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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廣東國民政府決定進行北伐。就在北伐正式出師的前兩天，即１９２６年７月７日，中共機關刊物《向導》上刊出了陳獨秀的一篇文章《論國民政府之北伐》〔1〕。此文一出，各界嘩然，國共兩黨內部更掀起了軒然大波。國民黨中央主席張靜江書面指責共產黨是破壞北伐，蔣介石在公眾集會上對共產黨進行惡毒攻擊，聲言一定要制裁中共，并禁止購買《向導》報，所以這篇文章在當時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史學的研究領域，臺灣學者認為陳獨秀作為中共的總書記是反對北伐的，其文章挑撥人民與國民政府間的感情，破壞國民革命。國內史學界也以此文為依據，認為陳獨秀是反對北伐的，并且是他“右”傾機會主義最有力的證據。近些年來，理論界對此有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筆者也想對此項研究有個嘗試，總的來說，陳獨秀是贊成北伐的。
　　　　　　一
　　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用軍事手段統一全國。孫中山先生在１９１７～１９２４年曾先后進行了三次北伐，但均告失敗。為完成北伐大業，國共兩黨于１９２４年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合作，兩黨對北伐態度是一致的，“只有緩進急進之分”〔2〕。早在孫中山先生進行北伐時，陳獨秀就提出了自己的北伐軍事計劃。他從當時反革命商團軍勢力的膨脹考慮，提出：“第一步是解散商團軍，第二步是討伐陳炯明，第三步才說得上北伐。”〔3〕然而國共兩黨決定北伐前夕，不少人以《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為依據指責陳獨秀反對北伐，聯系上述陳獨秀及中共對北伐的態度，這種指責不能令人信服。而要弄清陳獨秀對北伐的態度和主張，最有力的證據應該是他當時寫的文章、信件及當時中共的文件。
　　先就他的文章而言。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５日，陳獨秀在《向導》報上發了一篇題為《南方形勢與國民黨》的文章，認為：“兩廣迅速出兵援湘，并且對鄰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適當的策略。”〔4〕文中已談及廣東國民政府向北發展的有關北伐的問題。后又在《直奉沖突之迫近與各方面應采取的態度》一文中認為：“北伐戰爭就應該‘先討吳后討張’，這是國民政府不易的軍略。”〔5〕６月４日，陳獨秀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又談到了自己對北伐的看法，信中說：“我以為要乘吳佩孚勢力尚未穩固時，加以打擊，否則他將南伐，廣東便沒有積聚實力之可能，為此我曾有四電一函給先生及精衛先生，最近還有一函給先生詳陳此計。”〔6〕１０月，北伐軍擊潰了吳佩孚軍閥勢力，針對形勢，陳獨秀又主張：現在“第一步是要消滅孫傳芳勢力；第二步是要消滅奉張勢力。”〔7〕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繼續北伐，完成革命。這些言論均出現在他于北伐前后幾個月寫的文章、信件里，足見他對北伐的贊成態度是鮮明的。對待北伐這個２０年代重要的事件，陳獨秀不僅表現出了關心、決心，而且提出了在軍事上的獨到見解，所以說他對北伐的態度決不是朝三暮四、出爾反爾的。
　　另外，再看這個時期中共有關方面的文件。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共產黨還處于幼年時期，組織原則還不夠健全，陳獨秀在黨內推行的是家長制，中共的文件也多是陳獨秀個人思想、意志的體現。１９２６年２月１０日《向導》報第１４５期刊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吳佩孚聯奉進攻國民軍事告全國民眾》一文，號召民眾支持國民軍的行動。稍后，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二月中央特別會議，會后的《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文件確定：“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廣東政府是中國國民革命唯一的根據地，只有他的勢力之發展，可以推動全國民眾及接近民眾的武力更加爆發革命的火焰，而且廣東政府也只有向外發展的北伐，煽動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暴動，才能增強自已的聲威，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否則必為反動勢力所包圍而陷落。”〔8〕這表明了中共對北伐的明確態度及北伐前夕的任務，力求動員民眾為北伐作準備。陳獨秀作為黨的總書記雖未參加這次會議，但他對北伐的觀點和會議是一致的。他說：“那時，我還不知道北京會議的決定，但我主張支持北伐，因為假如西北軍在南口遭到失敗，廣州政府就不能存在。”“當時我曾打電報給北京，電報中說，第一，必須解決北伐問題；第二，黨中央應當留在北京。”〔9〕北京二月特別會議原計劃有兩個重要的議題，一是關于仲甫（陳獨秀）同志，他因病勢沉重已月余與中央隔絕消息；二是北伐問題。而在開會之初，中共已接到陳獨秀來自上海的電報，“謂已經能扶病視事”〔10〕，這個消息也就減輕了大家的担心和憂慮。會議便以北伐作為中心議題，集中討論了現時的時局和當前的任務，這和陳獨秀在電報中所說的第一任務是一致的。
