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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710（2006）02—0190—05
　　在創造社同人中，始終如一地保持流浪型知識分子個性氣質的，是郁達夫。正是因為這種堅守， 遂使跟隨郭沫若南下的郁達夫無法在廣州找到安身立命之所。1926年12月27日，郁達夫回到上海，打算專心于文學事業，并負責清理創造社出版部。但是，回滬的郁達夫卻在人事關系上陷入了更大的窘境：先是周全平等小伙計們先后離去，與自己一手提攜起來的葉靈鳳屢次發生沖突，接著因《廣州事情》而與成仿吾和郭沫若生了罅隙……本想振作一番，要“努力于新的創造，再來作一次創世紀里的耶和華的工作”[1]65 的郁達夫，驀然發現自己在創造社內已是四面楚歌。在這種情況下，富有詩人氣質的郁達夫選擇了離開。
　　1927年8月15日，郁達夫在《申報》和《民國日報》同時刊登《郁達夫啟事》：“人心險惡公道無存此番創造社被人欺詐全系達夫不負責任不先事預防之所致今后達夫與創造社完全脫離關系凡達夫在國內外新聞雜志上發表之文字當由達夫個人負責與創造社無關特此聲明免滋誤會”[2]。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郁達夫的離去，創造社同人給我們留下了各種各樣的說法，從個人間微不足道的矛盾糾葛到大的政治取向方面的分歧，無所不有。在諸種說法里，“怠工”這個因素雖然屢屢被提及卻從未得到研究者們的足夠注意。鄭伯奇在《創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學活動》中說：“達夫改組出版部以后，半年間《創造月刊》只編印了一期，但他卻參加了新月社的編輯會議，這就更引起大家的懷疑和不滿。”[3]38 王獨清則認為：“當時創造社在上海的兩個中心分子——成仿吾和我——對郁達夫的不滿，只是為了他負了社內編輯的重責，卻一年來只編了一期月刊，一點工作都沒有進行。”[4] 在指斥郁達夫“怠工”方面，鄭伯奇與王獨清兩人的說法在邏輯上存在著驚人的一致，都以為郁達夫的“怠工”激起了創造社其他同人共同的不滿，成為郁達夫被“清除”的重要原因。鄭、王二人的說法根源何在，可靠性如何，在整個社團的發展方面，向人們啟示了些什么？通過這些問題的探討，我們試圖探索創造社這個魅力四射的現代文學社團發展的一些內在制約因素。
　　剛從廣州回到上海，郁達夫就開始了工作。1月8日晚，郁達夫打算著手編輯《創造月刊》第6期。至11日，僅用3天工夫，這期刊物就已編輯成功，在這一天的日記中，郁達夫說：“我自己又做了一篇《關于編輯，介紹，以及私事等等》附在最后，月刊第六期，總算編好。午后二點多鐘，才拿到出版部去交出。”[1]57 同時，將已經停刊將近5個月的《洪水》半月刊完全恢復了。1月15日，郁達夫在日記中寫道：“飯后校《洪水》第二十五期稿，已校畢，明日再一校，后日當可出版。……今天一天，應酬忙碌，《洪水》廿六期，仍舊沒有編成功，明日總要把它編好。”[1]58 17日的日記寫道：“編《洪水》第二十六期；做了一篇《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共有兩千多字，編到午后，才編畢。”[1]59 短短半個月時間，郁達夫編好了3期刊物，由此可見其用功之一斑。
　　在繁忙的刊物編輯工作外，郁達夫還恢復了叢書的正常編輯與出版。《洪水》半月刊第29期、30期都登出“一九二七年春季書目預告”，里面有打算出版的創造社叢書目錄：張資平《苔莉》、郭沫若《瓶》、成紹宗《磨房文札》、郁達夫《寒灰集》、張資平《最后的幸福》、穆木天《旅心》和郭沫若《銀匣》等。這些書籍1927年3到6月間也全部都出版面世。如果刨去必需的準備時間，我們可以看到郁達夫在短短的時間內已經做了常人難以企及的工作，到1927年5月12 日《洪水》半月刊第30期出版時為止，創造社出版部5個月已出版6期刊物，每月近兩本叢書。一切都像史曋說的那樣，出版部“稍加整頓，便恢復原狀”[5]，迎來了創造社出版部的“中興”時代，而這些毫無疑問都要歸功于郁達夫。郁達夫所做的這些工作與創造社出版部其他任何時期的工作相比，都毫不遜色。
