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家安全觀的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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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487(2002)03-0037-03
  國家安全,是指國家不存在危險或不存在對國家的威脅。它是一個最基本的政治概念 ,也是一個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石,沒有安全就不會有 真正的生存權,沒有安全也談不上穩定和發展,謀求國家安全應該是一個國家追求的永 恒目標。
  國家安全觀是有關安全問題的理論,是國家具體安全政策和安全戰略的指導思想。國 家安全觀是對安全環境即國際發展趨勢的反映,它能否準確地反映客觀現實,將決定著 安全觀本身的指導效力與生命力,決定著國家安全政策和戰略的有效性[1]。因此,國 家安全觀作為對于國際大趨勢的宏觀把握,應當具有前瞻性,具有較長時間的指導意義 。
  一、傳統國家安全觀向新國家安全觀的衍變
  確定國家安全觀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明確安全的概念和內涵。冷戰時期,在東西方嚴峻 對峙的兩極格局中,國家間的聯系被局限在兩個政治制度與經濟體制完全不同的世界之 內,國家間關系往往被打上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烙印。國家間競爭以政治對抗、軍事對峙 、意識形態對立為主要特征。由此導致軍事安全成為傳統國家安全觀的重要特征之一。 為此,就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軍事優勢,增強國防實力,克敵制勝。因此,軍事 現代化是各國的必然選擇,尤其是大國,無一不把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張揚國威的重要 基礎。
  冷戰結束以后,傳統的國家安全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世界性軍事結盟對抗的結束以 及大規模戰爭危險的減弱,降低了以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傳統安全的地位。美蘇爭霸是冷 戰時期發生世界大戰的主要危險。冷戰的結束使世界大戰的危險驟然下降,因為它使美 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大大減少,而只要美國與世界主要國家間沒有全 面戰爭,世界大戰就不可能發生。90年代初期,大國之間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軍事沖突的 危險。與此同時,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有形和無形地影響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 與判斷。在保障國家安全和構建安全體系的進程中,人們愈來愈認識到,大規模殺傷型 武器的擴散,國家關系準則和規則的發展與成熟,世界人民對和平的向往,經濟一體化 導致各國利益的相互依賴與影響的增加,等等,都使影響國家全的因素顯著增多,并對 傳統的國家安全范疇提出了挑戰。
  因此,隨著人們逐漸采用全新的視角和方法來看待國家安全問題,最終就出現了一種 全新的安全觀念。這種新的安全觀與舊的安全觀比較,其內涵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如安全單元的多元化,即安全主體已不再僅僅局限于國家,小至個人,大至全球組織均 可能與安全相關;安全要素的多樣化、綜合化,即除了領土、人口、資源與政治主權外 ,經濟、社會、科技、環境等因素都會對安全產生影響;安全手段的復合化,即單純依 靠軍事手段將無法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這些變化表明安全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軍事 與政治安全,而是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網絡安全以及環境安全等方面的有 機統一,是一種綜合安全觀的概念。應該說,新安全觀的內容和特點是符合時代發展潮 流的,它摒棄了那種將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基礎上的陳舊安全觀,對于促進國 家社會的合作和信任,維護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新安全觀的基本內容雖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其與傳統安全觀并不是 對立的關系。新安全觀實際是一種放大的安全觀。傳統的安全觀有其優點,有值得保留 和光大的內涵,但也有一些應當調整、充實或改變的地方,因為時代在變化。特別是在 經歷東亞金融危機和科索沃危機這兩場世紀末的大危機,以及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年頭 ,發生在美國的震驚世界的“9·11”國際恐怖主義事件后,這種調整和充實就更加顯 示出它的必要性了。
  二、新國家安全觀對傳統國家安全觀的繼承和發展
  安全不是純粹的軍事現象,它從來都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科技和軍事 等因素的綜合產物。在后冷戰時代,安全基礎的這種綜合性質更加明顯,安全的軍事成 分進一步降低。
