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追求歷史正義,無懼此生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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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一本《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讓余世存一夜之間聲名大噪,但此后不久,他卻從輿論聲中悄然淡出。直到人們聽說他到云南大理居住的消息。

下圖為《中國男——百年轉型中國人的命運與抗爭》,余世存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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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身一人從大理回到北京,余世存在朝陽公園附近租了一套小房。 

    2005年,一本《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讓余世存一夜之間聲名大噪,但此后不久,他卻從輿論聲中悄然淡出。直到人們聽說他到云南大理居住的消息。 

    “那 時候在北京,每天都要赴朋友的飯局,有時一天跑三四頓。”午后,在位于六樓的小房子里,余世存泡了一壺紅茶,桌上鋪著大理的藍色扎染布。回憶起成名后的日 子,余世存感慨,當他每天打車奔忙于各種飯局,在北京擁堵的道路上一塞車就塞一兩個鐘頭時,他漸漸對這種生活感到煩躁和厭倦。“我們被城市生活異化得太厲 害了。”飽受痛風和風濕困擾的他決定離開北京。 

    余世存來到大理古城邊的一個白族村子里。那里陽光充沛,沒有熟人朋友的“煩擾”。他每天讀書養病,一度到寺院里學習禪坐和氣功。在大理,他還因為某種奇緣,治好了困擾自己多年的風濕病。 

    他結識了不少大理當地的文化人:鄰居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師、孫中山的重外孫,還有許多畫家、文化人。當有一天,他發現在大理也每天有飯局的時候,他動了回京的念頭。 

    兩年后回來,北京的老朋友見到余世存,第一感慨是,老了。經歷了一連串家庭的變故,才40歲出頭的他頭發已經花白,不過精神狀態卻是格外的好。 

    “在 大理其實挺受教育的。”余世存說,他遇到很多窮老外。這些外國人只是拿一份政府救濟金,卻愿意世界各地去游歷,對生活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的心態健 康得多,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過得很快樂。”余世存說今天自己也一無所有,連北京一個廁所也買不起,但他過得很坦然。 

    余 世存曾寫過一篇博文《青春暴富干卿何事》,記述了他親歷的一件事:一位多年未見的學生發達了,找到他。學生已然“小康”,老師依然“寒士”,甚至比十年前 更加衣食無依。飯桌上學生掩飾不住成功人士的喜悅,論述了一番機會平等、失敗者是懶人的道理。這讓余世存受了刺激。在博文中他寫道:“暴富者們忘了,人生 有無數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愿意過內心生活……成功者可能是社會的中心,但真理價值并不必然站在他們一邊,人生意義也不只有他們能夠體驗。” 

    在大理系統地閱讀了先秦諸子經典,余世存寫了一本《老子傳》。“雖然離開北京兩年房價翻了兩倍,但是我有了一本《老子傳》,我覺得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 

    余世存也注意到,我們民族在先秦時所具備的那種自由精神、陽剛氣質,已經喪失殆盡。《中國男》最初是應雜志之約作的專欄,漸漸有了“借古諷今”的意思,寫盡近代人物的堅強陽剛的同時,也暗指當下社會陰柔之氣太盛。 

    《中 國男》被讀者稱為“尋找中國的純爺們”的一本書。余世存用四十一個“爺們”串起中國近現代史。近現代中國遭遇前所未有之大變,而所有變化之參與者、推動 者、承受者都是處于歷史激流中的“人”:從文界的龔自珍、劉文典,到政界的曾國藩、宋教仁;從軍界的蔣百里、吳佩孚,到實業界的張謇、范旭東……在余世存 看來,這些胸懷家國天下的近代猛男,與只為車房斗米奔忙的當代男人無異于天壤之別。 

    余世存最得意的是,他寫這些人物蘊含著一種褒貶,這是《史記》以來的中國史學傳統,只不過在近世學術中已經很難見到。 

    如今,住在城市邊緣的斗室之中,余世存每天孜孜讀書、寫字,仍然心存自《非常道》以來就有的大目標:“恢復歷史正義。” 


    對 話 

    近代人物的氣局要大得多 

    南方都市報:寫《中國男》的意圖是什么? 

