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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被邀請到這里來講話，可能是因為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人應該首先學好中文》。那是2008年，為了迎奧運，媒體大肆宣傳學外文。打開電視，在記者的誘導下，街頭各行各業的百姓似乎都在積極學外文，連在公園晨練的老大媽也說學了外文便于出國探親云云。與此同時，電視的字幕充滿錯別字，廣告亂改成語成風，所謂“歷史劇”中半通不通的對話，人物的稱謂混亂：稱對方父親為“家父”，自己的妹妹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慘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發寫了那篇文章。

現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個極端，強調學中文、弘揚傳統文化了，就要壓縮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學中文和學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須首先聲明，我主張學好中文絕不是與外文相對立，也與現在以傳統文化抵制所謂的“西化”無關。更不贊成那種讓小孩子穿著古裝讀《弟子規》、《三字經》之類的做法。現在講講我對學中文的看法，并且與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學中文的經歷。

中國人為什么要學好中文？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母語思考的。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系。一個中國人除非生長在外國，從小就學那一國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國的文字為母語，如果那是英語，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語水平有很大關系。

中文（我這里指的是漢文）有兩大特點：

口語與書寫文字是兩套，這是漢語對用拼音文字的外國人說來最難學之處，等于要學兩遍。所以普及比較難。好處是雖然方言非常復雜，文字是統一的，就是現在大家都歸功于秦始皇的“書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現在還得用英語為官方語言。既然是中國人，說話已經不成問題，“學文化”就是從識字開始。能正確地讀、寫、用多少字和詞就成為衡量基礎文化程度的重要標準。

另一特點是成語、典故特別豐富，并已融入日常話語中，幾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正是漢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幾千年文明的積淀。對成語、典故的運用也成為寫文章的一大藝術。當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礎的語文教育至少應該嚴格規范，應該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設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級），其畢業生應該能寫通順的白話文而極少錯別字，初中畢業則應掌握常用的成語、典故而不出錯。能流暢地閱讀一般文學作品，有進一步提高的自學能力，這就算有了文化基礎，以后無論學什么專業，包括外文，那是個人的選擇了。所以現在亂改成語是對中文極大的破壞。

個人的經歷：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師或者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應該說再跟下一代比起來的話，我們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隨便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些高層的丑聞，里頭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脫口而出說真是“墻有茨”。有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一個學外文的人怎么還知道“墻有茨”？墻有茨出自《詩經》，開頭就是：“墻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墻有茨”就隱喻宮里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丑事。過去老一代的人說話不喜歡太露，一般愛用隱喻。而對我們這一代人，這是一個很尋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齡比我大約小六七歲，也就是說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學。在他看來，只有他那樣的古詩詞專家才懂，一般人，特別是學外文的，怎么居然還懂這個詞？這說明有一個差別，就是我們這代讀書人一般常用的，在現在的這一代人就成為專業知識。這還不是年齡的“代”，而是學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圍的變化。因為我在改革開放以后初訪美國，遇到臺灣來的學理工的年輕人，談吐就與我們這代人沒有什么差別。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只是一個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3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我知道，你們請葉嘉瑩先生來講過，她是主張吟詩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自然心里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后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國文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就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前兩年我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詩已經申請聯合國非物質遺產，大概常州有一些詩人和文人特別積極去爭取申遺，其實各個地方都有吟詩的特點。還有朗誦文章，也是有調子的。（后來據徐冬梅老師說現在正在申遺的是整個中國的吟誦，不是常州單項）

我大約五歲上一年級的時候，我母親就讓我念《論語》，只是挑一點，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讓你知道一點。

