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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在古代歷史上，尤其是漢唐，是享盡榮耀的民族，但進入近代，又是歷盡磨難，備受屈辱的民族。屈辱，引起反省，反省促進覺醒。這種反省，由局部到整體，由表層到深層，從而促進了中華民族文化素質的不斷更新和發展。
　　　　一
　　近代中國人主要經歷三次大反省，思想觀念的三次大更新。
　　鴉片戰爭失敗引起中國人的第一次大反省，在御侮圖強的斗爭中，破除了夜郎自大觀念，開始睜眼看世界，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鴉片戰爭以前，由于長期閉關自守，從朝廷官員到士大夫，皆昧于世情，認為天圓地方，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國家并不清楚，總以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周邊不過是些“蠻夷”小邦。無怪乎當西方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獻給一幅包括五大洲、三大洋的《萬國輿圖》，官紳們看罷大怒，指責該圖把中國畫小了，而且不在世界中心。也怪不得當乾隆、嘉慶在接見英國使團時，對英國的科技產品傲然視之，認為此乃“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奇巧之物”。［（１）］這是長期鎖國政策的必然惡果，士大夫“家誦詩書，人識忠孝，知有中國而不知有外夷”。［（２）］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朝野人士大吃一驚，大開眼界，為什么一個擁有八九十萬常備軍，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泱泱大國，竟然敗績于從海上而來的蠻夷之邦？這是中國人進行的第一次大反省，反省者，就是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找到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反省的結果是：長矛大刀不如洋槍洋炮，以風帆為動力的木船不如以蒸汽為動力的鐵甲艦。魏源在《海國圖志》中首次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３）］的主張。“師夷”就是發現了中國有不如“夷”需要效法的地方，這是開創性的，為前人所沒有提出的；“制夷”則是愛國主義的，具有御侮自強，維護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意義。這是魏源從沉痛的歷史教訓中提煉的新思想。“師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為了“師夷”，就得了解夷情，于是有一批有識之士開始了睜開眼睛環顧四海、五洲，認識世界，走向世界。其中杰出的代表是林則徐，他“日日使人刺探西書，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在他的倡導下，開創了西學東漸的風氣。繼林則徐主編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之后，相繼問世的有姚瑩的《康ｙóｕ＠①紀行》（１８４６）梁廷ｚｈāｎ＠②的《海國四說》、（１８４８）徐繼畬的《瀛環志略》（１８４８）、夏燮的《中西紀事》（１８５０年初稿，１８５９年重訂，１８６５年改定）等。一些以介紹近代西方科技知識為重點的譯書機構亦應運而起，如京師同文館、上海江南創造局譯書館、墨海書館、標致書院等。由此可見，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沒有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在鴉片戰爭的硝煙下，發生了夷夏觀念的轉變。夷夏之別的觀念，根深蒂固。夷者，古時專指居于四方邊境之未開化之少數民族，“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鴉片戰爭前后亦泛指中國以外的地區和國家。但隨著睜眼看世界，傳統的夷夏觀為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所取代。在這一個問題上，表述得最為明確、完整的當推太平天國領袖洪仁ｇàｎ＠③。洪仁ｇàｎ＠③在流亡香港的７年中，認真研究東西各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宗教、風俗民情，其中有英、美、德、法、瑞典、丹麥、挪威、法國、土耳其、俄羅斯、波蘭、埃及、暹羅、交趾、日本、琉球、馬來亞、秘魯、澳大利亞、新加坡、天竺等國家和地區。他認為國與國之間應平等交往，必須掘棄陳腐的夷夏觀念：“凡于往來言語文字，可稱照會、交好、通和、親愛等意，其余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污之字皆不必說也，蓋輕污字樣，是口角取勝之事，不是經綸實際，且招禍也。”［（６）］　　　　　　　　　　
　　甲午戰爭失敗引起的中國人的第二次大反省，在“救亡圖存”的呼聲中，破除了“中體西用”觀念，培育了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和拼搏精神，開始著眼于改變現存的政治體制。　　　　　　　　　　　　　　　　　　　　　　　　