　　1927年最初5個月的時間，就在創造社事業的發展方面， 郁達夫是創造社同人中最不應被視為“怠工”的一個。我想郁達夫自己對此肯定也是這樣認為的，他是如此的相信自己在這一段時間里做出的成績，以致他從來沒有對“怠工”的說法給予過駁斥，仿佛他認為那是不值得理會的東西。當然，我們也很難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從廣州回到上海，懷抱萬丈激情，想要在創造社出版部大干一場的郁達夫，雖然做出了相當的成績，可是離他的理想相去甚遠，在灰暗的社會現實面前，他的目標并沒有得到較為圓滿的實現。雖然主觀上他絲毫沒有“怠工”的意思，可事實上他總是力不從心。當年，創造社三鼎足齊聚上海灘，應付創造社三大刊物尚覺困難，以郁達夫一人之力而撐起兩份絲毫不亞于《創造》季刊的雜志，其艱辛自然可想而知。隨著出版部工作的全面展開，刊物的出版也逐漸顯露出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創造月刊》第6期標明的出版日期是2月1日，這個日期既與編輯完畢的日期（1月11日）不符，也與印出的日期（2月24日）不符。這一點僅從刊物的編輯與初稿送出日期與刊物上署明的日期兩相對照即可明了。2月27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一天，總想把許多回信復出，賬目記清，《洪水》二十七期編好，明天好痛痛快快地和映霞暢談一天。午后將《洪水》二十七期的稿子送出，我做了一篇《打聽詩人的消息》，是懷王以仁的。”[1]87 稿子在27日被送出，印出來最早也應是幾天后的事情了。還有，《洪水》半月刊第27期本應在16日出版，刊物印刷日期亦注明是16日，但看郁達夫日記，可知是延期了。在3月12日的日記中，郁達夫說：“回出版部后，又編了一期二十七期的《洪水》，我自家做不出文章來，只譯了德國婆塞的詩《春天的離別》。”[1]104 3月12日與2月27日同時記載了編《洪水》半月刊第27期事，實際上第27期編輯時間沒有這樣長，3月12日乃是誤記，所編其實是《洪水》第28期，因為《春天的離別》是登在第28期上的。4月8日的日記記道：“早晨起來，頭就昏疼得很，因為《洪水》二十九期的稿子不得不交了，所以做了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三點多鐘回家來，又作了一篇批評蔣光慈的小說的文章，共兩千多字。今天的一天，總算不白度過去。晚上將《洪水》全部編好了。”[1]126 5月12日的日記記道：“午前將《洪水》第三十期編好”[1]146。按正常情況，第30期應該在4月1日出版。其實，自從第27期之后，《洪水》半月刊的出版就在不斷延期。從郁達夫日記可知，已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
　　其實，創造社出版部里的事務，不只是簡單的刊物編輯，還包含校對、印刷與發行等一系列事務；作為一個文學社團，內部已經發生的矛盾糾葛還等著郁達夫進行處理。與出版部小伙計們的矛盾，其實是最讓郁達夫傷心頭疼的。從1926年12月27日回到上海到1927年8月15日登報聲明離開創造社，郁達夫在出版部前后共計8個月，其中卻有近三分之一的時間脫離出版部事務，而在處理出版部事務的時候，又有大部分時間都是與刊物或叢書無關的人事關系等團體方面的雜務。除了社團內部的種種煩瑣事務，還要應付當時惡劣的社會環境，使出版部能夠平安生存，這又耗去了郁達夫許多精力。自從出版部經歷了1926年8月7日被封事件后，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形勢只能以風聲鶴唳、如履薄冰來形容。