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正確的“減負”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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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之交,當國人以鴻鵠之志和輕松心態闊步跨入新的千喜之年的時候,中國基礎教育卻以沉重負荷迎來了一場關于減負問題的大討論。討論先是由孩子們的課業負担過重引發,繼而由徐力殺母等惡性案件爆發,再由新聞媒介的強勢宣傳或爆炒而滾涌神州。各級教育部門的“減負”令夾雜著濃濃的制裁措施公布了,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帶著沉重的世紀思考大聲疾呼了,人大、政協關于減負的大量提案問世了。一時間,舉國上下掀起了一場關于為孩子減負的新的暴風雨。
  在這場大討論中,江澤民同志關于教育問題的談話,以偉大的戰略眼光和平民的心態,從戰略全局的高度,談了許多關于教育問題的深刻見解,向全社會發出了都要關心支持教育的動員令。這為我們改革、發展基礎教育、正確處理減負問題,指明了方向。
      一、減負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學生的合理學習負担
  圈里人都曉得,減負者,乃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担的縮寫或簡稱。減負,主要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減輕學生過重的學習負担;二是減輕學生過重的心理負担;三是減輕學生過重的經濟負担。“三減”是相互聯系而又性質不同的三個問題。減負的確切概念是減輕學生負担中那些不合理的部分,并非指學生讀書求知、健康發展可以不要負担,也不意味著減輕學生的全部負担,關鍵是學生的負担是否合理和科學。這便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學生的合理負担?只有首先弄清楚這個根本問題,才談得上什么叫“過重”,什么叫“減負”,怎樣“減負”。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許多人連什么是學生合理負担之類的基本問題都搞不清楚,就在那里亂喊減負。這樣做,只能混淆視聽,于減負無補,反造成更多、更大的混亂。
  何為學生合理的負担?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我們并非專家,不可能在這里把這個問題闡述清楚,但可以提示一下分析研究這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
  一是從青少年身心發育規律的角度研究各階段學生的合理學習負担。我國現行學制,一般分為學前教育、小學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小學5年,適齡入學兒童一般為6至11歲,初中4年, 適齡入學人口一般為12至15歲,高中3年,適齡入學人口一般為16至18歲,大學4年,適齡入學人口一般為18至22歲。7至14歲為兒童,14至17歲為少年,18歲以上為成年。法律規定18歲以下,屬于未成年人。孩子由 7歲入學到18歲高中畢業,身心發育要經過從兒童到少年、再到青年的三個發育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又分為身體發育、智力發育、心理發育等三方面。我們應當根據各校學生的身心發育情況,測算出他們可以承受的學習負担。
  二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研究各學段學生的合理學習負担。社會發展包括科技發展的程度,社會的文明程度,信息量的密集程度,教育觀念和手段的現代化程度,人的智力和體能的開發程度,等等。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知識、信息越來越密集, 知識更新的周期越來越短。18世紀的知識爆炸周期為100年,19世紀上半葉為50年,20世紀60 年代為20年,90年代縮短為5至7年。社會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人的發展。現代人生活在信息社會,信息量大幅度增加,視野越來越開闊,思維方式日趨多元化,獲取知識的能力越來越強,這是人們公認的事實。我們應當據此測算各學段學生可以承受的學習負担。
  三是從腦科學的角度研究各學段學生的合理學習負担。有關專家對人腦的研究成果表明,現代人腦的潛力未完全開發出來,絕大多數人的智力付出只占人腦智力可開發量的萬分之幾,尚有大量智力處于閑置狀態。我們從不同人群的社會實踐中也可以看出,各行各業的“白領階層”付出多少智力,科學家付出多少智力,一般人又付出多少智力,人腦的發育程度都差不多,關鍵是開發程度不同。當今青少年有多少智力可開發?我們應當對此加強研究,作為確定學生合理學習負担的一個重要依據。