　　甲午戰爭的失敗比鴉片戰爭失敗更為慘痛，教訓更為深刻：（１）鴉片戰爭的侵略者英、法，畢竟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列強，而日本，在當時中國人眼里不過是東瀛彈丸之地。大清帝國居然為一個小國所打敗，割讓臺灣，賠款２萬萬兩之巨，大失體面。“夫倭奴之于外洋諸國，不過彈丸黑子，恃其一戰之勝，中國即竭天下之財力以啖之”，［（７）］“亙古以來，敵人之所萬難要求，從未要求者，一旦而為日本盡要之。致使外夷快心，社稷蒙恥，天下同憤，千古貽譏。”［（８）］（２）興辦３０余年的“洋務”，竟毀于一旦。“夫中國自發捻平定以來，講求洋務幾三十年，而一旦付之旅順、威海一炬。豈昔之所求者無效，而今之所求者果有效乎？”［（９）］此乃“中體西用”論的破產。（３）形勢日趨嚴峻，民族危機加深。甲午戰爭后，中國勢絀，日本得利，若“群為效尤之請，咸思無厭之求，瓜剖豆分，ｗｅì＠④集蜂起，禍在目前”。［（１０）］在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形勢下，民族反省思潮較前有了更為全面、更為深入的發展。　
　　一是培育了憂患意識。孫中山先生大聲疾呼，以亡國滅種、做他族奴隸的危險來喚醒國人，他說：“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膦，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鳴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于）他族。”［（１１）］嚴復在甲午戰爭之后，很快翻譯出版了英國赫胥黎的名著《天演論》，宣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規律，不僅適合于生物界，而且適合于人類社會的“天演公例”，此時此刻，以“弱者先絕”，劣者必敗來喚醒國人，其寓意之良若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他在《譯＜天演論＞自序》所表述的：“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中國人雖有居安思危的古訓，乃系修身格言。就與鄰邦交往而言，則以“天朝上國”而自傲，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周邊則是蠻夷小邦，“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其緣邊濱海而居者，是謂之裔；海外諸國亦謂之裔。裔之為言邊也。”［（１２）］這正如容閎所指出的：“國人夜郎自大，頑固性成，致有今日受人侮辱之結果。”［（１３）］甲午戰爭的失敗，培育了強化了憂患意識，破除虛驕之氣，改變僵化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維方式，正確估價自我，客觀對待他邦，防患未然，自強不息。　　　　　　　　　　　　　　　
　　有識之士對中華民族的前景仍然充滿信心。譚嗣同說：“以中國地寶之富，人民之眾多而聰慧，必將為五大洲三十余國之冠。”［（１４）］孫中山以“多難可以興邦”，“失敗是成功之母”來激勵國人，他認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具有勤勞、善良、愛好和平諸美德，落后于世界只是暫時現象，過去中國走在世界前列，經過我們努力，今后仍然可以走在世界前列。
　　二是增強了全民族的歷史使命感。自中日甲午戰爭之后，中華民族的社會各階級都相繼登上歷史舞臺，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其間隔時間之短暫，規模之壯闊，成員之廣泛，幾乎是全民族的總動員，一浪高過一浪，直至推翻清王朝。充分表明中華民族的覺醒－－由自在的民族走向自覺的民族。
　　三是增強了改革意識，不同救國方案的漸次出臺。通過甲午之戰失敗的反省，中國的先進分子領悟到，欲解決中國的危機，僅從器物上把土槍土炮更新為洋槍洋炮是不夠的，還得從根本上即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康有為、梁啟超設計的救國方案是：在保持封建政治體制的前提下，主張廣開言路、興辦實業，訓練新式陸海軍。但“百日維新”失敗了，因為它沒有跳出“中體西用”的模式。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也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皇帝，這個神圣不可侵犯的龐然大物，不僅應該推倒，而且能夠推倒的。孫中山比同時代的人站得高，看得遠，他認為無論中學還是西學，都應以是否“適乎時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作為標準來衡量，決定棄取。這就使中國人在更廣闊的視野上，用分析的態度來對待中西文化。而且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被動走向主動。孫中山融合古今，貫通中外，博采眾長，并進行再創造。他自己說過：“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創獲而獨見者。”［（１５）］欲“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他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民主共和國思想，摒棄其屬于“霸道文化”的內容；他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大一統觀念、自強不息精神以及勤勞、尚慈善、愛好和平、注重修身等美德，至于君權、閉關自守、重本抑末等思想，已不合時宜，則斷然摒棄，他認為：“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１６）］孫中山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建樹反映出當時條件下可能達到的高度。
