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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有56個民族，形象比喻為56朵花。在世紀之交的今天，縱觀由56朵花組成的中華民族這個“百花園”里，的確呈現了滿園春色的景象。雖然各個民族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到目前為止，全國真正沒有解決溫飽的人口也不過只剩了幾千萬，而且這個數目正在一天比一天減少。十多億人口的一個國家，只此一大變化，已足以震驚世界。因為這一變化將為在城鄉實現共同富裕這一人類社會最先進的發展目標奠定基礎，證明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它特有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同時，也完全證明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特別是黨的十五大緊密聯系我國國情，針對新問題，研究新情況，又在若干重大問題上有了新突破，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同時為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從理論上、思想上、組織上鋪平了道路。因此可以想見，在未來的歲月里，中華民族“百花園”里更會繁花似錦，爭奇斗艷，各有千秋，向著各民族共同繁榮，共同進步的目標勝利前進。
　　當然，我們看到的這種巨大變化還只是事物發展的一個方面，還必須看到存在的問題，尤其多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還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僅以農村經濟發展情況為例，據有關統計資料介紹，到1996年底，東部沿海那些走在前頭的省份，基本上已經進入小康發展階段；中部地區大約有75％左右的人口進入小康發展階段；而西部地區也有50％的人口進入小康發展階段。由此可知主要分部在西部的少數民族農村經濟發展，不但與東部農村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與中部農村也存在著差距。進一步分析，從西部少數民族集中實行自治的地區來看，又與一般地區存在著差距。貴州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面積的50％以上，而到1996年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才達到1066元，低于全省211元，低于全國860元。我們通過一種非常簡單的分析比較，就不得不提出必須卓有成效地研究民族地區經濟加快發展的問題。也就是說，民族經濟學的研究要有新的思維，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剖析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提出新的理論概括，為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發展起到理論導向作用。這是我國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新時期對民族經濟學的要求，也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賦予這一年青的學科的使命，更是全國9000多萬少數民族寄予民族經濟學研究者的厚望。
　　　　　　（一）發展生產力要敢于“一步登天”。
　　黨制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是由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依據的。因此，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成了首要的、根本性的一項歷史性任務；同時，它又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基本內容。可以這樣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三大確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來，就象春風化雨使我國的經濟建設得到了持續、高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也有了極大的提高。在東部和中部相當一部分平原地區的農村，歷史上形成的以手工操作為主要形式的生產力狀況已基本上為機械化所代替，在西部也正在逐步實現著這種變革，在農業、工業的各個領域也都日新月異地進行著新技術革命，促進產品科技含量的增加，減少成本的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得到良好的經濟效益。山東的良種革命是山東發展高產、高效、高質農業的重要而有效的一項措施。魯棉一號新品種只投資400萬元，但一經推廣采用，第一、 第二年就帶來了幾億元的經濟效益。他們有一個鄉的農科所，培育了葉單玉米系列優良品種，解決了玉米密植通風透光的問題，就使玉米的產量能獲得翻番的效益。這項成果已經惠及全國。從工業看，在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的沖擊下，通過技術革新、技術改造，已成為現有工業永遠保持朝陽工業地位，占領國內外市場的先決條件。