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建德:談喬治·奧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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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德先生是英國文學專家、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在節接受訪時談起奧威爾的生平和作品。

  

——現在說起奧威爾,大家都會想到《1984》和《動物農場》。從這兩本書來看,奧威爾是位反極權主義的先驅。但看他的傳記,卻發現他是個典型的左派知識分子。比如說我手上這本美國作家杰弗里•邁耶斯寫的《奧威爾傳》。他本人是這樣的嗎?


陸建德:奧威爾的傳記有好幾種,這本還不錯。你看封面上的奧威爾,他穿著粗呢子外套,里面是燈芯絨襯衫,這是典型的工人階級及其同情者的裝束。奧威爾一直是這樣打扮的,與當時的“紳士”穿著不大一樣,比如說伊夫林•沃、T. S. 艾略特。但奧威爾家實際上也算是中上階層,叫upper middle class,他自稱在那階層里屬下層。

奧威爾前期的著作有明顯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倫敦落魄記》,1933) 和The Road 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碼頭之路》,1937)都帶有自傳成分。威根是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間的小城,有運河碼頭,是工人階級聚居的地方。這些作品呈現了英國下層社會的貧困,跟恩格斯描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著作有點像。奧威爾愿意到社會的最下層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這種態度本身就有點“左”吧。他從伊頓公學畢業后去英屬緬甸當了好幾年警察,真是出乎想象的選擇!他的《緬甸歲月》(1934)里收有幾篇很有名的文章。他始終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英國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里有很多左派,有的后來當了蘇聯間諜,但奧威爾特立獨行,跟標準的左翼也不大一樣。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階級,在生活上依然是中上階層那一套,奧威爾就不是這樣,他好像有意拒絕所謂的紳士派頭,有時候像是在自討苦吃,比如只吃點土豆過日子,絕對不抱怨,大概這是有人稱他為“圣人”的原因。  


——他是不是還去西班牙了?


陸建德:是啊。西班牙內戰他也參加了,受過傷,差點送了命。但是他沒有加入國際縱隊,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據說是托派組織,受到打壓。左派里面關系特別復雜,有時內部的派系斗爭太殘酷,就好像中國原來一樣。奧威爾對蘇聯的不滿和厭惡是從這時開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經歷寫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里。西班牙農民都站在天主教和佛朗哥的一邊。


——奧威爾和他的作品是什么時候進入中國的?


陸建德:這有點難說,我們只說《1984》吧。燕卜蓀是英國詩人、批評家,他跟奧威爾在二戰時是BBC東方部的同事。《1984》在1949年6月出版,很快遠在北大教書的燕卜蓀就收到一本,他不知道是誰寄的,郵包上沒有寄送者的姓名地址。這是《1984》最早進入中國的一例吧。當時奧威爾的肺病已到最后階段,他是1950年1月病逝的。燕卜蓀看了以后不大歡喜,把書中令人恐怖的描寫與作者的身體狀況聯系起來,還刻薄地說那本書“像烙鐵一樣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他又把書給他的幾個中國同事(包括學生?)看了,沒有很大的反響。順便說一下,奧威爾曾經向燕卜蓀的太太Hetta求婚。燕卜蓀對此是毫不在意的。


——從1949年到“文革”結束之前,奧威爾在大陸的影響怎么樣呢?是完全不會被提到的吧?


陸建德:我想那影響微乎其微吧,只是局限在大學英文系少數老師中間。但問題往往是這樣:一位作家被禁了,讀者就想把他的作品讀個遍。我好像是在七十年代初從杭州大學一位老師那里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隨后全國刮起外語風,各種英美英語教材經翻印進入我國,城市居民中收聽海外電臺的人不計其數,奧威爾的名聲就響起來了。這還是在七十年代中期。


——插一句,當時我們白皮書啊什么,沒有翻譯過奧威爾吧?


陸建德:白皮書總的量是很少的,我沒聽說過,但是1982年版的《大百科全書》上面收有奧威爾的條目,不長,是巫寧坤先生寫的。那時奧威爾已經成為研究的對象。


——能不能講講您讀奧威爾的感受?