　　由帝國主義分贓會議對中國的欺凌引發的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人的第三次大反省。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破除了對西方文化的迷信，發生了從西方轉向東方尋找救國真理的歷史性大轉變。
　　五四時期提出的口號：打倒孔家店，倡導科學和民主。一破一立，抓住了中國社會問題的要害。
　　先說打倒孔家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還沒有觸動封建勢力的經濟基礎，更沒有從思想文化領域里完成戰勝封建勢力的任務。五四前夜，袁世凱的復辟帝制，以及文化上的尊孔讀經，便是明證。當時的“孔家店”已不是春秋時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形象，而是為歷代統治階級涂抹、喬裝之后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化身。因此，打倒孔家店，促使中國人全面檢討固有文化，進一步解脫封建主義的精神枷鎖，為社會變革提供必要的輿論準備，具有歷史的進步性。當然，從思想方法的角度看，打倒孔家店，存在片面性，沒有把孔子的本來面貌與經過封建統治階級改鑄過的孔子區別開來，沒有把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區別開來，也沒有把封建時代所產生的思想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區別開來，中國傳統文化不等于封建主義文化，傳統文化是世代相繼，源遠流長，是處理人和自然關系、人際關系方面的經驗總結，是中華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精神財富。作為歷史人物的孔子，以及傳統文化，這些東西不需要打，也是打不倒的。由于打倒孔家店，是一個政治口號，并不是具體處理學術問題的觀點，因而這一口號，在當時為新文化的傳播，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掃除障礙的功績是不能抹煞的。
　　關于民主和科學，是五四運動的兩面旗幟，是針對專制和迷信而提出的。民主是科學的政治保障，科學是民主的基礎。只有建設高度的比較完善的政治體制，從而才能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促進科學技術事業的日益發展，而科學事業的發展則呼喚著民主的政治體制的建立。所以民主和科學是一對孿生兄弟，正象專制和迷信亦是一對孿生兄弟一樣。民主和科學是近代中國人的共同奮斗目標。　　　　　　　　　
　　五四運動對促進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功績主要是：　　　　　　　　　　　
　　一是中國人的視野更為寬廣了。如果說，鴉片戰爭時期，睜眼看世界的僅僅是林則徐、魏源、容閎等少數人，五四時期則政治界、知識界、工商界，形成大批群體，他們競相謀求與域外發生政治的、文化的或經濟的交往。反映了中國人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發生了由被迫向自覺的轉變。　　　　　　　　
　　二是對中國固有文化進行的一次大反思，亦是最為猛烈的沖擊。延綿多年的學校與科舉、中學與西學、舊學與新學、文言與白話、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乃至中國人的國民素質的爭論，高潮迭起。實際上是對不適應時代潮流的舊教育、舊文藝、舊道德、舊傳統的一次批判與革新的運動。　　　　　　　　　
　　三是造就了一批有為青年。五四時期，站在歷史潮流最前列的是青年，他們敏感，善于吸收新鮮事物，最富有正義感、時代責任感和開拓創新精神，由青年人沖鋒陷陣推動全民族覺醒，成為五四的一個特點。（按：當年陳獨秀３９歲，李大釗３１歲、胡適２８歲、吳虞４８歲、劉半農２８歲、錢玄同３２歲、魯迅３８歲、蔡元培５１歲、蔡和森２４歲、瞿秋白２０歲、毛澤東２６歲、周恩來２１歲）這批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多數人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從學習西方轉而學習東方。毛澤東精辟地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１７）］中國人自學得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后，方才弄明白“老師”總是打學生的道理，認清近代中國貧困落后主要是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中國欲富強，得首先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２８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建了人民共和國。　　　　　　　　　　　　　　　　　　　　
　　　　二　　　　　　　　　　　　　　　　　　　　　　　　　　　　　
　　回顧近百年史，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經受全面錘煉和暴風雨般的洗禮。百年史是災難，亦是一種機遇：中國人從屈辱中反省，從反省中奮起，從而促進了民族文化素質隨著社會的轉型而轉型。其速度之快，來勢之猛，超乎常規。我國有“多難興邦”的古訓，“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１８）］“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圣明。”［（１９）］亦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２０）］以往，人們對百年史的災難說得多，對百年史的進步則失之簡略。百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短暫的一瞬，近百年的中國史，既有血跡斑斑的一面，又有光輝燦爛的一面；既有備受欺凌的一面，又有打敗日本軍國主義揚眉吐氣的一面；既有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面，又有經濟上從農業社會急速轉向近代工業社會的一面。呈現出半殖民地半獨立，半封建主義半資本主義的復雜情景。民主革命勝利之后，又在社會主義大道上昂首闊步地邁向繁榮富強。巨大的歷史災難換取了巨大的歷史進步，其中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主要是充分弘揚了中華民族的自強不息精神。　　　　　　　　