50年代由蘇聯幫助建立的以鞍鋼為代表的那批工業企業，現在有相當一部分淪為虧損企業，其原因也主要是在技術設備上早已陳舊、過時，喪失了競爭能力，從而被擠出了市場。與此不同的是上海寶鋼，由于技術設備相對先進，則在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名貫中外的天津靜海縣大邱莊、江蘇省無錫市的華西大隊等一批農村捷足先登的典型，其所以獲得舉世聞名的成功，無不得益于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了生產力。再從民族地區來看，其產業結構按比重排列仍然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并且有相當一部分農業還沒改變以手工操作為主的傳統農業的落后模式，工業的技術設備也大都屬于被淘汰的范圍。至于第三產業，它本來就具有依附于一、二產業發展的屬性，所以民族地區的第三產業發展遲緩的原因則是不言而喻的。針對民族地區特有的這種客觀現實，在謀求發展生產力上一般說有兩種選擇：一是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其理由是，民族地區經濟落后有諸多歷史原因，改變面貌遠非一日之功，所謂“欲速則不達”。我認為這是一種穩重有余，進取不足的思想；如果以此決策，必定陷入爬行戰略。采取這種戰略就永遠不可能與先進地區縮小差距，永遠無法趕上先進地區，永遠改變不了民族地區的經濟落后地位。我所主張的是第二種選擇，就是走以循序漸進與跳躍式相結合的道路，那就是不排除循序漸進，但應著重竭盡全力在生產力更新換代上采取先進的科學技術，跳出“技術梯度理論”導致的誤區，敢于“一步登天”。我所以這樣提出問題，基于幾點：第一，依靠科學技術含量的增加，謀求高效經濟效益，不但已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共識，而且成了決策小至一個企業，大至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也都充分反映了這種動因。因此，民族地區離開依靠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是別無最佳選擇的。第二，在我國已有無數在這條道路上成功的先例，地處沿海的大邱莊、華西大隊姑且不說，地處中部的河南、山西等省區那些典型也不必引以為證，僅就西部地區來說，比如新疆、甘肅、寧夏、云南、四川、貴州又何嘗沒有一批類似的典型呢？中國的民族地區一般都具有“資源豐富”的特有優勢，都是不同種類的“寶地”，只要堅持走依靠科學技術發展生產力的道路，經濟上翻身的日子定會到來。第三，中央財政支付已經向西部傾斜，同時加大了對民族地區、貧困地區扶持的力度，并已提出先富地區要帶動和幫助后富地區，港、澳、臺地區和國外投資者也越來越多地把投資目標瞄向西部地區，加之民族地區本身的財力、物力、人力也已今非昔比。凡此種種，都給民族地區加快發展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帶來了空前未有的新機遇。民族地區只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善于抓住種種機遇，決策得當，出現一個中國民族經濟快速發展新局面應當說是客觀之必然。
　　　　　　（二）人的因素亦然是決定性的因素。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科學的論斷，是客觀真理，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這并不能因此否定人在生產力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道理很簡單，因為任何一項科學技術，包括一些尖端新技術，都是人的科研成果；同時，所有科學技術的應用也都是通過人的社會行為或經濟行為實現的。當然，隨著科學科技的發展，自然要求人的素質與之相適應。從事傳統農業生產只要具備一定的體力，并能熟練操作犁頭、耙子和掌握田間管理那套老技術，就是一個合格的勞動力中的能手。在轉向現代農業的時候，這些能手如果不經過一定的技術培訓，掌握必要的有關技術，顯然是不能駕駛拖拉機和收割機的，施放農家肥料的那套本領也不能代替科學種田的技術，這里說明了生產力在更新換代采用科學技術的同時，人這一生產力要素也必須同時提高科學文化素質。這里所說的人至少應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決策者。既包括各級黨委領導和政府官員，也包括各種企業和經濟實體的董事會成員、經理人員、總工程師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委、政府對所轄范圍所作的戰略性客觀調控，對整個經濟的運行仍然起著重大作用。這一人群的素質如果缺乏運用市場導向、科技導向的知識和相應的管理能力，就會直接妨礙本地區經濟的發展和整個生產力的盡快更新換代。至于一個企業的領導成員，他們的決策直接關系到經營的成敗，其素質能否勝任更為重要。商場如戰場，沒有經濟頭腦，不了解市場動態，不及時掌握科技發展的信息，沒有正確的決策，盲人騎瞎馬，總是要失敗的。所以，這個第一層次的人——決策者們，是提高素質的特別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層是中介人員，主要包括技術傳授人員和專業技術崗位上的管理人員。這個層次是科學技術隊伍的骨干，他們對于科學技術的傳播和應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這種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也是由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所決定的。因此，他們能否具有相應的素質也是一個關鍵問題。第三個層次是科學技術的操作者。這個范圍相當廣泛，既包括能夠操作高新技術的稀有人才，更包括數以億計的從事農業、工業、商業等一切經濟活動領域的勞動者。比如，在農村的各種經濟行為中，只要開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至少要采用一些應用技術，盡管這些已經是平常無奇的技能，但是隔行如隔山，只會從事傳統農業那套本領的勞動力則不能勝任。不經過一番學習培訓，同樣拿不到這把依靠科學技術致富的金鑰匙。從這個意義上講，提出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是完全正確的。具體到民族地區，由于歷史的及其他相關的原因，人的整體素質更有待于加速提高，以解決科學文化相對落后的問題，這已是燃眉之急的重要任務。
