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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會要得以維持，必須要有一套為社會所有成員普遍接受的合理性規則。傳統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儒家的禮治提供了符合那個時代正義標準的規則秩序。然而，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西方世界的沖擊下，傳統的中國社會文化秩序全面解體，對于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如何建立一個符合自由與平等理想的新的正義秩序，成為社會重建的首要目標，也構成了現代中國政治思潮的主題。
自由與平等，雖然是現代性的兩個雙重目標，但二者之間卻存在著內在的緊張。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雖然對它們作出了學理上的承諾，卻無法在實踐層面予以圓滿的解決。到20世紀上半葉，19世紀的資本主義文明發生了嚴重的危機，并引發自由主義理論的大調整。幾乎是同步地，這一危機和調整也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知識分子對正義秩序的理解和現代化實踐的選擇。
本章所研究的，就是從五四到1949年期間，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在上述國際背景之下，是如何地社會民主主義化，尋求自由與公道的社會秩序。

一、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

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嚴格而言發端于五四時期。在這以前，梁啟超在《《新民從報》鼓吹的“新民說”、嚴復對密爾(J.S.Mill)、斯賓塞(H.Spencer)學說的介紹等等，可以視作自由主義的先聲，但并未掀起一個時代的狂瀾。到五四時期，隨著大批經歷了英美和歐陸自由主義洗禮的留學生回國和西方思潮的大規模東漸，自由主義遂在中國成為顯學，并鑄造了五四及后五四兩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靈魂。[1]
中國的自由主義既然是外來的，就無法不受到西方思潮變遷的影響。當中國開始學習西方的時候，西方古典的資本主義文明正面臨巨大的危機。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認為，19世紀的資本主義文明建立在四根制度性支柱之上：霸權均衡制度、國際金本位制度、自律性市場制度和自由主義國家制度。其中，金本位制度最為關鍵，20世紀上半葉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就與金本位制崩潰有關。而金本位的基礎和母體卻是自律性市場制度。博拉尼指出：
這種自律性市場的信念蘊含著一個全然空想的社會體制。假如不廢絕社會之人性的本質及自然的本質，像這樣的一種制度將無法在任何時期存在，它會摧毀人類并把他的環境變成荒野。而無可避免的，社會將采取手段來保護它自己，但不論社會采取那一種手段都會損傷到市場的自律，擾亂到工業生活，進而以另一種方式危害到社會。正是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使得市場制度發展成一種一定的模式，并且終于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會組織。[2]
自律性市場制度將人類圖利的動機作為自身存在的基礎，而且提高到日常行為的準則。但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實踐卻證明，雖然它承諾了個人的自由，并相信自然秩序是和諧的，但由于其以一種非道德的市場屬性，無視社會結構的公共正義和人類福利，沒有節制地追求個人私利，使得社會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脅，共有意義無法生存。財富和權力兩極分化的結果，令社會不得不反彈，發生一系列的保護運動以免遭崩潰。這種保護又倒過來損害了市場的自律。最后，19世紀的資本主義文明在經歷了百年輝煌之后，到20世紀逐漸顯現其內在的兩難困境。兩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強烈地表明這個文明迫切需要改善了。
自律的市場制度是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也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支柱。當資本主義建制發生問題的時候，作為其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理論也面臨著自我的修正，需要從其對立面、社會保護運動的代表社會主義那里吸取再生的資源。事實上，從19世紀后期起，當資本主義弊病顯現、尚未爆發危機的時候，自由主義的修正已經開始。邊沁(Jeremy Bentham)和密爾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標準作為公共的價值標準，從而為將國家的干預功能引入了自由主義理論；而格林(T.H.Green)更是將自由的概念康德化，賦予了其主觀的、積極的意義，強調自我與社會的相互依存關系。作為對各種保護運動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回應，自由主義理論開始“人道化”，正如喬治.薩拜因(George. Sabine)所說：“自由主義作為政治運動不容許脫離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一向是自由主義者的強大動力。”[3]
