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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伴隨“中國模式”在世界舞臺中的崛起，“雙面中國”的形象也愈發在國人心中震蕩：一方面，三十年改革開放實實在在的經濟成就令國人走出百年匱乏，作為人權內在前設結構的生存權與發展權得以切實保障，國家形象建構與民族軟勢力輸出成為幾代國人復興之路的時代強音；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來飽受百年欺凌的古老中國，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以自強，歷經中西體用之爭而后全盤否定傳統文化進而徹底引進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標志的西方學術，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之路事實上從未逃離西方以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社會世俗化、文化合理化為特征的現代性軌道，由西方現代性夢想所形塑的青春中國，客觀上注定今日中國學術亦步亦趨于西方主流而難有真正的思想原創，由此，遭受百年欺凌從而被迫打開國門進而全面學習異邦的歷史事實會碎片狀地浸染到今日國人深埋的民族自卑情感中，在學術精神圖式中不免陷入深層矛盾，既呼喚今日中國出現自己獨立的思想大師，進而以平等身資對話于把持世界話語與學術規范的西方，同時又不免無意識的以西方標準的中國化為依據而獨斷。今日中國大師之追問，事實上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問題所指而衍變為一種隱蔽的新中西之爭，當然這個新爭論內在地包納了中國社會三十年中客觀生長的諸多深層危機與弊病。

[關鍵詞]中國大師； 屏蔽社會；今日漸行漸遠；文化所指；思想望遠鏡

讀完北京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由希拉•斯勞特與拉里•萊斯利合著撰寫的《學術資本主義：政治、政策和創業型大學》一書之后，聯系到“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這一公共性熱門困惑，由此展開了對中國大師問題的系列深思[1]，本文試圖在兼顧中國大師本體問題討論的基礎上，從中國公共困惑的危機治理角度去闡釋今日中國大師這一公共命題。

