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框架和學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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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倫理學到底研究什么?作為一門新學科,它的學科標志或特征又是怎樣的?隨著目前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興起,提出和討論這些問題,對于建設和促進這門新學科,無疑是有意義的。本文試圖從現代經濟特征、經濟倫理學框架和經濟倫理學學科特征這三方面來粗略地構畫它的一些基本特點。作者的基本看法是,盡管各國的經濟制度、經濟發展有所不同,但各國所面臨的經濟倫理問題大都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發生,因此是具有豐富個性的共性問題。此外,盡管經濟倫理學學科目前仍在建設中,但其主要特征已經基本形成。因此,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展開評論和研究。
      一、改革中的現代經濟
  經濟,是社會存在的基本條件和基礎,這是馬克思在19世紀發現的“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的一個簡單事實”(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4頁。)。這一點,隨著經濟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已經愈益為人們所承認。
  不過,作為現代社會“簡單事實”的是現代經濟。《經濟倫理學·概念和案例》(注:Manuel G. Velasquez: Business Ethics.P16-18.)一書作者曼紐爾·G ·維拉斯科茲對現代經濟的特征作了如下簡要概述:
  1.社會成員為達到生活、生產、文化和教育等各種目的,就要建立我們稱之為制度的一些相對穩定的活動形式,即家庭、經濟、法律、政治和教育制度。而“在當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制度是經濟制度。”
  2.經濟制度的目的有兩個:提供社會成員所必需的商品生產、服務和在社會各成員之間分配這些商品和服務。因此,經濟制度決定:由誰生產,如何組織生產,消耗什么生產資源,如何在社會成員中分配產品和收益。
  3.企業是現代社會中人們籍以承担生產和服務的主要經濟單位。它們提供社會成員得以將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稀少資源結合起來轉化為可用物品的基本結構,提供以消費者產品、雇員工資、投資者回報和政府稅收形式分配這些物品的渠道。開采、制造、零售、開辦銀行、營銷、運輸、保險、建筑和廣告是我們現代企業設施的生產和分配過程的不同方面。
  4.現代企業最重要的組織形式是公司。“大公司組織支配著現代經濟。”如1990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銷售額達1260億美元,資產價值1730億美元,雇員77.5萬人。EXXON公司凈收入有1060億美元,資產830億美元,雇員10.4萬人。在世界190個國家中,只有8個國家的政府預算超過這些公司的銷售額。30個國家在制造業方面的雇員多于通用汽車公司。美國產業利潤和收益總數的一半掌握在100個大公司手中。 每個公司的資產至少達10億美元或更多。19.5萬個小產業公司的資產總額不到1 千萬美元,占國民產業總資產和利潤只有約10%。
  5.目前形式的公司是相對新的設施。盡管從16世紀的“合股公司”發展而來,但現代公司目前具有的絕大多數特征獲自19世紀。現代公司是法律永久假定的“個人”(法人),它們有權以其名字起訴和被起訴、擁有和出賣財產以及締結契約。作為一種組織,現代公司由三部分人構成。股東:出資和擁有公司,但其對于公司行為的責任限于他們所出的資金。董事和官員:通過“中層經理”管理公司資產。雇員:提供勞動和從事直接同產品生產和服務有關的基本工作。為處理復雜的協調和控制問題,這些大公司的官員和經理采取結合組織成員活動的官僚統治體制,以便取得某種結果或者目標。
  以上,曼紐爾從現代社會中經濟的地位、目的、基本單位、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尤其大公司的支配等方面勾勒了現代經濟的一般特征。他描述的現實基礎顯然在現代經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不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也正趨向于形成這些特征。如我國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同時“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以資本為紐帶,通過市場形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和跨國經營的大企業集團。”(注: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現代企業制度、公司組織形式和大企業集團,這些都屬于現代經濟特征。