從1927年元月始，國民黨當局要查封創造社出版部的消息又時有流傳，郁達夫為此很是奔波過一陣，日記中多處記載與此有關，刊物與叢書的編輯發行自然也受到較大的影響。2月24 日郁達夫在日記中說：“《創造》月刊六期，已于昨日印出，然不能發賣，大約這虐殺的恐怖不去掉，我們的產品，總不能賣出去的。”[1]99 至于郁達夫個人，處境亦不妙。《新消息》周刊第3號發表出版部緊要啟事：“創造社系純文藝團體，出版部系營利集股公司，并不帶絲毫政治性質，亦并不與任何個人有關，近因各小報記載失實，恐惑眾聽，特此聲明。”[6] 所謂“與任何個人有關”之“任何個人”，既指郁達夫而言，當然也包括在革命軍中工作的郭沫若，留在廣州的成仿吾等，但是首當其沖的卻是在上海的郁達夫。5月上旬，郁達夫離滬去杭。即便如此，還是沒有躲過國民黨當局注意。5月29日，創造社出版部被搜查，郁達夫在杭州的地址亦被盤詰。為此，郁達夫不得不要創造同人再為他“登報聲明已到日本。”[1]155
　　1927年4月和5月，鄭伯奇和王獨清先后從廣州到上海。5月11日， 郁達夫在寫給王映霞的信中說：“我現在有一位朋友來了（王獨清），他也是很無聊，但以后他卻能幫我弄社里的事務，我可以一心一意的從事于創作了。”[7] 1927年5月16日《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3期出版后， 郁達夫事實上已經脫離了創造社刊物編印事務。在5月17日的日記中，郁達夫寫道：“午后回閘北，覺得人更難堪了， 就把創造社里的事情，全部托付了出去，一個人跑回新華來。”[1]148 正如啟事中宣稱的那樣，事務已全部“托付”王獨清。從杭州回來，郁達夫并未將托付出去的事務收回。從5月16日到8月15日，前后共計3個月， 郁達夫沒有再編印創造社叢書與刊物。而在郁達夫離開創造社前的三四個月時間里，負出版部具體責任的王獨清和鄭伯奇，也只編印了《創造月刊》第7期一期刊物。自受托付以來，直到1927 年底，王獨清和鄭伯奇都呆在上海出版部，中間成仿吾也曾待過一段時間。在長達8 個月的時間里，創造社三大中心人物又做了些什么呢？1期《創造月刊》和6期《洪水》，共7期雜志，而叢書基本沒有，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成績，如果考慮到第7期《創造月刊》和6期《洪水》中的3期都是在郁達夫離開之前編輯出版的話，與郁達夫相比，無疑遜色許多，他們評說郁達夫“怠工”的說法，用于自身卻正相宜。
　　事隔多年后，鄭伯奇和王獨清卻都指責郁達夫“怠工”。責人之疴而不見己之瑕。既不顧及環境因素，又沒有與創造社其他階段的發展相比較，“怠工”之說法難免顯得有些臆斷，未免失之偏頗。我們所要追問的，恰恰是這種偏頗產生的根源。對當時出版部及郁達夫所處環境的惡劣，其他創造社同人不是不知，但問題是他們恰恰是將這種境況的造成歸罪于郁達夫。在《對于社會的態度》中，郁達夫就曾說過：“正由廣州帶了重大使命去日本的成仿吾氏，卻對我說了這幾句話：‘這都是你的不是。因為你做了那種文章，致使創造社受了這樣的驚慌與損失！那些紙上的空文，有什么用處呢？以后還是不做的好！’”[8] 都是郁達夫文章（即《廣州事情》和《在方向轉換的途中》）惹的禍，郁達夫自然也就要對此負責。另一方面，雖然與其他同人負責出版部時相比，郁達夫所面臨的工作難度及最終出產皆毫不遜色。但是，“怠工”與否，有時并非是統計學上的數字能夠說明白的問題。鄭、王二人說郁達夫“怠工”，并非沒有考慮到創造社發展的歷史情況，更不是對當時的社會環境無知，而是從他們的那個角度看待郁達夫在創造社出版部里的活動時，必然就會產生出那樣的看法。想要弄清“怠工”問題的實質，決不能僅僅著眼于郁達夫的工作實績情況，而是要探討“怠工”這個問題提出的原因，從問題的提出者那里尋找癥結所在。指責郁達夫“怠工”時，鄭、王二人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創造月刊》的編輯，即郁達夫在負責清理出版部期間只出版過一期《創造月刊》。其實，正是對《創造月刊》的態度問題，才是郁達夫背上“怠工”這一罪名的導火索。