　　鴉片戰爭之后的百年史，中國遭到的災難幾乎到達亡國滅種的險境。百年間，英、法、美、日、俄等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大小計數百次，簽訂不平等條約１１００多個，割讓土地達１００多萬平方公里，賠款１３億兩（白銀）。僅１９３７年日本軍國主義侵華，中國人死亡２０００多萬，財產損失上千億美元。承受這么深重的災難，在世界各國各民族中實屬罕見。際此危難時刻，中華民族所固有的“自強不息”精神獲得充分弘揚。《周易·彖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說，人們應該努力向上，奮發有為，永不停頓，正象天體運行永不停頓一樣。御侮自強、救亡圖存，是貫穿于近代史的一根主線。自強，不僅包含頑強反抗外來侵略的一面，還有努力消除自身弱點的一面。林則徐的虎門銷煙，表達了中國人民反侵略的壯舉，太平天國則制訂了嚴禁吸食、販賣鴉片的政策，“洋煙為妖夷貽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癮，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黃煙有傷身體，無補饑渴，且屬妖魔惡習。倘有販賣者斬，知情不稟者一體治罪。”［（２１）］“吸鴉片者立斬”［（２８）］這表明，清王朝的某些封疆大吏與農民群眾在“御侮”、“自強”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的一致性。魏源倡導“師夷長技以制夷”，幾乎亦取得了各階級的共識。首先，響應這一倡導的，并不是洋務派，而太平天國政權很早就通過購買、繳獲、仿造諸途徑“師夷長技”－－掌握洋槍洋炮，甚至連曾國藩都曾向李秀成作過請教。［（２３）］甲午戰爭之后的戊戌變法，義和團與辛亥革命，是三個不同階級的登臺表演，其形式與內容固然有許多差異，但救亡圖存這一根本宗旨上則是一致的。為了救亡圖存，以貧苦農民、手工業工人為主體組成的義和團，曾提出“扶清滅洋”、“助清滅洋”、“興清滅洋”、“順清滅洋”、“保清滅洋”、“護國滅洋”等口號，表明當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的階級矛盾已有所淡化；以推翻滿族統治集團為主體的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卻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思想，又反映了在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國內的民族矛盾亦有所淡化。帝國主義的侵略，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因為在外敵侵略面前，中華各族人民都是受害者；反對帝國主義以爭生存、求發展乃是中華各族人民的共同歷史重任。
　　　　三
　　縱觀百年來，在外來文化的沖擊碰撞下，亦暴露出由于長期封建專制統治以及以小農為主體的農業社會所造成的中國人文化素質上存在的問題。
　　一是整體文化水平低。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是農民，而農民絕大部分是文盲，祖祖輩輩在一塊土地上“男耕女織”，交糧納稅。掙扎在饑餓線上的農民，封建迷信積習甚深；貧困，伴隨的必然是愚昧和落后，有反抗意識，但缺乏民主意識和科學精神。僅以兩次農民起義為例：　　　　　　　　　　　　
　　太平天國是舉起“皇上帝”的旗幟發動起義的，但“皇上帝”最終地捆住了自己的手腳。在湘軍包圍天京時，洪秀全拒絕李秀成提出的戰略轉移的建議，困守孤城，幻想“皇上帝”會派來天兵天將。然而“鐵桶江山”終于被一捅而破。如果說，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由于有一批知識分子的介入使得運動的組織、綱領、政策諸問題上頗有一定規模和聲勢的話，那未義和團運動就相形見絀了。義和團勇士血肉之軀與侵略者拼搏，可歌可泣，但勇士們竟自認為刀槍不入，作了許多無謂犧牲，搗毀鐵路，焚燒教堂，攻打外交使館等等，都失于缺乏必要的科技知識，法律知識與國際知識。再如在１８７０年６月發生的天津教案，是由法國天主教堂迷拐幼童剖心挖眼作藥用的謠傳引起的，群情洶洶。幾乎釀成一場戰禍。經曾國藩查處，澄清了事實。
　　“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尸，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行？……眼珠若盈壇，則堂內必有千百無目之人，毀堂之時，何無一人見在？即云殘害，其尸具又將何歸。此可決知其妄者。”［（２４）］外國傳教士確有侵略劣跡，但挖眼剖心殘害兒童則查無實據。居然有那么多人傳謠、信謠，反映出群眾的愚昧落后。