一、“大師”：今日何以漸行漸遠？

如果我們并不打算在廉價的意義上使用大師一詞的話，就必須首先給大師一個準入標準較高且相對清晰的界定，否則由大師所衍生的系列問題都將注定陷入結論迥然的彩繪化尷尬之中。顯然，要準確的定義大師并使每位讀者滿意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對大師的本質主義定性就需要筆者將大師內涵建基于其不是什么的反向詮釋基礎上。從一般意義上來追問，大師是否應是德學兼備之人？大師是否應是知識分子？大師是否必須首先是言傳身教的老師？大師是否必須是原創學術？大師應該由誰來認定？大師被認定的標準為何？大師的內在生長邏輯是可以被蓄意建構與體系生產的嗎？大師的社會認同是否一定具有普遍性且是否為一般公眾所共同熟知？大師是否是人類每個時代都必定擁有的客觀社會資源？對大師的以上追問實質上是要回答大師的德、學、名、份、業、績、格等系列問題。中國人的大師情節事實上被傳統的圣賢崇拜所同質化了，因此大師一詞被象征所指為學術與道德的絕對完人，這實質上是對大師本身的苛刻，大師主要是就學術思想而論所得出的概念，它本質上是無關于公共精神與世俗倫理的，開創20世紀現代西方哲學嶄新路向的大師海德格爾，其一生也沒有為自己給納粹服務的行為懺悔，顯然這是有悖于公共精神的，若以大師的完人高標來審閱海德格爾，那么海德格爾注定也難忝大師之列，同樣再以世俗的道德倫理標準來檢視存在主義之父克而凱郭爾、德國古典主義大哲謝林、后現代主義的大師福柯，他們無疑都不能再稱之為大師了，顯然，嚴格意義上的大師僅僅與學術與思想有關，不能以所謂的道德高標來裁剪和遮蔽大師本存的光芒，但是在中國語境下，我們又必須將大師渴望還原為圣賢崇拜，可見大師本身需要做中國語境的獨特性處理。在“50年中國未出大師”振耳發饋中的吶喊聲中，我們的大師追問顯然已經被固化為即定的知識分子，似乎大師注定是以知識為業的一群職業知識人，這明顯從前提處屏蔽了藝術界、體育界以及勞動技能界出大師的可能性，藝術大師、體育大師以及各類技能大師都被國人單一的大師習慣思維屏蔽了，大師實質上被絕對定格為學術大師，由此可觀，《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大師“在學術、藝術等方面名望大、造詣深的人”的定性明顯是泛化了習慣性的生活概念而難以去適應日常實踐了，否則趙本山、劉翔、姚明理所當然該被稱之為大師，那又何來“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的尷尬追問？顯然，不廉價使用大師一詞的高準入標準應該將大師有意窄化為學術大師，而學術大師注定是以知識為業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卓越政治家或者成功經理人。既然大師的前提是知識人，那么知識人的線性聯想不可避免的讓國人將大師歸類為老師中的佼佼者[2]，這里的老師一方面指作為職業的教師身份，另一方面則指作為屬性的教師功能，前者教書為業，后者育人為本，前者以傳統的書齋式積累型傳播為主，以固化的教室為場地，而后者則以開創嶄新的學術思想以引領時代和服務人類為主，以研究室與公共空間為場地，因此前者多為教師，而后者多為科研人員與公共知識分子，顯然在當前的中國語境，后者更具有大師生成的合法性，而前者難以被公眾認可為大師，若前者要被認可為大師，必須要求其首先是作為后者中的杰出人才，這進一步深化了大師的追問，大師是否必須是原創學術？若作為積累式的書齋式傳統學人，能否成為大師？很明顯這初步觸及到了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這一尷尬命題的根本，中國學術歷來重積累和強考究，五千年華夏學術，尤以史學和經學見長，其內在的深層邏輯正是書齋積累式，故清末民初中國從西方引進現代學術規范體系以前，按今日大師合法性認同來檢視，中國大師者實在寥寥，眾覽五千年華夏，僅春秋諸子、兩漢經學、宋明理學、陽明心學等等可為大師，除春秋諸子純粹原創以外，其他時代能流傳至今的學術與大師無一是完全守成的，盡管其絕對原創的能力遠不及前輩諸子，但在原有經典文本上的意義再注使的他們也終究成為了學術大師而揚名千古，盡管如此，繼諸子百家爭鳴之后中國版圖上真正的第二次群星輩出的時代依然是清末與民國時期，原因在于知識人在本質上更易因原創學術的開創而聲名遠揚進而成就大師之業，塑大師之名，可見，正是現代學術規范、體系與方法論的中國化引進、開創或者與中國傳統知識論的融合成就了民國時期苒苒生輝的大師們，這是一種全新的學術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勝利，所以，大師的生成不一定非得絕對化的革命性原創，對原有體系、文本的再詮釋、意義再造和深化研究也能夠造就學術大師，但這樣造就的大師合法性及其認同度遠遠小于絕對的革命性學術原創，中國春秋戰國之后到清末明初的數千年間，大師寥寥的事實即證明了此，因此，在現代學術規范體系、方法論被民國大師引入中國并革命性地開創了一條我們今天也必須順之前行而尚未被超越的學術范式后，盡管今人各領域的成就早已超越開拓者了，但是今人仍難以名正言順被公認為學術大師，這正是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的主體性原由。當然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還有諸如大師認定主體、認定標準、認定規范等客體性原由，因歷史原因而割斷與傳統學術聯系的今日中國在深化沿襲現代學術學科規范體系下的學術創新注定難有自己獨立的精神家園，民國大師們尚且可以將西方學術與本土思想深度融合進而做出獨一無二且精彩絕倫的中國學術，那么今日的中國學人則只能亦步亦趨于西方學術，在西方所導引的現代學術規范話語下苦苦掙扎努力求學，并套襲西方學術規范與思想來解讀與分析完全異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中國版圖上的人與事，這種與傳統難以接續而只能全盤移植西方規范的現代中國知識人生存特征注定了中國大師只能是西方學生，學習西方先進學術當然無可厚非，關鍵問題是這種因多年學習而形成的未斷奶學術心態又進一步閹割了獨立的絕對性學術原創的勇氣與銳氣，這種學術心態由個體不斷推延，進而成為中國學術共同體普遍的學術心態，而未斷奶的學術心態注定中國知識人敢為大師的心態普遍侏儒化，且即便真有了敢提出學術原創的中國知識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普遍侏儒化的自卑情節又不敢予以確認，甚至極盡打擊之能事，因為其個別銳氣知識人的原創體系與思想或許完全不同于學術共同體早已被西方現代規范馴化了的所謂現代學術標準，把持大師確認權的這個虛擬共同體完全可以以“學術平庸”或者“政治不正確”的名義對潛大師的原創學術思想予以謀殺，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是一個復雜的內外交困、主客二悖的艱難困惑，這正如北京大學趙敦華先生所論：任何問題的提出都有一定前提，為什么沒有出現學術大師這個問題的前提，部分是事實，部分是假設[3]。