到20世紀，如何保持在個人自由的前提下實現廣泛的社會經濟平等、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成為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內容。由于這些主題以前通常是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因而新自由主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內化了社會主義的理想，開始担當起自由主義早先的全面承諾。另一方面，由于西歐的社會主義運動也逐步吸取了自由主義的內核，日益社會民主主義化，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對中國自由主義產生過很大影響的英國費邊社，就是如此。新自由主義有關包容自由與平等、在個人主義的架構之下實現社會公正的理論追求，到70年代的羅爾斯(John Rawls)那里，通過辭典式的排序方式，整合進一個完美的理論體系，從而新自由主義最終獲得了其公認的合理性基礎。
隨著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向新自由主義的轉變，作為自由主義建制化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19世紀文明發生巨大危機之后，也迅速作出體制上的調整和改良，漸漸容納社會保護的內涵。尤其是羅斯福新政和戰后英國工黨執政之后，國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功能大大強化，福利主義、勞工保護和累計稅措施一一落實，新資本主義體制消解了社會主義運動，卻保存了社會主義的目標。這一吸取了19世紀文明教訓的重大改革重大舉措，使得20世紀的資本主義文明回應了社會主義的挑戰，贏得了戰后30年(1945-1974年)的大繁榮。
而本文所討論的20世紀上半葉，正是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危機全面爆發、新自由主義理論和20世紀新資本主義文明將形成而未形成之際的轉型時期，隨著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加深，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席卷全球，也深刻影響到作為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理論。從本世紀初開始，開始加入全球化過程的中國，在社會思潮層面也與世界保持著密切的同步。各種社會主義思潮不僅左右了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也廣泛影響了保守主義乃至自由主義等各類中國知識分子。
因而，在現代中國知識界，普遍地拒絕古典資本主義，接受社會主義，就不是一件太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便是自由主義中比較右翼的胡適，在五四和三0年代，也多次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的好感與熱情。他以一種歷史決定論的口吻，肯定社會主義乃是不可逆轉的大潮流：”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后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4] 十九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趨勢的流弊漸漸暴露于世，資本主義之下的苦痛也漸漸明了。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下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與虎謀皮。----于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的發生。
以九0年代“歷史終結論”的眼光會過頭來看當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狂熱，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但如果置身于20世紀上半葉的國際背景，一個人不信仰點社會主義，才真正有點不可思議。更重要的是，九0年代“歷史終結論”是以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成敗論英雄，假如是以廣義的社會主義實踐衡量，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凱旋，又何嘗不是社會主義的借腹懷胎！
事實上，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所信仰的社會主義，也是一個既含糊又分化的東西。粗略區分，有三種不同的成份：
第一種是激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追求的蘇俄式共產主義。因為非本文之主題，這里姑且列而不論。
第二種是新自由主義。胡適與傅斯年等許多英美留學生皆屬于這一系列。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從來沒有經過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知識洗禮，從五四時代開始，便表現出明顯的新自由主義傾向，力圖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加以某種調和。這一傾向，不僅受到了西方當時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支持，而且也有著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背景。胡適等人在五四時以杜威(John Dewey)為楷模，到40年代以羅斯福(Roosevelt)為旗幟。胡適雖然稱其為“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但也將它冠與社會主義的頭銜，叫做“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為了與第一種社會主義相區別，胡適特意說明：它是“避免‘階級斗爭’的方法，采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5]