　　二是知識結構不適應時代需要。鴉片戰爭以來所發生的列強侵略中國的戰爭，直接的是兩種軍事力量的較量，實質上是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科技水平的較量，說到底又是兩種人才素質的較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獄，造成知識分子一些積習：諸如遠離政治，自嗚清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懂經史子集，能琴棋書畫，但缺乏國際知識、自然科學知識，不會打仗，不會辦外交，不會經商理財；習慣于在故紙堆爬梳，做注釋注疏性文章。嚴復指出：“且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既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經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才，復何民智之開之與耶？”［（２５）］稍后的鄒容更是痛快淋漓地抨擊：“中國士子者，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漢學者流，尋章摘句，箋注訓詁，為六經之奴婢，而不敢出其范圍；宋學者流，日守其《五子近思錄》等書，高談其太極無極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東西廡上，一ｈāｎ＠⑤冷豬頭；詞章者流，立其桐城、陽湖之門戶流派，大唱其姹紫紅之濫調排控；名士者流，用其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五律，六品官階，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之大本領，鉆營奔競，無所不至。”［（２６）］甚至，連光緒皇帝也意識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后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應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２７）］
　　經鴉片戰爭之后，大最引進了近代科學知識，如天文、氣象、數學、理化、博物、地理、化學、生物學、光學、醫學等廣泛的科學領域，大大充實了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更主要的是，適應時代的需要，中國新型人才應運而起，其渠道有二：首先從封建士子中分化出來－－林則徐、魏源、龔自珍、洪仁ｇàｎ＠③、王韜、鄭觀應、馮桂芬、馬建忠、薜福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他們的特點是，自幼接受封建教育，國學底子厚，多數有為官從政的經歷，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或辦理洋務，或從事外交，對外國人有較多接觸，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制度，發生了逐漸地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轉化過程。第二種類型的，就是自幼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教育，成為新一代的近代知識分子，如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派三批幼童赴美留學，１８８１年近百名學成回國人員，分別在鐵路、電報等企業任工程師、經理，或充任外交官、或任教員、醫生、海關官員，其中有杰出人物詹天佑。稍后又派青年分三批赴英法留學，回國后參與造船、開礦、制造火藥等等。其中有著名人物嚴復。自１８７３－１９１１年，各省所派官費留學生總數為３３２０人，加私費留學生，合計約有數萬人。［（２８）］此期間，清政府逼于形勢也作了教育體制的改革，廢八股，改書院、私塾為學堂，在課程設置上，中小學除各門基礎知識外，增加了體育、音樂、美術，大學本科分設八科，其中政法科，學政治法律；格致科，學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工科，學土木、機器、造船、兵工、電氣、建筑；商科，學銀行、保險、關稅、貿易等。中國知識階層擺脫八股取士的桎梏，睜眼看世界，從全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知識階層，以及稍后出現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向東方尋找救國真理的知識階層。
　　三是傳統價值觀遇到挑戰與近代價值觀的產生。主要是下列各點：由崇尚道德到注重物質建設。中國以儒家為主體的傳統價值觀是重義輕利、崇德賤力。孔子主張“義以為上”［（２９）］董仲舒發揮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３０）］這種把“義”與“利”相孤立和對立的觀點，在列強的洋槍洋炮面前，顯得蒼白無力。講仁義道德，而如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作后盾，整個民族只能處于被欺凌的地位。有識之士領悟到：只有富，才能強，只有“自強”，才能“御侮”。從而開始了由崇尚道德，到注重物質建設，走富國強兵之路。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興辦洋務企業，到甲午戰爭失敗之后，出現的實業救國高潮，一批民族工商業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出現。孫中山認為：“實業發達，鐵路大通，則十年后，（中國）未嘗不可成為極富之國也。”［（３１）］