二、“大師”淪為中國“傳說”的文化所指

“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的這一殷殷追問，實質上衍射了當今中國社會諸多深層而復雜的文化現象：
一方面，大師的漸行漸遠折射了中國知識分子作為民族脊梁其公共精神的集體頹廢，特別是80年代后的二十年，今日的中國學人早已遠離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是指現實生活的批判者、先進思想的代表者和時代發展的引領者，以“五四”知識分子為代表標志中國有了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4]），二十年來中國學人的習慣態度是以晦澀的學術研究之名逃避公共責任與公共話語，或者以“大眾通俗”、“日常消費”、“文化產業”等知識工業生產為名閹割公共價值情懷與推卸公共危機的思考責任，這樣的直接后果是解構了中國學術存在的實踐意義、閹割了中國學者知識創新的價值理性、割裂了中國學人與中國普通民眾的精神紐帶，這成為“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這一普遍性公民疑問得以鮮活的學術生態，實質上，普通公眾并一定真的在呼喚中國大師的誕生，而是哀嘆與圣賢精神同質化的大師精神，換言之，也就是中國學人傳統樸實的獨立之學術精神為何遠逝？實質上今日中國經現代性洗禮而逐漸催生、萌芽、塑形進而發展而成的新型知識分子之所以令公眾難以滿意，其本質上正是因為沒有擺脫傳統社會中中國知識分子因命運掌握在統治者手中從而造就的依附性生存方式[6]和非獨立人格的弱點而造就的，圣賢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被我們主觀美化的“遠古烏托邦” 以用以批判當世社會的思想武器而已。
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普通公眾所面對的社會從三十年前開始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已經走向本世紀“結構排他”型改革，在這個深化改革的轉型艱難期，因資本利益分散化、社會結構碎片化、權力政治祛魅化以及信息網絡瞬時化四重交疊的社會發生機制，注定必然直接導致中國社會傳統共同話語的流失與共同理想信仰的缺乏，而話語交融與信仰共振的不可能性進一步加劇了解答中國時代困惑的頻率與難度，三十年西方存在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全面熱銷也促使中國普通公眾內心深層的虛無主義與懷疑論，而社會公共思潮愈加如此，飽受圣賢崇拜和思想一統影響的中國普通公眾也就愈加渴求本土的“超人”式大師能盡快橫空出世而將數億萬蟻民從精神虛無與徹底懷疑的精神困頓中拯救而出，以使大眾得靈魂安寧與內心平靜。

