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真相:看看毛澤東曾想將首都定在哪里

簡體傳統

毛澤東曾想將首都定在哪？
　　哈爾濱是中國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所在地，為東北解放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黨中央遷往哈爾濱
　　考慮到哈爾濱是當時最安全的大城市，與蘇聯最近，便于取得蘇聯的支援和幫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地批準哈爾濱為特別市，非常重視這塊風水寶地，并準備在這里宣布建立新中國。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的注意力雖然向東北傾斜，但是哈爾濱畢竟遠離中國腹地，從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轉移過去很不容易，中間需要一個中轉地，于是又選定了華北的避暑勝地承德，準備把承德作為黨中央的臨時所在地。
　　在遼沈戰役前夕，東北野戰軍林彪和羅榮桓曾就黨中央遷往東北之事去電請示，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毛澤東回電說：“中央必須留在關內，我亦暫不能離開。”
　　雖然毛澤東和黨中央到東北哈爾濱之事暫時放下，但是黨中央遷往哈爾濱的準備還在加緊進行。
　　就在這時，東北戰局發生劇烈變化，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瘋狂地向東北增兵，搶占交通要道。毛澤東果斷地決定，黨中央不再遷往承德，中央軍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備團就地改編，隸屬于冀察熱遼軍區。
　　毛澤東改變了主意
　　1948年4月30日，毛澤東向全國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全國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
　　再說當時國民黨政府仍然占領著中國半壁河山，要把那些著名人士接到大連再轉往哈爾濱，共商建國大事，絕非輕而易舉之事。毛澤東、周恩來親自設想過幾種接送方案，經過幾番周折，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沈鈞儒、郭沫若、李濟深等三批民主人士先后經香港安全到達哈爾濱。　黃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1949年3月14日從香港出發，這時北平、天津已經解放，形勢發生很大變化，中共中央決定新政協會議改在北平召開，黃炎培等于3月25日到達北平。
　　隨著三大戰役頻傳捷報，毛澤東認為不必再遠征哈爾濱宣布新中國誕生了，但把新中國的首都建在哪里，他還沒有考慮好。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麗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欣喜異常，他覺得有了可以很好商量這個重要問題的人了。
　　北平成為理想都城
　　“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在何處？中央雖有考慮，但還沒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對此也有所考慮。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是不是定在北平？”王稼祥的想法正與毛澤東不謀而合，毛澤東笑笑問：“噢，談談你的理由。”
　　王稼祥首先否定蔣介石所在的“南京”說：“現在國民黨的首都，雖然自古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是只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的色彩，我們是共產黨人，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看，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們定都，當然不能選在南京。”毛澤東見王稼祥如此坦誠，而又言之有理，極感興趣地點頭表示贊許，并又提出問題說：“西安如何呢？”王稼祥回答說：“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今天中國經濟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適。”
　　毛澤東又提到有人認為在中國古代曾經做過多朝都城的開封、洛陽應在考慮之列。王稼祥從經濟和交通角度發表意見說：“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后，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變的，加之交通及黃河的水患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毛澤東又興致勃勃地問道：“稼祥，你認為最合適的建都地點在哪里？”王稼祥受到毛澤東的鼓勵，興致更高，頓有江河一瀉千里之勢：“我認為作為首都最佳地點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區，屬于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聯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重心所在。同時，它靠近蘇、蒙，與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界長而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戰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致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500年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意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的意見，我們政府的首都應該選在北平。”　毛澤東聽了這么痛快淋漓的意見，覺得非常解渴，朗聲笑道：“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蔣介石政權基礎是官僚資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們的政權基礎是人民群眾，因此我們定都北平。”（摘自紅潮網）
　　毛澤東為何定都北京
　　“整整三十年了！”毛澤東感慨萬千當年是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如今重返舊都，再整河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真是變化萬千！毛澤東對北京信心十足：“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于是，毛澤東帶著他的班子“進京趕考”了。他說：決不當李自成，要“考個好成績”。他的愿望實現了。四十八年過后，北京雄風依然，穩如磐石！
　　北京，中國歷史的落腳點和歸宿。
　　北京，是華夏文化的北端地帶，“一墻之外，逼近大虜”，它背靠南部廣闊的漢文化區域，北視北狄，西拒西戎，東抗東夷。
　　北京，是華夏文明的出擊站，從這里，中華文明走向全國；北京，又是華夏文明的凝聚場，全國各地的精英文化匯聚于此，在此碰撞、融匯。
　　北京有北京的優勢。歷朝都有自己的北京優勢論。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據了各自的北京優勢說。
　　金人認定，燕都地處雄要，北依山險，南壓中原，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環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確獨特，它為中原北方門戶，有人講它是中國的“龍眼”所在。它面平陸，負重山，南通江淮，北連溯漠，可稱得上是“財貨駢集，天險地利”，實為汴（開封）、洛（洛陽）、關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帶）皆不及也。
