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顧準的生平及其學術思想

                                羅銀勝

   《顧準文集》[注]、《顧準日記》[注]已經相繼問世，深受國內思想界、知識
界、經濟學界的廣泛注意。顧準同志在建國以后，長期身處逆境，“三反”中被錯
誤撤去上海市首任財政局局長之職，后來又兩次錯劃為“右派”分子。但他不顧橫
逆，究竟探索，充滿睿知，對中外政治、哲學、歷史、經濟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比
較，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他對真理不懈追求的那種“普羅米修斯”精神，令人敬
仰。
   作為我國杰出的思想家、經濟學家，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經濟理論研究、
會計審計研究、稅務理論研究、中外歷史研究等諸多領域，著述頗富，且長期湮沒
無聞，本書力圖經過剔抉梳理，希望在《顧準文集》、《顧準日記》之外，將兩書
未曾收錄的顧準一些佚文遺稿，完璧成章，蔚為一體。為廣大讀者提供一本比較全
面、簡捷地反映顧準學術思想的文選。
   顧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我國現代會計學家、經濟學家，著名的思想
家，我國財經戰線上的卓越領導干部。字哲云，又名絳楓、吳絳楓、立達、小方、
懷璧等。1915年7月1日（農歷五月十九日）出生于上海南市顧家灣的一所宅院里。
因外家無子嗣，自幼從母親的顧姓。
   顧準出生的那年，恰逢《青年雜志》（后更名為《新青年》）創刊，4年以后爆
發了舉世聞名的“五四”運動，中國歷史處在一個重大的轉折關頭。自由、民主、
科學的思潮開始漫卷全國，東西文化互相碰撞、交融。顧準這位杰出的思想家與眾
多的仁人志士一樣，很早便投身救亡與啟蒙、革命與建設的雙重變奏之中，激情、
亢奮、吶喊、困惑、質疑、仿惶、紛爭、搏斗、批駁、解說……撲朔迷離，難以盡
述。
   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豎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化，提倡
新文化的大旗，而后來顧準的批判“東方專制主義”和中國“史官文化”，正是
“五四”精神的延伸。
   顧準父親原是江蘇蘇州人，他祖父是個染坊工人，早年亡故，生有兒女四人，
長子陳蓉生，次子陳文緯，即顧準生父。陳文緯生于1873年，因家貧早年失學，后
經自學，學會了做生意，當帳房先生，并且鉆研中醫。辛亥革命前，他因熟諳岐黃
之術，被延聘到湖北的一個衙門里當幕僚。
   顧準的伯父陳蓉生，年輕時來到上海江灣一帶，向當地棉農收購棉花，然后經
加工再轉手出售給棉紗廠作原料，賺了不少差價。時在1890年前后。
   陳蓉生多才善賈，經營得法，事業頗為順利。大約在民國初年，他寫信給還在
蘇州故地的弟弟陳文緯，攜母親、弟妹遷居上海，生活在一起，合做棉花生意。
   顧準的外祖父顧老先生在蘇州經營一家扇莊。它的規模不大，雇用的伙計最多
時，也不過二三人。陳家生計困難，祖母就到顧氏扇莊領做一些扇子活。陳顧兩家
鄰居就是這樣熟識起來，以后成為兒女親家。
   顧準外祖母生過許多孩子，長大成人的只有姊妹兩人，其中妹妹顧慶蓮即為顧
準生母。他父親和母親的結合，是姐夫跟小姨的戀愛。顧準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
老五，小名雙伍。顧準的大母（即母親的姐姐）生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姐姐，生母有
5個孩子，顧準是他母親的長子。
   如同當時上海許多城市市民一樣，顧準所在的家庭是一個“帶有過渡形態”的
亦新亦舊的家庭。這是上海特殊的群體。唐振常主編的《上海史》對此有一段中肯
的論述，這里不妨照錄：

   在近代城市經濟、政治、文化發展過程中，上海出現了各種新興階級與階層：
買辦、僑民、產業工人、中小商人、職員、城市公務人員和各類無業游民；同時破
產的農民、落魄的文人、失勢的官僚也不斷進入上海。在他們被改造成近代城市市
民之前，還保留著不少舊式特征。這些新舊階層在本質上與舊時代或內地封建秩序
下的官、紳、士、民各等級都有很大區別，但又在社會生活的諸方面與之保持千絲
萬縷的聯系。這就是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過渡形態的城市市民。[注]

   


   在顧準出生之前，由于外祖父已經去世，其經營的扇莊已無法繼續經營下去，
最后只好把多年積蓄的八百元交給女婿做棉花生意。于是顧準的父親拿這筆錢獨立
開了一家棉花行。起初，家道小康，因此，顧準幼年生活是比較寬裕的，他的父親
還有“包車”（即自備人力車）。到1924年，棉花行因經營不善，只得歇業。這時，
“包車”沒有了，住處另遷了，住得狹窄了。1926年，顧準父親經常整天不出門，
要他們兄弟幾人拿家里值錢的東西上當鋪典當，然后養家糊口。
   隨著家庭的破產、沒落，顧準漸漸開始懂事了。
   顧準是5歲時開蒙的。1920年起，他在其小姑母辦的私塾讀了兩年，他姑母曾在
清心女中上過學。1922年，顧準7歲，插班轉入他家附近的留云小學上三年級，他的
二位異母哥哥也在那里念書。這是佛教寺廟“海潮寺”所舉辦的私立正規小學，當
時的校長是王志莘（1896—1957年，是我國現代金融家和經濟學家）。他和國文教
員殷亞華對顧準弟兄三人很注意。特別是聰明好學的顧準，頗得他們的青睞，他的
作文常被評為優等。這時，他們不光讀四書五經，也將視角投向黃宗羲的《原君》、
《原臣》、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以及同盟會成員林覺民的遺書等。顧準幼小的
心靈得到民主、自由氣息的浸潤。
   事隔半個世紀，晚年的顧準對他的母校仍然記憶猶新。他說：

   我還清楚記得，我的母校——留云小學的校歌，開頭幾句是：“滔滔黃歇潮，
汲汲竟爭場，商戰學戰較短長。”我學會唱這首歌，是在1922年，五四運動后的第
三年。（《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注]