有一段經歷雖然比較短，對我影響卻很大。在我初中的國文課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儀單騎退回紇”，選自《資治通鑒》。老師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郭子儀這個人發生很大的興趣，于是對《資治通鑒》也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很想知道《資治通鑒》是怎么樣的一套書。特別是小學課本就有“司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來作者就是這個司馬光！更加好奇想看這書了。碰巧，我父親有一位朋友家里頭藏了很多線裝書。我現在已經忘記具體情節，他怎么知道我想讀《資治通鑒》，總之他對我非常嘉許，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資治通鑒》（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還記得是好幾排木匣子摞起來，大概是很好的版本，當然現在早已沒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沒事，就開始出于好奇，真的從頭一本一本地看《資治通鑒》。其實也不見得都懂，挑著看。書里每隔幾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馬光的評語，表達他對這段歷史的看法。因為《資治通鑒》是寫給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稱臣，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個傳統。《史記》里頭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嗎？我忽然興起，一段一段把那個“臣光曰”抄在一個本子上，同時也作為練毛筆字。但是為了要說明他這一段評語說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頭的那段歷史事實用自己的話做一個簡要說明。

這樣抄了一段時間以后，被我們家的一位常客發現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學，我母親對他非常尊重，稱他為“郝大哥”。讓我叫他“郝寄爺”，是干爹的意思，不過不是正式的。那個時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頭兒，但他事實上大概不到50歲。他非常有學問，什么都會，從前有一種全科的中學教員，從數理化到國文英文都會教，缺什么老師都能補上去。當然他英文發音不好，全是自學的，但是文法講得特別清楚。他還會中醫，我們家人小病都是他給開方子。最重要的是國文，他的舊學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頂撞領導，所以在一個單位呆不長，經常失業，相當潦倒。他一失業就常來我們家吃飯。我最愛聽他講話，有一肚子掌故，外帶發牢騷、罵一切看不慣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筆記本，突然對我寫的史實概要很欣賞，他說你的概括能力很強，覺得孺子可教，說了一句“可以與言《左傳》矣”。于是乎他就開始主動教我《左傳》，講得特別生動，使我對《左傳》產生很大興趣。因為《左傳》從文字來講，跟《資治通鑒》很不一樣，它太簡練、古奧，以我當時的程度要是沒人講解，是很難靠自學讀下去的。他給我講也是選讀，加上他自己的見解，像講故事一樣，特別生動，而且常使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里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疲于奔命”這個成語典出何處？

《左傳》里頭有一個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莊王底下的一個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并不高，但是點子很多，給楚莊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對楚莊王成就霸業有所貢獻。作為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到處征伐。有一次滅了陳國。這個陳國有一個大美人叫夏姬，據說她青春永駐，無論長到幾十歲永遠“望之如二十許人”。那些公侯們打來打去，爭奪她也是動機之一。所以她轉嫁了好多國。楚莊王滅了陳國以后，也想把這個夏姬娶過來，巫臣就勸他說，你本來伐陳是“伐不義”（霸主總要給對方安個什么罪名，才師出有名，我忘了陳國是因何獲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給娶過來了，這不顯得你是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義上就站不住了。那個楚莊王確實有雄心壯志，就聽了他的勸告，沒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勸他說，這個女人不祥，是個妖孽，你看她嫁了幾個國家，亡了幾個國家？。于是子反也聽了他的，沒娶她。最后這位老兄自己帶著這個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晉國（其中還有一些曲折的情節，不詳細講了）。另外他因為別的事得罪了楚莊王另一個弟弟子重。那兩位公子氣得要死，要求楚莊王向晉國要人，誅殺他。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要求引渡。那楚莊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較大度，說巫臣也算立過功的，給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罷。不久，楚莊王死了，楚共王繼位，子重、子反兩位公子權力就比較大了，還是覺得這口氣非出不行，于是把巫臣還留在楚國的家屬全給殺了，包括他的旁系親屬。巫臣知道后很生氣，咬牙切齒地說我一定要叫你們兩人“疲于奔命”而死，疲于奔命這個詞就是這么來的。他怎么做到呢？他就今天攛掇晉國聯合吳國跟楚國鬧事，明天又挑撥鄭國尋釁，不斷騷擾楚國各個方向的邊境。他本來就鬼主意多，弄得這兩位公子在國境內外來回奔波，“一歲七奔命”，就是一年里頭七次出國，或是到邊境。現在交通發達無所謂了，但是在他那個時代這么一個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這個故事我覺得特別好玩，而且那個申公巫臣也是一個特別好玩的人、特逗，還有很多有趣的事。

