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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能過剩成中國經濟“核威脅” 中國大多數產業都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嚴重威脅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 2014年APEC會議,中國寄予厚望的“亞投行路線圖”仍然停留在紙面上,加上墨西哥政府決定撤銷中國企業37億美元的高鐵大單,以輸出“過剩產能”為主要目標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開局不利。面對產能過剩這一中國經濟的“核威脅”,北京還得想方設法脫困。 中國為何要實施馬歇爾計劃? 國內不少評論談到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時,基本著眼于中國向海外投資。雖然會言及“輸出產能”,卻有意省略“過剩”這個關鍵修飾詞。 這里得先介紹何謂“馬歇爾計劃”。所謂“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Plan),正式名稱是“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二戰之后,歐洲各國遭受戰爭重創,經濟瀕臨崩潰。美國為了幫助歐洲盟國恢復經濟,并防止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進一步滲透和擴張,提出這一重建計劃。該計劃于1947年7月正式啟動,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 合計130億美元(約等于2006年的1300億美元),為戰后復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計劃推行時,喬治•馬歇爾担任美國國務卿,因此命名為“馬歇爾計 劃”。 中國試圖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并以此為核心,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帶一路”規劃,向國外大量輸出過剩產 能,評論者將此稱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不過,與美國馬歇爾計劃相比,無論是實施的國際環境、美國與歐洲等國的關系,還是美國對歐洲援助的性質等方面,二者均很不相同,唯一的表面相同點即輸出產能(技術、設備)。關于兩者的不相同,有心的讀者可以去看童大煥那篇《評中國高鐵版馬歇爾計劃》,該文對兩個計 劃有比較分析。我在本篇文章中想分析的是:中國之所以需要馬歇爾計劃?原因是中國大多數產業都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嚴重威脅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 產能過剩為何被視為中國經濟的“核威脅”? 所謂產能過剩(Excess Capacity),即生產能力的總和大于消費能力的總和。與美國當年主要是制造業設備輸出不同,中國的產能過剩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以及房地產業的上下游產業。 中國的產能過剩幾乎與中國經濟增長相伴而生,其產生根源可以這樣概括:投資是社會主義的,需求是資本主義的。所謂“投資是社會主義的”,指投資資金 主要來源于政府資金或國有商業銀行的資金,投資風險最后轉化為銀行壞帳,卻無需借貸者真正承担風險,國企老總無須承担責任,即使是民企老板,破產后跑路的大有人在;所謂“需求是資本主義的”,即產能要有市場需求,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形成產能過剩。因此,中國的產能過剩有兩個特點: 第一,產能過剩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必然產物。中國經濟的增長往往與政府刺激政策相關,只要中央政府出臺刺激政策,各地必然大上各種項目,這些項目具有 極強的同構性,結果必然帶來嚴重的產能過剩。盡管中央政府希望通過宏觀調控抑止一些行業的過度增長,但往往徒勞無功,舊的產能過剩還未消除,又會產生新的產能過剩。2009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在一份調研報告中披露,自2005年以來,就有19個行業呈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其時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部署抑制 產能過剩。但由于地方追求GDP政績的驅動,產能過剩無法抑制。到了2013年,無論是屬于高耗能的電解鋁、鋼鐵制造,還是被視為新興產業的光伏太陽能和風電,以及造船和鋼鐵業中高端產品的硅鋼,均被業界公認為“產能過剩”。 第二、中央政府的調控政策,往往制造更多的產能過剩。以中國鋼鐵行業為例,近十幾年來雖經幾度“輪回”,但一些地方總能找到辦法逃過抑制。例如前幾 年,政府政策規定,對鋼鐵產能淘汰的標準是200立米以下高爐,本意是想將小鋼廠淘汰出局,但很多小鋼廠就改成300立米、500立米甚至更大的高爐。后 來,淘汰標準提高到300立米,企業也水漲船高,再往大了改造。這種為適應國家標準的改建,結果造成國內鋼鐵的實際產能越來越大。目前的情況是:鋼鐵制造行業產能過剩已持續好幾年,中國企業的增產意愿仍然旺盛。2013年中國鋼鐵產能過剩3億噸,約為歐盟產能的2倍。