  令我們感興趣并且應該關注的是,被認為典型地具有這些特征的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也面臨著改革。
  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國家普遍發生了學生運動。在美國,各種社會運動和思潮在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上半期匯成了聲勢浩大的“經濟倫理學運動”,矛頭直指“公司資本主義”。從學生提出“有罪的結構”到學術界研究“公司資本主義是否有未來”、“對美國資本主義前提的批判導致全球經濟思想的改革。”80年代初,當時任慕尼黑哲學研究所助教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論證:“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是不完全的。”那么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呢?從社會學、神學等觀點所作的一些批判指出,資本主義即便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也是不完全的。如從天主教觀點寫的批判文章“市場力量的神話”提出,“盲目相信市場力量必然導致社會不公正,并且其長期經濟效益也很差。”(注:CliffordLongley:The myths of market forces,Value Lines,Vol.XX,1995. P4)不止是經濟制度,同這種制度一起的現代經濟特征也被一一反思、重新考查。如企業的目標是否僅僅利潤、企業的責任是否僅僅為股東增值保值、公司是否愈大愈好等。
  另一方面,8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作為導致社會繁榮的經濟制度而被輸入東歐和南半球。這種全盤輸入被誤解為美國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的勝利。”但美國學者夏蒂·雷賓德倫指出,“對在美國實行的資本主義和在蘇聯實行的共產主義的仔細考察表明,兩種制度的特點都不能滿足群眾的需要;因此,兩種制度如不改革,都有被推翻的危險。”(注: Shanti Rabindran: Evolution Towand Humanistic EoonomicSystems, in Economics,P.89-95.)換言之,當東歐和南半球輸入西方尤其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時,后者自身也正面臨著危機,試圖通過改革求得生存和發展。這種動向某種程度上也促使東歐和南半球加入對它們所輸入的經濟制度思考、懷疑和改革的行列。
  這些動向同我們絕非無關。盡管我國的經濟改革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是吸收成功的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經驗為社會主義制度所用。但如果西方對這些成功的管理經驗本身也在重新反思評價,我們是否有必要而且應該了解其中的理由呢?我們的改革因而更為復雜,既要考慮這些特征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發生的問題,又要考慮這些特征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結合中已經或將會發生的類似問題以及可能產生的其它問題。
  還必須注意到的是,改革中的現代經濟,出現了如下戲劇性的對比或互補走向:在所有制、決策體制、激勵機制方面,原來基本是私有的、市場的、自利的,現在則趨向于混合所有的、國家和市場決策并用的、肯定倫理和精神激勵因素在內的多元動機結構;原來基本是國有的、國家計劃決策的、理想和精神激勵機制的,現在則趨向于發展民營所有企業、強化市場體制、市場決策和肯定個人物質利益機制。在公司規模方面,原來巨型化的,現在趨向于限制、分散,而現在小型化的,則鼓勵兼并、集中、巨型化。在價值取向方面,原來處于市場競爭效率高的,現在強調正義、公平和限制個人利益;原來吃大鍋飯、平均主義的,現在則強調效率、肯定個人利益等。就西方國家和我國而言,這些戲劇性對比或互補趨向并未取消各自基本經濟制度,但表現了在保持各自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取長補短,求生存和發展的改革特點。
  因此,曼紐爾描述的現代經濟特征仍然存在,但正經歷著重新設計和定位,全球性的經濟改革浪潮正在推進。經濟倫理學所研究的問題不僅一般地是在現代經濟、而且特殊地是在這種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