第三種是社會民主主義。這一流派原來在西歐屬于馬克思主義系列，是其右翼的修正派。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全盤接受蘇俄的列寧主義，缺乏社會民主主義立足和發展的空間。相反，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倒是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間獲得了滋長和影響。其理論中堅是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一脈，最主要的代表是“二張”：張君勱和張東蓀。以后還有羅隆基、儲安平、潘光旦、蕭干等一大批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心目中的圣人是英國兩個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拉斯基(Harold Laski)。尤其是拉斯基，在中國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靈魂。而作為實踐的榜樣，在二、三0年代是魏瑪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到40年代則是戰后執政的英國工黨。
以上三種社會主義，也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三條現代化道路。前者發生在激進的共產主義者中間，后兩條存在于自由主義陣營內部。從五四開始，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就是混沌一片，從來沒有分開過。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危機，使得中國的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傾向于將社會主義納入自由主義的思想框架。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只是中國自由主義內部的思想分歧，二者之間并無嚴格的界限，如同在西方一樣，它們有很多共同的理論預設，如個人自由、民主政治、法治秩序、社會公道等等，其區別僅僅在于處理自由與平等不同的方式、比重、各自師從的思潮流派以及對蘇聯計劃經濟的評價等等。確切地說，二者的共同點要超過彼此的分歧，因而它們依然守護著同一個自由主義的理念和陣營。
然而，從政治思想史角度考慮，現代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并無任何成體系的理論，雖然胡適個人在社會層面的影響無人比擬，但在學理層面他基本無所貢獻，反而不及有系統論述的“二張”。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中國不僅有像“二張”這樣的學理代表，而且為更多的自由主義者所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主流思潮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社會民主主義，當屬無疑。鑒于上述理由，本文以下的專題研究將主要討論社會民主主義，同時也會兼及新自由主義。

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之弊

中國的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新的”。當他們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同時，也與西方同時代的老師一樣，對19世紀的資本主義文明多有反思，可以說是一種反思性的吸取。那么，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主要集中于哪里呢？
從大量文獻資料中可以發現，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主要針對的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也就是博蘭尼所說的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的根基----自律性市場制度。張君勱在他的代表作《立國之道》中，這樣概括西方資本主義的短處：
財富集中于少數人，釀成貧富的不均。無統籌全局的計劃，流于生產過剩。私人互相競爭，因競爭而生浪費。[6]
三條短處之中，后兩條與自由放任直接相關，第一條至少有間接關系。關于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大部分自由主義者的共識。楊人便1948年在《觀察》雜志寫道：
自由競爭在經濟上既不再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那么，自由競爭之說匪特不是自由主義的因素，而且已為多數自由主義者所放棄。[7]
