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傅瑩：中國的成長與“秩序之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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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輕一代能否更加寬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19日應邀出席美國芝加哥大學并發表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

中國的成長與“秩序之爭論”

作者 | 傅瑩

尊敬的Mr. Steve Edwards先生，

各位同學和老師，

女士們、先生們：

非常榮幸受邀來到芝加哥大學，并在此致辭。如著名建筑家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我終究認為芝加哥將是世界上留存下來的最美麗、最偉大的城市。”(Eventually I think Chicago will be themost beautiful great city left in the world)。

但你們是否知曉，在中國，芝加哥的大學更出名。那些希望學費物有所值的家長們尤其對這所大學感興趣，因為這里“樂趣已死”。（Where fun comes to die.）

芝加哥大學培養了無數的音樂家、科學家和政治家。你們中一些人如果選擇了這樣的道路，未來也會成為其中的一員。祝福你們。

我猜想，這里的學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國他們被稱為90后。這個時代出生的人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幾乎在同一時間獲取最新信息。

對于我們這代人，當我得知世界上有個操作系統叫Windows時，比爾·蓋茨先生已經是世界首富了。而現在，太平洋彼岸中國時尚的年輕人與這里一樣，對每次新版蘋果產品的發布翹首以待。《速度與激情7》(Fast & Furious 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電影院差不多同時上映。

我也許有些理想化，總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輕一代能否更加寬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從而尋求新的途徑來構建維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奧巴馬總統于幾年前的父親節在這里發表過一個演講。他說，作為家長，需要傳遞給后代最重要的價值是同理心，能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去認識世界。（The value of empathy ---the ability tostand in somebody else shoes； to look at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今天我就想先談談中國在世界變遷中的經歷。基辛格博士《論世界秩序》一書在中國引起了熱烈討論。書中敘述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400多年的大國興衰，強國之間一而再、再而三以戰爭方式爭奪世界權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談到，威斯特法利亞體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區曾有不同的體系，彼此孤立地并存。眾所周知，那時還沒有網絡的存在。

就中國而言，悠久的歷史造就了獨特的治理方式、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時至今日仍有影響。因而我們對世界的觀念也許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上。我可以沿著書中世界秩序演變的軌跡，舉幾個中國歷史上的例子：

你們大概都曾經讀到過，1648年歐洲達成威斯特伐利亞系列和約以結束“30年戰爭”，之后的數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現代意義上的秩序，確立了內政自治原則。隨后便把殖民統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國是1783年才擺脫了殖民統治，宣布獨立。

而早在此之前，亞洲長期延續著自己獨特方式，各國和睦相處。當時中國的清王朝仍處于鼎盛時期，到18世紀中國人口已超過歐洲國家總和。但是，這個延續近兩千年的田園般寧靜在19世紀中葉被歐洲帝國打破。

到了1919年，當歐洲簽署凡爾賽和約以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亞洲大部分地區已淪為歐洲的殖民地，中國的領主完整也屢遭侵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構建共和體制和西式議會的種種努力紛紛失敗，國家陷入內亂。年輕人開始從其他方向尋找解決問題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幾十個人建立的，許多都是20多歲的年青人。他們不比你們年長多少。（看看年輕人是怎樣改變著世界，真是神奇！）

▲亨利·盧斯

1941年，當《時代》周刊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宣告“美國世紀”來臨之際，中國約2/3的國土被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蹂躪，戰爭中傷亡人員達到3500萬人。今年九月，中國將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緬懷英烈、牢記歷史、珍惜和平。中國和美國當時并肩作戰，我們不會忘記那些美國飛行員的英勇事跡。

1949年中國終于重獲和平，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當時的國家滿目瘡痍，經濟近于崩潰，人均壽命不足35歲，文盲率達到90%以上。

換句話說，二戰后多年，當兩個超級大國激烈爭奪世界權力、建立起所謂的恐怖平衡之際，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解決生存問題，包括滿足龐大人口的吃飯需求。我們也走過不少彎路，年少時經歷的饑餓和困惑我記憶猶新。