      二、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框架
  對經濟,無論是制度、組織、決策或行為等,傳統上大都只是從經濟角度提出問題,即只考慮經濟合理性問題。而經濟倫理學所研究的、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提出的問題則是另一類問題。它們是從倫理學角度對經濟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并不以經濟合理性為滿足,而是進而追究經濟存在、經濟行為等是否具有倫理合理性。在討論經濟倫理學之前,讓我們先看看“經濟倫理問題”是一些什么樣的問題。
  可以按不同的框架來提出經濟倫理問題。在美國,有的按企業的外部構成要素:消費者、供應商、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和客國與內部構成要素:雇員、股東、董事會和經理,將經濟倫理問題區分為外部經濟倫理問題和內部經濟倫理問題(注:Goodpaster, K.E.,Business ethics,in Becker, L.C.,ed.,Encyclopedia of Ethics, New York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1992,P111-115.)。 有的按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框架,區別為宏觀經濟倫理問題和微觀經濟倫理問題,如所羅門認為,“每種宏觀經濟理論有它的宏觀倫理假定,關于價值的來源和誰應當得到什么,關于政府的作用和企業的社會責任,如同每種關于個人交換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具有其關于公平交換和所涉及個人的權力和責任的觀點。”(注:Robert C. Solomon:Above.)還有的按四個方面來歸類,如霍夫曼將經濟倫理問題概括為:(1 )企業在其中所運作的制度環境的倫理問題,如資本主義是否公平制度等;(2 )在這種制度環境中運作的企業的性質和作用問題,如企業的責任是否創造利潤等; (3)在企業活動中產生的特殊倫理問題,如雇員的權力和責任、廣告、生產安全、對環境的義務和跨國經營等。(4 )企業組織和企業活動中隱含的價值和倫理評價問題,如機會自由、經濟增長、物質福利和未來公司的考慮等(注:W. Michael Hoffman & Robert E. Fredenick,Business Ethics.)。在歐洲,有的將經濟倫理問題分為廣義經濟倫理問題和狹義經濟倫理問題,如索雷爾按問題所涉倫理原則的狹廣,將經濟倫理問題分為涉及消費者、雇員、股東倫理規范問題的狹義經濟倫理問題和涉及國家、社會、環境和經濟制度倫理規范的廣義經濟倫理問題(注:Tom Sorell & John Hendry: Business Ethics.)。有的區別為具體問題和抽象問題,如布賴爾·哈維歸納為企業同雇員、股東和顧客的關系中發生的具體經濟倫理問題和企業與政府、社會、環境、市場制度等抽象經濟倫理問題(注:Brian Harvey: Business Ethics.)。在我國,有學者提出按經濟活動領域區分為:勞動倫理問題、企業管理倫理問題、經營倫理問題、分配倫理問題和消費倫理問題(注:王小錫:《經濟倫理學論綱》,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倫理學》1994年第2 期。)。
  比較普遍和通行的框架是,按宏觀制度、中觀組織和微觀個人這三個行動層次來提出經濟倫理問題。我下面也按這三層次來敘述經濟倫理問題,但作如下補充:(1)經濟活動有國內經營與跨國經營之分。 盡管跨國公司也可以歸在組織層次,但跨國經營,提出的倫理問題較國內公司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故需特別列出;(2 )通常在西方文獻中提出的大都是西方經濟倫理問題,我則將補充轉型期國家和中國經濟改革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經濟倫理問題。
      一、宏觀制度層次上的倫理問題
  對企業必須在其中活動的社會經濟制度環境方面的倫理問題。它大體上包括兩方面問題:(1)對主要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市場社會主義的道德評價問題。如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提出:資本主義或自由市場制度是否確實有助于好的社會并且反映最重要的社會價值?特殊地說,它是公平的制度嗎?它反映了人們關于公平分配的信念嗎?公平在現代經濟中的意義是什么?資本主義是否體現這一理想?由于這些問題與政治學、哲學和社會學關系密切,因而諸如A ·麥金泰爾、M·桑德爾、R·羅蒂和J ·羅爾斯等著名學者對這類問題的研究影響甚大。制度倫理問題在我國也很突出。