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文學中的災難│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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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中的災難與救災主題


“天災與救世”這一詞組出自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一書。張光直生前任哈佛的人類學系主任,專門做中國研究。在《中國青銅時代》中有一篇講商周神話分類。盡管張本人不是做文學的,是做人類學的,但是講到商周的神話時,就跟文學史上講的神話聯通起來。張對商周神話的分類有四,其中第三類叫“天災與救世”。他只講了商周的,也就是古漢語文獻所記載的神話,過去叫中國神話,現在稱為漢語神話,或華夏神話。可以說,我們華夏神話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災害。


最著名的華夏英雄神話有: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大禹(或者叫鯀禹)治水。這三個神話在我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這三個神話基本是都是講天災的。后羿為什么要射天上的太陽,因為十個太陽出來將土地燒焦了,這是對農業社會的最大的天災。這個神話實際上是講抗災的。神話是用它的方式來講述人類所面對的生存困境。中國神話的特點就是以人為神話的主體,和各種災害抗爭。而且抗爭的結果,有時候看起來像是失敗的,比如夸父棄逐日。但夸父棄其杖化為鄧林,,實際上要超越失敗。人跟大自然相比確實太渺小了。斯賓格勒說過一句話,人對什么東西發生恐懼呢?大家剛從地震后一周中的恐懼中走出來,可能現在體會這個問題更為真切。如果沒有這場災難,都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中,不知道什么是恐懼。斯賓格勒說人對他無法理解的東西最感到恐懼。這位20世紀最著名的歷史哲學家,一句話就顯出非凡的分量。人為什么對他不可理解的東西感到恐懼呢?人和其他動物比一比,動物恐懼嗎?動物也有恐懼,但是動物沒有人那樣強烈的求知欲望,不要求理解天災背后的原因。動物的感覺在很多方面是超人類的。為什么搜救犬上去就能夠找到廢墟堆中的幸存者?因為動物在某些方面超靈敏。但是動物沒有反思能力,只有人才有。人要求了解一切事物發生的原因。所以夸父逐日,是初民對干旱的自然現象的一種救災式解讀。天上的十個太陽太厲害了,所以需要射掉九個,農業社會才能夠恢復秩序。就此而言,后羿射日就是先民智慧創造出來的文學的救世。關于女媧救世的神話也是如此:其背景是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把天柱碰斷了,引發“天柱折,地維絕”的巨大災難。這個神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大陸的水都是向東南流的,因為西北高東南低嘛。但是神話發生的背景是:“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濫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這完全是一個水深火熱的大災難場景。女媧就在這個時候煉五色石,以補蒼天。看《紅樓夢》(即《石頭記》),小說一開始的石頭是從哪兒來的?那是女媧補天剩下來的一塊石頭。看來,整個中國文學能說與神話源頭有著內在的聯系。在比較文學界,將女媧同域外的女神相比較,有不少文章。可是沒有將其放在人類災難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問題是,為什么漢族神話留下來的天災的主題這么強烈?而且表現出人和災難斗爭的精神。別的不說,就講洪水神話,全世界都有。五大洲中只有非洲的一部分沒有,剩下的地方都有。