  四是從人的發展角度研究各學段學生的合理學習負担。人的確在不斷發展。遠的不必說,就說自20世紀中葉以來,許多在50年前不可想象、不可思議的事情,如今都變成了現實。鄭鳳榮于50年代跳1.77米就是世界冠軍,現在跳這個高度連出線資格也沒有,女子跳高冠軍已越過二米零八的高度。馬俊仁把人的體能開發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培養出了許多“女飛毛腿”,屢屢在世界女子長跑賽中爆出特大新聞。如果他一味給運動員“減負”,絕對不會有今天的“馬家軍”。人們承受青霉素的劑量,五、六十年代才幾萬單位,現在高達幾十萬單位。由此不難看出人的身心是不斷發展的。這方面也應成為我們測算學生合理學習負担的一個依據。
  我們認為,只有科學測算出各學段學生合理的學習負担,減負方能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超越學生合理負担,就叫“過重”。
      二、減負的誤區及危害性
  誤區之一:減負(學習負担)就是減掉學生所有的學習負担。減負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主要是減掉學生負担中那些不合理的部分,不是減掉學生所有的學習負担。負担是什么?負担就是目標,就是任務,就是責任。有目標,才有前進方向;有任務,才談得上完成任務;有責任,才有壓力;有壓力,才有動力。關鍵是學生的負担是否合理。負担的輕與重也是相對的。同樣的作業量,對甲學生是重,對乙學生說不定是輕。因為學生在智力、能力等方面有差異。同樣的課程,在學生不同的學習心態下也會有不同的感受,樂學則負担輕,厭學、苦學則負担重。
  誤區之二:減負(學習負担)就是對學生的學習負担只減不增。這種理解未免太機械、太教條了。減負主要是糾正某些學校和教育者在“應試思維”下所采取的種種違背教育規律、有害于青少年健康發展的錯誤做法。如大量編寫復習資料,任意增加課時,單純讓學生死記硬背,授課、布置作業大搞機械重復,頻繁進行應試演練,以考試成績排名次,單純以升學率高低論英雄,等等。這些錯誤做法,扼殺學生個性發展,窒息學生創造的火花,損害學生身心健康,必須予以堅決地糾正。減負的根本途徑是實施素質教育,但實施素質教育并非一味減負。素質教育的核心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并非憑空而來,必須有一整套施教內容和實施手段予以保證,其中包括適當“減負”。如開展適量旨在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的教學活動,適當進行旨在磨練學生意志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挫折教育等。這些舉措,有利于開發學生心智,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能力,不能視為學生過重的學習負担。美國一位中學教師曾讓學生寫“論二戰”的作文,要求學生自己去圖書館查閱資料,鼓勵他們放開思路去寫。學生興趣很濃,各抒己見。這個題目大得驚人,在我們國家倘若有人出這類題目,肯定被視為難題、怪題、偏題,列入減負之列。
  誤區之三:減負(學習負担)就是讓學生毫不費力的學習。學習的過程就是探求新知、培養能力的過程,必然伴隨著艱辛、心血和汗水。“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辛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等至理名言,都是前輩先賢讀書求知、成其大事、獲得成功的基本途徑和經驗。中國古代“刺骨懸梁、穿壁引光、積雪囊螢、燃糠自照”等做法,雖不值得效法,但那種勤奮學習、刻苦鉆研的精神,至少也未過時,值得繼續發揚。如今我們實行減負和實施愉快教育,決不意味著學習可以不要任何負担,也絕不意味著不付出任何代價可以憑空獲得成功。學習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艱苦勞動的過程,不會多么輕松愉快。我們開展“愉快教育”,其要旨是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需求,引導學生經過刻苦鉆研,享受付出艱苦代價獲得成功之后的喜悅。這一點必須牢牢把握住,絕不能片面宣傳減負,使學生產生錯覺,以為學習可以毫不費力,不勞而獲,天上掉餡餅。
  誤區之四:減負(學習負担)就是減少課程、作業和考試。筆者看了若干省市的“減負令”,規定條款不盡相同,但大同小異。基本內容不外是“五控”,即“控制教材,控制課程,控制作業,控制收費,控制考試”,并發出“減負不力、追究責任”的預警。“五控”的背景是教材多,課程多,作業多,收費多,考試多。“五控”中的有些控制措施,只要加大力度,會有成效。如控制教材、控制收費等。而壓縮課程和作業量則應具體分析。壓縮課程和作業量,主要是壓縮總量中不合理的部分。這方面的余地其實不如想像的那樣大。現代科學知識層出不窮,這對課程量產生的影響是“增”而不會是“減”;“學而時習之”作為符合學習規律的一種認識,主要是通過復習、作業來體現的。所以,有些學校完全不布置作業的做法,真有矯枉過正之嫌,恐怕難以持久。