　　元代在遼金的基礎上建立大都，這是蒙古貴族認識到北京位于東西地勢的交匯點上，又君臨南方，進可以扼控全國（事實也是如此，從北京南進的軍事、政治行動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鐵騎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凱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飾，騎上馬，一溜煙就會遁入故地，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則為依據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傳說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達在劉伯溫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傳說，仿佛說明北京之成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實，明代遷都北京，有極為充分的歷史、文化、政治、軍事、經濟、個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國文明從西向東遷移變動的結果。明開國定都南京，賴以推動全國，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則的，但蒙古勢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隨時可以卷土重來，如不全力守衛邊疆，可能出現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緣位置屬交通要沖，占住北京，就挾制了西北到東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條關口（這是四條生命線），北京城外有太行山、軍都山、燕山，地勢高峻，明代人認為“以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負險，有建瓴之勢”，“形勝甲天下，層山帶河，有金湯之固，誠萬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彈壓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懷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關的戰略考慮。以多爾袞為首的清廷的遠見卓識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遷北京。皇太極的遷都北京是要占據這個關口從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1644年8月20日開始，清朝大遷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當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決定把北京作為新中國的首都。
　　選定北京，這里邊有著太多的理由和依據。而且一代偉人毛澤東以其見微知著的遠見卓識，對新中國首都的選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新浪文化）[編輯：周鑫]1
　　北京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統一全國的作用，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所考慮定都的歷史背景。毛澤東熟悉中國的歷史，熟悉北京的歷史，從歷史的作用來看，定都北京無疑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國革命進程中所起的先導作用，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考慮定都的現實背景。1919年在天安門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掀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的第一頁。這場革命取得了勝利，人民和人民領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發祥地。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進北平城，由涿縣乘火車到北平清華園。火車經過北平城墻時，毛澤東看了看窗外蕭條的景象，對身邊的同志說：“你們來過北平嗎？我來過，整整三十年了！那時，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我到處奔波，在路上連褲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現在三十一年后還舊國，真是‘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喲！”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傳統帶來了歷史的天翻地覆。這里出現過戊戌變法，在黑漆漆的封建舊制度的天空中劃過一道亮光；這里發生過反帝反封建的灤州起義，發生過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產生于此，創立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發展的合理結果。
　　當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慮。蔣介石反人民的政權定都南京，毛澤東把人民的政權定都北京，這種針鋒相對既反映出毛澤東的偉人個性，更反映出兩種不同政權的根本對立。毛澤東明確地講過：“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從政治上考慮定都北平，毛澤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開了“九月會議”，這是從日本投降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進程，提出了大約用五年左右的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從根本上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日程表。對徹底推翻國民黨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政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明確闡述：“我們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權不僅僅是工農，還包括小資產階級，包括民主黨派，包括從蔣介石那里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政權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會議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軍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根本對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不同于蔣介石獨裁專制的國家政權，所以，在國都選擇上不能將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作為新的人民共和國的首都。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同當時負責一兵團在山西作戰的徐向前進行過談話，談話中透露出毛澤東和平解放北平與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澤東對徐向前講：“如果閻錫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請他把軍隊開到汾孝一帶，我們的部隊開進太原，麻煩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們曾采取多種方式爭取和平解放太原，還動員閻錫山的老師帶了以我的名義寫給他的信，進太原找老閻。結果他不但不聽勸，反而不顧師生情誼，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給殺了，可見他頑固得很。”