文學人類學研究的英國鼻祖是弗雷澤,他的大著《舊約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是所有做人類學與文學人類學研究必讀的書。弗雷澤的《金枝》有中譯本,在我國人文學界較普及,而這部《舊約中的民俗》卻很少被注意。弗雷澤能夠告訴人們,什么是“文學人類學”。它與我們從大學一年級起讀的“文學”專業有什么區別?本科的教科書講一個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完了。弗雷澤不滿足于此,他認為,單個故事要還原到世界性的譜系里。諾亞方舟也是一個大洪水的故事。這是寫在《圣經舊約》中的古代希伯來人的洪水神話。弗雷澤講,這個神話是從哪兒來的?它的背景是什么?他講到了古代巴比倫的神話。也是一場大水,也是唯有的一對夫婦逃生。怎么逃生的?也是乘船逃生,然后放出鴿子或烏鴉試探洪水是否退去。母題和細節都一樣。然后再往背后講,洪水神話根源在哪里。還講到古希臘古羅馬的,然后講到北歐,講到南亞、東南亞,講到大洋洲和美洲的印第安神話。五大洲的洪水神話放在一塊兒看,一張世界地圖基本上蓋滿了,就非洲一部分沒有。全人類都講洪水神話,問題就大了。到底洪水表明什么?從自然科學角度看,這肯定是對現實中的自然災害的直接的反映。如果地上沒有洪水,人們的意識中怎么會有這么廣泛的洪水記憶呢?弗雷澤一個特點就是,他絕不是拿著單一作品做分析,而是橫向地展開材料。他能夠看到的神話材料來自全世界。包括西方的傳教士、旅行者記錄的,那個時候都是早期人類學材料。那時還沒有很多職業人類學家,沒有那么多的田野報告。弗雷澤將各種來源的素材都排比下來,從諾亞方舟講到整個洪水神話,繞了五大洲,舉了四十多個例子。什么是人類學家講的文學,一看就明白。只有把對象放在人類的背景之中,才能夠看得分明,然后其特點也容易把握了。中國洪水神話的特點是什么?就是治水。因為沒有一個民族的洪水是由人去戰勝的。都是怎樣的呢?唯一的主題就是逃生。方舟也好,大船也好,咱們西南少數民族神話中也有坐葫蘆里邊的,總之是一個容器,在洪水上能夠漂浮起來的,這樣才能逃生。


今天講洪水神話,好像離當下地震災害遙遠了一點,其實不遙遠。十年前中國最大的災害是什么?洪澇災害。當時中央政治局半夜開會,江澤民主席緊急動員救災。可見,災害在我們這兒太頻繁。漢語“政治”一詞的“治”字,原意就在于治水。從歷史經驗看,救災就是中國最大的政治。人往往是健忘的,十年前的事兒好像離得很遙遠了。五年前爆發Sars,我從北京來川大,也是這個季節,先抽血檢驗,然后被隔離起來。在我們個人的經歷中,一生要經歷許多次災害。這次抗災中有一個成語特別響亮,叫做“多難興邦”。這是我們民族歷史經驗當中很早就總結出來的東西。剛才講到世界的洪水神話大都是關于逃生的,發洪水的一般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懲罚。神懲罚人類,因為人類有了過錯。所以天災的原因被歸到神靈世界。這全是文學的東西。你說學文學沒用嗎?用處太大了。通過文學,你看到這種災難的表現在全人類的文學中到處都有。只不過相對而言,災難有輕有重,有的頻率高有的頻率低。我們以前難以理解,華夏的鯀禹治水神話,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都要治水。為什么?因為我們這個民族生活的地區,這塊土地,自古以來就是災難的多發區,高頻率的多發區。我們的文學肯定跟別國的文學不一樣。光逃命逃得了嗎?放在人類經驗的世界地圖中去比較,我們必須抗洪。這是現實中的災害啟發我們去反思,認識到純粹的文學的課堂上無法認識的特質。為什么要大家學一點人類學知識呢?人類學者要進入一個村落,但是他有一種人類的知識作為后盾。這就是學科的眼界不一樣。雖然弗雷澤的書在今天的主流人類學界沒有多少人去讀,認為已經過時了。但我看并沒有過時。他是最早催生世界眼光的學者,有人稱之為比較主義者。他不是拿著一個莎士比亞去和湯顯祖比較。弗雷澤的這種氣勢宏大的比較一般人學不會。主要原因是學科限制和眼界的限制。文學本來就是屬于人類的,把它分成中國的和外國的,中國又分成古典、現代、近代的,越分越窄的話,就變成鐵路警察,只管這一段。火車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根本不管。這樣狹隘的眼界怎么做研究呢?這就是我們現在建構的專業產生的弊病,需要學人自己覺悟和克服。


誰來救世


以上講了文學中的天災,下面回到救世這個主題上來。在前科學時代,人類社會中作為領袖人物,受到擁戴的,首先是在生理上、智慧上出類拔萃的人物,選薩滿、巫師并不像想報考公務員一樣,誰都能報名。這要有一定的先天的條件。這些人為什么有這樣超群的能力?《國際歌》上唱“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怎么還要講什么救世,誰能夠世呢?歌德說的非常好:神救能夠自救的人!也就是神助自助者的意思。你自己先從信念上垮了,就別指望什么神了。自己怎樣能在災難打擊下不垮?精神不垮,你就不垮。那么精神從哪兒來?精神往往跟那些社會領袖人物密切相關。