不過，最初在五四時期，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像所有的社會主義一樣，集中在私有制度，以為資本主義的一切罪惡都是資本和財產的私有、尤其是私有大資本造成的。[8] 因此，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在改變所有制上做文章。張君勱鐘情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路線及其魏瑪新憲法，提出“尊社會之公益，而抑個人之私利”，希望通過“社會所有”、“公私共有”的混合經濟制度解決私人資本的集中和壟斷問題。[9]張東蓀則心儀英國的費邊社，主張參考中國傳統的“行業公會”制度，走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道路。[10]不過，到30年代，他們逐漸改變了看法，反思的視線從私人所有制移向了自由放任制度。1932年，“二張”發起成立了中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一個政黨：中國國家社會黨。在其綱領性的宣言《我們要說的話》中，在談到資主主義的畸形時，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不妨即主張承認私產的存在。須知資本制度所以發生以及其所以演成現在的畸形，其故不是由于私產制度，而實由于放任狀態。質而之，即有了私產再加以放任，乃始有資本主義。所以至多只能說資本主義由私產而演出，卻決不能說有私產則資本主義必隨之而來。明白了這個界限便可知道資本制度的搖動不必完全連累私產的存在。[11]
雖然私產制度也有弊病，但資本主義之弊主要不在私產，而是放任。中國社會民主主義對古典資本主義的這一反思，不僅與同時代的西方新自由主義認識方向一致，而且也與世界其它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保持同步。對于自由放任制度，張東蓀后來作過一些歷史的分析，他認為，18世紀的自由主義所建立的個人主義社會，在歷史上有空前的功勞。所不幸的是后來在經濟方面發生了大漏洞。放任政策在資本主義初期助長生產，增加財富，不料也促成了資本主義的長成。對內愈見貧富不均，對外愈趨于侵略。演變至今天，已經千瘡百孔了。[12]在這里，可以注意到一個語用學的現象，在張東蓀看來，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個價值上不等值的概念，如果說前者是中性的話，后者明顯具有貶義。這種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所害的看法，不僅屬于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連新自由主義者都具有。傅斯年就這樣說過：[13]
自由主義本是一種人道主義，只緣與資本主義結合而失其靈魂。今若恢復靈魂，只有反對發達的資本主義。
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乃至到80年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知識界，即使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間，始終是一個帶有罪惡的概念，它與社會主義這一名詞的大受歡迎，恰恰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
資本主義的主要之弊在自由放任，那么，自由放任的問題究竟在何處？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對此的質疑，主要在二個層面，其一是生產層面的非理性化，導致生產過剩危機；其二是分配層面的缺乏公道，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后一個層面涉及到社會公道問題，我們將在第五節中討論。這里主要研究第一個層面的問題。
張君勱、張東蓀等人在一、二0年代對自由放任制度的質疑基本是倫理性的，1929年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使他們意識到自由放任不僅在分配領域，而且在生產領域也存在著嚴重缺陷。自律性的市場制度雖然承諾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競爭秩序，但這僅僅是理論上的理想類型，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實踐中，完全競爭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資本的自身邏輯總是趨向于集中和壟斷，以致于競爭總是不完全的。完全競爭是自發秩序中市場價格合理調節生產和分配資源的關鍵，這一環節出了問題，整個自律性市場就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礎。張君勱在三十年代已經注意到由于資本的壟斷而造成的競爭失靈問題，他例舉了摩根公司操縱美國金融、鐵路和公用事業等壟斷資本的事實，質疑亞當.斯密以來古典自由主義的放任學說：
依彼輩之意，供求相應之原則，暢行無阻，則物價自平。然就各人平日所見，各國資本家關于所經營者皆已放棄競爭而走上壟斷之途徑。所謂自由競爭何在？所謂不壟斷又何在？[14]
他認為，之所以壟斷資本之所以出現，其源流乃是放任政策之結果。因此，他得出結論，古典學派的自由放任的學說，已經為時代所證明不正確。[15]那么，如何解決呢？中國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都將希望寄托在國家的干預上，并且相信這是20世紀世界的新潮流。胡適早在1914年，還在美國留學期間，就注意到這一點，他在日記中寫到：
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而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趨社會主義。[16]
中國自由主義之所以從一開始就遠離古典的放任主義，而親近干涉主義，與他們受到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影響很有關系。“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在中國成為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的最高價值和信念。正是在這一信念指引下，使他們堅信自由放任的市場秩序無法實現這一功利主義的原則，只有通過國家的立法、福利政策等干預，才能最終實現。也正是同樣的信念驅使，使他們一步步走向蘇俄的計劃經濟。

三、計劃經濟的幻想