如趙修義提出的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辯護問題(注:趙修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辯護問題》,《毛澤東思想研究》1995年第5期。),諸如分配正義問題、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等問題。在我國還有學者提出,制度倫理問題包括兩方面問題:市場經濟需要什么樣的道德以及市場經濟體制本身是否合乎道德的問題(注:項義華:《浙江社會科學》1997年第1期, 第67-69頁。)。(2)經濟條件、經濟秩序、 經濟和金融以及社會政策方面的倫理問題。如:文化、教育、醫療和住房等公共領域究竟是政府的責任還是企業的責任?例如在英國,政府是否應該拱手將這些公共部門讓給私有企業,后者會否不偏私地真正為公眾謀利嗎?在我國也提出經濟生活領域中市場交往形式有否限度、是否都可以通行市場交往形式原則等諸如此類同經濟有關的社會問題。
      二、中觀組織(公司、企業)層次上的倫理問題
  對公司、廠家、商號、基金會等組織提出的倫理問題,主要有兩類:(1)在社會經濟制度環境中運行的公司、 企業或組織的性質和作用。如企業的目的是否僅僅創造利潤?公司的責任是否僅僅為股東增值保值?公司的性質是否僅僅為股東創造財富的手段,或者它是顧客、供應商、雇員和社會之間的一種社會契約?如何既為公司股東賺錢又滿足所有其他社會組織對無污染生產、平等工作場所、無危險產品等的要求?公司的結構如何最佳地反映公司的性質和責任?(2 )中觀組織之間的關系問題。如怎樣處理作為某經濟組織的貿易伙伴如供應商或債權人的關系、如何處理競爭對手的關系等。
      三、微觀個人層次上的倫理問題
  它包括對公司與公司內外的個人以及這些個人之間的倫理關系、行為規范和價值觀念提出的問題。這些個人包括:股東、投資者、雇員、消費者、供應商等,統稱為“關民”即同公司的活動有關、受公司活動影響的所有人群。這一層次上提出的問題又可以分為兩類:(1 )公司同關民之間的倫理關系問題。如怎樣理解“顧客是皇帝”,在我國是“顧客是上帝”的說法?是否應當滿足“皇帝”或“上帝”的一切要求,即使不正當、不道德的要求也應當滿足?公司有否責任使消費者正當使用其產品?(2)關民之間的倫理關系問題。 如雇主能否對雇員提出超出合同規定以外的義務要求?男女雇員是否應當同工同酬?等。
      四、國際商務倫理問題
  國內公司的倫理問題,如公司的性質問題,也適用于跨國公司。但后者的問題更為復雜嚴峻。主要集中在跨國公司的倫理問題和倫理責任方面。具體如:怎樣對待客國與母國倫理規范、道德標準的差異問題。入鄉隨俗是否對?或者是否應當完全恪守母國倫理規范?隨著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開放和發達國家投資的擴展,近年來更為突出。對這些國家來說,國際商務倫理問題包括兩方面問題:引進來和走出去。如在我國,對外商投資是否應當實行稅收等優惠政策?這樣對民族公司是否公平?又如中國公司應否在國際市場上“自相殘殺”?究竟公司的利潤還是民族的利益應當優先?等。
  從以上經濟倫理問題來看,具有如下特點:
  1.系統性。盡管問題的框架有不同,但不論采取何種框架,都是從倫理學角度對經濟提出問題,問題本身都具有系統性。
  2.相關性。這些問題不僅有所區別,而且彼此相關。如“應當為誰的利益來管理公司”這個問題不僅是中觀倫理問題,而且涉及公司制度以及公司與其關民關系問題,因而同宏觀和微觀層次相關。如果公司是跨國公司,它還是國際商務倫理問題。就國際商務倫理問題而言,本身就牽涉三大層次問題:跨國公司同母國制度、政策、法律的關系,同客國制度、政策、法律的關系;跨國公司的目的性質問題,同客國公司和其它跨國公司的關系;跨國公司的關民是誰?它是否應當僅僅對母國股東負責,還是對客國其它關民也負有責任?等。
  3.交叉性。這些問題涉及經濟學和倫理學兩門學科,無論提出還是回答它們,都需要基于具體經濟學和倫理學分析之上,不是某一學科所能獨自解決的。
  4.時代性。如國際商務問題,是60年代跨國公司普遍發展并且發生問題后才提出的。又如公司的責任是否僅僅為股東增值保值的問題,也是60年代以后尤其美國經濟倫理學運動中才提出的新問題。這兩個問題在我國目前還未明確提出。盡管社會制度或市場發達程度因國而異,但既然是“世界經濟”,而且現代公司制度是我們所要建立的,那么西方已經提出的問題和有關研究,無疑就值得我們了解和探討。
      三、學科特征
  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倫理學還很年輕,許多理論問題尚未解決,如沒有達到國際公認的經濟倫理規范等。所以有學者建議,“把系統的經濟倫理學留給下一代 ” (注: 轉引自 Georges Enderle: Towardsbusiness ethics as an a cademic discipline,P1.)。在文化和價值多元化時代,要達到國際公認的經濟倫理規范,確實不易。但應該看到,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倫理學已經具有區別其它學科的明確標志,經濟倫理問題研究方面也有大量文獻,因而有可能揭示和把握這門學科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從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學科性質、同其它學科的區別這三方面對它的基本特征作一概述和討論。
