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書香解密徐悲鴻：中華書局藏徐悲鴻書札掠影

簡體傳統

上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徐悲鴻先生先后在中華書局出版《悲鴻畫集》、《悲鴻描集》、《悲鴻近作》等作品集，并推薦出版齊白石畫集、左恩（初倫）畫集、《八十七神仙卷》等作品。并與中華書局負責人舒新城、吳廉銘等有大量往來信函，這些信函完整無缺地保存在中華書局檔案中，其中半數以上是與舒新城、吳廉銘等商議畫集出版事宜，另外尚有推薦作者、書稿，敘說時事、游歷、家庭狀況，托辦郵寄書籍、支取款項等事，內容極為豐富。徐悲鴻先生以畫著稱于世，但書法作品尤為罕見。

道心惟微-徐悲鴻集散氏盤自刻印

房地產招標，徐悲鴻走總編輯后門

民國時期的出版商，往往在全國各地設有分銷機構。小的書商靠代銷、賒銷的方式，而大的出版商直接開設分局，例如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都在全國各地開設了專門的分局。有的甚至開到了新加坡、日本等海外。

中華書局南京分局舊址，至今仍屹立于南京市白下區楊公井，是一座具有典型民國風格的兩層小樓，現在是南京市古舊書店的店面。南京是大地方，中華書局在這里設置分局，自然是眾多地產開發商爭奪的一項大標。關系自然就通過各種渠道，托到了中華書局總編輯舒新城那里。1932年9月7日，徐悲鴻致信舒新城：“弟之房屋，為此間新華公司建造，其經理卞君人極篤實。此次尊處寧（南京）分發行所，新華亦往投標，倘其價格在可能范圍內，乞兄為力玉成其事。好在尊處派有工程司監工，無有不妥者也。寧局位置適居要沖，故各公司皆愿承造。”可見競爭很激烈，而這位卞經理輾轉托了大名人徐悲鴻，自然中標是不在話下了。

徐悲鴻之所以能和舒新城關系如此密切，實是因為舒新城能與之惺惺相惜。舒新城本人也是學者、教育家，對學術、文化具備獨到的眼光，所以有充分的度量善待作者。在這批信札中可以看出，徐悲鴻經常是走到哪里，就要中華書局將稿費支付到哪里，而舒新城從不拒絕。甚至徐悲鴻要求將稿費提取部分，送與岳丈、岳母，舒新城一樣照辦。可惜因為徐悲鴻與夫人不睦，這筆錢被老泰山不客氣地退回來了，舒新城也不以為忤。這是后話不題。

《悲鴻繪集》印成，徐悲鴻就迫不及待地與舒新城討論起營銷方法來。1931年3月3日，徐悲鴻致舒新城：“《悲鴻繪集》分平裝、精裝兩種，平裝定在兩元，精裝者“尚須編號，自一至二十并須由作者署名，以示名貴，此類把戲歐洲習見之。其價至少四元。如散原（即陳散原）詩集大可如此做，因彼聲望足以號召也。由貴局開風氣，不亦可乎？”

這大概是國內簽名售書營銷方法的最早史料，而由中華書局“開風氣”。時下的遍布全國的簽名售書，其手段早在上世紀1930年代就有肇端了。

托中華書局太原分局拓晉祠碑

田漢被捕，徐悲鴻盡力斡旋

1935年2月19日晚，《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田漢因政治原因在上海家中被捕。這件事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徐悲鴻、宗白華都親自出面營救。直到“文革”時期，田漢仍被稱為“叛變投敵”，致使國歌的歌詞因為是叛徒寫的，也由“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一度改為“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前進”。田漢與魯迅也曾交惡，魯迅稱之為“四條漢子”之一（其余三人是陽翰笙、夏衍、周揚）。這個稱謂也成為后來田漢受迫害的把柄。

田漢入獄之后到底發生了什么，目前資料較少，而這次公開的書信中，1935年3月15日徐悲鴻致舒新城，即專談營救田漢之事。從這封信，我們可以了解到：田漢曾做過中華書局的編輯，所以舒新城請徐悲鴻幫忙解救田漢。因為徐悲鴻當時在南京的中央大學，斡旋起來比較方便。徐悲鴻就先寫信給葉楚傖（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謀求寬大處理，又怕找一個人沒有用，就找張道藩（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次長、CC系骨干）說情。張道藩的回答很有趣。張說，黨內正對自己不滿，議論說：“張同志不服務黨部，專做好人”，這是什么意思呢？其實就是告訴徐悲鴻，我張某人已經幫了忙，但立即釋放也不現實。所以要“將他略關一關，消消氣”，不打算和田漢較真。田漢是有社會影響的作家，軟禁一段，也就罷了。這封信正透露了當時的國民政府對待田漢這樣的左翼作家的態度，而過去統治者對待文人的權謀，大概都是如此。

田漢果然被軟禁了起來，但被安排在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乙所。一般對受優待的政治犯，都關在這個地方。