這樣，我對《左傳》越來越感興趣，郝寄爺其實教我的時間并不長，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來了。但是他的啟蒙好像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僅是對《左傳》，而是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來了。至于下決心通讀《左傳》，那是很后來的事了。實際上也還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還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樣，這是我最早，以這種方式接觸到的古典的東西，而且是當時那樣年齡的孩子一般比較少接觸到的。我舉這段經歷是要說明一種自然的熏陶，也沒有人逼著我去這么做，那位郝寄爺也不是母親請的家教，專門教我念《左傳》的，并沒有這樣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給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運。這也形成我一種學習的模式，后來學外國文學也是一樣，常常是由于一個篇章，一個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處，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興趣，然后再四處開花，延伸開去。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為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在太平洋戰爭之后，學校里英文讓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親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為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后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2.學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這樣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學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其他方面這里不講了，只講中文教學。它對中文特別重視。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學課本是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小貓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瑯瑯上口，很快就會背。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中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著太教，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挑幾篇將來考試的時候要考的。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別，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后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論語》，初中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高一是《左傳》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大家都準備考大學了，對那些東西不感興趣，根本就聽不進，他在黑板上寫，我們在底下偷偷干別的，或者做數字習題或者做英文練習。所以應該說我對于說文解字一點沒學進去，但是高二的中國文學史那個老師講得非常好，非常生動，每個朝代都挑一點東西講，而且講很多野史里頭的東西，我們都聽得興趣盎然。

這樣說起來洋洋大觀，好像讀了一大堆古文，四書五經，其實我們只讀了三書二經，還只是挑著念一點，不可能像前人那樣從頭到尾每一本都念。但是這樣淺嘗輒止跟沒有接觸過是非常不一樣的，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于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于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別好玩，古代讀書人的這種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產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麗的，這么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感覺應該歸功于老師，不管我家里頭碰到的還是在學校碰到的，那些老師我想起來每一個都可以成為模范教師，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的，教什么他自己非常投入，特別欣賞。他（或她）給講一首詩的時候，自己就先搖頭擺尾欣賞得不得了，甚至于自己就感動得都要落淚的地步，你就跟著她一塊欣賞，一塊兒感動。而不是為了將來要準備考試，我必須要怎么樣。所以我就覺得有人說“五四”以后文化斷裂，我覺得至少在我身上我自己感覺到是沒有斷裂的。

3.課外亂看書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商務印書館出的幼兒文庫、少兒文庫、中學生文庫，是我最早的課外讀物，內容豐富，圖文并茂。特別是其中有講成語、諺語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讀物。

我家其實藏書不多。一般人以為我算出身“書香門第”，一定家藏萬卷書，因此有廣泛閱讀的條件。其實不然。由于住房一直不寬敞，我父親沒有自己的書房，家中幾乎沒有什么藏書。我父親陸續買了不少書都放在辦公室，說以后給我。但是他1950年調北京工作時全部捐給了天津圖書館，我根本沒有見到。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鉆進去弄得灰頭土臉，著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到巴金的《家》、《春》、《秋》，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等，真正的“亂”翻書，完全自由放任，生吞活剝，沒人管，也沒人指導。不過每遇有趣的東西、或有心得，就與年齡相仿的表姐們交流、傳閱，樂趣盎然。那個時候還接觸到一些新文學，有些雜志里的作品，我感到很新穎，后來才知道那就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

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里的藏書，像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在當時就有點屬于“少年不宜”了。

我們那時學習比較寬松，放學后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只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干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著什么看什么，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后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游列國，或是強制“思想改造”，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么叫“文化底蘊”。