　　毛澤東聽后緩緩點了點頭，若有所思地講：“看來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來人民共和國的國都。
　　為了實現北平和平解放，毛澤東指示要動員一切力量，積極做好北平守軍長官傅作義將軍及上層軍官的統戰工作。在中共強大的軍事、政治攻勢下，傅作義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編，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勝古跡，都受到了保護，沒有遭到任何損失，城市里的生產和生活一切正常。這是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定都北平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式決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必須從鄉村移到城市，提出要進行廣泛的城市經濟建設。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提出定都北平。他講：“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領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當時許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國第一任北京市市長葉劍英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向毛澤東匯報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說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來信來電給我們，表示他們堅決擁護共產黨，要與共產黨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產黨在北平成立全國性政府。
　　毛澤東聽后，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說，看來這些民主人士還不知道我們已經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把北平定為首都了，慢慢他們就會知道的。但是要最后決定還得開政協會議。
　　定都北平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從國際安全和國際政治格局作出的一個必要的選擇。
　　1949年年初，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抵達西柏坡的當日，就與夫人朱仲麗一起去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拿起一支煙遞給王稼祥，自己也點了一支，然后問：“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何處？歷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開封，還有石頭城南京或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里最為合適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說：“能否定在北平？”毛澤東要他談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說：“北平，我認為，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但無戰爭之憂；而南京雖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離港、澳、臺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點。所以，我認為北平是最合適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毛澤東一邊笑著，一邊不住地點頭。王稼祥的看法與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這種一致正是建立在當時國際政治格局和國家安全戰略上的。在那時，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說法就是，“我們黨要取得革命勝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離不開國際的援助，首先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援助。實際上，“一邊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蘇聯的幫助，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后的一個基本方針。這一方針直接影響到了我黨對定都的選擇，而且在定都上，我黨也與蘇聯領導人交換過意見。
　　1948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zhu席指出：“關于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會后，9月28日，毛zhu席關于九月會議向斯大林的通報中提到，有許多問題要向斯大林和聯共中央通報，準備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zhu席致電斯大林：“召開政協，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zhu席又電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崗、饒漱石、薄一波、陳毅、羅榮恒、林伯渠諸同志來中央所在地開會，討論1949年整個戰略方針問題和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這個會開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來召開二中全會。后因交通不便，接著毛zhu席又要指揮淮海、平津戰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于1949年1月31日飛抵西柏坡，聽取我黨中央的意見。毛zhu席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同志，就戰略方針、軍事部署、和平談判及其發展前途、政治協商會議、聯合政府及其綱領、建都問題、經濟政策及建設計劃、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蘇關系、兩黨關系等問題，同米高揚交換了意見。顯然，在建都北平問題上，蘇聯是同意中共意見的。因而，在隨后不久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共正式決定定都北平。
　　當然，把新中國的首都定于北平，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臨的一個首要問題便是如何把一個封建的帝都變為一個人民的國都。這是一次嚴峻的考試。
　　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人都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在進行遷往北平的準備工作時，毛澤東不斷地給身邊的工作人員敲起警鐘。他對工作人員講：“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一到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
　　這一天吃過早飯后，毛澤東正要邁步走出門口，周恩來迎了上來，問：“主席，休息好了嗎？”
　　毛主席講：“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個小時，就有精神了。”
　　周恩來說：“多休息一會兒好，長時間坐車也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