　　　　　　（三）生產關系必須實行“第二個飛躍”。
　　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發展這條客觀規律是永遠不能違背的。我國建國后的實踐已經讓我們完全明白，什么時候能夠尊重這一規律，成就就大；相反，就要造成失誤，甚至帶來災難。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特別在鄧小平同志提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以后，通過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使生產關系比較能夠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在農村普遍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就改變了脫離現階段生產力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工業、商業領域里也逐步深化改革，改變著“吃大鍋飯”的舊體制。到目前，伴隨著農村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已有些農村在雙層經營體制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實行了第二個飛躍，就是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的基礎上發展了新的股份合作制，使生產關系適應了農業綜合開發和農業產業化的要求。我國堅決貫徹實行了鄧小平關于“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這一理論，調整了生產關系，解決了憑借主觀意志盲目提高生產關系的問題，才在短短十幾年就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還多的中國順利地沿著“三步走”的偉大戰略，在本世紀末全國農村基本上都能夠跨入小康發展階段。這種發展變化，再一次充分證實了生產關系必然適合生產力發展這一客觀規律的科學性和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固有的特性。因此，我們在研究民族經濟發展問題的時候，就不能擺脫深化生產關系的改革及相關的配套改革去尋求出路。
　　關于民族地區深化生產關系的改革，首先要正確評價那里現有生產關系狀況是否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就是說，是否已經有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對城市故且不論，僅就農村這個大頭而言，據我所掌握的材料進行研究，應當說亟需深化改革，加以完善和發展。理由有三：第一，農村實行聯產承包以后，這種生產關系形成的經營，事實上成了個體經濟，開始時雖釋放出因擺脫了人民公社的壓抑而產生的那種強大活力，但它的能量因為缺乏必要的技術革命的動力和進行大規模土地建設的能力，一般說就只能在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基礎上徘徊，在一定程度上說仍然是一種沒有根本改變的自然經濟經營模式。特別是在民族地區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一般都發展得比較緩慢，對農業的反饋能力都比較薄弱、嚴重滯后的地方，甚至集體經營部分成為空白，所以民族地區的經濟就難以快速發展。第二，不改變以手工操作為主和采取舊的耕作技術的傳統農業經營模式，就會直接妨礙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業的集約經營，就難以走上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中國農村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農業現代化，民族地區自然也不例外。農業現代化的實現雖然是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但也不是遙遙無期的，盡管這個過程涉及國家政策、資金問題等因素，關鍵還在于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因為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會創造出生產力發展的種種有利條件。比如，我國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就具有集中資金使用于特需項目的優勢。一些先行者能在今天就成為小康村，決不是依靠分散的個體經濟經營模式，而是充分發揮了集體和個體雙層經營機制的優越性，并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按照自愿、互利原則發展了新型的股份合作制，依靠群體的智慧和合力向農村現代化的目標邁出了新的第一步。