陸建德:我在1978年進復旦后,很想看奧威爾的書。《1984》和《動物農場》都是從美國老師那里借來讀的。《動物農場》讀后覺得挺有趣的,諷刺得非常妙,有的動物命運很慘,比如馬。同情動物是一種以往我們的文化里缺失的東西。至于《1984》,我覺得很多場景離我們太遠,我自己經歷的“文革”更像無政府狀態。我們當時一些套話可以用奧威爾所說的newspeak(新語)稱之, 但是它們完全沒有控制我們的思想。書中有的部分是勉強讀過去的,比如戈爾斯坦關于“寡頭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長篇大論。戈爾斯坦是猶太人的名字。在復旦有很多開心事,寫作文沒什么限制,隨便什么都可以寫,有不少是寫給外國老師的。

說到這里,我要跑題來講一個跟“文革”有關的悖論。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翻譯出版了很多外國文學經典,整個“文革”期間大家都拼命看這些書,起碼我的朋友們都是這樣。當時我們還愛寫日記,日記里的東西或許可以反映我們的意識形態,它絕對是個人的。到了上大學的時候,我們讀過的世界文學,不會比一般歐美同齡人少。有了那樣的閱讀經驗,不可能輕易被一位作家征服。


——聽說《動物農場》的書稿幾次被出版社拒絕。


陸建德:這是我們現在想不到的。T. S. 艾略特多年担任費伯出版社編輯,他也沒接受《動物農場》的稿子。艾略特說,看來在所有這些動物中,豬是最聰明的,那么只有讓豬來實行統治,只是他們需要有一點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的精神。《動物農場》里面最有名的話是“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動物更平等”。前半句是從《獨立宣言》里變出來的,但是你想,華盛頓、杰弗遜都是莊園主,他們和手下的黑奴平等嗎?在任何社會,等級制永遠以不同方式存在,難的是如何盡量照顧到窮人的利益。這是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所以奧巴馬的醫改方案才會如此艱難。


——再回到奧威爾的政治態度上。從您上面的介紹看,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奧威爾反感的是極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


陸建德:《動物農場》幾經周折在1945年8月出版后,有人担心它會影響英國與一個重要盟國即蘇聯的關系。到了1949年,形勢完全不同了,丘吉爾早在1946年作了“鐵幕”演講,于是《1984》立即成為冷戰武器。奧威爾如果看到兩部小說在后來幾十年的宣傳、傳播和接受情況,他的感覺會蠻奇怪的。他確實不能容忍極權主義,但是他曾經解釋說,《1984》不是對社會主義和英國工黨的攻擊。奧威爾主張民主社會主義。他對社會低下層的人民有著深厚的同情,希望政府通過稅收、市場管制和國有化等等政策手段來調節社會收入,增進全民福利,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但是這個政府又不能過于強大。奧威爾二戰以后還支持國有化。一些自稱很喜歡奧威爾的人在這點上跟他很不一樣。

我們原來理解的社會主義太狹隘了,好像只有中國才有,其他國家即使有也不能算。英國的社會主義傳統特別深厚,尤其在知識階層中間。我們的社會主義在很多方面是不夠的,不然怎么還要讓洪戰輝等等的大學生、小學生憑一己之力照顧家里的老弱病殘?社會在哪里?

如果非要給奧威爾貼一個清晰的標簽,那么大概可以說他是個尊崇個人自由、主張平等、反對極權和傳統權威的人。他還是反宗教的。《1984》里的“老大哥”代言人叫O‘Brien(奧布蘭恩),這是愛爾蘭名字,愛爾蘭人基本上都信天主教。這就比較隱晦了。


——據介紹,奧威爾的《動物農場》和《1984》總銷量達四千萬本,有六十種語言的版本,這可能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據說在全球發行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出了錢推廣,作為冷戰的宣傳品,是有這回事嗎?


陸建德:具體細節如何一時說不上來,可以看看《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那本書,已有中譯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前幾年出過一本美國小說《靈魂之灣》,作者叫羅伯特•斯通,他不是什么左派,得過美國的國家圖書獎。小說里面有這樣一個場景:美國新澤西州中央情報局總部掛著奧威爾和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肖像。

庫斯勒的小說《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在二戰后也是得到過英美情報部門推廣的。奧威爾和庫斯勒兩人有來往,但庫斯勒的追求和奧威爾不一樣,他是個享樂主義者,跟伊夫林•沃一樣,喜歡好的衣服和餐飲等等。奧威爾對他也有批評,比如他說,專門追求樂趣的人不會有真正的樂趣(大意)。這和J. S. 穆勒說不能有意識地追求幸福是一個道理。

要深入了解奧威爾是不容易的。他反對民族主義,反對不擇手段維護英國的利益,反對權欲,不論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不過他在1949年也與英國情報部門合作過,提供了一份名單。


——奧威爾說他的每一本書都有政治含義,他說每個作家都有政治性,回避政治也是一種政治。他在二十世紀主要的影響就是反對極權,冷戰期間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這些政治因素之外,單從文學藝術上來說......