在突發災難的陰影中,回顧歷史,對照其他災難,或者展開創傷敘事,可以有效地緩解焦慮,將眼下的災難(汶川地震)相對化。死者五萬多人,加上失蹤的,近十萬,與唐山大地震比起來,幾分之一。若跟我們遭遇過的人禍比起來,那就是零頭(想想三年自然災害)。天災與人禍比起來,那一個更可怕?人禍導致的死亡人數,會十倍、百倍地多于天災。但是我們關注的卻比較少,甚至全社會沒有足夠地關注到那一面。舉一個數字:全世界因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2003年是46萬,中國占10萬。全球一年死在車輪下的人數,要超過汶川加上唐山兩次大地震。可是誰關注了?這是人禍,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自然災難被媒體放大以后引起關注,可是還有更大的殺手隱藏在你身邊,你卻不知道。46萬的死亡數字等于每年打一次小規模的世界大戰。十年是多少人?一個世紀要犧牲多少人?算一算非常驚人。


我們的人文傳統很早就講居安思危。千萬不要以為有地震防地震有水災防水災就行了。你什么都得防,所有的天災和人禍,在領導層的腦子里都需要有個譜。這樣才有及時應對的能力。現代風險的社會更加需要居安思危。危機到來,全體國民都有責任,當然知識分子懂得的多一些就多承担一些。中國文學早就告訴我們:誰來救世?在古代沒有科學辦法,只有圣王或者宗教領袖來救世。從來源看,最早的國王都是宗教領袖,也就是神職人員——能夠代表整個社會通神的人。這叫政教合一或祭政合一。《詩經·大雅·云漢》是西周的王用來禳災的禱詞。既是國君,又要承担禳災的神圣職責。后來社會分工發展了,國王就不管那么多了,他手下雇傭一批神職人員為王權服務。但是早期的王者,包括治水的英雄大禹,他會是一位世俗的國王嗎?他為什么治水遇到阻礙能夠化為熊呢?原來他有通神的本領。我國民間的巫師做法時,包括道教傳統的巫術儀式,有一種姿勢叫做“禹步”,是模仿大禹走路方式。向左怎么邁步向右怎么邁步,不同于常人的走路姿態,這是巫師做法的一種法式。大禹的能量非同一般。而且他的最大能量就在于今天所說的以德來服人。西方的英雄什么凱撒大帝,什么亞歷山大,都是以武力打天下的。在中國凡是能打仗的一般都是二流,你可以當個張飛,李逵那樣的武夫,見到劉備或者宋江低頭就拜。真正有德的人才充當領袖。這也是我們從文學中得出的一種智慧和特有經驗。一介武夫在華夏文化中雖然也是英雄,但是絕對不會放在Number One的位置。誰是Number One?只有那些有德又有智慧的人才是我們文學表現的中心。


在大禹神話的背后,我們看到的是,第一,他有史前社會薩滿巫師那種超人的能量,第二,他有文明社會以來的以德治國的最高品質。都知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還有說他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的,娶下新媳婦沒幾天就出門去治水。儒家為什么尊奉他?老百姓為什么愛講他的故事?因為全民就佩服這樣的領導。總理在災后幾小時趕到,深入余震不斷的第一線,全世界都為之震動。還有今冬雪災時,大年三十了,誰趕到山西的煤礦,在400米深的礦井下面,握著礦工的手說:“辛苦你們,你們春節不能休息了!”為什么不能休息啊?南方的煤已經沒有了,電發不出來了,廣州等火車站有上百萬人還等著回家呢。這樣的社會危機時刻需要最高領導出場,這是遠古社會傳下來的救災救世模式。那個時候的王不光是能夠吆三喝五有號召力的人。他首先是一個担當者,這是傳統文學里保存的救災經驗。大禹只是其中的一個,這樣的領袖很多。商湯禱于桑林的故事也是如此。去年我在來這里講“熊圖騰”,講過新發現的大禹故事。2002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講他食不重味,衣不圖美。作為一位最高領導,親身做出節衣縮食的社會表率,遠近四方都來擁戴他,這個時候他樹立起了一面中央大旗,上面繪著夏朝的圖騰——熊。



(摘自葉舒憲《文學中的災難與救世》)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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