據中聯鋼網統計,2014年中國有24 座新增高爐投入運行,年設計產能為3500萬噸。雖比2013年新增加的7000萬噸減少了約一半,但在行情低迷的情況下,產能仍將持續被增強。 近兩年房地產投資減速,與房地產相關的水泥、鋼鐵、平板玻璃、鋁合金等無一不處于產能過剩狀態。不僅如此,根據發改委陸續下發的文件,焦炭、電石、 甲醇等煤化產業,多晶硅、維生素C、風電設備制造等無不如此。有分析稱,中國已經找不到幾個不過剩的行業了,產能過剩成了中國經濟的“核威脅”。 為何抑制過剩產能如此困難?除了前面分析過的投資體制問題之外,地方政府的考慮主要有兩點,一是淘汰產能會引起大量失業,導致社會不穩定,這與政府 維穩目標相悖。以河北省為例,按該省任務安排,唐山市5年內要削減鋼鐵產能4000萬噸,將導致十幾萬人失業。二是債務風險。當前中鋼協會員企業的負債率高達70%左右,貸款總額達到1.3萬億元。加上非會員企業,全行業債務總額可能超過2萬億元。如果讓企業退出,債務窟窿很大。 亞投行籌建為何困難重重? 從中國本身的情況考慮,向外輸出過剩產能似乎是可行之道。這是習近平履任之后開始與周邊國家談判籌建亞投行的主要動力。 2013年,習近平在印尼訪問時,提出為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方“愿向包括東盟國家在內的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倡議 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按中國的設想,各國要從事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困難是主要障礙。據估算,2011-2020年間,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存在 8萬億美元資金缺口,有強大的需求,只要中國愿意做供應方,達成協議并不困難。此后經過數輪多邊談判,今年10月24日,中國、印度、哈薩克斯坦、越南等 21國代表在北京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預計亞投行能在2015年內完成章程簽署和生效工作,在2015年底前投入運作。 中國倡建亞投行遇到的困難是多重的,一是一些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對此缺乏興趣。亞投行備忘錄簽署時,亞太地區的四個主要經濟體日本、韓國、印尼和澳 大利亞缺席該簽署儀式,其中印尼是東盟(ASEAN)10個成員國中唯一的缺席者。二是美國日本都持反對態度。有報道稱,美國曾要求其盟友謹慎考慮加入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總裁中尾武彥干脆表示,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頭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沒有由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從事貸款業務,中國向 外輸出過剩產能的計劃實施會很困難。 二、“一帶一路”只算了半本帳 “一帶一路”已經瘋魔了中國。暢想其美好前景的文章很多,比如《新絲路,鏈接38億人》、《互聯互通,將釋放多少“中國生產力”?》,不了解中國海外投資前世今生的人士,也許會發問:這些地區以前就存在,如果存在這么豐富的商機,聰明的中國人早干嗎去了? 投資必須計算收益與風險 憑多年追蹤中國海外投資狀況的經驗,我只能說這些文章只算了投資這半本帳,即產能如何轉出去;卻完全沒算收益這半本帳,即投資收益如何才有保證。中 國這種行政干預下的“市場經濟”,至今都只會算前半本帳,即如何讓上級政府開政策口子,讓銀行將錢貸出來如何花出去;從來就不計算收益,將爛尾工程與債務當作“交學費”。 這“一帶一路”囊括多少國家與地區?按人民網圖解,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盡收其中。按照國內的盤算,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見圖《一帶一 路國家和地區經濟指標一覽》),大多處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30%左右,很多國家對能源、礦產等資源型行業的依賴頗為嚴重。并且,在產業結構上,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形成了較為明顯的產業層級,且與這些國家在勞動力成本、產業層級上形成了各自的比較優勢。盤算下來,認為 “一帶一路”前景燦爛。 圖表中所列國家,韓國、荷蘭、法國、德國、比利時、俄羅斯等國當然不屬于工業化初期。這些國家的鐵路、高速公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已臻成熟,不 需要大規模接受中國的過剩產能,加上中國的豆腐渣工程舉世聞名,幸運的話,最多有那么一兩單。印度制造業、IT業并不比中國落后多少,人口眾多,真需要建 設基礎設施,人家肯定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真需要中國幫助的充其量就是印尼、馬來西亞及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等中亞國家。這些國家也許真如中國所愿,需要大量新建基礎設施,可以接收中國的過剩產能。 與這些國家的合作,中國在自帶資金的同時當然也能自帶施工隊伍。投資回報可以有幾種形式:一是這些國家用中國需要的資源折換,二是由中國修好設施后 多少年內收費償還,比如道路費、鐵路營運權、過橋費等。三是由政府負責償還。