    一、研究對象
  經濟倫理問題是經濟倫理學的具體研究對象,但問題并未窮盡對象。如古德斯特指出:“‘公司社會責任’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有時用作經濟倫理學的同義詞。但如果以為經濟倫理學專門研究企業組織與被稱為外部因素(如消費者、供應商、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和客國)的關系,那就錯了。雖則這些關系形成經濟倫理學的大量而重要的研究分支,但它并未窮盡這個領域。”(注:古德帕斯特:《經濟倫理學》,倫理學百科全書,1992年,第111頁。 )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經濟領域中的道德現象。它包括三大行動層次所有方面、關系等一切同道德有關的問題、行為、決策、法令、政策、規范、慣例等。道德與倫理學不同,前者指的是調整人們相互關系的行為原則和規范,后者指的是對于這些原則和規范的研究。換言之,道德是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倫理學是關于道德的研究學科。因此從這意義上說,經濟道德是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經濟倫理學則是關于經濟道德的研究學科。
  經濟倫理學對象的確立,揭示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恩德勒形象地用重疊部分來表示這一研究領域。他把社會領域劃分為經濟、社會、環境、政治四個圓圈,指出經濟圓圈與其他圓圈重疊部分即是經濟倫理學對象領域,認為在經濟倫理學運動之前,經濟這個圓圈同其它圓圈是分離的。確實,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說“把經濟看成是社會的一個獨立系統,這只是現代的事情。”(注:科斯洛夫斯基:《資本主義的倫理學》中譯本, 第3頁。)然而,這個問題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中不會發生。馬克思從社會關系區分出物質關系、思想關系,區分出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研究它們的運動和相互作用規律。當然,這種區分只是在概念中。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基本關系,領域是交織或“重疊”在一起的,交織重疊才能相互作用。不過,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恩德勒的這四個圓圈還不夠完全。實際上,經濟不僅同社會、環境、政治圓圈交織,而且還同包括道德在內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糾纏”一起。經濟在社會環境中進行,就有一個應該如何看待和處理這種社會環境的問題,因而就必然同道德相關。哲學或一般倫理學只研究這些基本關系、領域的決定與被決定關系、作用與反作用規律,并不具體研究同所有這些圓圈重疊一起并同道德“糾纏”一起而發生的經濟倫理問題。經濟倫理學對象領域的揭示不僅未改變并且基于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的總圖景,而且使這一總圖景中的部分聯系變得更具體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廣義的經濟領域;經濟不僅同社會、環境和政治圓圈,而且同包括道德在內的觀念上層建筑交織一起;換言之,道德與同其他圓圈重疊的經濟交織一起。經濟倫理學就是對同經濟交織一起的道德的特殊研究。
    二、學科性質
  經濟倫理問題是特殊倫理問題,用于這一新研究領域的倫理學仍然是一般倫理學,因此,經濟倫理學是應用倫理學。這一點已為經濟倫理學界所公認。如維拉斯科茲說,經濟倫理學是應用倫理學。它是關于道德對錯的特殊研究,主要研究道德標準如何特殊地用于經濟政策、制度和行為,是把我們關于善與正當的理解用于我們稱作“經濟”的制度、技術、交換、活動和追求等。霍夫曼說:經濟倫理學是從一定倫理觀點出發,考察、評價經濟慣例、目標、前提等。
  作為應用倫理學的經濟倫理學同一般倫理學關系的特點是,一般倫理學研究道德的起源、發展規律、同經濟的一般關系、適合整個社會的道德原則規范等,并不研究具體經濟倫理問題。經濟倫理學則不同,如經濟倫理問題所具體表明的,它研究經濟活動、經濟關系、經濟組織的倫理問題。一般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包括兩方面問題:經濟關系決定道德還是相反;個人利益服從社會群體利益還是相反。經濟倫理學并不研究這些問題,但以一般倫理學對這些問題的解決為前提和基礎,一般倫理學所證明的原則、標準和觀點,被用于具體經濟倫理問題。經濟倫理規范、準則等也如一般道德,通過輿論、習慣、內心信念等形式而起作用。