  誤區之五:減負(心理負担)就是對學生只表揚不批評。當今的中小學生確有很重的心理負担,甚至是心理疾病。有關心理學家的調查分析結果表明,中學生有心理問題的占37%,其中,需要治療的占1%,心理不穩定的占10%,心理處于臨界狀態的占25%。因學生心理不健全或心理疾病而引發的諸如輕生、自殺、兇殺之類的惡性案件時有發生。許多教師由此產生疑慮,不敢對學生嚴格要求,更不敢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生怕由此引發意外事件。這顯然又是一個誤區。部分學生心理有問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非與教師的嚴格要求和正當的批評教育相聯系。嚴格要求與批評教育對學生健康成長是絕對必須的。“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古今中外許多人成其大器,無不是父母師長循循善誘、嚴格要求的結果。對正在成長中的青少年,如不嚴格要求,該管的不管,該批評的不批評,無疑于護短縱邪,有悖于教育者的良心和職責。
  誤區之六:減負(經濟負担)就是向學生少收費或不收費。減輕學生過重的經濟負担,如同減輕學生過重的學習負担一樣,減的是過重的那一部分負担,并非減掉學生所有的經濟負担。所謂過重,是指向學生收取規定之外的各種費用和各種不合理的搭配和攤派。如學校巧立名目,向學生收取制裝費、衛生費、資料費、補課費以及各種罚款。新華書店借發放教材之機強行搭配各種基礎訓練、導讀、習題集,出版社與教育部門聯手向學生強行推銷各種讀物。此種行為,純屬利益驅動,加重了學生學習和經濟負担,有悖于國人起碼的道德良心。由此被加重的學生經濟負担必須堅決地減下來。但學生合理的經濟負担還是必須的。何為合理的經濟負担?根據國際上通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論和我國的實際,個人在各類教育生均培養成本中應分担的份額分別是:義務教育5 %~10%,高中教育15%~20%,高等教育20%~25%。在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各級各類教育的收費標準,多年來一直偏低,許多地方的政府教育投入又嚴重不足,致使學校入不敷出、難以為繼,不得不向學生多收費,甚至亂收費。此類事情的責任是多方面的,不能只把板子打在學校身上。還要指出的是,在子女讀書問題上,一些人仍然跳不出計劃經濟體制下免費上學的思維定勢,把必要的教育成本分担也視為亂收費。在他們看來,只有免費上學或靠一個條子就入學,才是合理的。在學校的收費問題上,一方面要為學生減去不合理的費用,一方面要把該收的費用理直氣壯的收起來,對來自各方面的“減負”堅持予以抵制。
      三、減負應處理好“四個關系”
  處理好減負與培養學生頑強意志、刻苦學習精神的關系。我們要減輕的是學生過重的負担,反對搞題海戰術,反對“大水泡倒墻”,但并非讓學生走“捷徑”,而是要通過減負,讓學生獲得更多自由發展、培養創造力和實踐能力的空間。具體講,就是“還學生四種權利”:還學生的閱讀權,還學生的發言權,還學生的活動權,還學生的休息權。“還權”雖有一個負担問題,更有一個刻苦學習問題。古今中外,凡出成績的,無不有一般韌勁和鉆勁。顏回讀書“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韓愈幼時讀書,讀得口舌生瘡;司馬遷遍讀史書,考察數載,廣取博采,嘔心瀝血,才寫出“史家之絕唱——史記”;李時珍爬千山、訪老農、嘗百草,才寫出《本草綱目》;毛澤東熟讀史書,一部1000多萬字的二十四史,讀過若干遍,所以他博古通今,雖為中師學歷,卻是公認的大學問家;李四光走出書齋搞地質研究,足跡遍及全世界,歷盡艱辛,才有地質學上的重大發現;陳景潤為攻克數學難題,演算的廢紙,裝好幾麻袋,終于摘取了數學王冠上的珍珠。“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不吃苦中苦,難做人上人”,“歷盡難中難,心如鐵石堅”,“咬定青山不放松”,“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說的都是刻苦學習,經歷磨難,才能成就大業的哲理。近代文人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描繪的治學三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千真萬確的。要使我們的孩子成才,必須從小培養他們吃苦、刻苦、執著的精神。
  處理好減負與提高質量的關系。減輕學生過重負担與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應該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整體。必要的學習負担是學生為實現全面發展而應承担的任務和責任,是學生成長和發展的推動力;過重的負担則會成為學生成長和發展的阻力。有些學校和教師一搞減負就一味減少課程、減少課時,減少作業、減少考試,結果負担減下來,質量也隨之降下來;強調提高質量,又照老辦法把負担增上來。這種把減負與提高質量對立的觀點與做法都是錯誤的。減負與增負不是簡單地循環,而是在正確教育思想和辦學方向進行重大調整前提下具有嶄新內容的改革舉措。