   顧準1925年離開留云小學的時候，他的家庭已貧寒式微，1926年秋，由中國著
名職業教育家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學校新學年開始之際，因為家里實在拿不出學
費，顧準弟兄三人只好同時輟學。小學老師殷亞華知道這一情形后，便主動向已在
中華職校任職的王志莘提議，請學校對顧準的學雜費予以減半的優惠，對此，王志
莘允諾。減半以后，一學期約需20元，在他外祖母和母親的“私蓄”拼湊下，又再
度復學，時在該年10月上旬，距開學已六個星期了。
   這時，顧準也許是幸運的，家庭的破落畢竟沒有使他輟學。更重要的是，顧準
就讀的初中是赫赫有名的拔中國職業教育之頭籌的中華職業學校。當時一般學校教
學與實際脫節，收費又高，多為富家子弟而開。中華職校則另辟蹊徑，獨樹一幟，
以“勞工神圣、雙手萬能”為標識，學以致用，注重質量，收費低廉，因而在滬上
聲譽鵲起。
   該校的校址在小西門外陸家洪，距顧準家不遠。學校學制為5年，初級班（相當
于現今的初中）2年，高級班（相當高中）3年，分設工商兩科。顧準則選擇商科就
讀。
   中華職校的教學是有特色的。其一，課程設置除基礎課外，還設有專業課。學
校考慮到上海是外國人較為集中的城市，商科學生就業后與外國人接觸較多，因此
將英語列為學生學習的重點，其英語水平高于普通中學。顧準的英語基礎就是在這
里打下的，后來再經過刻苦自學，長進迅速，能閱讀英文報刊、圖書。其二，擴大
與上海工商界的廣泛聯系，注意學用結合。其三，學風扎實、穩健，經常開展文體
活動。其四，職校教師經常在課堂上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如介紹帝國主義
依靠租界特權、胡作非為，以及不平等條約帶給我同胞的種種災難等。青年學生經
過這些教育，無不引為奇恥大辱，發奮圖強，愛國之情油然而生。”[注]這些教學
特色，對少年顧準的成長，無疑是有種益的，不少內容，終身受用。歲月流逝，對
顧準當年在中華職校的學習情景，已經很難在這里再現，這是令人抱憾的。
   顧準在中華職校的時候，已感精神上的困惑，一則是家庭的糾紛和經濟的窘迫；
另一則是社會的變革和時事的演化，真應驗了一句古話：“風聲、雨聲、讀書聲，
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前者的煩惱，大概還容易對付，后
者對年輕的顧準則沖擊很大。兩者交織，是促使他后來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
   1925年，顧準經歷了“五卅”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上海人民乃至全國人
民首次明確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平等權利的革命運動。上海的工人、學生、市民高
呼“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反對增加碼頭捐！”“取消治外法權！”“反對越
界筑路！”“收回洋人在華一切租界！”等口號，與外國巡捕發生正面沖突。各界
群眾的義舉，激發了顧準他們的愛國熱情。他和同伴聲援聲勢浩大的“三罷”運動
（罷工、罷課、罷市）和抵制外貨的運動，打著旗幟，拿著竹筒，走街串巷，為罷
工的工人募捐。至此，“五卅”運動實際上形成了包括兒童在內的遍及全國的反帝
浪潮。對此，溜秋白稱之為“中國的政治運動第一次群眾化”。他在《國民會議與
“五卅”運動——中國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文中是這樣敘述的：“‘五卅’
后民眾運動的發展，一直波及窮鄉僻壤，上海的街頭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
歲的兒童，爭著寫貼‘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標語，爭著唱‘五卅’
流血的時調山歌。”[注]而這時，顧準才10歲。
   隨著年齡的增長，顧準知道的事情更多了。1927年左右，上海工人為配合北伐
軍進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
起義又爆發了。工人糾察隊進占了顧準家附近的一個警察所，顧準感到非常興奮：
他親眼看到佩戴紅色標識的工人走到警察所門口，奪下門崗手中的槍，取下警察頭
上戴的帽子扔在地上，長驅直入，到內部收繳槍械，沒有遭到任何抵抗的一幅情景。
就在北伐軍攻克上海以后的短暫時間內，顧準分享了人民大眾建立新政權的勝利的
歡樂，他和三哥二人結伴來到黃浦江濱董家渡，在警戒江面外國軍艦的沙袋工事中，
看到了架在那里的重機關槍，并和駐守的官兵交談。當聽說他們部隊也有小孩子當
勤務兵時，當即要求他們收留當勤務兵，但被謝絕。
   在這以后不久，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動政變。上海變成了國民黨的天
下。這時，顧準也快要成年，即將從中華職校畢業，進入社會。
   1927年夏天，因為家庭無力繼續承担學費，顧準在中華職校初中畢業后，不得
不停止學業。這時，他由小學教師殷亞華推薦，并經已在銀行供職的王志莘介紹，
進入由潘序倫主持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王、潘兩人系留美同學，1921年
同時得到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資助，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由于這一緣故，他
們兩人關系十分密切。
   從1927年至1940年顧準參加新四軍，在這漫長的十四個年頭中，除少數時間外，
顧準一直在立信工作，與潘序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聰穎好學，勤奮努力，很快
掌握了會計學科這門知識，并攀上了學術高峰。加上潘序倫唯才是舉，并不困于世
俗的偏見，拘泥什么學歷、年齡等條件，對顧準大膽提拔、委以重任。從一個練習
生，顧準很快嶄露頭角，成長為一個會計學者、著作家、教授、會計師，成為立信
的臺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會計高
級職業補習學校教師、事務所稽核員、編譯科副主任、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教授等，
并以此為職業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在這里，我們不妨把視角轉向顧準的良師益友、立信的創始者潘序倫身上，從
中發現兩人密切的師友關系。
   潘序倫（1893—1985年），江蘇省宜興縣人。他是中國現代杰出的會計專家和
教育家。他生前歷任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校長和名譽
校長、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社長、中國會計學會和上海市會計學會顧問、上海市社
聯顧問等職。三四十年代，還曾一度出任國民政府主計處會計局副局長、經濟部常
務次長，為時極短。縱觀他的一生，他是發展我國會計事業和培養我國會計人才的
先驅，有人稱其為“現代會計學宗師，職業教育之楷模”[注]，詢非過譽。
   本世紀20年代前后的中國，民族工商業有所發展，用毛筆書寫的那種上收下支，
科目頗為簡略的中式簿記，面對日趨繁復的經濟活動，已難適應，會計革新在當時
已勢在必行。為此潘序倫在1927年春天，創辦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7月中旬，顧準
通過王志莘的介紹，進入事務所。這時事務所是初創時期，所址設在愛多亞路（今
延安東路），成員除潘本人外，還有兩位專職職員唐榮山、俞晉賢，兩位兼職職員
了震、顧詢，一位“茶房”（即勤雜工）徐秀林，加上顧準一個練習生，共有六個
人。
   潘序倫在中國現代會計史上，創辦了富有特色的融教育、辦理各種會計業務、
出版社于一體的立信會計事業。
   在這一事業的架構中，顧準既得益成才，也貢獻殊多。對此，潘序倫在其晚年
（時在1983年）還念念不忘，他說：

   顧準同志在我國現代會計界中，可稱為一個難得的人才。他天資聰穎、才華出
眾，早在1927年就參加了我所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作一名練習生，當時只有十
二三歲。他經過刻苦勤奮自學，掌握了會計這門科學，便在所編輯部工作和主編第
一卷《立信會計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學會主辦）。由于他講解透徹，說理清楚，
深得同學們的歡迎和愛戴。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編著的《銀行會計》，列為
《大學叢書》，他也開始登上大學的講壇。以后又陸續寫了不少有關會計的著作和
論文，如與我合著的《中國政府會計制度》、《會計名辭匯譯》（中英文對照）等，
均有他獨特的見解和大膽的探索，深為社會所稱許和贊譽，我亦有所倚賴焉。[注]

   事隔多年，潘顧兩人的友情并未因為歲月的流逝而消蝕，透過上述言語，人們
仍能體驗到潘序倫對顧準的“懷念和無限惋惜之情”。
   1927年至1940年，顧準12歲～25歲，這是他在立信的十四年。這十四年，是顧
準人生旅途的重要驛站。立信是顧準成名成家的地方；同時也是他投身愛國救亡運
動、參加革命工作、搞地下斗爭的場所。對于顧準在立信的這段經歷，他的胞弟陳
敏之有一段平實中肯的論述，謹以錄之：

   顧準是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從一個少年成長為青年的，也是在這里從一個稚氣
未脫的孩子成長為一個會計學家的。在這十四個年頭中，顧準的成長可以分為兩個
方面：一方面，為了改善家庭的經濟條件，他必須勤奮地學習和工作，通過刻苦自
學，他很快從一個對現代會計學一無所知、所知不多的練習生，成為立信會計補習
夜校的教師、會計學著作的著述者（三十年代已有不少會計學著作出版，其中有些
與他人合著；有些未署自己的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被列為“大學叢書”的《銀
行會計》就是1934年寫成的），大學講師、教授；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初期，“九
·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繼發生，當時國民黨政府采取的民族投降主義，對日
屈膝妥協，對內矢志剿共，震撼全國；亡國的現實危險，喚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覺悟。
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有效途徑，顧準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且采取實際行動，
從組織馬克思主義秘密小組——進社，到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成為一名思誠的共產
主義戰士。他是一個會計學家，但同時又是一個共產黨人。從事會計事業，當時在
他不過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和從事革命活動的職業掩護，并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的
人生日的是實現革命理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注]