文字是思想的載體

讀文章、詩詞，不是讀字典，必然包含著思想、情懷，或者至少表達某種意境吧？那么我從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響呢？今天不說外國的或現代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那些東西。有一些傳統道德是自然而然貫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這不是從書本里頭學來的。今天回頭來看，讀的那些中國書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士大夫的憂患意識。我所生活的時代經歷的戰亂特別多，無時無刻不伴隨著內憂、外患。我成長的最重要的時期是抗日戰爭。所以文天祥、岳飛、辛棄疾、陸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別往心里去。像“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總之是痛感國土淪喪，總是想著要恢復國土是吧？還有杜甫寫離亂的詩，等等。這個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講了。

2.厭戰、渴望和平。中國幾千年來，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戰亂不斷。所以文學作品中這方面的內容很多，而且很動人。我小學六年級最早讀到杜甫的“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干云霄……”就有一種感動。還有像“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人人都耳熟能詳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詩也很少人記得，但是這句話流傳千古，因為太寫實，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見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寫的小書，題目直譯是《將軍們死在床上（GeneralsDieinBed）》，意思就是在戰爭中戰死沙場的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將軍們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問我，對這個題目有沒有恰當的譯法，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后來這本書是否有中譯本，我不得而知。

還有兩句名句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當年程硯秋曾經排過一出戲，就叫《春閨夢》，用的就是這首詩的意境，一位少婦思念遠征的夫君，夢里相逢，其實他已經戰死了。程硯秋是京劇演員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勝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這個戲，但是被國民黨給禁演了，因為那時已爆發內戰，這種反戰劇影響士氣，不利“剿共”。到了新朝，他又想演這出戲，還是沒有被批準，因為在“斗爭哲學”統治下，“和平主義”自然在批判之列。從古到今，普通人受戰爭之苦，追求和平，與統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

最使我動心，對戰爭的殘酷表述得最深刻，反戰最徹底的是《吊古戰場文》，那也是我在中學時期讀到的：一開頭就氣勢非凡：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作者感嘆“傷心哉”！緊接著就問是秦、漢還是近代？其實都一樣。以下大段文章歷數自古以來的有名戰役，想象戰場的殘酷和慘烈景象，結論是，秦起長城，漢擊匈奴都使生靈涂炭，因此“功不補患”。把那些帝王的“豐功偉績”都給否定了。最后一段有幾句簡直是撕心裂肺，我永遠難忘：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老百姓活著的時候得到過什么恩澤？現在他們犯了什么錯，就這么給殺死了？而且“其存其沒，家莫聞之。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吊祭不至，精魂何依？”就是說家人對他們的生死還不明，連吊祭都不知到哪里去吊，死者不知魂歸何處。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悲慘境界？最后只能歸之于命，從古就是這樣，“為之奈何”。這篇文章對一切征伐否定得非常徹底。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今王侯的功名都建立在百姓的白骨之上，而他們是享受不到勝利成果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血淚之作，是對“一將功成萬骨枯”最好的詮釋。

3.民間疾苦

民間疾苦其實和戰亂分不開，老百姓除了賦稅之外，還有一項沉重負担是服徭役，就是征兵，或者勞役。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別”是教科書經常選的。我現在想著重提的是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有好幾十首，每一首詩都是講一種人的疾苦，主要是手工藝者或者農民，寫社會的各個方面，覆蓋面極廣，而且都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和宮廷、權貴的那些窮奢極侈享受作對比。作為詩，文章非常美，在形容各種美麗的東西的時候，既寫實又浪漫，想象力十分豐富，然后最后總有點睛之筆，點出他要表達的感慨和悲憤。