　　據《日記九種》可知，担負回滬清理出版部重任的郁達夫，并沒有將恢復《創造月刊》視為當務之急：“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自廣州上船，趕回上海，作整理創造社出版部及編輯月刊《洪水》之理事。”這段文字中的“月刊《洪水》”是否為“半月刊《洪水》”的筆誤，即漏掉了“半月刊”的“半”字，還是《創造月刊》的省略，即“月刊《洪水》”的真正讀法應為“月刊、《洪水》”，分別指《創造月刊》和《洪水》兩種刊物。不同的理解意義截然不同。現今普遍被接受的理解中，都認為是“半月刊《洪水》”的筆誤，如此一來，事情就變得富有意味。在郁達夫的日記中，清理出版部和編輯《洪水》作為工作目標提出，至于《創造月刊》，似乎已在郁達夫視野之外。那么，能否據此認為郁達夫視《洪水》重于《創造月刊》呢？如果以筆誤理解郁達夫的日記，事情仿佛也正是這樣，起碼寫日記時的郁達夫心中沒有過多牽掛《創造月刊》。此前，郁達夫似乎一直是以《創造月刊》為重的，共發行5期的《創造月刊》，郁達夫一人就編輯了3期，僅創刊號就有5篇文字； 而自《洪水》創刊至郁達夫回滬恢復出版為止，郁達夫只在第1卷第8期和第2卷第13期分別發表了《小說論及其他》和《牢騷五種》兩篇文章，和郁達夫此間于創造社其他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數量相比少得可憐，與總創作數量相比更是不成比例。在廣州時，郁達夫還為成仿吾、王獨清催促《洪水》稿件而不高興。“仿吾、獨清兩人，為《洪水》續出，時來逼我的稿子，我因為膽小，有許多牢騷不敢發。可憐我也老了，膽量縮小了。”[1]24 郁達夫的牢騷未必針對《洪水》而來，但那時的《洪水》尚不在郁達夫關注的視野中，或者說沒有成為他特別重視的對象，由此可見一斑。回到上海的郁達夫只編印了一期《創造月刊》，而《洪水》半月刊卻能在幾個月時間里都按期出版。雖然《過去》那樣的重頭作品還是發表在《創造月刊》第6期，卻似乎只是按照慣例行事，將篇幅較大的作品放在重創作的《創造月刊》上而已。至于編輯的重心，無疑已從《創造月刊》逐漸轉移到了《洪水》上。這種變化與刊物既成特色有關，亦與郁達夫心境變化相吻合。革命根據地的廣州和革命文學傾向的萌芽等等，都對郁達夫帶來了巨大沖擊；對革命現實的幻滅感，更激發起他對理想的革命的憧憬，激進的評論顯然要比小說的創作更能契合郁達夫此時此境的心理情感需要，所以，帶有《語絲》式的風格，潑辣犀利，針對社會現實富有戰斗性的《洪水》，自然更能贏得郁達夫的垂青，偏愛的發生是必然的。但這一偏愛所產生的連鎖反應，卻遠遠超出郁達夫的預料。
　　郁達夫對《洪水》半月刊的偏愛，無形中改變了創造社內刊物原有的格局。《洪水》創刊時，并沒有得到創造社中心人物相應的支持。《洪水》半月刊創刊號完全沒有創造社元老們的文章，第2期上也只有郭沫若一篇《盲腸炎與資本主義》，還是《洪水》周刊上已經發表過的稿子。《創造月刊》、《洪水》與初期創造社的同人、出版部小伙計之間，潛在地存在著分別對應關系。《創造月刊》第1卷共12期刊物，小伙計們無一篇作品發表。高長虹曾為柯仲平抱打不平：“仲平的詩，在上海期間，只在洪水上發表過幾首。創造月刊何以不發表他的詩，我常不能明白。”[9] 柯仲平的情況正是眾多小伙計們的真實寫照。反過來看，《洪水》半月刊從第13期至第25期，小伙計至少有42篇作品發表，郭沫若4篇，成仿吾、郁達夫、 張資平、穆木天、王獨清各1篇，即創造社中心人物共有9篇。在這段時期，他們在《創造月刊》（從1926年3月1日創刊號至1926年7月1日第5 期）上的發稿情況是：郭沫若5篇，成仿吾5篇，郁達夫13篇，張資平5篇，穆木天6篇，王獨清7篇。“至于‘少談政治，少論主義，保持創造社的作風，常登老作家的作品’這本是我們的規約，我們自當勉力做去。”[10] 從周全平的這段話中可以知道，不是出版部小伙計不愿意刊登創造社中心人物的作品，關鍵是他們得不到他們想要的稿件。其實，從文章發表的數量與質量也可清楚地知道，王獨清和鄭伯奇等廣州創造社同人的側重點皆在《創造月刊》，將《創造月刊》視為創造社機關刊物，發表文章的陣地，《洪水》的地位顯然不能與《創造月刊》相比。