陸建德:單從文學藝術上來說,我覺得奧威爾最好的作品是他的essays,我特別愛讀他的文章,他的文筆清爽流暢,見解獨到,讓人羨慕。讀他的文章得益實在太多了,每一次都是充滿驚喜的旅行。不過這些文章絕對不是單純的“文學藝術”,也不是單純的政治,但是滲透了他的道德敏感性。奧威爾對自己好像很警覺,這可能和很多中國作家不一樣。他在《我為什么寫作》里說,他寫作的第一條動機是想顯得聰明,純粹出于虛榮心(Sheer egoism)。如果要評價奧威爾的文學成就,我覺得要看他的文章。他的晚期作品有一些弱點,不妨談談。

奧威爾對政治太關心了,他的憂慮有時讓他失去均衡感。米蘭•昆德拉特別不喜歡《1984》,他把它和卡夫卡的《審判》相比。《審判》里有個場景,昆德拉說特別感人,就是K在路邊看到汲水處一位穿著睡衣的少女拿了水罐,朝著K看了一眼。昆德拉說,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里經常會有很多向人性打開的窗戶。奧威爾則把復雜的生活減縮到一個政治的層面,唯政治的層面。因此《1984》是“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它不能照亮“社會學與政治學都無法進入的神秘之地”。小說自身成了極權精神和宣傳。《1984》后來也變成了一個符號,可能很少有人會說這樣的書他要看了再看。

稱贊《1984》和《動物農場》的人有時希望這兩部作品的思想能夠強化他們自身的政治觀點。


——慢慢了解奧威爾,會發現他和自己最初知道的不一樣。起初會覺得他反極權,是個保守主義者,其實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又反對極權,很復雜的。


陸建德:說得很對。但我覺得,他所担心的極權主義比一般說的極權主義要復雜多了。奧威爾看到現在的世界肯定不開心,因為他會覺得太極權了。為什么這樣說呢?現在全世界掌權的不是技術精英和金融大鱷嗎?1941年的時候一位叫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ham)的美國政治思想家寫了一本書叫《經營者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他說將來的世界重視效率,必將屬于“managers”。兩年后他又寫了《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主張實行精英統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觀。也就是說,統治世界的最終還是《動物農場》里不擇手段的拿破侖們。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國左派,1940年易幟,二戰時在中情局前身戰略服務辦(OSS)工作,戰后是典型的右翼,得過里根總統的“自由勛章”。奧威爾在1946年寫過很有名的批駁伯南的文章。他認為伯南版本的新社會本質上還是極權主義。如果仔細讀了那篇文章,我們對《1984》和當今世界的理解會更深一些。奧威爾不是順著我們的思維去寫作、論爭的,他會給我們很多震驚。試設想,冷戰時伯南去做《1984》和《動物農場》的推銷員,奧威爾將有怎樣的反應?


——奧威爾在1949年寫過一段話,他相信極權主義的觀念在每個知識分子的頭腦里都可能扎根。他把《1984》的背景設在英國,說不要以為英國沒有這種可能,只要我們不跟它斗爭的話,極權主義可能到處會取得勝利。


陸建德:只就極權問題來談奧威爾,有點可惜。反極權的姿態能使他成為比鄧南遮更偉大的作家嗎?我是懷疑的。簡單的命名法和善惡意識是危險的。確實,奧威爾在英國的生活給了他很多啟發。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經在英國戰時宣傳部門工作過,知道英國人為著戰爭需要什么手法都使得出來。《1984》里的真理部修改歷史,可能也從艾琳那里得到印證。奧威爾認為好幾位最杰出的當代作家都有極權傾向。他的打擊面過寬了,假如我們對龐德(比如說)和意大利歷史讀得多些,我們就不會把“法西斯”變成一個使用方便但毫無意義的符號。就此而言奧威爾有時太簡單自信了。他全身心投入斗爭,也付出了代價,那就是前面昆德拉指出的問題,即他使自己的作品變成專制精神和宣傳。另外,如果我們對世界上權力的運作認識更深,對影響或誤導媒體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們就會發現,“老大哥”式的操縱還有更隱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這時我們會明白,極權其實是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問題,而不是我們自以為不言自明的結論。

文章來源于東方早報。


燕南園愛思想 2015-08-23 08: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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