我稍微用一點時間以《繚綾》為例，這是我特別欣賞的《新樂府》詩之一。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臺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這四句開頭就不凡。你想像一下，月光下的瀑布，嘩！一大匹白緞子掛下來，接著是“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不是完全素的綢緞，而是有本色花的織錦。然后接著是什么呢？就是宮里來加工訂貨了：“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就把一匹白綾子給染成綠的了，“天上取樣人間織”，該有多美！花色織好以后，就要做成衣服了。這里第一次點出：“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就是誰來穿？是皇宮里的宮女。誰來織呢？是江南貧寒人家的女子。他底下就接著講怎么裁剪制成衣裳：從“廣裁衫袖長制裙”，到“轉側看花花不定”這四句是講制成的衣服。你就可以想像那寬袖長裙，簡直漂亮極了。“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皇帝把這賜給跳舞的宮女了。但是這么精心制作的衣裳只穿一次。“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蹋泥無惜心。”就給弄臟了，腳底下踩著，毫不愛惜。最后，白居易教訓那些宮女：“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對這個“扎扎千聲不盈尺”，我有一個體會，就是我在“文革”中下干校的時候，在河南農村，那里冬天婦女都織布，還是用那種相當原始的織布機，面幅很窄，她不是用絲線而是自紡的棉線，織的是粗布，但是效率也很低，一個冬天織不了多少。我經過老鄉門口，聽見“卡拉塔、卡拉塔”的聲音就想起白居易的“扎扎千聲不盈尺”。這首詩最后結尾是：“昭陽殿里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我舉這首詩，因為它比較鋪陳、辭藻豐富，那些對織錦的描述簡直美不勝收，同時對“越溪寒女”的深刻的同情也躍然紙上。當然這種情況貫穿在很多首詩中。只能很簡單地再舉幾個例子。

例如《紅線毯》，也是宮里的加工訂貨，前半形容那地毯花色特別美，又厚又軟，到什么程度？“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人踩上去整個腳就陷進去了。還有就是它大得不得了，織成跟宮里的大殿一樣大，卷都卷不起來，“百夫同担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想象一下：這么大一塊地毯，一百個壯漢抬著它，從安徽一直走到長安，這是一個什么景象？宮里頭特別喜歡，于是乎就“年年十月來宣州”，然后“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他特別的賣勁，討好，這是“政績”啊。最后白居易教訓他了：“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這個幾句話擲地有聲，非常尖銳。《輕肥》，比較短小精悍，主要形容權貴們的宴席，全國各地的珍饈美食，吃得酒足飯飽。最后兩句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跟前面的吃喝對比，有極大的震撼力。

還有《賣炭翁》，這篇好像課本里頭常選的，不多講了，不過我還想提一句是我印象深刻，每每為之心酸的，就是“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我們設想一下，那個老頭兒，在冰天雪地里穿著單薄的衣服，還希望天冷一點，炭能夠賣個好價錢。但是最后這個希望也落空，這里市場規律不起作用，他那一車炭全被“權力”搶走了，只扔給他兩段綢子。這個比城管對小販還厲害。

白居易的《新樂府》和《秦中吟》幾乎都是這樣子的，最讓人感動的是他對那些奢侈的東西都是形容得特別美，對比出另一種人的悲苦，更加觸目驚心。還有一個特點是他所譏刺的不是一般的達官貴人，而是直指宮廷。如《繚綾》、《紅線毯》是為宮里的訂貨，《輕肥》一開頭就指出那些驕橫跋扈的人，“人稱是內臣”。這“內臣”不是正經八百的公卿大夫，而是皇帝“身邊工作人員”，其實就是太監。可是他們還穿著文武官服，到軍中去赴宴。我覺得那時的白居易確實是有點書生意氣，有點膽量的。他不是一首兩首，而是那么多首，從各個方面譏刺當朝，為百姓抱不平。而且他不但針對別人，自己還有反省，例如《觀刈麥》，由農民的辛苦想到自己優越的生活。