   顧準初進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時候，由于人員精干，一個人往往需要身兼數職。
當練習生的顧準，每天除了接待應酬，給來所聯系業務的客人讓座倒茶，到銀行送
繳款子等之外，有些公司登記和代辦商標注冊的正式業務，潘序倫也讓顧準去做，
這樣顧準鍛煉得很快。
   1928年春季，潘序倫創辦了立信會計高級職業補習學校，顧準成為該校首屆學
員。同屆學員人數很多，事務所原有教室不敷使用，只好移至河南中路吉祥里的一
棟兩層樓的房屋作校舍，晚上上課，每天授課兩小時，每期單科專修半年。顧準在
這所夜校利用業余時間，念了一期簿記，對會計有了初步了解，成為他會計生涯的
啟蒙。在此之后，他學以致用，當過事務所的會計員、查帳助理員，并升任文書科
工作。
   潘序倫在辦學實踐中考慮到，要掌握會計這門科學，如同醫師一樣，必須親自
動手實踐，才能真正學到手。因此，立信補校創辦伊始就重作業，課卷多，每節課
都備有習題，并配備一位助教輔導。[注]從1929年秋天開始，顧準被潘序倫選作助
教，為學員解答疑難問題和批改作業，年紀雖輕，閱歷雖淺，但他勤勉篤實的工作
作風，深得潘序倫的青睞。
   《高級商業簿記教科書》是潘序倫的成名作，由其主編，并經多人審稿校閱，
精心推敲，務求通俗易懂。從1929年起，該書隨寫隨印成講義在夜校中使用。潘序
倫讓顧準利用夜間工余抄刻銅版，每張1500字，每天晚上可刻2張左右，他邊刻邊自
學，對商業簿記這門學科熟抬起來。這年年末，也就是該書編寫后期，顧準成了專
任助理編輯。俟全書定稿謄正，他就到商務印書館聯系出版事宜，跑印刷所、當校
對等。這本列入“大學叢書”的會計書籍，一炮打響，十分暢銷。通過這二三年的
鍛煉，顧準初步掌握了會計這門學問。
   1931年下半年，立信會計補習夜校招收了許多學生，班次得到增加。潘序倫讓
顧準担任一個人數較少班級的教師。此時，顧準畢竟只有16歲，年齡實在太小，還
不如有些在座的學員，加上稚氣未脫，上課不到一個星期，便被學生轟下臺。又過
了一年，他又担任一個班的老師，這回站住了腳，并受到學生歡迎。
   潘序倫主持的立信學校，采用靈活多樣的辦學形式來普及會計知識。除了夜校
之外，還開辦了函授學校等。顧準在夜校兼課以后，又開始負責函授行政工作。他
辦事干練，并擅教學，在上海的會計界、教育界已小有名氣。
   1934年，顧準編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會計專著——《銀行會計》（由商務印書
館出版）。他以此為教材，又講授該課程，并且應聘到滬江大學、上海法學院、圣
約翰大學等校授課。據立信老校友了蘇民回憶，顧準的這門課程非常出色：“我與
顧準同年。三十年代初，我在立信會計補習夜校攻讀，并兼《成本會計》課助教，
而他是《銀行會計》課教師，從此相識。他教課深入淺出，理論聯系實際，深受同
學們的歡迎。當時，這些同學大都是銀行界小職員、練習生，與顧準同志相處甚歡，
氣氛非常活潑。顧準同志年輕有為，學識淵博，同事們和同學們都十分愛戴他，也
是我平生最敬佩者之一。”[注]這時的顧準不是以教授自居，傲視他人，而是大家
覺得值得信賴的朋友。
   1934年初，就在顧準初出茅廬之時，他參加了著名的中國會計革新運動，發表
文章，積極爭鳴，為使中國會計早日國際化出了不少力。
   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后，由于“實業救國”思潮的積極影響，民族工商業出現了
勃興的勢頭，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傳統簿記，已經走到它的盡頭，那些毛筆楷書的
上收下付，項目又頗為簡略的中式簿記，面對日趨繁復的財務資金活動，顯得力不
從心。古老的會計事業，遇到了新的問題，會計學科處于關鍵的十字路口。會計的
改革已是大勢所趨，科學性較強的西式簿記，必將取代科學性較差的中式簿記。
   因此，當時會計界涌動著一股改革與改良的思潮，而會計革新運動便是這一思
潮的直接產物，因而發生了一場是否以科學的西式會計取代傳統的中式簿記的論爭。
其中一派是以徐永柞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記派，后者則當推以潘序倫為旗手的引進
西方會計的改革派。平心而論，這兩個學派的奮斗目標是一致的，其主要分歧在于
所選擇的道路或方法不盡相同。
   首先，由徐永柞發表了《改良中式簿記概說》一書，全面推出十條“改良大綱”，
他認為中式簿記雖有四大弊端，但“不僅在形式上，有維持之價值，即在實質上，
亦有保存之可能”。針對這一觀點，顧準與立信的改革派一起，予以反駁。他撰寫
了著名的《評徐永柞氏改良中式簿記》一文，發表于《立信會計季刊》1934年4月第
2卷第4期。
   顧準的這篇文章是繼潘序倫的《為討論“改良中式簿記”致徐永柞君書》后發
表的，它對改良中式簿記的基本原理從原則上加以否定，從而使對改良中式簿記的
批評縱深化。全文分為四個部分。他首先表明：“在本文中，作者的目的在于說明
改良中式簿記之一般理論及方法，如何能適用到我國這個時期中，又根據一般會計
理論去批評，改良中式簿記中有如何謬誤點，因此決定在一般簿記推行完備以后，
改良中式簿記會失卻其重要的性質的。”接著，顧準在簡要地闡述改良派的基本觀
點后，語重心長地指出：“我們站在一般會計的立場上，對于這個改良中式簿記中
的收付簿記理論首先有根本上不能容納的地方。”對這些“不能容納的地方”，顧
準以堅定的改革派（主張西化）的口吻詳述了收付理論的缺陷，于是引出了中式簿
記與西式簿記孰優孰劣，抑或收付簿記與借貸簿記優劣之爭。在顧準看來；“我們
此刻又不能不注意兩件事情：第一，借貸理論在現行社會制度之下，不能不說是最
完備的簿記理論。第二，在過渡時期固然可以采用舊時收付理論，但決不能以為這
可以永久適用。我們必須期待借貸理論之普及，使收付簿記完全廢除而代以借貸簿
記。否則會計理論不能昌明，會計學術之進步難期了。”
   顧準在文章中雖然例舉改良中式簿記的某些適用之處，但他仍以革命者的氣魄，
進一步強調：“我們仍舊希望改良中式簿記有推移簿記到一般簿記，而造成會計制
度統一的作用，并且事實上也必然會如此做的。因為正確的理論，是必然會排除一
切不正確的理論的。”這段話，出自一個不滿20歲的青年學者之口，不正預示著顧
準所要進行“武器的批判”嗎？
   其實，根據現存史料，顧準發表的第一篇會計學術論文是在1933年，即發表在
該年11月及日的《會計雜志》（徐永柞會計師事務所主辦）第2卷第5期上面的《近
年吾國銀行關于傳票及帳簿之改革》一文。以后，隨著他研究范圍的逐漸擴大，學
術素養的日益積累，論文涉及普通會計、銀行會計、政府會計、企業會計、會計名
辭規范化等各個方面。并陸續出版了《銀行會計教科書》（1935年3月，商務印書館
出版）、《初級商業簿記教科書》（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簿記初階》
（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李文杰）、《股份有限公司會計》（1936年8月，
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播序倫）、《中國銀行會計制度》（1939年6月，商務印書館
出版，與潘序倫合著）、《中國政府會計制度》（1941年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與
潘序倫合著）、《所得稅原理及實務》（1941年3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署名潘序倫、
李文杰）等書籍。這些著述，除了30年代初期在比較安定的環境下完成外，絕大部
分是作者在動蕩不定的流亡生活之中，利用艱辛復雜的地下斗爭的間隙寫成的。雖
然歲月倥傯，但治學嚴謹的顧準，立論平實，言必有據，見識超群，為推動中國會
計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寶貴貢獻。
   30年代前后，社會環境變化急遽，顧準處于這樣一個復雜動蕩的社會現實中，
引發了他的深深思索，他非常希冀尋找出路。在苦苦追索中，他終于找到了馬克思
主義，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崇高的理想，使他拋棄優越的生活條件而在所不惜。因
此，建國之前近二十年當中，他經歷了如同他本人所說，“30～40年代的戰爭與革
命，某種遠大的理想——超過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這種思想而引起的狂熱”[注]。
   早在20年代顧準就與熱血青年志同道合，過從甚密。如原先與顧準一起在中華
職校讀書的同學甘績瑞，于1927年秋季進入了國立勞動大學，勞大的前身是校址位
于江灣圣堂路奎照路一帶的上海大學，后遷至吳淞泗塘橋。這兩處地方遠離上海市
區。顧準每周六下午5點就從事務所出來長途遠足，來到勞動大學，周六夜晚就在甘
績瑞的宿舍留下，星期天在那里逗留一天，通常是周日傍晚或下周一凌晨，顧準再
趕回市區的立信事務所上班。
   勞動大學比較注意讓學生參加一定的體力勞動和接近工農群眾，課程設置也比
較結合現實。該校學生社團活動和中共地下黨的活動都非常活躍，當時被斥之為
“議論荒謬、低毀國民黨”的《革命周刊》，即在勞大印刷廠付印并在校內廣泛行
銷。顧準每每到校，即受這些進步活動的影響，并如饑似渴地閱讀《革命周刊》等
許多進步書刊。受甘氏的影響他借讀了李芾甘（巴金）翻譯的俄國學者克魯泡特金
的《面包略取》（即《面包與自由》）等書，曾一度很信服無政府主義起來了。
   與此同時，1928年江蘇宜興爆發了中共黨員萬一同志領導的暴動。立信會計師
事務所除了潘序倫之外，還有好幾位宜興籍職員。暴動以后，他們在談論此事時，
顧準表示熱烈贊成暴動，還對同事們說：“我也要托起紅旗來。”
   顧準年僅十多歲，就承担起贍養家庭的重任。家庭負担的生活現實，埋下了少
年時代的革命激情。對這情形，其弟陳敏之在《贈顧準》中曾詠嘆道：

                       兄年十有三，稚氣猶未除；
                       為覓衣與食，獨力負重荷。
                       老母有所養，弟妹得庇獲。
                       茹苦復含辛，二姊因殤殂。
                       兄慧驚不殊，少年結碩果。
                       狼煙彌四野，從此投干戈。
                       孤燈照慈顏，夜夜守門戶。
                       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奮發，得兄助最多。
                       離別三十載，相聚曾幾度？
                       漫步古長城，偕游所獨無。
                       把盞逢故友，共活傾積愫。
                       憂患任天下，卓見有明珠。
                       奈何書氣生，豈能展抱負？
                       樂乎知天命，期頤養天年。
                       情在手與足，憫夫上斯言。
                                   1965年9月8日[注]

