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一次仗義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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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整理二十多年的新聞采訪資料。其中,1991年在夏公(原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府上聽他談向江澤民總書記直諫的筆記,今天讀來仍讓人深有感觸。有些記憶是不該塵封的。
1989年后,文藝界陷入幾近鴉雀無聲的狀態,夏衍對此深感痛心。夏公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加籌建左翼作家聯盟,曾寫下《狂流》、《上海屋檐下》和《包身工》等大量作品,在建國之初的1954年就任文化部副部長,始終關注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
1991年初春,江總書記召開了文藝界知名人士座談會。會上,91歲的夏公向江總書記坦言:“過去,周總理經常接觸文藝界人士,每年總要和大家見見面,交換意見,當知心朋友。希望黨的領導同志,學習周總理的工作作風,多與大家溝通,繼承好的傳統。”
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傳統源遠流長,自古以來都是憂國憂民,講求‘文以載道’的。中國的作家是很好的作家。他們的絕大部分是愛國的、進步的,為發展人民文學事業而努力工作。‘左聯’以來,進步作家為革命文學發展做了許多事情。‘左聯五烈士’就是杰出的表率。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藝界成立了‘抗敵文協’,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上海、重慶等地的同志,在國統區堅持斗爭,寫了很多好作品,演了很多好戲。那時候,白色恐怖很厲害,國民黨特務盯得很緊,但他們照演、照寫,很了不起。當時,蔣介石很生氣,指責專管宣傳的頭目說:‘為什么共產黨能把文藝界那么多人拉過去,你們一個也拉不過來!’解放區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
“解放初期,遠居美國的曹禺、老舍和在日本的冰心等,一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馬上想辦法回來。他們不在乎放棄在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像吳祖光、鐘敬文他們從香港回來的,就多得很了!這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大量作家跑到外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當時,愛倫堡、阿·托爾斯泰都走了,高爾基也到國外住了好些年才回到蘇聯的。”
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殘了左腿,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有著切膚之痛。當年,老舍先生在美國已創作出《四世同堂》、《鼓書藝人》等作品。1949年他應周總理邀請回國,滿懷熱忱地創作出《龍須溝》、《茶館》等,盡心盡力地繁榮新中國文藝事業。即使如此,在“文革”中仍受到殘酷折磨,他的筆已無所適從,不堪屈辱的老舍被逼得投太平湖!而書香一脈、奉行“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的吳祖光,年輕時不僅創作出《風雪夜歸人》、《正氣歌》等聲震劇壇的作品,重慶談判時還冒著生命危險,率先發表了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一時全國幾百家媒體競相轉載,改變了共產黨的政治與文化形象。新中國成立后,他與父親吳灜一起把家藏的241件文物(其中大部分為國家一級文物)統統無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然而,后來竟為了幾句針砭時弊的話,被發配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多年,“文革”中又被大摧殘,令人欲哭無淚,扼腕長嘆。
夏公說:“歷次極左運動整知識分子,文藝界受到很大的傷害。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文藝界堅決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擁護改革開放,創作了許多新題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有的人動輒把自己看不慣的作品,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其他什么帽子,作家的創作生命受到損害,這對繁榮文藝事業十分有害。至于有個別人跑到外國只是個別人的事,自有他的原因,不能代表整個文藝界。很多人沒有走,他們起碼是愛國的。出去的也應弄清情況,萬勿一棍子打死。說文藝界是‘自由化的重災區’,我認為是根本錯誤的!這是個極嚴肅的政治概念,不能想扣帽子就亂扣!執政黨要珍惜作家的創作生命。”
坦蕩夏公,在當時的政治環境里、在黨的總書記面前仗義執言,挺身肩負起保護文化人的重任。
 


方小寧 2011-06-26 16: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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