  經濟安全地位的上升。在國家所維護的價值中,經濟繁榮無疑占有核心地位。發展經 濟,增強國力,是當前各國所關注的首要問題。因此,經濟安全就躍居為國家安全的核 心。它與傳統國家安全觀對于經濟安全的理解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傳統的國家經濟安全 理論認為:國家經濟穩定與發展主要受到資源稟賦、經濟波動周期、自然災害、人口增 長與失業、戰爭等因素的制約和威脅,主要關注資源的有效供給,避免商品短缺和經濟 危機,免受敵對國家的攻擊與封鎖,減少自然災害,防止出現人口過快增長和經濟危機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經濟安全,這種經濟安全大都屬于內部因素,在國 家主權控制范圍以內。它表明,傳統安全觀對經濟安全的理解更多地側重于國家的生存 與發展。在這種認識中,本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安全是相對分離的。換句話說,這只是一 種單純的國家利己主義,或者說是經濟民族主義。它與軍事、政治安全雖然也有著極為 密切的聯系,甚至可以說前者就是后者的表象,但它卻并未認識到,自然也談不到承認 整體國際經濟環境的重要性。而恰恰就是這一點,才使之與當今新的經濟安全觀——那 種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進程加速所日益凸現的經濟安全觀——區別開來。這里所說 的新的經濟安全是一種以全球為主體的經濟安全,是一種賦予經濟安全更多獨立地位與 意義的安全,是一種重視并竭力提高國家經濟實力的經濟安全。隨著各國經濟發展對海 外市場依存度的增高,它必將使人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及由此形成的關于國家安全的觀 念與世界日益融為一體。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發展,國際競爭空前激 烈,金融和經濟風險增加,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聯系日趨加深。即使是一個國家 的經濟出現風吹草動,也會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產生利或弊的影響。毫無疑問,對于經濟 落后的國家,全球經濟一體化在客觀上挑戰大于機遇,應該說敏感度升高了,脆弱點也 更多了。因此,這種新的經濟安全觀又帶有傳統安全觀的明顯痕跡,即需要我們重視國 家的經濟實力,以防范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外部危險和威脅。經濟安全在一定意義上已成 為衡量國家權力的尺度。
  軍事安全仍是傳統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古往今來,弱國無外交,弱國受人欺,只有 建立強大的國防,才能保障國家安全。這就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軍事優勢,增強 國防實力,以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沒有了軍事上的安全,其它任何領域的安全都將喪 失依托和前提。科索沃戰爭和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的血的事實特別向人們昭示了這 一深刻的道理。我們必須警醒的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奉行冷戰思維,指 望以軍事同盟、軍事手段達到自己目的的還大有人在。這是我們在談論新安全觀時應保 持高度警惕的。盡管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國際關系的主旋律已發生變化,國際沖突 開始讓位于國際合作。各國行為主體間的安全更多地不再是“零和博弈”。可以毫不夸 張地說,一國的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建立在合作安全的基礎上。此外,安全不能 靠單邊安全來實現,要通過雙邊或多邊合作來實現。這使得傳統軍事手段在追求國家利 益中的作用產生了新的變化。單純或過度依賴軍事力量并不能必然維護國家的安全。“ 9·11”事件就是對布什新政府上臺后大力推行的全球導彈防御系統的莫大嘲諷。事實 證明,若要徹底鏟除國際恐怖主義這一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毒瘤,美國那種我行我素 、強權主義的單邊外交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最終只能將其引入孤立無援的死胡同。20 01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的六國元首聯合簽署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 主義上海公約》,為探索新型國家關系、新型安全觀、新型區域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益的 經驗。顯而易見,只有采用平等協商、認真對話、互諒互讓、共同安全的思路和方式, 才是國家安全、世界安全的可靠保障。
  同軍事安全一樣,政治安全也是傳統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即主權國家如何防止來自 外部的政治干預、壓力和顛覆以及內部敵對政治勢力的破壞活動。其主要表現是國際政 治斗爭。冷戰結束后,兩種意識形態對立的矛盾暫時減弱下來。但國際政治斗爭并沒有 消失,恰恰相反,西方國家“西化”和“分化”野心不死,只不過是在策略上更加隱蔽 而已。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對國家政治安全最主要的外部威脅。隨著全球經濟一體 化程度的加深,主權國家對內部事務的主導權確實受到一定削弱,但這并不會導致國家 主權消亡,尤其是在政治事務方面。許多國家政治安全都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威脅,存 在或多或少的危險。政治安全更多是通過外交斗爭和政府行為來維護,但也離不開經濟 實力和軍事實力的支撐。此外,政治安全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礎。