    余 世存:說到底是對目前犬儒時代的不滿。近代史上這些人無論成就高低,總體上都比現代人活得精彩、豐富,個性鮮明。而當代的人,總體上個性表達得不夠充分, 在社會責任和正義方面做得很不夠。中國現在是娛樂化、平面化的時代。好多年輕人問我,為什么如今男女走向中性化,男不像男,女不像女?這是一個很遺憾的事 情。人心都很浮躁,受不了都市化的誘惑。我的好多同行、朋友,都一心去擁抱這個物質的世界,我覺得還是個性的、內心的東西不夠強大。 

    南都:你覺得在這方面,近代人物可以給我們什么借鑒? 

    余世存:近代人物給我們一個參照,告訴我們中國人有多種可能性。立功、立德、立言都可以,可以活得很豐富多彩。人的選擇沒有那么單一,不僅僅是“有沒有房 子、有沒有好車、銀行存款有多少”這樣單一的標準。這些近代人物的氣局要大得多,他們能把自己的人生幾十年跟山川自然,民族歷史,甚至孔孟之道的現代轉 換,或者文明轉換連在一起。而我們現代人以自我為中心,只跟物質利益聯系在一起。 

    南都:這也許是跟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因為那剛好是一個巨大轉折的時代。 

    余世存:我們不也處在一個巨大轉變的時代么?我們經歷著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移民時代,幾億農民進城,產業和工業升級。另外經過這些年經濟發展,富起來后要怎么 辦?孔子說,富而教之。我們面臨自我教育和教化別人,包括文明模式的重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能自覺到這種歷史任務的人不多。近代的中國男人,個人 命運是與國家的命運在一起,并不是全然為自己而活。今天的男人則完全是為自己,為老人孩子而活。 

    南都:在《中國男》里,你寫到杜月笙、戴笠這些人,并不是一味貶斥,跟我們傳統的認知有出入。 

    余世存:我的心態是比較平和的,抱著一種對歷史溫情的理解。對杜月笙和戴笠,現在一般都把他們看作壞人。但深入他們的內心和人生中,會發現有可圈可點的東 西。如果活在當時,未必不能與他們坐在一起聊天。他們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也可能是非一般人所能把握的。我想我不是站在意識形態的標簽分類上,而是站在人 性的角度來看他們。我覺得我對杜月笙和戴笠的評介,能讓中國人對人性的把握更豐富一樣。 

    南都:你在書中對這些人物的評判有著明顯的主觀判斷和褒貶,這樣會不會被認為是不客觀的? 

    余世存:我在序里說,我是一意孤行地把歷史人物一個個拉來介紹他們,打量他們,審判他們。中國的史學傳統,自孔子和司馬遷以來,歷史寫作就具有一種審判的功能,就是懲惡揚善,要讓亂臣賊子懼怕。 

    現在很多研究一輩子歷史的學者,只能對歷史人物說“有功也有過”這樣正確的廢話,不能做出個人的、內心的評價,我是反對的。歷史是中國的宗教,假如不把這個信仰恢復起來,講歷史就沒意思。我們要恢復“歷史的正義”。 

    南都:如何恢復“歷史正義”? 

    余世存:在目前的犬儒社會,價值判斷已經失效或者缺席,我愿意去做這個事,就是重建我們的價值評判體系。我們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官員,不相信商人,也不相信 知識分子,現在很需要重建價值系統。我希望讀者能像我一樣,作為最后的審判者,對歷史人物下定論。我們要恢復中國人的善惡觀念,捍衛我們的歷史正義。 

    采寫:南都記者 田志凌 實習生 王軍 


田志凌 2015-09-12 16: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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