　　刊物間的界線可以移動，刊物的風格亦可有所變化。都是一個陣營中戰斗著的同人，皆是出版部發行的刊物，若在一般情況下，社內某些刊物格局的改變，本來無關大局。可是在當時的語境下，郁達夫的選擇卻具有了超出個人偏愛以上的意義。郁達夫繼承的是《洪水》以往犀利的批評風格，《語絲》式的批評意味著與社會現實的不和諧，意味著郁達夫選擇了一條質疑與挑戰之路。他的話語方式不是簡單地區分敵我，而是首先追問其合理性，在其現實好與壞的表現中給出自己的價值判斷。郁達夫編輯的《洪水》，發表了一些對當時革命現狀質疑的文章，這直接使參加革命實踐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覺得不安。在后來的文章中，郭沫若甚至因此而將郁達夫劃入反革命的陣營當中。奇妙的是，郭、成二人只是在政治層面上批評郁達夫，至于“怠工”，則出現于鄭伯奇和王獨清的言論中。簡單地說，郁達夫偏愛《洪水》，以敏銳的批評意識編輯這份半月刊，得罪的雖然幾乎是全部的創造社同人，尤其是時在廣州的同人，但是得罪的對象卻并非一致，他們反對郁達夫的原因，其實有著細微然而卻至關重要的差異。鄭、王二人雖也認為郁達夫招惹其他同人反對的原因包含政治因素，但在他們的言說中，提到政治因素時很明顯地都是在使用“他者”的話語，也就是說，對于政治方面的分歧，他們其實并不很關注，他們關注的是另一個層面，那也就是“怠工”問題所顯示出來的內涵。
　　《創造月刊》創刊后，最為引人注目的，無疑當屬王獨清、穆木天和馮乃超中期創造社三詩人的出場。《創造月刊》創刊號發表了穆木天和王獨清著名的《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與《再譚詩——寄給木天、伯奇》兩篇文章，可是負編輯責任的郁達夫，顯然對此并沒有多少興趣，仿佛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將其作為同人稿件發表了事，在編輯者言中不但絲毫未曾提及，卻還說本期沒有好文章，對于向來在編輯者言中自負自夸的創造社同人來說，這顯然不是和諧的音符。但是，無論怎樣，王獨清他們那些富有象征意味的詩歌，都占據了《創造月刊》最初幾期的半壁江山。《創造月刊》曾是帶有濃郁的象征主義色彩詩歌的最佳陣地，然而，長達6 個月之久的停刊狀態，使正處于朝氣蓬勃發展狀態的象征主義詩歌創作受到某些影響。負編輯責任的郁達夫不努力于此卻轉而去搞重在批評的《洪水》，對鄭、王等同人來說，努力顯然是弄錯了方向；當回到上海的王獨清取代郁達夫成為月刊編者，革命文學的潮流又將富有象征主義意味的詩歌創作淹沒，《創造月刊》創刊時的大好時機已經一去不返。期待與被期待的偏離，郁達夫也就背上了“怠工”的罪名，起碼在鄭、王二人的眼中是如此。創造社革命文學轉向以后，鄭、王二人雖多齟齬，但在當時共同面對郁達夫時，他們的態度大體是一致的。1926年9月創造社廣州大會后，王獨清成為唯一在創造社所有重要機構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的同人。至于郁達夫，時在北京探親未歸，待他回到廣州后，感受到的只有更多的失落。像鄭伯奇說的那樣，王獨清與郁達夫之間或多或少存在明爭暗斗，“那時候（指1926年在廣州），他（指王獨清）在和郁達夫暗斗。處處都要和達夫較量。”[3]50 人事變換為的都是“爭奪出版部的控制權”[4]，就是王獨清提出的觀點，這里面多少也包含了他自己的一些心聲。王獨清雖成為創造社內迅速升起的一顆閃亮新星，但編輯實權卻還掌握在郁達夫手中，大革命失敗以前，創造社中心人物忙于革命實踐，出版部事務已少有人問津，回滬清理出版部實際成為一塊雞肋。