但不管是哪種形式,都需要兩個前提:一是該國政治穩定,二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得有良好的國家信用而且很珍視自身的信用。但上述國家當中,有的國家政治極不穩定,有的國家不重視國家信用,還有的國家二者都欠缺。比如緬甸密松水電 站,當初與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簽訂合同的機構是緬甸政府合同商“Asia World”、緬甸電力部。中方自認為對緬甸對建立這世界上第15大水電站的收益前景頗為看好。但這個項目一直受到緬甸庫區人民的強烈反對,最后擱淺,損失巨大,2011年9月停工后,這些設備就停放在工地。對于這些大型施工設備的維護、保養和租賃費用,公司每月都要損失上千萬元人民幣。 中國海外投資面臨麻煩與虧損 “一帶一路”的海外投資,與以前的中國海外投資不同之處在于:以前中國的海外投資是為解決本國能源礦產而進行的戰略性投資,需求方是自身;這次是為了釋放巨大的過剩產能,并構想了一個他國需要基礎設施但無資金的前提。但二者均是投資,所以都需要收益,因此,中國以前的海外投資盈虧狀態就值得參考。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設立了一個“中國全球投資追蹤”的數據庫china’sglobal reach,追蹤記錄中國企業價值一億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資項目(不包含債券)。該數據庫顯示,中國投資涵蓋能源、礦業、運輸和銀行等多個行業。2005年 至2012年6月,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了492個一億美元以上的項目,共計5051.5億美元,其中90%左右是國有企業。能源行業最受中國資金青睞。從 海外投資目的地來看,中國企業基本上不限地區,無論是美歐還是亞非拉落后地區,只要有市場有資源,都有中國企業的足跡。所謂“一帶一路”的國家當中,中國 其實已經有不少投資,2013年,印尼(307億美元)、尼日利亞(207億美元)、伊朗(172億美元)、哈薩克斯坦(235億美元)等,與2012年 相比,增長極快。 “中國全球投資追蹤”數據庫專列有“麻煩項目”一欄,即后期遭到監管機構駁回、部分或全部失敗的項目。2005—2012年,麻煩項目共88個,總 額達1988.1億美元。起初,大部分的麻煩項目涉及能源行業,后來,麻煩項目涉及的行業多樣化。2013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或合同損失最多的六個國家為澳大利亞、美國、伊朗、德國、尼日利亞、利比亞,占“麻煩項目”全部損失額的五分之三。 但麻煩項目是傳統基金會的算法,中國方面自有一套盈虧計算系統。今年8月,中國經濟貿易促進會副會長王文利說,中國有20000多家企業在海外投 資,“90%以上是虧損的”,虧損原因包括資產陷阱(資產評估)、勞動陷阱(勞工權益引起的勞資糾紛)、反壟斷與國家安全問題(前述麻煩項目多由此引 起)、稅收、環保、公關等等。王沒提到是國企海外投資管理層的監守自盜。 上述所有因素都依然存在,不會因為“一帶一路”的投資是輸出過剩產能而發生改變。 誰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真正受益者 中國近十余年海外大規模投資,是國際社會從未有過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均是私人投資,任何跨國公司都不會長 久持續地進行這種虧損率高達70—90%的投資;也未曾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出現過,因為1990年代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經濟交流之外,不曾與其它經濟體發生如此多的聯系。1990年以后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積蓄了如此財力,能夠動用國家力量對外進行這種大規模、低效益的海外投資。這種情況改變了國際社會間的資源配置狀況,讓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世界各國發生了非常復雜的經濟聯系,從而為中國贏得了廣闊的國際空 間,使民主世界與社會主義專制國家不再處于對峙與沖突狀態,變成了并存關系。這種狀態是以前冷戰時期未曾有過的。從客觀效果來說,它延續了中共政權的壽命,使其在對內矛盾嚴峻之時,外部處于無壓力狀態。 但對中國來說,除了政治上的巨大收益之外,在經濟上卻處于負收益狀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仍然無法改變這種狀態。如果說以前中國對外援助最后 常以動輒數億、乃至數百億減免債務的形式出現,最終是花錢買友誼,落了一個人情,那么,至今為止,中國海外投資引致的虧損,完全就是凈虧損。目前,中國海外投資還在繼續,據中國商務部公布,今年中國1—10月份對外直接投資達819億美元,外國在華投資為959億美元,二者已經接近。在此情況下,考慮“一 帶一路”的投資,還象以前那樣只算投資這半本帳,卻不算收益這半本帳,很難將此理解為一種正常的投資行為。 廣州《時代周報》今年9月2日一條消息,也許是理解中國海外投資雖然巨虧但仍然鍥而不舍的一把鑰匙:很多中石油系和中石化系中層官員,早在中紀委收網前已尋機移民外逃到了加拿大、美國、阿聯酋等地,預計因此被外移的資金額度將在200億—400億元之間。
網載 2015-08-23 08: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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