三、仰望“大師”：從今日中國社會土壤的結構分析開始

正如魯迅先生所論“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 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大師”的深層追問必須要引入對今日中國社會這塊培養中國本土“大師”的土壤追問開始，今日中國社會是什么樣子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民間社會的構序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邏輯轉型，傳統意義上以單位為進途而實現政治社會化的個人已經被市場的資本邏輯所切斷。在面對私人資本自由漫溢的巨大利潤誘惑時，組織化的個人紛紛或自愿（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下海熱”）或被迫（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下崗風”）逃遁出公共組織（如單位），組織作為社會小共同體以保衛個體承担社會公共風險的能力被弱化：一方面，被產業化和市場化治理機制調整后而建構起來的新社會組織其唯一的生產職能就是實現資本的自我復制與升級；另一方面，更多的原組織中的社會個體被私人資本殘忍角逐的利益聚合鏈所擊碎，不斷變成需要獨立承担社會風險的被裂化了的原子型個人。
三十年來，個人參與社會并形塑社會的能力顯著增強，以私人資本為注腳而被區隔出來的新富階層作為社會精英不斷膨脹并逐漸把持了社會話語體系，這個話語體系以媒介、廣告、建筑、時尚、品牌等為意識控制工具而鉗制了被原子化分割了的社會個人，缺乏小共同體組織生存形態的基層原子型個體很容易被這個強大的資本化的意識控制工具所控制而喪失社會基本反思能力。因此，在面對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時，缺乏小共同體組織風險過濾的原子型個體不得不提高警惕，一方面，社會風險責任承担的主體絕大多數將被個人與家庭百分之百地吸收，沒有任何小共同體（如單位）的風險緩沖或者緩沖的能力杯水車薪；另一方面，被資本與權力霸權所控制的社會階層流動逐漸在2000年后出現了板結化的趨勢，原子化的社會個體在嚴峻的風險自理中通過奮斗再實現階層自由上升的機會成本更高。基于此，國人從2003年“非典”時期的“搶口罩”、“搶板藍根”事件到2011年日本核輻射時期的“搶鹽”事件，無一不在愛護生命、保衛健康的表層現象中折射出中國社會三十年整體構序結構與個體生存邏輯的深層變遷，由此變遷所導引的社會集體心理即是：期待大師作為社會的“思想望遠鏡”，從而得以幫助原子化的社會個體走出“屏蔽社會”而認識真相，進而讓今日斷裂社會中以原子化個體存在的人們生存成本得以降低。從中國三十年社會構序結構與個體生存邏輯發生深層變遷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社會，那就是現代資本已經將現代人從組織化的安全堡壘中徹底原子化，原子化的個體（個人與家庭）無力單獨應對巨大的群體式社會危機，社會危機的“軟著陸”一方面需要強化政府的公共責任與權威，另一方面則必須有賴于作為專家的“大師”，能以各種小共同體式公共組織社會與微觀社會公共組織重塑的形式，去獨立而負責任的揭弊真相，以彌補公共危機中政府公信力的不足以及監督政府和預防政府的不作為或者行政作為的不合理，以此在當今開放社會中，形成社會穩定的三角力量結構之一，另兩方面來自于政府和民眾。
實際上，以2011年注定成為年度關鍵詞的“搶鹽”事件為例，我們就已經逐漸看到了學者“大師”式精神的某種回歸。相比于八年前的“非典”時期，為什么此次國內的“搶鹽”事件能夠如此迅速的平息呢？筆者思考，除了本次危機的嚴重性不如八年前以外（核輻射危機本身不在中國本土）以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學者作為獨立力量而參與中國社會公共危機治理能力的增強有關系：一方面在中國政府作出透明的、理性的、公開的、及時的危機應對之后，專家為公眾做了核輻射相關科學知識的客觀化普及，法律在謠言傳播中做了更及時的、透明的責任問責和刑事懲戒，媒介及時報道了謠言形成的嬗演過程，學者們多維深入地挖掘和剖析了危機形成的社會緣由；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借助于各式網絡虛擬小共同體（QQ群、短信群等），使個體因原子化孤立狀態所造成的巨大恐慌被虛擬性的小共同體所緩沖，巨大的精神能量在虛擬中得以傳遞，個體安全指數迅速提升，另外學者積極介入社會中各式實體小共同體型公共組織，他們以各式負責的獨立的科學精神為支撐、以專業知識為根據、以理性觀察為依托以研討會、講座、論文、評論等形式也開始更多地承担起第三方危機緩沖的職能，很多企業、NGO組織、社區、村委會、行業協會等等公共組織也請相關的專家學者依據扎實的專業知識邏輯嚴密地展開辟謠，這些各式大師精神的回歸，實質上對中國社會微觀空間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四、“大師”：中國公眾呼喚“大師”的真實作為