  處理好減負與提高教師素質的關系。教師在減負中負有重要職責,可以發揮主導性作用,其核心是如何把自己的教育、教學和管理活動由把學生當作“知識容器”、“應試機器”轉到以育人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填鴨式教學把人當成了容器,應試教學把學生當成了奴隸,一刀切教學要求抹煞了學生個性。只有把教育教學活動變成一種發展人、創造人的活動,才是教育的本質和精髓。把學生由“物”變成“人”,由被動轉化為主動,是教師教育觀、質量觀和價值觀的根本性轉變。沒有這個根本轉變,減負很可能是迫于某種壓力下的權宜之計,“風”過之后,很可能再把學生負担加上去。一名稱職或優秀的教師不僅要有正確的教育思想,還要具備過硬的教學本領,能以較少的時間和學生較少的投入獲取較大和較高的教育效果。在這方面,教師與教師確有高低之分、巧拙之分。同樣的教學內容,有的講得清楚明白,有的講得很精彩,有的講得味同嚼蠟,有的甚至講錯了。學生在不同的授課水平下會有不同心態和感受,學習負担也會有輕重不同。有的教師教學水平高,學生當堂消化,就不用布置課外作業,學生負担就輕;有的教師講課很笨,學生聽得吃力,只好課內損失課外補,學生負担就重。從這個角度講,為學生減負,必須為教師增負。教師應當練得一身硬功夫,猶如劉蘭芳為復旦大學學生講民間文學,講得眼到、口到、手到、神到,聲情并茂,形神兼備,學生聽得如癡如醉,覺得是一種藝術享受,哪里還有什么學習負担可言?
  處理好減負與考試的關系。考試干什么?考試就是用一種尺度來檢驗衡量學生學習的效果,也是教師對自己教學效果的自我檢驗。減負還要不要考試?回答是肯定的。“文革”中取消高考,帶來了中國教育的一片荒漠廢墟,導致平民子女入學無門,“權門”和“豪門”子女倚仗權勢入學。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關于恢復高考的一聲令下,中國教育頓時冰融雪化、春暖花開,喚醒、拯救了一代人。高考自1977年恢復高考到現在已延續了20多年,但不斷遭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和咒罵,被一些人丑化成了引發弊端的萬惡之源。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再下一道“金牌”:取消高考呢?記不得是哪一位哲人說過:當一種被認為是最差的東西,你還找不到比它好的東西替代它的時候,它就是最好的。高考的確有不少缺陷和弊端,但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高考的利遠遠大于弊,它的最大功績在于為萬千學子提供了一種相對平等的競爭機會,同時也為高校找到了一種選拔人才的基本形式。除高考之外的其它考試既有它對學生的學習起檢驗、督促和引導作用的一面,同時也有其消極的一面。減輕學生負担與減輕考試內容和減少考試次數固然有一定的關系,但關鍵是改革考試內容和方法,使考試這條指揮棒有效地引導素質教育。就拿語文高考來說,我認為,1998年的高考作文就是引導應試教育。題目叫做“克服困難”。這類題目,一般的語文教師都能猜得到,讓學生考試前背誦幾篇范文,如“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逆境與順境”、“難忘的歲月”、“我的一段感情經歷”等,都可以改頭換面、拼裝成“克服困難”。1999年的高考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則可以有效地引導素質教育。這個題主要是考查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和臨場應變能力。許多開展課外閱讀和創造活動較好的學校,其考生都能從容應對這樣的作文。有些考生寫的作文極富想像力,情節生動有趣,語言也好。與此相反,有些慣于搞應試訓練、猜題押寶的學校,他們的考生面對需要“新思維”的高考作文題感到茫然無措。由此看來,考試只不過是一種手段,它可引導應試教育,也可引導素質教育;它可為學生減負,也可增負。關鍵不在于手段本身,而在于如何運用這種手段。
  總之,減負要堅持“三要”、“三不要”:負担要減,素質教育要搞,升學率得要;不要“刮風”,不要搞片面性,不要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教育發展研究滬31~35G3中小學教育陳培瑞20002000陳培瑞 山東省教委政策法規處 (濟南 250000) 作者:教育發展研究滬31~35G3中小學教育陳培瑞20002000

網載 2013-09-10 21: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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