　　５月１日的《校刊》中《關于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一文強調：“本黨最主要的職任，在于擴大農民運動的基礎，所以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問題。”〔11〕同日《校刊》中另一篇文章也一再強調北伐的重要性：“最近將來黨在全國政治上第一的責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特別要注意組織農民的工作，當在各地用國民黨名義迅速發展農民運動。”〔12〕５月１２日，《中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宣言》中提出的口號是：“擁護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奉直軍閥！”〔13〕從上述資料中不難看出，在那個時期，中共一直把北伐視為工作的第一等問題，作為中共總書記的陳獨秀如果持反北伐的觀點，這是根本說不過去的，也是絕不可能的。
　　　　　　二
　　顯然，陳獨秀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個別詞句確是令人迷惑，例如：“（北伐）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但是，如果聯系當時的歷史狀況來看，卻不難得出陳獨秀寫此文的真實用意之所在。
　　首先，我們看一下當時的國共關系。國民黨內部新老右派都在向革命反撲，公開與人民為敵。孫中山先生逝世后，國民黨的老右派云集北京，召開了所謂的“西山會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等１３人組成了“西山會議派”，公開反共。西山會議發出的二號訓令中提出各級黨部都要進行清黨，所屬黨員中有共產黨者，要開除國民黨籍；有職務者一律撤職；如多數為共產黨員者，黨部應予解散。還極力反對國共合作，鼓吹國共兩黨是水火不容的，根本不具備合作的條件。說什么一個空問不能容納兩個物體，國民黨已大權旁落，實際上已成為共產黨的工具。他們另立中央，公開分裂革命。而在廣東革命根據地，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也開始和北方的老右派相呼應。３月２０日，蔣介石發動了中山艦事件，即“三二○”事件。借此，他不僅打擊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又打擊了國民黨老右派，控制了廣州的局面，大大加強了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壟斷地位。５月１５日，蔣介石又以“整理黨務案”為由，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各高級黨部不得占執行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共產黨不得担任各部部長；共產黨須將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主席保存等等，“目的完全在壓制共產黨”〔14〕。“三二○”事件在客觀上給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反動勢力打開了閘門。６月５日，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率陸軍七個軍及海空軍。根據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北伐出征后國民政府所屬軍、政、民、財各部機關均受總司令指揮。
　　蔣介石及國民黨老右派的反共行為，引起了陳獨秀及中共的一部分人的憂慮，但是為了維護統一戰線和進一步北伐，中共一直容忍。直到６月４日，中共才發表了《共產黨致國民黨書》，表示了對事態的一些意見。６月９日，陳獨秀又在《向導》上發表了《給蔣介石的一封信》，辨明了“三二○”事件的真相曲直，揭露了蔣介石背叛革命的陰謀，但他還是希望團結蔣介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然而，蔣介石與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和他所挾持的國民政府的行為，同中共的距離越拉越大了。蔣介石公開和老右派接近，蔣作典、田桐、茅祖權等老右派回到廣州，廣東地方的土豪劣紳勢力也一天天抬頭，組織民團武裝與蔣介石的軍隊聯合向農會進攻，摧殘農會、屠殺農民的事情時有發生。
　　此時的蔣介石日益暴露出獨裁及軍閥作風。他竟然命令在黃埔軍校內升掛“蔣”字大旗，吃飯時還讓軍樂隊為他伴奏。為了籌集北伐軍費，除發行公債外，他還打著北伐的旗幟，在農村征收各種捐稅，強行發行戰時流通券。這些做法勢必會進一步鞏固地主、高利貸者和官吏的地位，但卻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加重了農民的負担。更有甚者，在征收的捐稅當中竟以鴉片稅作為主要軍餉來源，使得廣東農村毒、賭遍地，風氣敗壞。陳獨秀為此詰問：“這樣來革命，其結果怎樣呢？”〔15〕針對這種嚴重的事態，陳獨秀以一個政治家的風范撰寫了《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說：“若其中夾雜有投機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在農民問題上，他指出：“至于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吊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他還進一步提出中共的主張：“國民政府之北伐軍費，應該發行軍事公債，向紳富籌募，如果因北伐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不但當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現時唐生智在湘南，軍費并不比廣東寬裕，他只發行殷實公債，而未向農民誅求，國民政府對農民政策總不應該比唐生智不如。”蔣介石反人民的軍閥本性已露了出來，因此，陳獨秀懷著對革命前途的憂慮，寫下了這篇文章，提醒共產黨及民眾對蔣介石的反革命行徑應高度注意、提防，此文也是共產黨人對蔣介石一次很大的鞭韃。
