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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洋軍閥你爭我奪的亂世中國，地質學家丁文江有個觀點——少數人的責任，他在燕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這個“少數人”是指那些因為先天遺傳和后天環境的原因，在社會上占有一定地位，成為一種勢力的人，他們是社會的天然首領，國家的中流砥柱。他心目中少數優秀的分子，包括他本人，他的好友胡適，以及許多受過高深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有知識，有智慧，有能力，改變社會是他們“少數人”的天然責任。在專業領域之外，他倡導少數人要在公共領域負責任，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他認為，無論世道多么的渾濁、多么的可惡，只要這些“少數人” 有知識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負責任，他們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就可以扭轉風氣，轉換時代的精神。從1920年代到1930年代，時局變幻，政權更迭，外患日深，他的這個觀點都沒有改變過。

1933年1月，中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日本對華北領土的覬覦，丁文江在他們少數人辦的《獨立評論》上發表《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指出：“我們是極端反對自殺的。任何國家，無論環境如何困難，都要有決心在萬死中求生存。”他希望認清這樣的事實，一、日本是得步進步的，它要實現所謂的“全亞洲”主義或“亞洲門羅主義”，決不是割一小塊土地，就能保全一大塊土地。二、日本的實力不是無限制的，它要吞并整個中國不是可以不計代價的。我們的唯一生路就是盡我們的力量來抵抗，要讓日本付出最高的代價，而不是拱手相讓。三、無論我們如何抵抗，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棄他們的計劃。我們要生存當然要靠國際的均勢，但是險要自己肯犧牲，有犧牲的辦法，我們才會得到別人的援助。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國土都不愛惜，希望別國的人來替我們抵抗，天下怎么會有如此便宜的事。如果他這三點是對的，主張抵抗就不是一種高調，而是最低的低調，不是基于一時的情感，而是從十分的理智出發的，不是謀自殺，而是圖生存。有了認識，才會有決心，有決心，才可能找到辦法。要提出具體的辦法，不但要清楚許多未公布的事實，而且要了解軍政權在握之人的心理和能力，否則，空言辦法也不可能真的實行。國家雖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國家，抵抗也不是蔣一個人的工作，但因為蔣的特殊地位，其所負的責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他說，假如自己是蔣介石，他的辦法有三條：

第一、 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假如我是蔣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漢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誠意，用極誠懇的懺悔態度，請胡到南京。天下惟誠可以動人，何況在現在的情形之下。”

第二、 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與曾經反蔣的閻錫山、馮玉祥等人徹底的諒解。

第三、 “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以上三件事實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雖然沒有把握：但是以蔣介石的地位與責任，

是應該要做的，做到十分，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

從1933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這四、五年間，蔣介石走的路子大致上不脫這三條的范圍。一個手無寸鐵的讀書人，一個有訓練、有創造力的學者，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要承担起“少數人”的責任，并不是自己直接去從政，担當領袖角色，最重要的是根據自己的見識、學養，提出應對危機的辦法，不管當局者能不能接受。我最喜歡的是丁文江“假如我是蔣介石”這個句式，在此之前，丁文江曾發表過一篇《假如我是張學良》的文章。那個時代，他們可以從容地以這樣的句式，公開表達自己對國事的見解，這本身就是文人論政傳統中的一個獨特方式，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遺產。

傅國涌 2011-05-10 20:3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