  網絡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重心。當前,社會信息化進程不斷加速,人類即將邁入一個 全新的網絡社會,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愈益離不開計算機網絡。特別是電子信息技術和 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它可以從空中跨越國界形成連續和猛烈的沖擊,如何在信息技術和 國際互聯網絡迅速發展的條件下確保國家安全,已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焦點。安全問題 上的“網絡意識”主要指應當意識到物流、資本流、人流、思想流等要素的相對自由的 流動已經使各國連成了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形成了一個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問題上 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網絡。這個網絡制約著所有國家,改變了國際安全環境。網絡對 國家的主權、領土、領海和領空的安全所造成的威脅是不言而喻的。如在軍事方面,衛 星遙感技術和光纖通訊技術的發展,可以使一國境內的任何露天軍事目標都被偵察得一 清二楚,使得軍隊調動、國防施工和軍事科研活動的保密工作越來越難。敵對國家還可 能通過入侵和破壞信息網絡,對銀行、證券、交易所、交通、電視、電話、電力等網絡 進行打擊和破壞,從而造成國家經濟癱瘓,給國家經濟安全帶來嚴重威脅。另外,網絡 對維護國家社會安定也提出了挑戰。它所具有的信息快速傳播功能,使任何一個國家的 信息都能立即傳遍全球每個角落,從而可能影響到一個國家內部的安定。[2]總之,信 息技術和國際互聯網的發展使人類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行為大大超越了主權國家 的自然地理疆界。可以預料,隨著國際互聯網絡的不斷發展,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越 來越大。在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的條件下,如何確保國家安全已成為各國面臨的一 個新挑戰。因此,網絡安全研究對于傳統的國家安全觀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江澤民在20 01年7月11日中共中央舉辦的關于充分運用法律手段、加強信息網絡管理的專題法制講 座上強調:對信息網絡化問題,我們的基本方針是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 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網絡化的發展中占據主動地位。[3]這說明在中國培育和樹立 安全網絡建設、維護國家安全已是迫在眉睫。
  環境安全是指免受環境惡化與環境沖突所造成的威脅。這是一個全新的安全概念和安 全理論。其意義在于拓展了傳統安全的內涵,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非軍事、非暴力原 因所造成的安全威脅,特別是環境問題所造成的安全挑戰。當今人們重視環境安全,主 要不是為了獲取政治權力,擺在首位的是基于全球環境壓力而凸顯的生存安全的考慮。 如資源短缺、資源質量的下降、人口的激增、土地的荒漠化、森林的毀損及其對氣侯的 影響等等。同時,環境安全也反映了人類對新的安全問題的深切關注,從而使安全研究 更貼近現實。環境威脅對人類生存的重大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揭示這一新的現實和趨勢 ,對于人類在確保自身安全與發展方面獲得更多的自由與主動性是十分有意義的。環境 安全最富有吸引力之處在于它不僅賦予傳統安全觀新的內涵,還在于其以特殊的視角與 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從而使它有了更深刻的意蘊,呈現出更廣闊的應用前景。 [4]從某種意義上說,環境安全的提出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這一點在《我們共同 的未來》中有明確的闡述:“和平與安全的某些方面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直接相關的 。實際上,它們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5]不難想見,環境安全必定會在人類處理國 際關系和應對生存挑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中國國家“新安全觀”的構建
  世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變化了的世界需要摒棄冷戰思維,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 安全觀。冷戰后中國對國際安全形勢的戰略認識的一個主要內容,即是對世界和平與安 全主要威脅的判斷。從1992年召開的“十三大”一直到今天,中國政府一直認為冷戰后 對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主要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 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接受和逐步采取綜合安全的安全戰略思想。以 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第二代、第三代領導集體認為世界各國的競爭已轉為綜合 國力的較量,中國應該集中精力和一切力量,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我們國家的安全 ,歸根結底要靠增強我們的綜合國力。”[6]與之相適應,“綜合安全”的觀念逐步進 入中國的安全觀念之中。“國家安全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安全,而應是包括經濟、科技、 政治、軍事等在內的綜合安全,形成了必須發展包括經濟、科技、政治、軍事在內的綜 合國力的新安全觀。”[7]1997年3月,中國政府在同菲律賓共同主辦東盟地區論壇信任 措施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了適合冷戰后亞太地區各國維護安全的“新安全觀”。此后 ,中國政府又在不同場合對這種新的國家安全觀作出了比較全面的闡述。1997年4月, 《中俄關于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中說,雙方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 遍意義的安全觀,認為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 家之間的分歧和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建立相互了解和信 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8]