   聰穎早熟的顧準，獨力地担負起家庭的開支，這一現實，無疑是“催比劑”，
從而使顧準開始革命的憧憬。
   1930年以后，顧準利用晚間來到東方圖書館去看書，該館是商務印書館創辦的
一個公共圖書館。前去閱覽者只需花兩個銅板的入門費，便可在開架的書柜里任意
選書閱讀，竟日流連。在這里，顧準讀了該館所藏的古今中外各種書刊，猶如置身
于一個文化的寶庫，每每收獲不少。大約從1930年至1932年之間，他先后讀了蕭一
山的《清代通史》、陳壽的《三國志》以及《論修》、《孟子》和許慎的《說文解
字》，也讀了一些康德派哲學的書籍，如《判斷力批判》等。雖然沒有師承，但在
東方圖書館仿佛是泛游于書海之中，顧準自此養成了博覽群書，好思敏學的習慣，
他不但看得多，記得也勤，筆記本上記得密密麻麻，滿載而歸。
   據顧準回憶，1932年前大部分業余時間用來自學，不斷補充文化等方面知識。
1932年開始編寫《銀行會計》一書，又讀了許多銀行學、貨幣學、銀行實務和經濟
學方面的書。他讀過日本進步學者河上肇撰寫的《經濟學大綱》、馬凌甫的《國民
經濟學原理》。他還研修了英文、日文等外語，能讀原版的會計書籍。[注]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及后來的“一·二八”事變，使顧準認清了國民
黨的本質，他認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實在無法忍受。他還通過外商的英文刊
物《中國論壇》，了解了蘇區和紅軍狀況。每當拿到新出版的《中國論壇》，他總
是貪婪地讀著，留意紅軍反“圍剿”的斗爭。他對李公樸主編的《讀書月報》上的
中國社會史論戰，也十分留心，并搜羅辯證法唯物論之類的理論書來努力研讀。思
想開始左傾，其時的《生活》周刊、《讀書生活》等雜志，在介紹馬克思主義和推
動救亡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顧準受其影響可謂不小。他已開始了從一個革命的小
資產階級分子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轉變的進程。
   1934年2月，顧準與幾位好友集會，創建了“進社”。進社寓意要求進步向上。
參加進社的最初的成員是團結在顧準周圍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同事和立信會計補
習夜校同學中的先進分子。第一批成員有顧準、李建模、李少甫、陳懷德、夏增壽、
李燮泉、沈尉平、童志培以及不久后參加的汪璧（原名方采秀，后與顧準結婚）、
王紀華（王文清）。
   進社存在的時間雖短，但它的活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1934年2月至5月的無
領導關系時期，1934年5月至8月的由“遠反”領導和青年會讀書會時期。
   前期進社的主要活動，是每周一次的座談會，每次都在顧準的家里開會。當時，
顧家多次搬遷，最后搬至南市小南門外南倉基街4號。這些座談會主題是圍繞著時局
和讀書，互相交流。1934年4月間，顧準逐漸覺得這樣每周一次的座談會還是“革命
的空談”，很不滿足，他認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革命行動，首先就要
找黨的領導。于是，開始了一番積極的尋找活動。大家算計各人熟人中誰像共產黨
員，這樣才可以通過他去找黨的領導。后來與黨的外圍組織“遠東反帝同盟”接上
關系，由其負責人劉丹聯系。顧準第一次與劉丹見面時，劉丹告訴他，“遠反”決
定和進社保持領導關系。在劉丹指導下，顧準起草了《進社綱領》。這時，進社還
出了一個油印的刊物《前衛》。顧準還被推選為干事會負責人，他們積極參加了當
時由李公樸主辦的基督教青年會讀書會的活動。
   1934年8月，由于劉丹被捕，進社與遠東反帝同盟失去聯系。后通過讀書會甲班
干事孫化新（即孫煥然、孫靜，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機關刊物《武裝自衛》編輯、
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職員）的介紹，顧準很快找到了武衛會黨團書記林里夫，進
社又與武衛會建立了聯系。林里夫決定，進社解散，社員可以轉為武衛會會員。顧
準同意照辦。就在同年9月16日讀書會第一期結業式時，特地舉行了紀念“九·一八”
三周年大會，邀請章乃器、沈體蘭等知名人士參加。在這次會上，顧準公開宣讀了
武衛會成立宣言和《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并提出成立武衛會上海分會的
動議，得到在場二百多人中的絕大多數的贊成。
   不久，顧準出任武衛會上海分會主席兼總會宣傳部副部長。1935年2月，經林里
夫介紹，顧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35年10月，因武衛會組織被破壞，他第一次流
亡去北平，經歷了“一二·九”愛國運動，此時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高潮。1936年
2月，顧準夫婦自北平回到上海（顧準與汪璧于1934年12月結婚）。
   對于顧準這段時間的革命活動，夏衍在其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提及過，這
里作一摘錄，他的原話是這樣的：1935年下半年以后，“我和當時‘社聯’負責人
錢亦石去找周揚，討論‘文委’失去了和中央聯系之后，如何才能適應風起云涌的
抗日救亡群眾運動的問題。幾個月來，‘文委’所屬各聯都在單獨作戰，都擴大了
自己的隊伍，建立了新的陣地……特別是‘社聯’的工作有了劃時期的發展，他們
的活動范圍早已經超過了文化界、知識分子的面子，而已經在職業、婦女、藝術團
體、高級職員乃至法律界建立了各自的小組。例如由店員、職員、中小資產階級為
基礎的‘螞蟻社’，就是一支很強大的隊伍，據我回憶，王紀華、袁庶華、顧準、
李伯農、徐步等，都是這個團體的積極分子，也是‘一二·九’以后沙千里領導的
‘職業界救國會’的前身。”[注]夏衍作為當事人，他的話應當是可信的，至于顧
準何時成為“螞蟻社”的成員，尚待查考。“螞蟻社”又名為“蟻社”，原稱“青
年友社”，亦以抗日救亡為中心開展活動。
   1936年2月，顧準一回到上海，很快就與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他們認真學
習了不久前從國外傳來的報刊，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機關報《救國報》上發
表的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英文版的《國際通訊》上發表的季米
特洛夫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報告，這些文件所提出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救國、
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政治口號以及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的在資本主
義國家建立工人階級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反帝國主
義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等內容，極大地鼓舞了上海地下黨，“正像大旱遇到
甘露”（夏衍語），他們認為這是黨中央和第三國際的聲音，開始認識到根據當時
的國際國內形勢，必須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轉變上海地下工作策略、工作方法，
執行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廣泛團結各階層群眾。顧準退出了“武衛會”
的領導職位，轉到“臨委”系統，担任“職救”黨團書記：
   情況是這樣的：面對空前發展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在中共江蘇省委、區委
遭破壞，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重建后的“丈委”建立了相應的組織，領導
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1936年2月，由鄧潔、胡喬木、王翰、丁華和王新元等人組成
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委”）。臨委成立后，面臨的任務就是推動
上海正在掀起的救國會運動的發展。臨委以文化界、職業界、婦女界救國會和全國
各界救國會等為工作基礎，并按救國會系統管理黨員。顧準參加了上海職業界救國
會（簡稱“職救”）黨的核心小組的領導工作，任黨團書記。在顧準領導下，上海
職業界愛國救亡運動得到蓬勃發展。但是，由于環境的險惡，顧準在抗日戰爭正式
爆發前，為了躲避敵人追捕，又多次流亡。
   1937年7月初，根據中共中央電示，由劉曉、馮雪峰等暫組三人團，作為上海黨
的領導機構。
   對這段時間內，上海黨組織的重建以及顧準等人重新接上關系，1998年2月出版
的《周恩來在上海》一書有如下的敘述：

   在派遣劉曉赴上海工作前的1936年春，中共中央已派遣馮雪峰到上海了解各系
統地下黨的情況，為重建上海地下黨組織作準備。馮雪峰對上海地下黨組織與中央
失去聯系后遭到破壞的情況以及保存下來的黨組織和黨員的情況，作了初步了解，
并組織了一個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委”），為恢復、重建地下黨作
準備。劉曉到上海后，與馮雪峰接上了關系，聽取了馮雪峰的介紹。7月初，劉曉根
據中共中央關于上海黨組織重建工作的指示，和周恩來在西安談話的精神，同馮雪
峰等組成三人團，作為上海黨的領導機構，著手對“臨委”聯系的黨員，逐個進行
認真的審查。林楓、顧準、劉峰、王任權、沙文漢、陳修良、馬純古、唐寧愚、馮
定、孫冶方、趙伯華、關建夫、錢柏森、王洞若、陸志仁、張美道、朱啟鑾、吳仲
超、趙先等20余人先后通過審查，接上組織關系。[注]