　　其次，還應看到當時南北關系發展的局勢。當時吳佩孚南下湖南，唐生智在湖南的國民革命軍不敵吳的進攻，國民政府為了兩廣根據地的安全需要，于１９２６年５月派李濟深的第四軍和李宗仁的第七軍各一部進入湖南作戰，北伐就是從這時開始的。陳獨秀針對當時的局勢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中指出：“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御，怎樣的防御吳佩孚之南閥，防御反赤軍勢力之擾害廣東，防御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國民黨內一些人看到“不是怎樣北伐，而是怎樣防御”的詞句，便認為陳獨秀反對北伐，動搖軍心。其實陳獨秀這樣說是合乎當時實際情況的，國民政府的北伐也的確是先從戰爭防御開始的。這時不僅要防御吳佩孚的南侵勢力，還要肅清廣東根據地的土匪勢力，解決地主豪紳的武裝，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防御陳炯明、林虎、魏邦平反動勢力的進攻，對這些反動勢力要盡力粉碎；同時，還要注意香港的帝國主義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反撲，所以廣東政府出兵的第一步就必須是先做好防御。后來，在唐生智已攻下長沙，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的情況下，“可以看出吳佩孚的勢力已漸次崩壞，現在吳佩孚不但是沒有力量去南征，即其自身之存在亦尚在問題。”〔16〕所以，中共指出：“在一月前還是為防御吳之南侵必須北伐，現時吳既失勢，正是革命勢力伸張之機會，更須北伐”〔17〕。這也就點出了廣東政府出兵的第二步，即從戰爭防御轉入進攻（正式北伐），這與陳獨秀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這種看法就是當時最客觀存在的局勢，也就是北伐開始于防御。
　　再次，在北伐軍問題上，國共兩黨意見分歧頗大。中共主張統一編制，補充足額，除李福林的第五軍不編入北伐軍作戰外，余下各軍都要有一個統一的編制。而蔣介石卻持相反的意見，主張一面打仗，一面練兵，各軍按原有兵員械器編制，其目的是擴充他自己的軍隊，即嫡系第一軍，極力反對各軍均衡發展，以便他以后可以憑實力操縱其他各軍。當時，陳獨秀個人認為共產黨應建立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但共產國際的鮑羅廷提出反對，強令陳及中共：目前共產黨應為國民黨作苦力。所以從力量對比上看，北伐軍明顯力量單薄，而北洋軍閥卻是“兵強馬壯”。此外，蔣介石還以北伐為借口，壓抑廣東的工農運動。第五軍的李福林部以剿匪為名，鎮壓農民運動，破壞農會，可見軍隊的革命意識上還有問題。針對這樣的兵力與意識，陳獨秀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中指出：“所謂革命軍事行動的北伐，現在尚未成問題：因為在國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個的國民政府之實力上，在國民政府所屬之軍隊之戰斗力及革命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
　　可見，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一方面，北伐只是一種討伐北洋軍閥的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另一方面必須防止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不能因北伐而犧牲民眾的利益。而蔣介石等人對待此文卻持斷章取義的態度，置陳獨秀的善意提醒于不顧，攻擊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是反對北伐的，達到了他的某些目的。
　　　　　　三
　　陳獨秀不僅贊成和支持北伐，而且還進一步指出，要取得北伐的徹底勝利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民眾是革命的基本力量，這一民本主義思想始終貫穿于《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以及他的其他文章中。
　　針對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現狀，陳獨秀對中國的社會狀況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國在政治上首先受帝國主義的控制和壓迫，沒有獨立主權，其次，國內人民又飽受軍閥割據混戰之苦。面對強大的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革命力量必須團結民眾，以民眾作為革命的根本。陳獨秀所說的民眾包括農民、工人、商人、士兵和革命的知識分子。在革命之前，必須喚醒民眾一塊參加革命，共同推翻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以自求解放，這才是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他呼吁：廣大民眾“不可專門依賴國民政府北伐得到解放，各地民眾應該自己努力做推倒軍閥統治的運動，至少也要搖動當地軍閥的統治地位；各地民眾若不自起奮斗，專門坐待北伐軍之到來，便是極大的錯。”〔18〕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２日《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一文在分析民眾的苦難之后，號召農民、工人、手工業者、中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機關職員、學生和大資本家等，建立起國民的聯合戰線，打倒國內軍閥，共同推翻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