二十年代末的全球資本主義大危機席卷整個歐美，唯獨蘇俄幸免。不僅如此，同一時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俄經濟高速發展，完全消滅了失業問題。這一起引起了中國自由主義的強烈興趣。張君勱、張東蓀興奮地說：
我們正在苦悶之中，而俄國的由計劃的經濟頗給予以刺激。----這個有計劃的經濟之實施在經濟上與方法上是人類最寶貴的一件事。[17]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分子對蘇俄的好感和狂熱，總共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十月革命以后，是對蘇俄革命的民粹主義式向往，那一次是政治上的狂熱。第二次是30年代，是對蘇俄計劃經濟強烈的興趣，這一次是經濟上的狂熱。
蘇俄的計劃經濟制度的產生和建立，與極權主義政治和國家所有制有著密切的關系。然而，在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看來，計劃經濟卻是人類理性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它完全是中性的。張東蓀再三說明：“計劃經濟是一個中性的名詞”，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都可以加以利用。但在他看來，只有以社會主義為原則的計劃才是進步的計劃經濟。因為計劃可以使生產得以提高，符合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18]他甚至認為，自由與民主都是一種烏托邦的理想，要使它們得以實現，必須依靠制度的媒介。在西方這樣的媒介是個人主義的資本制度和民族一體的國族主義。但它們都發生了一些問題。現在蘇俄貢獻了第三個實現自由與民主的媒介：計劃經濟。他熱烈地稱頌蘇俄“居然為人類創下了一個暗中摸索，多方迂回而得的光明途徑。”[19]
在中國自由主義之中，張東蓀是比較左翼的，這位未曾到過蘇俄的哲學家對蘇俄式社會主義特別是其計劃經濟、經濟民主，有許多美好的想象或想象性的理解。但即使是其它自由主義者，在三、四0年代對計劃經濟也同樣具有熱烈的興趣，他們與張東蓀一樣，將之看作是中性的、技術性的。不僅可以適應于蘇俄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也可以應用于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混合經濟。既然自由放任失敗了，那么計劃經濟作為人類理性的一個新貢獻，不僅可以代替或配合市場合理地分配資源，而且社會公道也要通過國家的計劃得以實現。羅斯福的新政和戰后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政策，都被認為是成功地實行計劃經濟的結果。蕭乾1948年為《大公報》寫的社評中，將“合理的統制”(國家計劃)與新自由主義聯系起來：
自由主義與英國自由黨的主張距離很遠很遠。自由主義者并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易。對內也不支持作為資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濟上，鑒于貧富懸殊的必然惡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為民主社會主義。[20]
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都異口同聲稱贊計劃經濟，這與五四以來中國知識界所彌漫的建構理性主義知識論有關。啟蒙運動對理性的高揚，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普遍地相信人的理性的全知全能，不僅能夠認識客觀世界的“實在”，而且還有可能創造出新的“實在”世界。以研究認識論著稱的張東蓀就相信“所有的思想在其本質上總是“建立的”，理論的概念“使人人心目中都熟習了以后，社會的組織便可依照著而另成一種制度。”[21]以這樣的理性主義立場出發，他們對計劃經濟產生美麗的幻想就是很自然的。
不過，作為自由主義者，他們對蘇俄式的那種與國家所有制與極權政治位基礎的計劃經濟不是沒有警惕，張君勱在《立國之道》中，繼分析了自由放任經濟的問題之后，也指出了蘇俄式計劃經濟的短處：一方面，“國家自從事于經濟事業，須多設官吏”，而“官吏不長于經營工商”。另一方面，“國家權力過大，足以妨害人們自由”。[22]如何在自由與計劃之間保存平衡，既有市場經濟下個體選擇和個人自由的活力，同時國家又在整體發展上安排理性的計劃，這是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所欲解決的。在他們看來，羅斯福的新政和戰后英國工黨的執政政策比較符合他們的理想。20世紀資本主義的實踐表明，自由市場經濟的模式不僅只有19世紀的自由放任模式，還可以有其它模式，比如西歐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東亞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等。計劃經濟作為自由放任經濟的整體替代模式，到80年代末已經宣告失敗。但作為自由放任的改良模式，計劃經濟的部分內涵卻在當代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中廣泛地得到應用。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既無法找到一個類似19世紀的“純粹市場經濟”，也不再存在一個蘇俄式的“純粹計劃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說，本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所追求的，雖然枝節上問題多多，但總的方向并未大錯。

（因篇幅所限，文章第四部分“對自由的新的理解”、第五部分“社會公道的原則”、第六部分“‘師法英美’與‘師法蘇俄’？”及注釋未刊載，讀者有意，可點擊閱讀原文、前往愛思想主站查看。）

燕南園愛思想 許紀霖 2015-08-23 08: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