  中國倡導的“新安全觀”吸收了各國綜合安全的合理主張,是中國安全戰略思想的集 中體現。新安全觀在安全內容和實現安全的途徑兩個方面,強調以不同于冷戰思維的新 的觀念與戰略來維護和促進國家安全。[9]
  在安全內容方面,中國的安全觀是一個綜合安全觀。在注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 全的同時,也注重政治和社會穩定、經濟安全、網絡安全、能源環保等新型安全問題。 在地區和國際安全問題上,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 系,并使之成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的政治基礎和前提;各國在經濟領域加強互利合作,相 互開放,消除經濟交往中的不平等現象和歧視政策,逐步縮小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謀 求共同繁榮,作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的基礎。概言之,“新安全觀”的核心應該是互信、 互利、平等與合作。
  在實現安全的途徑方面,中國的“新安全觀”在承認軍事安全的適當地位的同時,也 把國內政治、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和外交關系的改善作為實現 國家安全利益、促進地區和全球安全和穩定的主要途徑。中國主張各國應通過對話與合 作增進相互了解與信任,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認為這是確保和平 與安全的現實途徑。中國認為,安全不能依靠增加軍備,也不能依靠軍事同盟,安全應 當依靠相互之間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聯系。“中國支持在平等參與、協商一致、求同存異 、循序漸進的基礎上開展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的地區安全對話與合作。中國主張, 相互尊重而不是恃強凌弱,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對抗,協商一致而不是強加于人,應該 成為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的方向和特征。”[10]因此,對話與合作應是促進地 區和平和發展的主要支柱。
  冷戰后,中國與本地區有關國家根據各自的需要和具體條件,逐步建立了雙邊和次區 域的信任措施。中國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 坦、蒙古等國解決邊界問題及在邊境地區建立信任措施,還與俄羅斯、美國、法國、德 國、烏克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及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了定期或 不定期的安全、防務和軍控磋商機制,并同印度、越南等國爭取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努 力,為國與國之間解決矛盾分歧,促進安全和穩定開創了新的范例,創造了新的安全模 式。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走向世界,中國還將不斷探索適合冷戰后時代潮流的安全戰略 觀念、理論及政策方針,以實現中國的安全利益并促進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與發展 。
  收稿日期:2002-01-21
求實LL南昌37~39D4中國政治劉文匯20022002國家安全觀是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理論。隨著冷戰的結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傳 統的國家安全觀由軍事與政治安全已衍變為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網絡安全 以及環境安全等方面的有機統一,亦即所謂“綜合安全觀”。這種安全觀的特點是強調 綜合安全的重要性,特別是突出經濟安全的核心地位,但它也仍然繼承了傳統安全觀的 主要內容。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在結合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借鑒各國安全理念的基礎上 ,中國的新國家安全觀也逐漸形成,并對維護和促進國家安全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安全/綜合安全/中國國家安全南京師范大學,江蘇 南京 210097  劉文匯,女,南京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碩士。 作者:求實LL南昌37~39D4中國政治劉文匯20022002國家安全觀是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理論。隨著冷戰的結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傳 統的國家安全觀由軍事與政治安全已衍變為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網絡安全 以及環境安全等方面的有機統一,亦即所謂“綜合安全觀”。這種安全觀的特點是強調 綜合安全的重要性,特別是突出經濟安全的核心地位,但它也仍然繼承了傳統安全觀的 主要內容。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在結合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借鑒各國安全理念的基礎上 ,中國的新國家安全觀也逐漸形成,并對維護和促進國家安全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家安全/綜合安全/中國國家安全

網載 2013-09-10 21: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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