有人批評白居易的詩像順口溜，太淺了，不能登大雅之堂。本來他寫的這些詩不是為在士大夫中間酬酢唱和的，就是有意讓鄉下老太婆都聽得懂的。我這個城里老太婆也特別喜歡。我覺得一首詩不論深淺，主要是給你以美感。我前面說了，他的詩都非常美，像“天上取樣人間織”這樣的詞，誰想得出來？順便說到，我對現在許多流行歌曲不欣賞，先不說音樂，單說歌詞，不是因為它淺顯易懂，而是因為它不知所云，又沒有文采。不論是詩還是文，為什么要晦澀難懂才算有學問，有深度？

還有人說他虛偽，就是他那么關心民間疾苦，可是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較奢侈的，他家里曾經養著歌妓，有私人的歌舞班子。今天不是白居易專場，不對他做全面道德評價。現在就詩論詩，至少他所有寫的都是表達真性情。他如果沒有認真觀察和實際的體驗的話，是根本寫不出來的。如果他沒有和賣炭翁交談過，他怎么會知道他“心憂炭賤愿天寒”？而且他關注很廣，每一個行業的操作程序和特點，他都寫得出來，他如果沒有對那些勞作者就近觀察，沒有深切的同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動人心弦的句子。而且他寫這個不可能是為了沽名釣譽，像現在似的，在媒體宣傳，樹立自己形象。相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權貴。不論如何，就詩而言，瑯瑯上口是優點。特別給低年級學生選詩，白居易很適合的，既有美感，又培養同情心。我這里只講了白居易，其實如杜甫有許多詩盡管是近體詩，格律嚴謹，也是瑯瑯上口，很容易記住的，就沒有時間多講了。

4.政治和愛情難以區分

中國對于古詩詞的解釋，常常就是愛情和政治不分的，自從屈原的《離騷》中用了香草美人的比喻以來，后世解釋詩詞常常把貌似講戀情的詩作政治解釋。是失戀，懷念情人，還是政治上的失意，失去了皇帝的恩寵？我曾有一篇文章說過，中國的士大夫對皇帝有一種單相思的情結，老是在那兒望著金闕之上，希望皇帝對他有所青睞，但是皇帝常常看不見。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很多詩就是愛情詩，后人硬要把它說成是政治詩，比如《詩經》的《國風》是吧？包括第一首“關關雎鳩”，朱熹就說他是講文王后妃之德，其實人家就是談戀愛，《詩經》里頭有好多就是談戀愛的詩，而且是那時候的大白話。可是后來的道學家要加入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因為孔子說詩三百“思無邪”，道學先生們認為男歡女愛就不算“無邪”，總要加入點政治，有些就比較牽強。但是有的詩確實也有所寄托，說得很含蓄、模糊，讓人去猜。李商隱的詩就有點這個味道。他的詩非常美，但很難確切知道他何所指，可算是古代朦朧詩。我剛才說我喜歡白居易的明朗易懂，同時我也喜歡李義山的朦朧之美，就是那么一種意境，讓人無限低回，本不必求甚解。

現在我想舉一個陶淵明《閑情賦》的例子。我不知道諸位有沒有讀過，最有名的是那十行排句：“愿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余芳；悲羅衿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讀起來很美，如果變成白話，就怪肉麻的：就是希望做那人衣服上的領子，但又怕晚上脫衣服離開你的身體，害得我一夜都怨秋夜太長，老不天亮。接著一連串的愿附在那人身上各個部位，例如“愿在發而為澤”，就是做頭發上的頭油，又怕人家愛洗頭，一下子隨著臟水沖掉了，“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要做人家的鞋子，又怕一上床睡覺就把鞋子脫在床下了……。這《閑情賦》是課本里不選，師長不會教的。《昭明文選》里也沒選，那位梁太子蕭統看不上，他還說過陶淵明“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是把它作為陶淵明的瑕疵來看的，也說明這位昭明太子還是脫不了道學氣。我最初看到這篇賦是在高中時，同學里面偷偷傳看的，雖然沒有人說這是禁書，但根據當時的標準，這就接近“艷詞”了。所以我們幾個同學感到很神秘，偷著樂，那十個“愿……”常成為我們幾個人說悄悄話的內容。從通篇來看，陶淵明見到了一位女士，只是遠遠望著，對她產生遐想，于是天天去等她，也沒等著見一面，純粹是單相思。

