）的“當代文學”之間的這種潛在關系，使得“十七年文學”的研究除了具有一般的文學批評意義外，還另有一層學科史的意義。人文學科的學科建設與學科史的研究，除具有一般的學術研究屬性外，還具有自然科學研究的一些質素，力求客觀、冷靜、理性，用可靠的事實敘述去替代預設的理論論證。“回到歷史情境去”的“十七年文學”研究，即是提倡“更復雜地回到當代文學歷史中去”，“清理”作為一種話語方式的“十七年文學”，究竟是怎樣構建起來的，當時的人們為何要用這種話語方式言說，它與這一時期的政治權力話語構成著一種怎樣的關系，這種言說方式是如何影響著后來文學的發展的，等等。當我們以這樣的方式進入“十七年文學”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便是在“自覺”靠拢作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切入口的“十七年文學”研究，賦予了“十七年文學”研究以學科研究的品格。
　　　　（三）
　　“規范”的構建即是確立“十七年文學”研究的一種學科話語體系，建立“十七年文學”研究“自身的‘知識譜系’”，它具體包括文學理念的構造，價值立場的確立和研究方法的選擇等內容；這些內容構成一個自足的整體，具有相對的恒定性，內在互相關聯著。
　　在一系列“研究‘規范’”已經相對建構起來的今天，我們不應該遺忘整體上“十七年文學”研究“規范”建構曾經過的曲折。這“規范”建構的艱難，主要來自如下幾方面原因：一是長期以來關于“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受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太多，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受到的來自研究的“外部”力量的制約太大。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情況自不待言，即便是近幾年在“規范”的建構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研究中，我們仍可以感受到80年代某種意識形態對研究者思維方式（滲透在文學觀念、價值立場、研究方法等里面）的影響。陳思和主編的《教程》是這幾年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影響較大的一部著作，但有些論者對他在《教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價值立場等的質疑，卻很值得我們深思。如昌切認為由于《教程》“偏重思想啟蒙，經常把完整的作品分割成互不相容、互相抵觸的兩個部分，分而論之，抬一面壓一面；也經常故意壓低一統文壇的顯在文學的調門，抬高受壓抑的，以及在當時基本或完全沒有發揮社會作用的潛在文學的聲音”。（注：昌切：《學術立場還是啟蒙立場》，《文學評論》2001年第2期。）李楊則認為《教程》“文學史的認知方式無疑仍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對立’的方式。”（注：李楊：《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這種明顯地傾向于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的價值立場以及似是而非的“回避”政治權力中心的“政治情結”，對把“十七年文學”作為一段“歷史敘述”的“重構”未嘗不是一種路徑，所謂“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但對于力求科學學理化的“文學史”研究而言，其偏頗影響是必然的。“十七年文學”生成發展于高度政治化的環境里，其政治質素本身已構成對研究者的潛在制約，同時，由于上個世紀初開始形成的以“革命”為中心的政治生活，直到80年代以后才趨于淡化。所有這些，在為我們“重構”這一段“歷史敘述”提供著可塑的巨大空間的同時，亦對“十七年文學”研究形成無形的“場力”，制約著其“學科話語”的建構。
　　建構困難的另一原因，則與“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曲折有關。目前比較認可的對“當代文學”的描述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把它確立于1949年到1978年期間，認為這段時間“在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學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對獨立的階段性”；（注：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一種權宜性的解釋是，這是‘左翼文學的工農兵文學形態’，在50年代‘建構起絕對支配地位’，到80年代‘這一地位受到挑戰而削弱的文學時期’”。（注：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出版。）但作為學科建設，近50年來它一直都在不斷地被“重構”。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學科，“當代文學”究竟具有什么特質，應該具有怎樣的學科品格，始終未達成共識，構造或重構者更多地是根據自己的理解，站在非學術的立場上進行描述。這在“周揚派”和“江青派”的“當代文學”觀念中，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經過從50～80年代“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學科關系的“顛來倒去”，（注：參看張頤武的《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在轉型中》（《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和洪子誠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現代文學”》（《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近年的當代文學史研究》等文章。）“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們才開始努力排除各種不利因素的干擾，在構建“當代文學”過程中有意識地形成自己的學科話語。在這種情況下，“當代文學”學科話語的建構與“十七年文學”研究規范的構建構成著互動關系，前者的“自覺”促動著后者的“尋找”與“建構”，后者又反過來推動前者。嚴格規范的學科建設的“遲到”，在一定程度上掣動著“十七年文學”研究規范的建構。
　　還有一個原因，便是“知識能力”的貧乏。李楊認為“當代文學研究的結構失衡（主要是指“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研究的嚴重縮水”——筆者注），一方面源于研究者的意識形態的偏見，另方面——或許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為研究者缺乏在今天討論這種文學方式的知識能力”。（注：李楊：《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這說法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謂“知識能力”，在這里首先當然是指研究專業方面的素養，但同時，還指從事專業研究方面的理念（研究的指導理論）與方法（研究的方式方法）。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90年代以來，在“十七年文學”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大都是根基于對“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已有“觀念”與“方法”的突破和超越，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洪子誠與陳思和，還有黃子平、李楊等。（注：洪子誠提出“一體化”文學觀念和嘗試“知識學立場”研究方法，可參考其《當代文學的“一體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關于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從“啟蒙主義”立場出發，陳思和建構了以“潛在寫作”與“民間”系列概念為中心研究話語體系，極大地拓寬著“十七年文學”研究的空間。參看其《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編寫當代文學史的幾個問題》（《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等。黃子平和李楊主要是從“現代性”話語角度來反思“十七年文學”的。黃子平的思想可參看其《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展》和《“灰闌”中的敘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李楊的“十七年文學”研究立場與方法可參看其1993年由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抗爭宿命之路》及《成長·政治·性——對“十七年文學”經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種閱讀方式》（《黃河》2000年第2期），《〈林海雪原〉與傳統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4期）。）在80年代中期“方法熱”之前，30多年的“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理論的“資源”獲取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30年代開始介紹到中國后不斷“本土化”的俄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特別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杜波羅留夫斯基為代表的俄國民主主義美學理論；二是40年代毛澤東《講話》中提出的“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戰時文藝批評法則。這兩個“資源”的一個共通點，便是講文藝的“外部規律”多，“內部規律”少，并逐漸演化成“庸俗社會學”的“政治——藝術”批評。這種批評與研究觀念的落后及方法的陳舊，桎梏著“十七年文學”研究的正常開展，更無從談起“研究規范”的建設。“既有的當代文學研究的概念和敘述方法，在未得到認真的‘清理’的情況下仍繼續使用，這導致對‘當代文學’有效闡釋的學科話語的建設，受到阻滯”。（注：見洪子誠、孟繁華：《期許與限度——關于“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的幾點說明》，《當代文學關鍵詞》（洪子誠、孟繁華主編，廣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學術研究廣州129～132J1文藝理論曾令存20032003十七年文學/學科史/文學史/當代文學曾令存，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北京，100871。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129～132J1文藝理論曾令存20032003十七年文學/學科史/文學史/當代文學

網載 2013-09-10 21: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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