這類小康村在我國還不是個別的典型，在華北和東北平原，在華南和華東沿海，在中部一些省份，都已隨處可見，甚至連西北、西南地區也都已經有了相當數量，而在民族地區相對來說則少得多。這與民族地區在深化改革上步伐緩慢，經濟體制優化程度低，不無關系。第三，要從實現農業現代化這一既定目標著眼，敢于進行突破個體經營、傳統農業模式的改革。我國民族地區農村毫無例外，要堅持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共存的所有制形式。允許和鼓勵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這是必須肯定的。但這里要澄清一個誤區，不要以為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發展多了一些，就認為會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會影響到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認為，中國的農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只要決定農村命運的土地的集體公有制沒有改變，盡管實行了兩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決不會因此而改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對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用不著產生憂慮，而相反的應當鼓勵和支持，讓其充分發揮作為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和有益補充的作用。當然，如果認為僅僅依靠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會加速農村經濟的增長就能實現農村的現代化，那也是一種認識上的極大誤區。因為依靠個體和私營經濟是不能完成實現農村現代化必經的發展過程——農業產業化這一重要的發展階段的。從現有的普遍經驗看，則是實行繼家庭聯產承包負責制之后的第二個飛躍，就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發展新型的、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制。這種合作制與過去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有著重大區別：第一是建立在土地兩權分離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礎上，農民對土地這一基本生產資料仍擁有自主經營權；第二是農民加入是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切身利益自愿所作的最佳選擇；第三是如果農民認為必要還可以自由退出。總之，通過第二個飛躍，就能夠克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固有的種種局限性，也可以說又經過一次解放生產力，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迸發出新活力。
　　　　　　（四）通過實行農業產業化把農民引向市場經濟軌道。
　　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黨的十四大就確定下來的重要目標和歷史性任務。黨的十五大又重申了這一重大的戰略決策。這已成為我國物質和文化各個領域改革和發展的重要前提和條件。一般地區如此，民族地區也不例外。實踐已經充分表明，不論工業、農業等物質生產領域或文化領域的發展，如果缺乏市場觀念，不以市場作為導向，不了解、分析國內外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有關技術的發展態勢，有關管理科學的變革狀況，就會陷入盲目和被動，甚至招致失敗。我國的民族地區，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環境封閉、心理保守，加之人的總體科學文化素質偏低，從而就導致了對市場經濟認識上的不足和行為上的動作遲緩。盡管這個問題正在不斷地改變著，但與經濟和社會進步的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道路，從占人口比重最大的部分來說，就是通過推動農村實現農業產業化，把農民全面引導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從自然經濟傳統農業的經營模式中解放出來，從而脫胎換骨，逐步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代新人。為什么這條道路具有如此作用？因為農業產業化是以市場為條件的，而且要以某種股份公司或企業集團為龍頭打入市場，并以規模或大或小的具有一定數量的農戶作為提供原料乃至加工產品的基地，在市場上去經受優勝劣汰的考驗。這種新的龍型產業鏈，就把農、工、商連結在一起，把原料、產品加工和銷售連結在一起，風險分担，利益均沾，并通過契約關系和法律保證形成了一種適應市場經濟應運而生的新型的生產關系。這樣，不但沖破了個體經營小農經濟式的約束，而且已開始走進規模經濟和集約化經營的門檻。