在大革命失敗后，出版部的位置成了創造社同人唯一的戰斗陣地，地位立刻變得重要起來。當時，從廣州、武昌等革命前線回滬的同人中，鄭、王二人是最早的兩位。既然王獨清在廣州時就與郁達夫暗斗，來到上海后自然也難免會延續，當時尚為王獨清密友的鄭伯奇自然會站在王獨清一邊。從這個方面來說，“怠工”其實是一道裂縫，顯示了當時反對郁達夫的創造社其他同人雖然出發點并非一致，卻正是他們共同將郁達夫擠出刊物的編輯之列，至于成仿吾和郭沫若，只是在郁達夫離開的過程中添加了政治的色彩而已。明乎這一階段創造社內部政治與非政治各種取向的復雜并存，理解各取所需而針對的目標又皆指向郁達夫，才能洞曉郁達夫的離開創造社出版部既是做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又是各種力量合謀的結果。也正因為如此，郁達夫離開后的創造社仍舊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先是成仿吾的離開，接著是張資平、王獨清……一直持續到1929年2月7日創造社被查封。其實，自從有了出版部這一營業實體，創造社實際上就已逐漸變成了爭權奪利的名利場，起碼與前期創造社相比，這一傾向是愈來愈明顯。
　　［收稿日期］2006—01—08
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海口190～19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咸立強20062006
郁達夫/創造社/怠工
　　Yu Dafu/ChuangZaoShe/“slow-down”
An Inquiry into“Yu Dafu's Slow-down”
Mr Yu Dafu made great improvements while he was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shing sector of the CZS. Nevertheless, he was accused of a“slow-down”in his managerial work. Based on an in-depth inquiry into the issu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at such a claim is by no means justified. It concludes that Mr Yu Dafu has been victimized to the conflicting values of the different business partner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institution.
負責清理創造社出版部的郁達夫，成績斐然，卻仍被其他同人指責為“怠工”。原因就是早在創造社方向轉換時期，他同人們的價值趨向逐漸出現分歧，而對出版部工作重心的認識也各有不同，堅持個性的郁達夫成了社團內部矛盾沖突的犧牲品。
作者：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海口190～19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咸立強20062006
郁達夫/創造社/怠工
　　Yu Dafu/ChuangZaoShe/“slow-down”

網載 2013-09-10 2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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