  經濟倫理學還是一門交叉學科。經濟倫理問題的交叉性質決定了研究這些問題的學科也必然具有交叉學科性質。換言之,經濟倫理理論、經濟倫理準則要在經濟領域中行得通,不僅應同一般倫理學原則相一致,而且還應得到經濟學的支持。因為經濟倫理理論或準則同人們經濟活動有關,是支配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一方面,它們付諸經濟實踐,而經濟實踐受經濟規律的制約,因此它們必須經受經濟實踐的檢驗。另一方面,經濟實踐是社會實踐,受經濟規律支配的經濟實踐是在社會中實現的,因此它必須接受社會行為準則的支配、同社會倫理規范相一致。這就使經濟倫理學具有雙重性格,不僅要從倫理學角度提出和考慮問題,而且要具有經濟學的常識和基礎。經濟倫理學因此成為交叉學科。如狄喬治所說“這領域由倫理學與經濟的相互作來定義”。一些學者因此還提出經濟倫理學作為交叉學科所需要的理論模式,如恩德勒提出:這種模式是廣義經濟學框架和規范倫理學的結合。所謂廣義經濟學模式,即對倫理學開放的經濟學理論,承認人類的動機和倫理價值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規范倫理學則是為經濟活動提供行為規范,而非僅僅描述倫理現象,澄清倫理術語。
  經濟倫理學的這種應用及交叉學科性質決定了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是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標準、要求的關系問題,決定了它的基本任務是發現、找到倫理學與經濟學兩者的結合點、重疊點,由此找到解決兩者沖突的基礎和原則(注:參見陸曉禾:論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毛澤東鄧小平思想研究》1998年第1期。)。
    三、同一些相關學科的關系
  盡管,經濟倫理學的歷史很短,但在美國,從70年代始,也經歷了一系列話題,如:企業與社會、組織中的人際關系、企業與政府等,到80年代,這些話題才統統冠之于“經濟倫理學”名稱。經濟倫理學同這些“前身”的關系怎樣?另外,既然經濟倫理學已有明確的學科標志,那么,它同企業倫理學、商業倫理學、管理倫理學、規范經濟學等有否區別?我在這里也作簡要的討論。
  1.經濟倫理學并不否認它的“前身”,而是把它們包括在內。如我們在關于美國經濟倫理學運動一章中所提到的,70年代,由于企業倫理問題的提出,企業與社會即公司的社會責任問題、組織中的人際關系以及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問題,最早引起學術界和社會的討論。到80年代,它們統統都集中在“經濟倫理學”名稱下,以至于它們常常被用作經濟倫理學的同義詞,如古德帕斯特所提到的那樣。經濟倫理學同這些“前身”的關系可用狄喬治的“包括它們所以改變它們”的話來概括。這些話題現在都成了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問題,但是在經濟倫理學的框架中被系統地研究。如企業社會責任話題成為中觀經濟倫理問題,組織中的人際關系成為微觀經濟倫理問題,企業與政府成為宏觀經濟倫理問題,并形成主要經濟倫理學理論。
  2.同企業倫理學的關系。經濟倫理學,有譯作企業倫理學的。實際上,兩者不能等同。如狄喬治說:經濟倫理學之前,也講企業倫理,反對說謊、偷盜、欺騙,但沒有形成一個固定領域,充其量只能說是企業倫理學階段。倫理學之應用于企業,一如它之用于政治、家庭和私人生活、職業和其它生活方面(注:Richard T. De George, The Status.P202.)。概括說來,經濟倫理學比企業倫理學的研究領域要寬, 經濟倫理學研究三觀問題,企業倫理學只涉及中觀倫理。經濟倫理學是從倫理學角度對經濟的系統研究,具有描述性、規范性和批判性,企業倫理學作為職業倫理學的一個分支,適應職業要求,肯定職業道德,突出的是規范功能。
  3.同商業倫理學的關系。商業倫理學“主要研究商業活動中所產生的各類道德現象和理論。”具體研究商業購銷、宣傳、儲存、流通到商業會計、統計人員的職業道德規范(注:劉光明:《商業倫理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頁。)。同企業倫理學一樣,商業倫理學同經濟倫理學的關系是部分和整體的關系。換言之,經濟倫理學概念比商業倫理學寬,后者包括在前者之中。也同企業倫理學一樣,商業倫理學屬于職業倫理學范疇,而經濟倫理學則是對經濟倫理問題的系統考察,不只是限于職業倫理研究。
  4.同管理倫理學的關系。“管理倫理學是以管理學作為元理論,用倫理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管理實踐的理論體系。它既是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也是倫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管理倫理學主要研究“道德與管理的關系問題。”即“揭示道德在社會管理總系統中和每個管理的分支系統中存在的方式、所處的地位及發揮道德功能的途徑和方法,揭示道德在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過程中的作用。”管理倫理學包括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一切領域的管理:現代管理過程道德、管理方法道德、國家管理者的職業道德、經濟管理倫理、企業管理倫理、工商行政管理倫理、商業服務倫理、行政管理倫理、政法管理倫理、人事管理倫理、軍事管理倫理、科技管理倫理、教育管理倫理、文化管理倫理、衛生事業管理倫理、旅游管理倫理、生態管理倫理、家庭管理倫理(注:溫克勤等:《管理倫理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 頁。)。管理倫理學在經濟管理倫理、企業管理倫理、商業服務倫理等領域同經濟倫理學研究對象交叉,但后者并不限于這些管理領域,還包括企業、公司等組織和制度等中觀和宏觀經濟倫理問題。