   中共上海三人團成立未幾，全國形勢風云突變。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
挑起盧溝橋事變。中國軍民奮起反抗，抗日戰爭終于爆發。8月13日，日本侵略軍以
突然襲擊的方式進攻上海，全市軍民全力抗擊。“八·一三”淞滬抗戰從此開始。
   “八·一三”抗戰的炮火，掀起了上海和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熱潮。大家普遍
認識到，只有英勇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上海各界人士在共產黨和各抗日民主黨派
發動下，紛紛組織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支援抗戰，蔚然成風。
   9月    12日，在顧準為書記的“職員臨委”推動下，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簡
稱“職協”）在前職業界救國會的基礎上，經過整頓擴充，宣布正式成立。當時職
協的會員，主要是廣大店員和職員，同時也吸收經理、工程師等高級職員以及工商
業者參加，它還邀請各行業中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担任一些領導職務。顧準認為，
應當爭取團結這些上層人物，使團體更加公開合法，變阻力為動力，這樣有利于廣
大店員和學徒能夠參加進來，壯大群眾基礎，這也就使當局不敢貿然壓制。
   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抗戰結束。上海淪為“孤島”。與此同時，經
中共中央批準，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蘇省委，由劉曉、劉長勝、張愛萍、王堯
山、沙文漢等人組成。針對上海淪為“孤島”的錯綜復雜的形勢，江蘇省委及時分
析了其時的形勢與特點，指出：“上海淪陷后，千百萬群眾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殺、
饑餓、流浪的痛苦，將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緒……日本在租界的勢力必將加
強，但日本對上海的占領也增加了英美法對日本的嫉恨與相互間的矛盾，租界當局
不能百分之百的執行日本的每一個意旨。但我們的環境必將日益惡劣。”[注]省委
決定抓緊租界尚未被日軍占領的特殊環境，充分利用英美與日本之間的矛盾，采取
合法形式，擴大群眾基礎，發展黨的力量。
   在省委領導下，按照不同產業、不同系統，相繼設立了黨的委員會：如軍委、
工委、職委、學委、教委、文委、婦委、難委（難民運動委員會）、外縣工作委員
會等。職員運動委員會，就是在江蘇省委成立后，由“職員臨時工委”擴大建立起
來的，根據《中國共產黨上海組織史資料》一書記載：從1937年11月至1938年初，
職委首任書記由顧準担任，委員有陸志仁、胡實聲；1938年初至1938年5月，書記為
彭柏山，委員是顧準、陸志仁、胡實聲、曾穎（女）；從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
顧準任書記，陸志仁、吳雪之、張承宗任委員。由此可見，上海孤島前期的大部分
時期，職委工作是在顧準領導之下的。
   孤島時期，顧準參與領導的上海職員運動，是在黨的“蔭蔽精干、長期埋伏、
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白區工作總方針和黨在淪陷區的斗爭策略、救亡運動方針
指引下進行的。顧準審時度勢，認為黨的工作必須為了適應孤島的斗爭環境而有所
改變。他根據江蘇省委的指示，考慮將當時上海職業界工作的重點放在金融保險業、
洋行、海關、百貨業職員、店員及部分上層人士。他認為這些行業的職工是租界內
在上海淪為孤島以后堅守陣地的群眾。如何把這些群眾組織起來，是擺在職委面前
的緊迫問題。如果繼續沿用“救國會”、“救亡協會”、“戰時服務團”之類名稱，
都不大合適。顧準經過深思熟慮，并聯系前段時間的斗爭實踐，針對職業界的實踐
情況，運用前幾年組織“立信同學會”的經驗，決定改變群眾組織形式，創造性地
提出了以“聯誼會”、“俱樂部”這一獨特的組織形式將群眾團結起來，更廣泛地
發動職業界人士，便于開展各種抗日救亡運動。
   于是，基于孤島的條件，職業界陸續成立了各種聯誼會，對外是敦睦友誼，聯
絡情感。這一做法與上海中小職員的生活習慣相吻合，又適應白區工作的特點，也
符合黨對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針以及黨中央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一時
期，在顧準籌劃下，前后成立的職業界聯誼組織有：上海市銀錢業業余聯誼會（簡
稱“銀聯”，由銀行學會、銀行業務聯誼會、交換員聯誼會和華益會等金融團體聯
合組成）；益友社（為商業系統各業店員的群眾性組織）；上海華聯同樂會（簡稱
“華聯”，系上海洋行職員聯誼組織）；上海市保險業業余聯誼會（簡稱“保聯”，
是上海保險界職員以保險界戰地服務團為基礎組建起來的）；中國婦女俱樂部（簡
稱“職婦”）等。這些組織相當活躍，面向社會，面向群眾，利用當時環境所許可
的一切公開合法的條件，廣泛發動職業界人士投身救亡活動中來。
   顧準負責的職委，利用孤島前期日寇統治暫時不穩的時機，積極穩妥地健全和
完善黨組織。職委根據省委指示，積極而謹慎地創造條件，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向行
業內部，先后在金融業（包括銀行、錢莊、保險）、海關、電訊及洋商企業、大百
貨公司、各業商業店員等行業系統的基層建立黨支部。為加強統一領導，職委于19
39年初組建了金融業工作委員會、百貨業黨委、洋行工作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
店員工作委員會，各委下轄41個支部。[注]到1939年7月，職委系統的黨員人數發展
到150人之多。
   但是，顧準的這些做法，也曾招致一些缺乏實際經驗的同志的反感。正如沙文
漢夫人陳修良后來所述，顧準倡導的這種組織方式曾被斥之為“聯誼會路線”，遭
到個別同志的反對。但是，顧準的做法，“使黨和廣大職員群眾加深了聯系，為黨
的發展打好了基礎”。“顧準的創舉，后來在中共‘七大’時得到中央的好評。這
是上海黨在苦難歲月里打破關門主義組織路線后發展壯大起來的經驗，在一個方面
反映出我黨在白區工作已趨成熟。”[注]
   針對孤島的特殊環境，為了更好地利用合法形式開展“非法”的革命斗爭，黨
員必須盡量做到具有公開的合法身份。江蘇省指出，“越公開越秘密”，實行黨員
社會化、職業化、群眾化。顧準積極貫徹這一精神，有的放矢，做到“勤學、勤業、
交朋友”，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和立信會計專科學校繼續站穩了腳跟，分別出任編
輯和教授職務，并爭取潘序倫以及許多立信同仁的同情、支持乃至參與。
   直至80年代，已屆耄耋之年的潘序倫還記得：“因為自己一心想為國家培養會
計人才，對那些有志向、有作為的青年，我不管他們的政治傾向如何，總是愛護備
至，不遺余力地加以培養。像顧準這樣才華出眾的人，他十九歲就受聘到滬江大學、
圣約翰大學執教，在會計學術方面有很多的著作和譯著，我曾一心打算培養他為立
信會計事業的接班人。他在會計師事務所和學校工作期間，從事很緊張的革命活動，
如參加‘進社’、‘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等。我對他這
些活動早有察覺，但從未干預過。”[注]這其間，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還曾經告誡潘
序倫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動”，潘序倫明知顧準的“色彩”，然而他對國民黨的
警告卻不予理睬。如果沒有甘愿担當一定政治風險的勇氣和膽識，是難以采取這種
正義的態度的[注]。
   由此可見，顧準能夠比較從容地從事地下革命活動，與潘序倫等人提供的條件
是分不開的。后來，《顧準自述》也說過：

   這三年中，社會職業生活安定，對我從事黨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為
那時白天的辦公時間只有六小時，辦公時間還可以大量讀報……實際上白天的寫作，
每天不過三四小時。中午休息的兩小時，下午五點以后的全部時間都可以利用于參
加會議和“碰頭”，有些黨的工作需要寫的公開文章，還可以在辦公時間寫。[注]

   顧準擅長文字工作，在這段時間筆耕不輟，非常勤奮，對黨的宣傳教育工作貢
獻殊多。他寫的許多時論，由于時間久遠，頗難搜集。但發表在上海職業界《職業
生活》報上的文章，現存十余篇，彌足珍貴。《職業生活》是在職委領導下，于19
39年4月15日創刊的，該刊由顧準主編，以英商《譯報》增刊的合法形式公開出版，
每周出版三期。顧準在上面化名為“小方”。“懷璧”、“立達”等，撰寫了不少
頗有創見的時評文章，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上海職業運動的方針
政策。許多文章如《上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九四0年的展望》、《遠東局勢與
抗戰前途》、《歐戰以來上海經濟及最近將來趨勢之預測》、《論日本內閣》、
《蘇聯內戰史的研究》等等，立論翔實，預見準確，在當時讀者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如顧準1939年化名“立達”發表在《職業生活》第衛卷第1期至第4期上的《上
海職員與職業運動》一文，長達近萬字，以大量客觀的材料，詳細地簡述了上海職
員的狀況和開展職業運動的積極意義，他是從“職員與工人階級”、“上海集中了
哪些職員”、“舊式商店的職員”、“外商企業職業”、“民族資本經濟機關中的
職員”、“上海職員運動之回顧與前瞻”等方面，展開了全面的論述。他中肯地指
出：“自一九三七年起，職員運動是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興起的，它曾經對于抗戰
盡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鍛煉了職員自己。可是在整個這一時期，職員運動并
未把改善職員生活當做自己主要任務之一，這就使職員運動本身不能動員廣大的職
員群眾參加抗戰工作，運動本身因而非常狹隘。最近兩年，職員運動比較的已特別
注意于改善職員的業余生活，因而得到了較大的成就，這一經驗，是應該善于運用
與善于發揮的。”[注]
   顧準在前面所述的《自述》中所談到的“有的黨的工作需要寫的公開文章”，
還包括《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一書（于1939年7月15日出版）。關于這本書的大致
情形，建國后編纂的《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一書作了介紹：該書
“由中共江蘇省委劉長勝主持，‘工委’劉寧一、馬純古、張棋分頭負責，由顧準
整理的《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出版，全書60萬字左右。全書以上海勞動者為對象，
收集了紡織、交通、郵政、印刷、機器、卷煙、食品、各業職員等22種產業部門，
涉及60萬左右職工的情況，包括各業職工的歷史、人數、待遇、負担、文化、生活
習慣，過去和現在的活動情況。這是黨對上海工業、經濟、工運史的一次系統的綜
合性的初步調查。”[注]當時，顧準主編的《職業生活》報也開辟《書報介紹》專
欄介紹了《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一書，他撰文指出：“這本書里面并沒有非常趣
味化的描寫，因為它并不是文藝通訊。相反，里面倒有許多干燥的管理系統，與一
些數目字。因此也許有人會感到枯燥。這本書也并沒有高深的理論，這里敘述部分
超過了理論部分很多，因此也許有人覺得它價值并不大。但就我的意見來說，我以
為他提供給我們以很多的實際材料，這些實際材料告訴我們中國產業經濟的內部結
構，告訴我們職工運動的過去與現在的狀況。假如我們是應該懂得更多實際材料來
充實我們了解的話，這書不僅應該懂，并且應該很嚴肅的去談的。”[注]
   1937年11月，上海淪為孤島后，在中共江蘇省委設立職委的同時，決定重建文
化界運動委員會（簡稱“文委”），書記為孫冶方、副書記為曹獲秋，委員有王任
權（巴人）、梅益、夏螢、于伶等。在文委領導下，戲劇界、電影界、文學界、新
聞出版界等，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性抗日救亡文化運動。
   顧準是于1939年9月，由江蘇省委決定，從職委調任文委副書記，從此，顧準與
孫冶方結下深厚的戰斗友誼。對此，孫冶方1979年撰文說過：“1937年11月12日，
中國軍隊從上海撤退，夏衍、錢俊瑞都調到大后方，曹獲秋也離開了上海。以后參
加過文委的有唐守愚、梅益、王任權、姜君長、林談秋、顧準等。顧準是一九三九
年九月從職委調到文委担任副書記的。”[注]曹獲秋于1938年初離滬后，文委副書
記一直空缺，為了給孫冶方配好助手，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沙文漢想到了顧準。沙文
漢認為顧準與原救國會上層文化人士關系融洽，文章脫手快，聲情并茂，多產量優，
他看過不少顧準的文章，常為之擊節折服。因此決定調顧準去文委工作。
   孫冶方其時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早在1933年就與陳翰笙、薛暮橋、徐雪寒、
駱耕漠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發表了不少文章，積極從事左翼進步
文化活動。
   在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孫冶方和顧準主持的“文委”工作，貫徹了黨的文化
工作的指示，主要將文化界的救亡運動的重心放在戲劇工作上。他們的做法是：第
一，組織專業性的職業劇團，第二，是開展業余戲劇運動，廣泛組織群眾性的業余
劇團，即在職業界各聯誼團體演出，宣傳抗日救亡。他們首倡的小劇場活動，事后
得到了周恩來同志的稱贊。
   歲月流逝，曾在“文委”工作過的姜椿芳生前為后人留下了顧準與孫冶方并肩
戰斗在孤島的吉光片羽，他以《抗日戰爭前后上海文化戰線的一些情況》為題寫道：

