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刪除人格的中國教育

簡體傳統

我所受的教育力圖將我塑造成另一個人，而不是我自己。 ——卡夫卡
近日，中國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在2011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幾十年的教育都是失敗的。這個失敗在于，教育在培養人時沒有注意培養人的自主創造性，沒有注意培養人的道德。張維迎還說，如果所有的學校取消了，中國人的知識會大大降低，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會大大提升。“因為我們從小學開始，每一步走過來，都培養大家在說假話，這實際上影響到我們的國民素質。”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開學季不僅迎來了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掃蕩，和教師節的送禮高潮，也迎來了此起彼伏的學生自殺浪潮。前些年，當一個13歲女孩決絕地跳下教學樓殞命后，那位有著數十年教齡的老師一臉茫然：即使真的沒有犯錯，不就是寫個檢討認個錯么，怎么那么想不開……在許多人看來，羞辱的確算不得什么傷害——“毫發無損”。中國教育的這種麻木是因為人格的缺席。
人格應是外來詞語，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將人格與個性并列。而個性與叛逆總是連在一起，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詞語。人格首先是獨立的產物，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中國啟蒙運動先驅梁啟超曾說：沒有獨立的個人，就沒有獨立的國家。
個性是一個人的性格，每個人是唯一的，每個人的個性同樣是唯一的。教育的本質就是培養一個盛開的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種個性差異使社會變得五彩斑斕多姿多彩，個性出眾者叫做帥、酷。
個性是人的一種自我表達。教育從個人的道義角度講，應當是培養個性，但從被社會扭曲的功利角度講，教育往往成為培養勞動者的過程。“傳道授業解惑”只剩下授業。在《長江7號》中，周星馳反復叮囑孩子：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這中間，作為一個父親，周星馳從來沒有想過孩子自己的理想和個性。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我們的教育有將人“器化”的強烈企圖：孩子不好好學功課，叫做“不成器”，看重一個人叫“器重”，等等。對人的器化就是對人的物化，乃至無私無我——喪失自我。自我意識的喪失使人失去主體意識，人隨之徹底物化，變成一個永不生銹的螺絲釘。“犬守夜，雞司晨。茍不學，曷為人。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
在一個機器化的工業時代，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就要為將來進入工廠作準備，群體化洗腦教育成為機器社會的孵化中心。經濟學家桑巴特譏諷說，“靈魂應該留在入口處的衣帽間”。在工廠模式的體制教育中，人只是一個批量生產的產品，所有的組織和制度，乃至“軍訓”都是為了培養一個完美的工作機器;學校—工廠—監獄，三者之間的鴻溝正在逐漸填平，整個社會都基于統一的美德：守時，服從，重復，存儲，刪除，再加上懲罚。學校兼具監獄與工廠雙重功能，為工業化國家主義提供源源不斷的機器人和廉價勞動者。對勞動力這種商品資源，無論國家還是資本家，都試圖以最小的代價攫取最大的勞動力產出。
從寫作文的那一天起，每一個中國人都學會了撒謊。我們的教育不僅沒有人格教育，而且在不遺余力的扼殺人與生俱來的天然個性。中國教育因此成為十分功利的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南轅北轍。對獨立思想和自我意識的褫奪使教育蛻化為勞動力生產線，一個個被閹割了個性的勞動者源源不斷的從教育這個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為全球化經濟提供最廉價最安全、也最沒有民族競爭力的勞動力資源。雖然世界首富喬布斯創造了“蘋果”，但幾乎所有的“蘋果”都出自富士康120萬中國青年的血汗之手。120萬掙扎在生存底線上的中國人抵不上一個喬布斯的大腦，或許是因為中國人長不出那樣的腦袋。