  5.同規范經濟學的關系。經濟學,如厲以寧所說,有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分。前者研究是或不是問題,后者研究應該或不應該問題。既然涉及了“應該或不應該”問題,那么規范經濟學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倫理分析的性質(注:厲以寧:《經濟學的倫理問題》,第1 頁。)。但規范經濟學仍然屬于經濟學。換言之,規范經濟學可說是一種廣義經濟學,它承認經濟學中有倫理方面的問題,經濟學范疇有倫理學含義,因而必須進行倫理分析,就此而言,它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性質同經濟倫理學相似。但經濟倫理學如狄喬治所說,屬于倫理學,它是從倫理學角度對經濟的系統研究,有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并且不只是提出規范問題,進行倫理分析,其基本任務是研究一般倫理學理論如何特殊地用于經濟領域,形成可用于這個特殊社會領域的經濟倫理規范和準則等。簡言之,規范經濟學是經濟學對倫理學的承認、開放,經濟倫理學則是倫理學對經濟學的開發、應用。兩者的交叉部分、性質相似,但有著系統、目的和所屬學科方面的差異。
  6.同經濟法、經濟法學的關系。經濟法是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各種經濟組織在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注:劉隆享:《經濟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頁。)。 經濟法與經濟倫理的關系類似法與道德的關系。它們同屬行為規范,調整的也是經濟關系,但經濟法由國家強行制定和執行,經濟倫理則依靠社會輿論、人們的信念、習慣、傳統維持。經濟倫理也可上升為法,成為法的倫理根據。如美國的反腐敗法令就經歷從經濟倫理到法的過程。經濟法學是以經濟法規為研究對象的法律科學,是法學體系中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學。它是從法律角度研究經濟問題,解決經濟法律關系,而經濟倫理學則是從倫理角度研究經濟問題,解決經濟倫理關系,兩者可相互補充。如美國的經濟倫理研究,就常作經濟法學與經濟倫理學的交叉分析。
  盡管經濟倫理學已經形成區別其它相關學科的標志,但由于它的研究對象同各種社會領域圓圈交織,處于復雜多樣的關系和作用中,涉及多學科研究領域,因此倫理學和經濟學只是支撐經濟倫理學的主要學科,經濟倫理學研究領域還是包括社會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組織學和管理學等多學科合作研究的天地,需要這些領域的專家共同研究探討。
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89~97B8倫理學陸曉禾19991999本文從改革中的現代經濟條件出發,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框架、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學科特征以及它同企業倫理學、商業倫理學、管理倫理學、規范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關系首次作了初步的闡述。陸曉禾,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89~97B8倫理學陸曉禾19991999本文從改革中的現代經濟條件出發,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框架、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學科特征以及它同企業倫理學、商業倫理學、管理倫理學、規范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關系首次作了初步的闡述。

網載 2013-09-10 2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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