   在整個工作中，從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淪陷期間，組織
上變動多，領導人也常變動。孫冶方同志領導我到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大約一年左
右。以后就交給顧準同志……一九三九年秋，顧準向我宣布成立一個文化總支部
（“文總”），下設幾個支部：（1）新文字支部，先后有許中、張浩、王益、王洪、
艾中全等同志；（2）文學支部，有王元化、鐘望陽、蔣天佐等同志。下面有文藝通
訊員，文學界刊物。黨員有束紉秋、趙不揚等同志。（3）戲劇支部，有胡大中、吳
小佩等同志。戲劇支部下面有三個小組，我任文總書記……[注]

   大家都勤奮工作，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孫冶方后來對這段工作，曾有如下的估
計：“以我們當時主觀力量的薄弱來說，我們當時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績是不算小的。”[注]的確，上海雖然淪為孤島，但仍然是一個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進步活動，
其影響會波及全國。
   當時，顧準精神飽滿，精力充沛，對黨的文化工作十分投入，深受同志們的擁
戴。事隔幾十年，這一印象還一直留在不少與他并肩戰斗的戰友的記憶之中。著名
學者王元化滿懷深情地回憶道：“抗戰初我在隸屬江蘇省委的文化部門領導下工作，
顧準是我的領導。那時文委書記是孫冶方，顧準是文委負責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
他們兩人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顧準1939年分手后，就再
也沒有見過面，后來連音訊也斷絕了。現在留在我記憶中的顧準仍是他二十多年時
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詩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篇一讀想風標。不妨舉世嫌迂闊，
賴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這樣的人才不會感到寂寞。”[注]
   1940年8月，經中共江蘇省委決定，因工作需要并根據顧準的意愿，顧準結束在
文委的負責工作，被調往蘇南抗日根據地，開始了新四軍的軍旅生涯。
   顧準的這一行動，給人們震動很大。僅舉陳敏之的追憶為例：

   當他決定離開上海時，他職業所在單位的同事們對他這種突然的行動感到迷惆
不解，有的還善意地加以勸留。他答之以“志不在此”。在三十年前的當時，作者
之所以要去學習、掌握，后來又從事會計學著作的撰述，都不過把它當作一種謀生
和掩護革命活動的一種手段，并沒有把自己在這方面所達到的成就作為生活的直接
目的。至于拋棄優厚的薪水、舒適的生活等等，這在一個懷有遠大革命理想和高尚
情操、并且隨時準備付出自己生命的共產黨員來說，是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這在一
般人心目中往往是難以理解的。[注]

   就這樣，顧準告別了妻子，離開了上海，奔赴蘇南。
   在新四軍根據地，顧準轉戰蘇、皖、魯等地區，先后任中共蘇南路東特委宣傳
部長，澄錫虞工委書記，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蘇北監阜區行政公署財經處副處
長和淮海區行政公署財經處處長，直接在譚震林、李一氓、黃克誠等新四軍有關領
導人的領導下工作。
   1943年3月，顧準奉命赴延安，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紅都充了電，使他在政
治上更成熟了。1944年3月，顧準應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政經濟辦事處
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陳云之邀，在其開辦的會計訓練班任會計教員，從此，兩人結
下了友誼。對顧準的教學水平，陳云給予很高的評價。
   1945年12月，抗戰勝利后，顧準回到華東解放區，蘇皖邊區行署主席李一氓、
華中分局組織部部長兼財經辦事處曾山讓他出任利豐棉業公司總經理。后來，顧準
又出任蘇中區貨管處處長，山東省工商總局副局長，山東省渤海區行行公署副主任，
山東省財政廳廳長。在這些工作崗位上，處處體現了他的才干、懂行、有思想、熱
忱、細致，使他成為根據地理財的佼佼者。
   1949年，無論對中國歷史抑或是對顧準本人，都是非同尋常的轉折之年。中國
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斗，終于實現人民民主專政。顧準本人從
1931年投身革命生涯，千辛萬苦，冒死奮斗，如今天將大任落于斯，顧準即將成為
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財稅行政長官——上海市財政局、稅務局長，他固然精
通經濟、長袖善舞，但前面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
   好像是英國詩人濟慈說過，境界就像不斷聚散的云彩：當我們開懷大笑時，禍
種已經播進了滋生各種事件的廣袤耕地；當我們開懷大笑時，它萌芽、生長，突然
結出我們采摘的惡果。顧準的結局與此所說非常巧合。
   上海解放前夕，準備接管上海的干部集結在丹陽，接受教育和培訓，顧準任青
州總隊隊長，這是一支專事接管上海財經工作的干部隊長。1949年5月，隨軍回到剛
解放的上海。
   到達上海甫定，顧準作為軍管會成員之一，負責了上海市直接稅局、市貨物貨
局、市財政局、市府會計處、審計處和市地政局等原國民黨財經部門，工作繁重而
顯得駕輕就熟。據時任中共上海委組織部副部長的陳修良回顧：

   解放初期，顧準真是席不暇暖。他是華東軍政委員會的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
財經委員會的副主任，又是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面臨繁重的接管工作，
還有支援全國解放（爾后是支援抗美援朝）和爭取財經狀況根本好轉的艱巨任務，
但他責無旁貸，竭盡所能，在不到三年的時問里，政績有目共睹。
   上海的財政問題，關系全局；顧準主持上海財經工作，應該說是上佳人選。他
對上海工商業情況相當了解，本人又精通會計業務，加以其革命經歷，是解放初期
市府職能部門難得的紅色專家，難怪陳毅市長對他的工作完全信任，極為支持。可
以說，顧準任重道遠，大手筆剛寫了個序幕。誰能料到，禍從天降，顧準突然被撤
職，結束了他在上海方始打開局面的事業。
   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出了顧準聳人聽聞的錯誤：目無組織，
自以為是，違反黨的政策，與黨對抗。
   這是怎么回事？問題出在征稅的方法問題上。
   按照某些領導同志的意見，征稅，應實行納稅戶“自報公議”、“民主評議”
的方法。但顧準觀點不同，他認為上海不同于小城市，不能純靠納稅戶民主評議；
上海大部分工商業戶都有帳冊可查，應當依法交稅，其他分散的個體戶可以定期定
額納稅，即所謂“依率稽征，專管查帳，職工協稅”。顧準的意見既得到陳毅市長
首肯，1951年陳云同志也曾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表過態：“顧準對稅收方法的意見是
對的。”但到了1952年2月，卻裁定顧準堅持的稅收方法是違法亂紀，顧準于是成為
“三反運動”中的反面典型，“尚方寶劍”落到了這位無辜者的脖子上。
   退一萬步，即使顧準的觀點不盡合理，但他與領導之間的爭論也只限于方法；
他雖善于獨立思考，也許確也有點驕傲自大的表現，然而以之“上綱”為“反黨”，
確實匪夷所思。其實，顧準當年在財經工作上的觀點就是到了今天，還能令我們嘆
服他的預見性。例如1952年“三反”前，他曾堅決反對機關生產。他認為，在解放
區的機關生產是自力更生，限于農業生產，目的是改善機關工作人員極其艱苦的生
活，自食其力，不是剝削。但是，“工商業范圍內的機關生產單位不帶上濃厚的資
本主義氣味是不可能的，建議市委不要搞……”這個意見被市委采納，并向中央匯
報，毛澤東對此也表示：“從此機關生產名譽掃地了。”
   顧準的觀點正確與否，歷史自可作出公斷，但在1952年2月，他卻只能被撤職，
調離上海，并背上了無法甩脫的包袱。[注]

