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一輯 我的自傳 第11節 我的自學小史: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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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輯 我的自傳
  第11節 我的自學小史:師友
  九、自學資料及當年師友
  無論在人生問題上或在中國問題上,我在當時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國內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學資料。我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的《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新小說》(雜志月刊)全年一巨冊(以上約共五六百萬言)。——這都是從日本傳遞進來的。還有其他從日本傳遞進來的或上海出版的書報甚多。此為初時(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憲派之《國風報》(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立報》(日報),按期陸續收閱。——這都是當時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資財。《新民叢報》一開頭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說》,他自署即曰“中國之新民”。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觀,又一面指出中國社會應該如何改造的;恰恰關系到人生問題中國問題的雙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時在報上有許多介紹外國某家某家學說的著作,使我得以領會不少近代西洋思想。他還有關于古時周秦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意趣新而筆調健,皆足以感發人。此外有《德育鑒》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任公自加按語跋識。我對于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于此。雖然現在看來,這書是無足取的,然而在當年卻給我的助益很大。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新民叢報》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約占十分之二外,還有其他人如蔣觀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許多文章和國際國內時事記載等,約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這些能助我系統地了解當日時局大勢之過去背景。因其所記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讀它時(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時局,所以每日報紙如當地之《北京日報》、《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讀物。談起時局來,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個中學生。《國風報》上以談國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選舉制度、預算制度等文章為多;其他如國庫制度、審計制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亦常談到。這是因為當時清廷籌備立憲,各省咨議局亦有聯合請愿開國會的運動,各省督撫暨駐外使節在政治上亦有許多建議,而梁任公一派人隱然居于指導地位,即以《國風報》為其機關報。我當時對此運動亦頗熱心,并且學習了近代國家法制上許多知識。革命派的出版物,不如立憲派的容易得到手。然我終究亦得到一些。有《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冊,是將梁任公和胡漢民(展堂)、汪精衛等爭論中國應行革命共和抑行君主立憲的許多文章,搜集起來合印的;我反復讀之甚熟。其他有些宣傳品主于煽動排滿感情的,我不喜讀。自學條件,書報資料固然重要,而朋友亦是重要的。在當時,我有兩個朋友必須說一說。一是郭人麟(一作仁林),字曉峰,河北樂亭縣人。他年長于我二歲,而班級則次于我。他們一班,是學法文的;我們則學英文。因此雖為一校同學,朝夕相見,卻無往來。郭君顏貌如好女子,見者無不驚其美艷,而氣斂神肅,眉宇間若有沉憂;我則平素自以為是,亦復神情孤峭。彼此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談。但經一度交談之后,我思想上竟發生極大變化。我那時自負要救國救世,建功立業,論胸襟氣概似極其不凡;實則在人生思想上,是很淺陋的。對于人生許多較深問題,根本未曾理會到。對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不但未加理會,并且拒絕理會之。蓋受先父影響,抱一種狹隘功利見解,重事功而輕學問。具有實用價值的學問,還知注意;若文學,若哲學,則直認為誤人騙人的東西而排斥它。對于人格修養的學問,感受《德育鑒》之啟發,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卻認為“要作大事必須有人格修養才行”,竟以人格修養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無當淺薄無根的思想,早應當被推翻。無如一般人多半連這點偏激淺薄思想亦沒有。盡他們不同意我,乃至駁斥我,其力量卻不足以動搖我之自信。恰遇郭君,天資絕高,思想超脫,雖年不過十八九而學問幾如老宿。他于老、莊、易經、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歡譚嗣同的“仁學”。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籠罩我。他的談話,有時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時順應我要作大事業的心理而誘進我,使我心悅誠服。我崇拜之極,尊之為郭師,課暇就去請教,記錄他的談話訂成一巨冊,題曰“郭師語錄”。一般同學多半譏笑我們,號之為“梁賢人、郭圣人”。自與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狹隘的功利見解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這在我的思想上,實為一絕大轉進。那時還有一位同學陳子方,年紀較我們都大,班級亦在前,與郭君為至好。我亦因郭而親近之。他的思想見解、精神氣魄,在當時亦是高于我的,我亦同受其影響。現在兩君都不在人世[ZW(]陳故去約廿多年,知其人者甚少。郭與李大釗(守常)為鄉親,亦甚友好,曾在北大圖書館做事。張紹曾為國務總理時,曾一度引為國務院秘書。今故去亦有十年。
  另一朋友是甄元熙,字亮甫,廣東臺山縣人。他年紀約長我一二歲,與我為同班,卻是末后插班進來的。本來陳與郭在中國問題上皆傾向革命,但非甚積極。甄君是從(1910年)廣州上海來北京的,似先已與革命派有關系。我們彼此同是對時局積極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
  但彼此政見不大相同。甄君當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熱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滿。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國式政治為理想,否認君主國體民主國體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轉而指責民主國,無論為法國式(內閣制),抑美國式(總統制),皆不如英國政治之善。——此即后來辛亥革命中,康有為所唱“虛君共和論”。在政治改造運動上,我認為可以用種種手段,而莫妙于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辦法。這一面是很有效的,一面又破壞不大,免遭國際干涉。這些理論和主張,不待言是從立憲派得來的;然一點一滴皆經過我的往復思考,并非一種學舌。我和甄君時常以此作筆戰,亦仿佛梁(任公)、汪(精衛)之所為;不過他們在海外是公開的,我們則不敢讓人知道。后來清廷一天一天失去人心,許多立憲派人皆轉而為革命派,我亦是這樣。中學畢業期近,武昌起義爆發,到處人心奮動,我們在學堂里更呆不住。其時北京的、天津的和保定的學生界秘密互有聯絡,而頭緒不一。適清廷釋放汪精衛。汪一面倡和議,一面與李石曾、魏宸組、趙鐵橋等暗中組織京津同盟會。甄君同我即參加其中,是為北方革命團體之最大者。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凱和在天津暴動的事,皆出于此一組織。


梁漱溟 2014-07-03 14: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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