二十世紀70年代末，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經濟。

因此，當中國人講到國際體系時，通常指的是中國作為成員參與的、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機構和機制。鑒于慘痛的歷史教訓，中國一直信守和遵循《聯合國憲章》關于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習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峰會，重申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我講述這段歷史想表達的是，在討論歷史和秩序時，需要注意到各國有著非常不同的經歷，這對我們觀念的形成有很大影響。這也是為什么，各國在一些問題上的感受不盡相同。

我想講的第二點是如何看中國的成長。顯然，在中國獲得快速發展之時，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并沒有同步增長。一位常年觀察中國的歐洲記者朋友如此概括說，西方媒體的中國報道可以歸納為三類：

一是中國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現在連奢侈品市場都很大。

二是中國太壞——好像中國總是在做錯事，看不順眼。

三是中國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為方式。

我經常接待來自美國國會的代表團，很多人第一次來中國。令他們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見的普通中國人，比如在故宮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農民工游客、和那些夢想成為下一個馬云的年輕創客等等。

實際上，是普通中國人代表了中國的真實面貌和國家的進步。是他們推動著中國走向富強和成功。

那么，成長起來的中國想有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秩序呢？未來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學者預見的，必然是中美爭奪世界權力？這是我想講的第三點。

我常常閱讀美國政治家撰寫的回憶錄，美國對世界事務的深入和有效參與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時常感嘆于美國對其他國家的事務也如此熱情和強勢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問，美國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國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僅以美國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為核心理念、以美國主導的同盟體系為支撐？而對于新興大國來說，是否面對的只有臣服或挑戰這兩個選項？換做是美國人，你們又當作何選擇？

中國就是這樣一個新興的大國，而且并非依靠炮艦開路成長起來的，我們是結合了自身的天然優勢與全球化的機遇發展起來的。歐洲引領工業化以來，資金、技術、市場、資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動下開始向外擴散。

順著這個浪潮，中國堅持改革，不斷釋放巨大的政策紅利，實現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長，極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日中國是13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有人甚至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20年后達到世界第一位。

▲中國威脅論

但是，當一些國際學者討論新的世界權力分配問題時，他們會驚訝地發現大多數中國人很淡定，對傳統意義上的所謂世界權力轉移或者“世界權力之爭”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

對中國人而言，我經常看到的是在標準上存在不一致的問題。例如，在西方國家，當有人濫殺無辜時，他們被視為恐怖分子；而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問題。當中國的鄰國在領土問題上做出挑釁的姿態時，美國不置一詞；而當中國捍衛自身權益時，就常被說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脅迫別國。

如果對最基本的原則前提都沒有共同的基礎，我們何以在世界秩序演進這樣的問題上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呢？就像廣東人形容人與人無法溝通時講的：是“雞同鴨講”。

中國目前的重心還在于解決大量棘手的國內難題，包括克服環境污染、反腐敗、緩解經濟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時，在應該構建什么樣的未來世界秩序上，中國學者也進行著務實的討論。大家可能各持觀點，但一個共識是：世界已經發生變化，許多舊的概念失去了意義。

首先，在當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過去那樣，在各地區隔絕地共同存在、應對不同的問題，這種可能性已經沒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開放性，要逐步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和多元的觀點。

其二，再通過大國之間戰爭的方式實現“權力轉移”，重新決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沒有可能了，因為世界各國關系已經如此緊密交織。

其三，我們所面對的大量新型問題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權國家和區域的邊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試圖乘船從非洲前往歐洲的人們。需要新的思維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說是全球秩序，去應對新型挑戰。

令人有所寬慰的是，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已經開始進行許多有意義的實踐，用創新和合作的辦法應對和解決新的問題，例如G20和全球氣候變化大會。中國也倡導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來增強亞洲和亞歐大陸之間的互聯聯通。這些實踐是對現有國際體系和合作框架的補充，將促進現有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發展。

▲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