   當時，許多同志對顧準這樣一位領導干部受到處分，也感十分不可理解。僅舉
當時曾在上海市財政局辦公室工作的陳丹晨的一段話為例，他說：“就是這樣一個
上海財經界的重要領導干部，在三反運動初期的一個早晨，人們打開報紙看到忽然
被加以莫須有的可怕罪名而撤職了。這對機關上下的人們震動實在太大而都惶惑不
可理解。同時被撤的還有《解放日報》總編輯惲逸群等七八個人，都是上海各界的
重要人物。當時開展的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而報紙所說的這幾個
人的罪名都與這三個方面毫不相干。從此再也沒有人在財政局的黨內黨外向人們作
個半點解釋和交代。這樣，一個人就此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注]毫不夸張，從此
開了黨內無情斗爭的先河。
   顧準自己也認為，他的撤職，確與“民主評議”的爭論有關，“民主評議”不
可避免地帶有隨筆性，而顧準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查帳征收”，并下大力
氣建立了劃區分片的稅務專管制度（一直在全國范圍內沿用至今），這種“依法”
還是“不依法”的爭論，以顧準的去職而告終，這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在
經濟工作中長期存在的一種陋習即“隨意性”。而事實上，按照顧準的做法，1952
年3月，上海入庫的稅收達3億萬人民幣（舊制），較1950年增加10倍。這難道是
“民主評議”能夠辦到的嗎？
   50年代中期，顧準曾寫過題為《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的經濟學論文（詳后介紹），它是斯大林模式的否定，而當時還是把斯大林“神化”
的年代，因此，老同志張勁夫在評論這一件重要的史實時說道：“這在50年代能提
出這樣重要的看法是很難得的。”[注]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戴園晨由此而感發，他認為：

   當然，顧準的難能可貴并不限于這一篇。解放初期在稅收工作中通行的做法是
“民主評議”，即由稅收機關提出稅收任務，然后組織評議每個納稅戶負担，負担
輕重有很大隨意性；時任上海稅務局長的顧準卻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依法查
帳征收，并下力氣建立了劃區分片的稅務專管員組織。這種“不依法”還是“依法”，
當時以顧準去職告終，而今負担的隨意性仍是經濟工作的陋習。可惜《文集》（案：
指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顧準文集》）中未收入有關文獻，未能反映另一
次重要的“難得”。[注]

   現在能夠差可告慰讀者的是，本文在寫作過程中，經多方尋覓，終于在上海市
財政局寧靜的檔案室庫房中，查到了顧準當年在財稅局長任上所撰寫的大量文稿，
涉及稅務理論者為數不少，這樣便可彌補戴園晨心頭的“難得”之見，使之重見天
日。
   顧準這批文稿刊登在《稅務通訊》上，這是一份由陳毅親筆題詞的刊物，于19
50年4月創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發行對象是稅務系統內部工作人員。設編輯委
員會，下設編輯部，張雪澄任主任，由局長顧準直接領導。
   它的任務是報道稅務系統各單位任務完成情況；交流工作經驗；傳達政策與統
一法令解釋；組織政策業務學習等。刊出具體內容有：社論、論文、短評，工作指
示，重要公告，處理案件原則，法令解釋，業務討論，工作報告，工作建議，批評
與表揚，人事、業務動態，轉載蘇聯與東歐各國稅收工作的經驗與理論翻譯，市場
動態，工商界反映。還刊出副刊“稅工生活”。1950年7月，上海市長陳毅應顧準之
邀，題寫《稅務通訊》刊名。1951年11月，該刊出完174期后停刊。
   顧準在《稅務通訊》發表了許多獨具慧眼的文章，內容精練，文采斐然。比如
顧準在強調“要做到依率計征，必須控制計算”，加強核算之后，提出控制計算，
必須注意依靠群眾等一系列重要問題。他指出：

   在控制計算中，應該具有一定的技術業務水平，但不能單純技術觀點，必須依
靠群眾。為什么我們必須具備一定的技術業務水平呢？比如，如果不懂得釀酒的一
定的智識，他一定無法提出控制意見，只好聽人家報多少就是多少。又如，如果不
懂會計，他一定不能提出要各廠設置三種記錄簿。因此，控制計算要具備一定的業
務技術水平，否則是沒有辦法的。但為什么又要依靠群眾，而不能單純技術觀點呢？
因為如果以為僅僅稅務人員懂得這一行的辦情，會查帳，就能克服逃稅，那也是不
可能的。逃稅的人，他會想盡方法抵抗查稅，查稅的人克服逃稅的最好辦法，只能
是依靠職工、依靠群眾。從逃稅的廠商的內部去了解逃稅的情況，從與納稅人日常
生活在一起的群眾那里去了解逃稅的情況，逃稅才制止得了。[注]

   顧準還非常強調稅收稽征的現場控制，他撰寫的《基層負責制度與現場檢查制
度》一文認為：“加強基層組織，必須使基層組織按照負責制度的原則來進行工作。
這就是各稅的統一管理，控制計算與加強納稅人歷史記錄（稽征手冊）的應用，處
理違章案件時首先經過納稅人互助組的討論，以及其他各項工作，集中在一個稽征
組內統一執行。只有如此，才能使稽征組逐漸地積累起對專管戶的知識，達到聯系
群眾嚴密控制，堵塞偷漏的目的。負責制度是基于對勞動人民，即基于對我們稅務
工作人員的信任之上的一種制度，缺乏這種信任的基礎，決不會也不敢按照負責制
度的原則來組織我們的工作。但是，這種負責制度，必須與嚴格的現場檢查制度結
合起來。應該承認，全局同志對人民革命，對我國建設事業的無限熱忱，激發了自
己對工作的積極性，缺乏這點，我們過去一年來工作將無法前進一步。但同時應該
承認，任何時候嚴格的檢查工作，是保證國家政策法令的貫徹執行，是糾正工作中
過左、或遷就傾向與疲塌現象所絕對必要的。我們反對那種對勞動人民不信任的
“內部控制組織”。但我們也反對那種工作中只有計劃，沒有檢查的自流現象。因
此，切實貫徹各級工作的檢查制度，是加強基層工作的中心環節。[注]顧準的一番
話，真是擊中我們國家長期以來存在的弊病，值得深思。
   顧準在“三反”中被撤職數月后，到1952年6月，華東財委曾山向顧準傳達上級
決定，分配他到正在籌建中的華東建筑工程任辦公室主任。他參與興建了曹楊新村
等工人住宅以及蘊藻浜大橋的建設任務。
   1953年1月，剛成立不久的國家建工部亟需大批技術人才和領導干部，副部長周
榮鑫到滬特地找顧準談話，告訴他，國家建工部決定調他到部里任財務司司長，他
的妻子也隨同調去。到京期間，顧準在陳正人部長、萬里、周榮鑫副部長等領導下，
工作很有起色。正是因為如此，后來國家要在洛陽興建一批重點工程，萬里代理部
長親自點將，讓顧準去担任建工部“洛陽工程局”副局長，負責洛陽拖拉機廠、洛
陽玻璃廠等大型工程的興建。
   1955年9月，根據顧準的要求，中央建工部送他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開始了為
期一年的學習生活。
   中央黨校原稱馬列學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中央決定馬列
學院自8月1日改為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簡稱中央高級黨校或中央黨校），楊獻
珍任校長。顧準進黨校學習的這段時間，正是被人們稱之為是“中央黨校的黃金時
代”[注]，可謂恰逢其時。
   根據中央指示，中央黨校的任務是輪訓黨的高級干部，設兩種班次，顧準被編
入普通班，學員主要來自地委書記、副書記、專員，中央和地方的司局廳級干部及
與此相當的大型廠礦廠長、黨委書記一級領導干部。當時中央黨校的教學方針被稱
作“十六字”方針，即“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系實際，改造思想”。
   黨校的學習環境，使顧準得風氣之先。他廣泛涉獵，獨立思考，初步形成了自
己的政治、經濟、歷史觀點。特別是他通過悉心鉆研與觀察，發現中國政壇上交織
著正確與迷誤的復雜過程，并對經濟工作出現的急躁冒進狀況，已看出端倪。不過，
顧準不盲從并勇于直陳己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價值規律作了可貴的探索。
同時，就“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這一尖銳問題，苦苦追索。
   在顧準的記憶中，楊獻珍的《唯物主義》、孫定國的《辯證法》、艾思奇的
《歷史唯物主義》等課程，印象深刻。對于黨校的課程，顧準還追憶道：

   《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由龔士其主講，內客是《資本論》摘要。到那
時為止，我還沒有系統讀完《資本論》，感謝他的講課，推動我通讀了幾遍《資本
論》，這也是我系統讀馬恩著作的開始。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義部分由蘇聯專家主
講，開始時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譯本尚未出版，印發講義，講義和《政治經濟
學教科書》第一版是完全一致的。聽講課時隨時摘記了一些對講課的疑問，后來有
些成為寫我的《試論》（案：即《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
文）時的“原料”的一部分。
   第一學期有聯共黨史這門功課，講課的是蘇聯專家，教研室主任范若愚經常到
課堂來照料。專家的講稿大綱當然完全根據《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也添加了一些
毫不影響講課大綱的結構的史料。講課完全按照講稿照本宣科，專家絕不同意在講
課前先發講稿。這一門功課才講授完，蘇共二十大的消息文件以至赫魯曉夫的《秘
密報告》就公布了。一年以后我談起這件事，說這是一場諷刺。
   還有一門分量較少的功課《世界通史》，由一個年青的蘇聯專家講課，從希臘
羅馬講起，并沒有突出世界近代史和現代史。奇怪的是，黨校沒有中國史這門功課，
尤其感覺缺門的是中國近代現代史。
   中共黨史教研室主任是張心一，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這門課所占時間
極少，也沒有印發講義。《黨的建設》教研室主任許邦儀，講課內容用了大量聯共
教材，課程分量也不多。[注]