在三十年中國社會構序結構與個體生存發生巨大變遷的情況下，作為知識人的學者“今日學者若要成為大師人物，必須從兩方面著手：
一方面要從自身內部著手，在新的歷史節點上，作為當代中國知識人對于中國公共困惑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兩點：一、繼承上個世紀80年代那批傳統式公共知識分子型學者的公共精神與懷疑理性，在這個被各種后現代話語去中心化、去啟蒙化多元解構了的20世紀中國社會中，當代中國學者，特別是當代中國年輕學者，要認真反思與總結三十年中國學術自覺担當公共危機治理能力弱化的深層原因，以嚴肅的理性態度堅決質疑在全球化風險社會中將中國公共問題全面西方式治療的形而上學情節，同時堅決反對公共危機治理過程中信息遮蔽、暴力處置以及簡單同質的做法，針對不同類型的公共危機要堅決采取針對性的公開化處理與公共性治理；二、繼承上個世紀80年代后二十年這批學者學術規范的專業態度，在繼續深化學科體系和規范學科話語的基礎上，加強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強化社會問題意識的學術研究方法、疏通學術直接面向社會、面向公共、面向中國與世界的發言渠道，堅決反對學科殖民的無理擴張、反對學科自治的非法封鎖、反對學科宏大單一體系構架的獨斷研究方法、反對學術、學科自說自話、經院哲學式濃厚的精英情節。如此這般，針對以中國公共問題為話語，中國學者才能匯聚足夠的理性力量、學術精神以及公共民意以社會良心與國家脊梁的高格去合理承担，由此才能擺脫中國社會普通公眾原子化的不安寧狀態，從而相信中國學者，相信中國學者具有大師精神，進而尊稱當世某些學術佼佼者為今日中國之大師。
另一方面則要從社會外部著手，中國學者必須努力提升國人應對當代公共困惑與社會風險的能力，由此，當前及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學者必須要為中國社會考慮如下問題：一、由資本所單一建構的強勢社會話語邏輯應該被有效規制，資本的絕對逐利行為需要在合理邊界內實施，這就需要國家法律制度體系，特別是經濟法律制度體制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深入反思，資本的制度邊界與社會邊界究竟如何有效連接起來，如何確保資本逐利不以社會發展和社會穩定為代價，從而以此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地位本身不動搖，一方面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社會民生保障；二、三十年以來，盡管中國原子化個體承担社會風險的能力有所提高，但面對日益國際開放和逐步深化改革的中國社會，原子化個體盡管在促進資本積累和生產效率上能起到巨大作用，但日益風險化的開放社會也給個體制造了更大的生存危機，這就需要從兩個方面深入探索，一方面，積極培育社會小共同體組織，實現小共同體組織本身的互交叉性和可融合性，將原子狀個人還原到組織之中，這樣的組織功能主要是在經濟、文化、社會、健康、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等方面幫助個體在面對風險社會時能承担相應的社會緩沖，同時提高各式正式組織的社會責任，對個體予以實際關懷；另一方面，在經濟取得飛速發展的今天，應強化政府對于社會福利的支付能力，統籌二元社會中多元主體訴求，更加關注社會底層和弱勢，確保社會原子狀個體在因不可抗力所導致階層衰變后的弱勢格局中能有基本生活保障，提升國人承担社會公共風險的國家保障能力。三、政府在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上應該如何組織和動員，如何凝聚社會各界力量形成治理社會公共危機的合力，應該說，“搶鹽”事件中的中國政府對此已經清晰和明曉了很多：2003年以后實現民生轉向的中國政府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凝聚自身的社會公信力，強化和突出公平也是生產力的理念，進一步強化政務公開、信息透明和政府善治，另一方面要加大對國民的科學教育的力度、重視信息與媒介在開放時代中的社會傳播作用、培養專家與學者客觀理性與可持續性的社會解釋能力、突出中國的社會公共治理能力、嚴厲懲罚社會精英集團的違規行為，打破階層流動的板結化硬冰，實現中國社會真正意義上的深度和諧。在今日中國學者做好以上內外兩個方面的工作之后，筆者相信今日“大師”的衰落將注定成為漸行漸遠的中國“傳說”。

作者簡介: 李濤，男，四川綿陽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博士，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主要從事政治（法律）哲學與文化哲學、思想史與中國社會結構變遷、教育政治學與社會思潮研究。

原載《學術界》2011年第8期)

[參考文獻]
[1]參見拙文，《“今日中國為何出不了大師？”是偽命題》，《中國社會科學報》（第191期第4版）2011年5月26日；《今日中國為何患上“大師臆想癥”？》，《中國社會科學報》（第208期第4版)2011年7月26日
[2]崔平，《老師與大師——中國“學術大師”確認潛規則的現代破產與未來顯規則》，《學術界》，2009年第4期
[3]趙敦華，《“為什么沒有出現學術大師”：問題還是偽問題？》，《哲學動態》2008年第8期
[4]范丹卉，《五四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與理論抉擇》,《江淮論壇》2011年第1期
[5]參見拙文，《學術資本主義：一場被資本意淫的政治狂歡》,《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5期
[6]戴清亮，《知識分子出路的尋覓與探索》,《江淮論壇》2005年第5期

李濤 2012-02-29 19:3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