但是對這篇賦還有一種政治上的詮釋，說是抒發他官場不得意。我怎么看怎么不像，因為陶淵明還寫過一篇《感士不遇賦》，就是講自己懷才不遇的，講得很清楚，說當時衡量人的標準不是以才論，而是顛倒的，用現在的話來說是“逆淘汰”，所以他自己就是懷才不遇。那篇都寫明白了，何必再寫這么一篇用愛情來假托政治上的賦呢？何況從陶淵明的志趣來看，已經擺脫了對官場的眷戀，更不會像追情人一樣那樣肉麻地要依附到君王身上。這是我的看法。陶淵明看到一位美人，想入非非，如此而已。只是他想象力特別豐富，別人寫不出來。

5.隱逸情懷，逃離官場

這更加避不開陶淵明，他絕對是這種情懷和這種文學的代表人物。不為五斗米折腰已經是通俗典故。無論哪個時代，大概中文課沒有不讀《桃花源記》和《歸去來辭》的，還有《五柳先生傳》。我在《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一文中說過，中國讀書人一方面對君王有一種單戀之情，但是有個性有才華的人又難長久在官場得意，所以留下來的優秀傳世之作，大多數是失意時候的作品，多表現隱逸情懷和內心藐視權貴的傲氣。應該說并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時候都堅守獨立的人格，都想退居林下，但是表現在文學作品里的，這方面的感情居多。那些歌功頌德之作，奉命文學以及湊趣的宮廷詩，大多被時間所淘汰。

我個人印象較深的，從孟子開始。孟子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可愛的。他見梁惠王、齊宣王，把他們訓得一愣一愣的。他說：“說大人則邈之，勿視其巍巍然”，意思說，那些大人物是可以藐視的，別看他們那么神氣活現的樣子。比較突出的是魏晉六朝風骨，這方面著作已經很多。我個人接觸到魏晉六朝文章時正是高中一到高二期間，是反叛的年齡，內心對他們非常向往。對《世說新語》里那些故事、特立獨行的作風和充滿機智的俏皮話特別入迷。跟幾個要好的女同學在一起，經常談論竹林七賢，很想仿效他們的做派，當然實際上不敢。

古人和大自然比較近，那時當然不存在污染問題。我是在大城市長大的，對古人悠游山林十分羨慕，也就對所謂“隱士”很感興趣。從東漢、魏晉以來由于亂世，隱逸成風，但是“盛世”也有不少讀書人不愿做官而隱居的。孟浩然是一個。有一個詞也是我中學時候聽到后，覺得妙不可言，就是“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后來查到，唐朝有一位高士叫田游巖，做了很短時間官就躲到山里隱居起來，唐高宗親自登門拜訪，問他身體如何，他說“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就是得了絕癥，離不開山林了。還有像南宋朱敦儒的的幾首《鷓鴣天》是我十分欣賞的：“臣本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雨支風敕，屢奏留云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我最欣賞的是最后一句。后來發現毛澤東也寫過“糞土當年萬戶侯”。但是前者看不起侯王是懶得做官，逃離政治；而后者蔑視萬戶侯是最終要消滅他們，自己稱王。完全兩碼事。

今人不可能多讀古文，但不可不讀

我拉拉雜雜講了這些，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學中文的經歷，和我自己的一些體會。諸位都是專業的中文教師，我可能班門弄斧。我的體會算不上學術觀點，純粹是個人的感受，一得之愚。舉例也是掛一漏萬，免不了片面性。我決不是提倡現在的小學生花很多時間大量學古文，更不提倡讀經。我要說明的是作為中國人打一點中文基礎是一種文化底蘊，一種熏陶，不是作為實用的工具。有這個熏陶和沒這個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跟人的審美的品味是不一樣的。然后在接納外國文化時，在取舍之間你的品味也是會不一樣的。而且中國文字、文學有那么豐富美好的東西，生為中國人，如果不知道欣賞，該多可惜！