徐悲鴻交游廣泛，因以文化界人士居多，故經常向中華書局推薦書稿、畫作、文章。在中華書局藏徐悲鴻書札中即有齊白石、楊大金、蔣丹麟、楊度、周滌欽等人。而齊白石的成名，更是得益于徐悲鴻的慧識與提攜。徐悲鴻不僅在人前稱贊齊白石，為其舉辦畫展，親自上門拜訪外，還把齊白石的畫作推薦給中華書局，尋求出版。1931年前后，徐悲鴻致舒新城的信中，有十余通是為齊白石畫集之事的。甚至盛贊：“白石翁為中國今日唯一之畫家。湖南人，其畫見重東西洋各國，深愿先生為力，令其集早日出版。”

徐悲鴻和劉海粟的官司，當時曾轟動畫壇。二人因理念不同，發生分歧，以至于在《申報》上發表公開啟事，互相攻訐。1930年4月18日，徐悲鴻致舒新城，“劉海粟亦有一冊在尊處付印，如彼所印將先出版，則弟將以此部交中央大學刻入叢書，與尊處所約即須取消。”1932年9月5日又說：“又見劉海粟等編之新派畫，行見流毒社會。弟之《空青》七年不出，倘謚尊處之于美術為善不足，為惡有余，不能辯矣。”

有關劉海粟

感情遭到阻撓，徐悲鴻在信中破口大罵

徐悲鴻一生情感很是波折。對于情感糾紛，有些人是避而不談的，可徐悲鴻并不是這樣，反而到處向朋友傾訴，所以書信中這方面的內容比比皆是。

徐悲鴻早年家里有一位妻子，因是包辦婚姻，家里人強迫他舉行了婚禮，并生了一個兒子，但不久妻子逝世，兒子也因出天花夭折。1917年，徐悲鴻與心儀他已久的蔣棠珍私奔到日本，終于結為伴侶。

徐蔣二人度過了十年左右的患難生活，漸漸有了隔閡。據中華書局藏徐悲鴻書札，1930年12月14日，徐悲鴻致信舒新城：“太太入都矣，小詩一章寄奉，請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正與蔣碧微的回憶相印證，可見到此時徐悲鴻的復雜心情。蔣碧微回憶：“此后半年多的時間，都在痛苦煎熬中度過，我們兩夫婦本來就沒什么話可談，如今更是分外的疏遠。” 1931年暑假，徐悲鴻突然在宴會上離家出走，乘火車前往上海。謝壽康赴上海尋找，徐悲鴻堅不回南京，最終答應到廬山牯嶺陳散原處盤桓。經謝壽康斡旋，蔣碧微也攜子來牯嶺與徐相會。

小箋

在與蔣碧微感情逐漸冷淡的同時，徐悲鴻認識了學生孫多慈，并與之感情日漸深厚。自1931年開始，徐悲鴻希望孫多慈早日成名，即推薦孫多慈在中華書局印制畫作。1935年4月8日，徐悲鴻囑孫多慈攜畫稿赴中華書局，請舒新城為孫集作序，并致信舒新城稱：“前承兄為慈刊集，感荷無量，知真賞不必自我，而公道猶在人間，……茲囑其攜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無經驗，惟祈足下代辦安善。”

五日后，又致信詳細安排孫多慈出版畫集事宜，為早出書以滿足孫多慈的迫切心情，語氣極為懇切急迫，稱孫多慈“孩子心理，欲早觀厥成，……特請弟轉懇早日付印，愈速愈妙，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又看弟面，三日出書，五日發行，尊意如何？……此舉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蓮花，其光芒應被全世界。”此后6月20日、6月26日、7月8日屢屢催印，甚至要求“他日慈集出版時，各分館內須廣為宣傳”。

1935年7月13日，徐悲鴻為孫多慈辦理赴比利時出國留學事宜，致信舒新城，要求“請速將慈集兩冊送至亞爾倍路中法工專褚民誼（中比庚款管理委員會負責人，孫多慈赴比利時留學，需要獲得此委員會的資助）先生收。拜禱。此事若不成，弟精神將生重大變化，可嘆可嘆。”

但在這個時候，徐悲鴻的夫人蔣碧薇也采取了報復行動。她找到褚民誼，把徐悲鴻和孫多慈的事講了一遍，褚民誼當即告訴他：“這件事（留學的事）沒有希望。”孫多慈也因失望回到了老家安慶。于是我們從1935年8月8日的信中，可以看出徐的失望：“弟在月前竭全力為彼謀中比庚款，結果為內子暗中破壞，憤恨無極，而慈之命運益蹇，愿足下主張公道，提拔此才，此時彼困守安慶，心戚戚也。”但舒新城也無能為力了。

1939年，徐悲鴻赴新加坡，此時與孫多慈之關系也進入了危險時期。二人書信來往，時而火熱，時而冰冷。終于，由于地域懸遠，加上孫多慈的父母阻撓，1939年7月26日，徐悲鴻致信舒新城：“慈自四月十四日來一極纏綿一書后，兩個半月，毫無消息……她那二老糊涂！混蛋！該死！大概不會得好結果！”

同年1939年10月16日，大概是與孫多慈的勞燕分飛已成定局，徐悲鴻在致舒新城的信中仿蘇軾作了一首雙聲詩（即詩中所有字聲母相同）：

遺韻憶猶豫，音容隱易顏。鶯鶯緣已矣，抑郁又奚言。

此時徐悲鴻與孫多慈天各一方，重逢已無可能，只不過寄托了他深深的嘆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