這種生產關系的變革，既不會觸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現有土地兩權分離的所有制關系，又完全基于農民的自愿選擇，同時又克服了他們經濟發展中力不從心的資金、技術、產品銷售等困難問題，一般又都會迅速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可以認定，這種在全國已經獲得廣泛成功的經驗，在民族地區是可行的，也是穩妥的。如果說有問題，我認為在于能否拋棄一種偏見，就是說不要過分地強調民族地區的特殊性，把民族地區看成好象與全國共性太少的地方，一般地區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的好經驗也不能在那里推廣。我坦誠地說，這種認識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觀點，忽視了民族地區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年代基本上和一般地區同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也是不分先后。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民族地區已經培養了一批跨世紀的干部、科技人才和企業家，黨組織、共青團組織也都有了相應的發展，工人、農民對市場經濟、信息社會、計算機網絡也不是一無所知。所以，今天再過分地強調民族地區的特殊性，似乎將會產生一種負效應，影響民族地區自尊、自強、自信觀念的樹立，不利于發揮勇于開拓，大膽實踐的精神。因此，我們應以時代英雄的氣概抓住種種機遇，發揮特有的優勢，加快民族經濟發展的步伐，爭取后來居上，趕上乃至超過一般地區。
　　　　　　（五）要以市場導向和科技導向制訂發揮特有優勢的發展戰略。
　　說到發展戰略，在我國各地區各行業已經不是什么陌生的東西，而且也都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從地區戰略來說，真正能夠制訂得既符合地區的客觀實際，又符合客觀規律，的確不容易，所以也不多見，往往仍如人們形容的“寫寫畫畫，墻上一掛”，成為一種形式主義的產物。如果真是如此，可以斷言地方的決策不會是科學的、正確的，不屬于搞現代化決策應有的范圍。我也看過若干地區制訂的發展戰略，包括深圳這類改革開放先行地區的戰略，還有沿海和內地一些省市的發展戰略，并參與主持了“七五”國家重點課題“中國西南地區發展戰略”的研究，從中獲益頗多。使我感悟最深的一點，就是作為地區發展戰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以市場導向作為首要的前提和條件，然后再根據自身特有優勢去尋求能夠快速發展的途徑。如果不是這樣，比如說盡管這個地區屬于“資源富翁”，就一廂情愿地去發揮所擁有的資源優勢，那不但不能發揮“資源豐富”的優勢，甚至會因不能占領市場而陷入困境。由此可見，擁有資源優勢并不等于就會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能否轉化則決定于市場的需求。同時還有價值規律的作用，就是說市場雖然需要這種資源開發的產品，但由于產品質量差或價格高，也會因為缺乏競爭力而不能成為現實經濟優勢。其次，要想發揮本地區特有的優勢，還要把科技導向放在不能稍有忽視的地位。我身在貴州就有種感性認識，貴州在煙的經營上敗在云南手下，在酒的經營上也負于四川，這是為什么？我認為根本的問題：固步自封，缺乏市場競爭和對付新技術革命挑戰的意識。茅臺國酒固然名揚天下，但是天地間的事物總是在發展變化的，酒有香型不同，酒精含量高低之分，煙也有尼古丁含量多少和色香味的區別，人的生活習慣也要隨著社會的進步特別是保健意識的更新，對某些昨日的珍品的認識也會逐漸淡化，如果忽視這種發展變化，吃敗仗也就不可避免了。民族地區要快速發展，在選擇自己的發展戰略的時候，除了強化市場競爭意識外，更要樹立科技興區觀念，強化科技導向意識，是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說到科技興區自然也就同發展教育事業聯系起來，因為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和應用，都是人的素質提高的標志，而解決人的素質提高的根本途徑還是發展教育事業。諸如，普及基礎知識的教育、專科教育、成人教育、職業培訓的短期教育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一般地區提出科教興區、興縣、興鄉都十分必要和正確。
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恩施25～30A849民族研究石爭19981998加快民族經濟發展要有新思維，民族經濟學理論也必須發展和創新。發展生產力要敢于“一步登天”；要加速提高民族地區人口的整體素質；生產關系必須實行“第二個飛躍”；通過農業產業化把農民引向市場經濟軌道；要以市場導向和科技導向制訂發揮特有優勢的發展戰略。民族經濟/民族經濟學/生產力/生產關系/農業產業化作者　石爭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研究員，貴陽，550000 作者：湖北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恩施25～30A849民族研究石爭19981998加快民族經濟發展要有新思維，民族經濟學理論也必須發展和創新。發展生產力要敢于“一步登天”；要加速提高民族地區人口的整體素質；生產關系必須實行“第二個飛躍”；通過農業產業化把農民引向市場經濟軌道；要以市場導向和科技導向制訂發揮特有優勢的發展戰略。民族經濟/民族經濟學/生產力/生產關系/農業產業化

網載 2013-09-10 21: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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