　　沒有組織的民眾將是一盤散沙，而組織起來的民眾將形成推動革命勝利的一股洪流，陳獨秀與中共中央多次呼吁要把民眾組織起來，建議廣東政府在作軍事準備的同時“更要在廣東以外北伐路線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隸等省預備民眾奮起的接應，特別是農民的組織，”〔19〕而據６月３０日的統計，全國有農民運動的只有１２個省區，廣東作為革命根據地發展較早，農民組織有６４萬人，占１２個省區的２／３還多，１２個省區農民組織的人數加起來也不及全國農民總數的０．５％，民眾的組織還很弱小。而陳獨秀寫《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主旨之一就在于推動民眾組織的發展，以順利、徹底地進行北伐。陳獨秀還以“國民二軍之潰敗”為反面教材，提醒當局注意：“農民政策之失策”、“剝奪人民之自由”和“因北伐戰費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必使農民對革命產生懷疑，這樣就會喪失堅實的民眾基礎使北伐走上“國民二軍之潰敗”的老路。
　　后來的歷史證明，盡管那時的民眾力量還相當的弱小，發揮的作用也還有限，但沿途組織起來的民眾給了北伐軍以各種幫助，使得北伐軍的軍事行動得以更順利地進行下去。
　　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３日陳獨秀就他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來自各方面的誹謗，寫了《答張人杰符＠①黃世見冥飛》一文，再次指出自己寫作的主旨是“警告國民政府統治以外的民眾”，“警告國民政府當局”〔20〕。文章酣暢淋漓，言辭犀利，可以說是中共自“三二○”事件以后對國民黨新老右派反革命倒行逆施最有力的回擊。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使得當時的“投機的軍人政客”感到不安，此文向群眾宣傳了中共對北伐的主張，使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在政治上陷入被動，而“在群眾方面，工人農人商人中我們的宣傳均發生很大效力”〔21〕。可見陳獨秀這一紙文字的政治分量，確是北伐歷史上的一記重音！
　　注釋：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27～629頁。
　　〔2〕陳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069頁。
　　〔3〕陳獨秀：《反革命的廣東商團軍》，《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760頁。
　　〔4〕陳獨秀：《南方形勢與國民黨》，《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1025頁。
　　〔5〕陳獨秀：《直奉沖突之迫近與各方應取的態度》，《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1034頁。
　　〔6〕陳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1069頁。
　　〔7〕陳獨秀：《我們現在怎樣爭斗？》，《陳獨秀著作選》第2卷，第1116頁。
　　〔8〕〔9〕〔10〕〔11〕〔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6），第40-41、81、55、60、102頁。
　　〔13〕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13冊，第530頁。
　　〔14〕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版，第１２２頁。
　　〔15〕陳獨秀：《答張人杰符＠①黃世見冥飛》（北伐問題），《陳獨秀著作選》第２卷，第１０９７頁。
　　〔16〕〔17〕《中央通告第一號——反吳戰爭中我們應如何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選集》（１９２６），第２６６、２６８頁。
　　〔18〕陳獨秀《答張人杰符＠①黃世見冥飛》（北伐問題），《陳獨秀著作選》第２卷，第１０９４頁。
　　〔19〕《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關于二月北京中央特別會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１９２６），第８２頁。
　　〔20〕《陳獨秀著作選》第２卷，第１０９４頁。
　　〔21〕《中央局報告（九月份）·國民黨內的變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１９２６），第３４８頁。
人文雜志西安86～90K4中國現代史苗體君19981998廣江湛江水產學院社科系；郵政編碼：５２０４０２５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86～90K4中國現代史苗體君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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