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我的舊學根底不算深，而現在的年輕人甚至要學我學過那些也沒有那么多功夫。只能淺嘗輒止，就是像到了一個精品店里，琳瑯滿目，你瀏覽過，知道有這種非常精致、漂亮的東西，你不可能有力量把它全買過來，但是你知道你看見過，以后想起來的時候知道還存在什么樣的東西。如果你只進過賣粗糙、劣等貨的商店，以為那個就是好東西，那見識、品味就是另一回事。進過精品店，有了這個見識，就曾經滄海難為水了。

關于知識的古今差異，我少年時期已經感覺到了。我還可以講我自己的一個故事：我們中學時候暑假是不留作業的，只要開學的時候交一兩篇暑期讀書心得的文章就可以了，讀什么隨便。有一年暑假我母親讓我讀王勃的《滕王閣序》。那文章實在漂亮。王勃寫的時候是十四歲，有名的神童才子，卻英年早逝，活了不到三十歲。我那時剛好也是十四歲，少年輕狂，忽然覺得不服氣。我說他也十四歲，現在我也十四歲，他假如從三四歲開始認字，整天念的就是古書，一天到晚就學寫這種文章，那寫到十四歲寫出這樣的文章來也不是什么太了不起。我現在光是中國歷史就要比他多念一千年。我還得念外文、外國歷史地理、數理化，等等。就是說，我會的東西他不會，他會的東西我不見得學不會，我當時就是這么認為的，我就寫了這么一篇文章。還批評他年紀輕輕就那么悲觀，自嘆“失路之人”，無病呻吟。這“無病呻吟”是我從那些“新文學”的評論文章中學來的詞，用上了，很得意。其實王勃的“誰悲失路之人”不見得是說他自己。那時就是少年狂。我的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與王勃同時代有多少讀書人，讀的同樣的書，也沒寫出《滕王閣序》這樣的美文來，所以王勃還是了不起。

不管怎么樣，現在的小孩要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現在那些層出不窮的新電子玩意兒我都玩不過10歲的孩子，所以學古典文學占多大的比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在于課本的編撰和老師的藝術，你怎么選、怎么教、怎么給學生以美感、為他們培育文化底蘊，為以后進一步登堂入室打下基礎。

現在一天到晚講愛國主義，其實愛國也不是空的，也不是專門為某一種政治服務。你有了這個熏陶，自然而然就對中國文化，對我們這個民族產生非常深厚的感情，覺得那是不可替代的，你的家鄉、你的故土、你的這個精神故鄉是不可替代的。不用人家來強制你，也不管是哪個朝代誰執政，都沒有關系，這是一種永久的感情。

當年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教授叫皮名舉，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不讀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的偉大，不讀西洋歷史不知道中國的落后。”就是說你一方面覺得它非常偉大，你非常熱愛它，但你必須承認它在很多地方是落后了。他說這話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但是這個話我覺得什么時候都適用。說我們哪些地方不如人，落后了，并不等于你不愛這個國家、不愛這個民族。因為你知道它有這樣的歷史，它有這么美的東西，你已經欣賞了、你已經體驗了。但是同時你覺得你應該承認它有哪些地方是那么不如人意，這就是為什么我特別維護魯迅的地方。現在有很多人在罵魯迅，但他的偉大和深刻也在于對我國我民深刻的認識。還有像胡適，表達的方式跟魯迅非常不一樣，而且后來政見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對國民的認識其實是相同的。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這些人，都是熱愛這個民族，但是同時他又特別深刻地感覺到它的不足之處。愛之深而慮之遠，而責之切，覺得它需要改進的地方太多了。

以上是我學中文的體會，今天來跟大家分享，謝謝。

網載 2015-08-23 08: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