學校本來是培養社會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學校所傳授的，不僅是有用的知識，而且是幾千年人文精神的傳承，體現社會文化的核心價值。然而，這些年學校教育的產業化，使得教育成為了一項買賣知識的交易。以政治代替哲學，以道德代替法治，以灌輸代替思考，使人的大腦被體制系統屏蔽，在不斷的灌輸和洗腦過程中，人天然的會思考的個性被扼殺于無形。
喪失個性的人對社會缺乏附著力和責任感，“有他不多沒他不少”，“兩條腿的人有的是”……社會文化因此變得萬馬齊喑黯然失色。一群毫無個性的人更像一群工蟻，為勞動而勞動，再進一步就是為吃飯而活著。人格不在現場的人自然也沒有權利意識，他只是死氣沉沉的沉默的大多數。
在學校教育失去了塑造社會文化的功能的同時，傳媒和網絡替代學校成為塑造靈魂的最重要的場所。然而，傳媒本身提供的價值是多元且混亂的，而網絡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響。于是，社會的文化傳遞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同代人的文化交流替代了教育形成的上下代的文化傳遞，社會文化發生了嚴重斷裂。
人格包含個性、氣質、性格等多重含義。從家庭教育來說，父母如何對子女進行人格教育也已經成為一個頗為尷尬的事情。一方面，在抽象層面上，家長們要向孩子灌輸正直善良誠實等那些千年不變的人生大道理，但在具體的實踐語境之中，他們又不得不向孩子傳授一套高度變通的實用潛規則。
在中國當下這種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氛圍之中，人們都按照道德的雙重標準生活，這種道德人格是嚴重分裂的。但潛規則下的功利主義并不具備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正當性。當功利主義被社會奉為“硬道理”時，崇高和偉大必然成為可笑和虛偽的代名詞，道德的神圣性開始剝落，任何重建價值的努力都被判定為道貌岸然的宏大敘事，最后成為價值虛無主義，社會所賴以存在的那些核心價值同時也被虛無化，進一步加劇了社會文化的信仰危機。
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文化的啟蒙運動，把后代從皇權專制的愚民文化桎梏中解放出來是那一代人的民族理想。但從中國當下不受監督制約的官本位社會現實和產業化行政化的教育現狀來看，90年后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中國社會依然尚未完成啟蒙。
在一個沒有啟蒙的社會里，我們能對孩子的啟蒙——教育——抱多大希望呢?公民、法治、思想、自由、權利構成一個社會的正常人格，將太監文化與流氓文化徹底驅逐出我們的社會文化，讓誠意回到我們身邊，教育才能是一項關于人格的事業。
重新從社會文化著手，確認人性自由的正當性，抑制并批判功利主義，重建人格教育，將教育的意義確定在培養一個健全人格上，這個社會才是人性的合理的。有人說，誰控制了孩子，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思想，誰就控制了人。但教育不應當是控制，教育是一種呵護和栽培，教育的道德前提是對孩子的愛，是對未來的期許，是對人自身的尊重。
從藥家鑫到李天一，他們并不是中國教育的孤本，而是一種有目的的批量制造，他們是中國教育的標準產品。當一個中國孩子一遍大罵美國霸權主義、并為911感到無比高興，但另一方面也為自己去美國留學而興奮不已，“去了就再也不回來了”，人們在此看到了中國教育的一個標本，不是腦殘，就是人格分裂。在缺乏公民文化與良知思想的中國教科書中，有一道題：美國為中國修建清華大學，并資助中國留學生，其目的是什么?可供選擇的答案有：培養未來的國家領導人、扶持中國教育、提高中國國民素質、發展中國科技水平，等等;事實上，唯一的正確答案是——“文化侵略”。
在2011年的達沃斯年會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指出，當下中國面臨腐敗和改革賽跑的挑戰。如果改革的進展不能遏止腐敗的蔓延，腐敗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將瓦解公眾對改革的支持，引發激烈的社會沖突，成為終結改革的致命殺手。
不是笑話：為了以工程發包來謀取公款，社團干部開會研究這筆巨款的用途：是來修建一座學校還是修建一座監獄。意見一直不統一，最后社團大佬一語定乾坤：你們還有機會進中小學么?于是很快意見達成一致：修建一個五星級花園式干部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