　　從閉關自守到被迫開放，再到主動開放。英國的大炮曾“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３２）］但是從太平天國起，就有主動引進的意識。洪仁ｇàｎ＠③在《資政新篇》中明確表示：“凡外邦人技藝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許其通商，……并教技藝之人入內，教導我民。”晚清時期公派或私費出國留學、出洋考察幾成風氣。中國與世界結束人為的隔離狀態，與各國各地區各民族加強　經濟文化交流，加速了中國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這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來，由于大工業的產生和發展，先前分散的孤立的地區和國家，逐漸為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世界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所取代，“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３３）］近代以來，已“把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聯結成統一的經濟整體。”［（３４）］誰欲自我孤立，誰就是自甘落后，然而已為世界歷史潮流所不容。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３５）］又說：“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３６）］
　　從“重本抑末”到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幾千年來封建統治者的基本國策是：重本抑末。其所謂“重”，無非是把廣大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向朝廷交稅，向地主交租，以維系王朝的長治久安，其所謂“抑”，即對于工商業者課以重稅，多方限制的政策，以避免造成人口流動等不穩定因素。以至于明末以來東南沿海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未能獲得正常發育并轉化為資本主義。列強破門而入后，有識之士始認識到，振興工商是由弱轉強，由貧轉富的關鍵。李鴻章說：“泰西以商立國，商務之盛衰，即國勢強弱所由判，凡有益商務者，必竭全力以圖之。年來日本步趨泰西，亦四出通商，以為利國利民之本。”［（３７）］　　　　　　　　　　　　　　　　　　　　　　　　　　　　　　　
　　注：　　　　　　　　　　　　　　　　　　　　　　　
　　（１）《清仁宗實錄》卷３２０，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己丑。
　　（２）（７）（８）（９）（１０）《中日戰爭》續編（三）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１月版，第３１６頁；第２７８頁；第２３２頁；第５７６頁；第３１５頁。　　　　　　　　　　　　　　　　　　　　　　　　　　
　　（３）魏源《海國圖志·敘》。　　　　　　　　　　　　　　
　　（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５４５頁。　　　　　　　
　　（５）《白虎通·王者不臣》。　　　　　　　　　　　　　　
　　（６）洪仁ｇàｎ＠③《資政新篇》。
　　（１１）香港興中會章程。　　　　　　　　　　　　　　　
　　（１２）《清朝文獻通考》四夷考一。
　　（１３）容閎《西學東漸記》。　　　　　　　　　　　　　　
　　（１４）《譚嗣同全集》卷三。　　　　　　　　　　　　　　
　　（１５）（３１）《孫中山全集》第７卷第６０頁；第２卷第４５２頁。
　　（１６）《孫中山選集》下卷第６４９頁。　　　　　　　　　　　　
　　（１７）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１８）《左傳·昭公四年》。　
　　（１９）（晉）劉琨《勸進表》。
　　（２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第１４９頁。
　　（２１）《太平天國文書匯編》第９０頁。
　　（２２）《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緝》（五）第８１頁。
　　（２３）詳見拙作《論太平天國推進中國近代化的歷史功績》，《歷史教學》１９９２年第１２期。
　　（２４）《曾國藩全集》奏稿卷廿九，同治九年六月廿三日，六月廿八日。　　　　　　　　　　　　　　　　　　　　　　　　
　　（２５）嚴復《原強》，《侯官嚴氏叢刻》卷三。　　　　　　　　
　　（２６）鄒容《革命軍》。　　　　　　　　　　　　　　
　　（２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上諭檔》，光緒廿四年五月。
　　（２８）張玉發《清季的革命團體》第５２－５３頁。
　　（２９）《論語·陽貨》。　　　　　　　　　　　　　　　　
　　（３０）《漢書·董仲舒》。　　　　　　　　　　　　　　　　
　　（３２）（３３）《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２卷第３頁；第１卷第２５４－２５５頁。
　　（３４）《列寧全集》第３卷第４５頁。　　　　　　　　　　　　
　　（３５）（３６）《鄧小平文選》（三）第６４、９０頁。　　　　　　
　　（３７）《李文忠公全書》第４１卷第３４頁。　　　　　　　　　　　
　　　　　　　　　　（作者單位：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兆錄）
　　
　　
　　
南京社會科學027-034K3中國近代史沈嘉榮19951995 作者：南京社會科學027-034K3中國近代史沈嘉榮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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