   以上所引，就是顧準在中央黨校第一學期的大致概況。
   顧準是一個勤于思索，不盲目隨從的人，中央黨校的學習生涯，通過大量閱讀
馬列經典、閱讀歷史，肩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重任，為他奠定了成為
一位思想家的基礎。
   顧準在1956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強調：“必須死心塌地鉆研下去”——在他眼里，
“不做長期間的科學的勞動，而以一兩個無須證明的實義來構成整個體系的所謂科
學工作是不值錢的，我們現在正在反對這種學風，我自己必須以此為深戒。”他接
著又說：“因此如果有機會做研究工作的話，必須死心塌地鉆研下去，并且決心窮
畢生之力來做這件事。這里不僅是理論的、歷史的研究，而且必須以充分的時間與
嚴肅態度來對待實際經濟問題。要找一條路走，過去的路程走過來了，應該這樣走
的，評價如何，只要俯視無愧也就行了。一切問題的根本之點，在于以嚴肅的科學
的態度對待實際，過去在這方面冒失，這倒是今后應該鄭重記取的。”[注]
   同時，顧準還追求“思想的細密化”，他認為，“思想的細密化，過去實在不
夠。過去實在是才子式的亂闖亂碰，碰到對的，就干一陣，碰不對了，就倒一次媚。
這種危險做法不能再來了。”（1955年10月24日）[注]顧準的追求是可貴，然而在
當時的社會，隨著思想禁錮日益擴大化，顧準的悲劇也終就不可避免。因為知識分
子在以后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當代學者林賢治著文說：“知識分子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幕僚知識分子，
葛蘭西稱為統治集團的管家；二，技術知識分子，也稱‘技術專家’；三，人文知
識分子。雖然同為知識分子，但是所處的地位和狀態可以很不相同。幕僚知識分子
和技術知識分子分別為權力中心和市場中心所吸附，唯人文知識分子留在原來的知
識譜系內，成為名副其實的‘邊緣人’。他們不像另外兩種類型的知識分子做實際
事務；謀求世俗利益，往往顯得不同流俗，不切實際。”“他們是創造者，他們的
工作更多地帶有烏托邦性質。所謂創造，也只能是思想，一種具有道德價值的象征
物。他們的最大特征就是對現實不滿，因此，總是站在現存秩序相對立的位置上，
施予嚴厲的批評。”“他們不能接受權力的公開的或隱蔽的操縱，不能扮演別人分
配的角色，不能屈從于強盜的邏輯和騙子的謊言。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引出知識
分子的一般性質：啟蒙性，批判性，顛覆性。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新的知識分子’。”[注]
   林文的分析，雖然還不夠細密化，但總起來看，顧準大概可以歸屬第三種類型
的知識分子吧。
   對自己的思想定位，顧準其實也是很清楚的，他在《黨校日記》（1955年11月
25日）曾寫道：

   新的課程開始三天了。兩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經濟學的學習，我原計劃一
定要讀完《資本論》的，看來時間不多，有些困難，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
成計劃。特別是關于再生產理論和地租論，貨幣論，要為我解決一批問題。這應做，
連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書籍，大約有三千頁至三千五百頁，其中小部分要做摘
錄。其次是蘇共黨史的學習，連同《共產黨宣言》、《列寧文選》第一卷的大部分，
《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許多材料，大約也有三千頁以上的東西要讀。
時間是到明年四月上旬為止。這樣干，頗有拼命主義之概，但我想緊張一些，還是
能完成任務的。
   自一九四○年以來，長期間沒有進行這樣的學習了。而回憶一九四○年以前的
學習，也實在可憐。整個資本主義發展史是不了解的，從培根以來的近代思想史是
一片模糊，希臘羅馬是毫無所知，這就使讀者缺乏重要的歷史知識的基礎。思想方
法方面，既不知邏輯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義，什么是唯心主義。了解一
些什么，是報章雜志之學加上直觀、臆想，全部知識水平，其實是停留在Clerk（案：
即普通辦事員）的水平上。庸俗的白領子工人，事務所職員，只配實用主義哲學，
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斷語的馬列主義知識拿掉，剩下來的不是這個又是什么呢？
目前面對著系統的學習，開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這倒實在十分有用的。
   這樣說來，目前的學習是過去從來不曾有過的，是一種全新的學習。
   三年半來，氣質是有些變化的，七月份以來的變化更多些。目前，只有極小成
分的個人思想之念，實在已無足輕重。回顧這些思想歷程，也許對氣質的變化還是
有若干用處的。
   想起那種事務所職員的庸俗氣氛和高傲自大，甚至還有燕雀妄比鴻鴿的想法，
看來也實在滑稽。[注]

   顧準在這里似乎拿著銳利的解剖刀，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讀書的經歷以
及反思過去，覺得“昨非今是”，實在令人敬佩。如此學素涵養豐富的學者，能夠
冷靜地看待自己的知識積累，而且是到了毫不留情地責備。唯其具有這樣曠達的自
省，才能夠登上思想的巔峰！
   我把這些披露出來（這里要感謝高梁先生及其他顧準家屬），無非是讓大家了
解顧準的心路歷程，絲毫沒有貶低事務所職員和辦事員的意思，倒是那些動輒引經
據典的所謂“學者”看了以后，應該有所汗顏。
   1955年至1956年的黨校學習生活，使顧準成為一個懷有憂患意識的思考者，讀
書不倦，浮想聯翩，在他的筆下，充溢著對時事的關懷。比如1955年10月20日開學
他的日記有如下這些文字：

   記錄一些腦袋里涌越的問題：
   A.要研究并回憶1949年，二中全會以來，到總路線，到合作杜運動的政策上的
脈落，并把它與歷史唯物主義對照印證起來；
   B.詳細考慮一下這么幾件事：一、統購統銷，梁黃叫囂；二、增產節約，工農
聯盟的一個方面的調整；三、合作化運動，工農聯盟的最精細方面的措施；四、合
作化運動中所決定的對“鞏固團結中農的措施”，與對農業生產的增產與減產的影
響；五、對農村中新投入的資金，與這些資金對農業生產資料購買力增長的作用，
對工業生產的增長的作用；六、對五年計劃的修改的影響——a.一般工農業生產指
數；b.農具（拖拉機）基本建設的速度；c.與農具相關的工業（例如石油）與交通
運輸的變化；
   C.自己的思想方法，似乎會抓主流，往往忽略（不是往往，而是習慣的、自覺
的）矛盾的各個方面的具體分析。
   D.我們的五年計劃，開始編制時的速度總是“增長率的漸減趨勢”，主要原因
就是對生產、技術、產品及其原料工具問的聯系的知識不完備所致。
   經濟上的預見性，與規律掌握運用之不足，基本建設的勘察設計資料的年度太
遲與儲備資料之不足；技術人員與工人的不足。——除這些困難，還有什么？
   第二個以后的五年計劃的增長速度如何？[注]

   顧準在這里絕不是“杞人憂天”，須知經濟建設是有客觀規律，不是幾句空洞
的政治口號所能替代的。
   顧準對經濟建設中的“速度”問題，一直十分關注，也作了非常周到的研究。
有一天，他“中午睡不著，還是很興奮地考慮我們的進步速度問題。事情不僅在于
農業方面合作社發展的步調大大加速一事，還有的是：（一）今年豐收，使明年的
財政是比較樂觀的；（二）會有一部分技術與輕工業的輸出；（三）大城市過剩生
產力的加緊利用與工商界改造步調的加速；（四）預料得到基本建設的速度，特別
是交通運輸的速度會加快。特別使我神往的是上海人力物力的充分利用與上海人力
的向西輸出問題。公私合營加速了，、在機械工業方面必然會發生新建廠的人力骨
干之利用力量的問題的。交通運輸方面的步調加速，預料也會更多的利用上海現有
的人力。縱然我曾經被標為假馬克思主義者，縱然我現在無緣參與這方面的工作，
可是，無論如何這不能不令我神往”[注]。
   說來真令人寒心，上述文字能出自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之手嗎？從這里可
以看到，提倡政治民主、黨內民主確乎重要，同樣，人們也從中窺見顧準拳拳報國
之心。他接著還寫道：

   到北京已經三年半了。過去二年至三年中看到基本建設與改造私營工商業及利
用上海人力與技術的脫節，這終究是短期間的事情。
   同樣，在二三年間，所見到的國民經濟方面的總規劃，有自上而下的重工業的
技術規劃的宏偉規模與執行中的堅毅意志，可是從政治政策方面充分發掘一切潛在
能力，從而使生產發展的速度加速一事，看不清其間的脈絡。1955年，藉著合作化
與豐收，藉著國際關系的新的動向，這看出來了，而且可以看到這一切是聯系得如
此巧妙，如此藝術。這是毛主席的親自參預與集體智慧發揮的結果。
   總而言之，中國的事情還是比預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現在第一個五年
計劃已有了豐富的生產關系的內容，合作化與工商業改造步調的加緊又給它增添了
新的內容，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中期，我們國家的面貌已經會有很大的變化，而到
第三個五年計劃，就會變成百花齊開的局面。
   偉大的中國的人力，終究會使中國獲得難以置信的發展速度，困難只在于技術
人才，而這一點兄弟國家會予我們以幫助，十年之內，大批新人也會補充這個空隙。
可以預料，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我們的大學生將達一百萬人以上。那時資源方面的
資料也會比現在積累得更多，我們在第二、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發展速度決不會
低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
   星期日在家時與采秀講到，現在比以前更為熱愛這個國家了。個人干些什么是
十分不重要的事，肯定的說，總是有事情干的，再不然，埋頭讀書一事，在最近三
五年也是必須干的一件事。國家的發展，與其面貌之將變得一天天難于辨認，這才
是最大的事。[注]

   天有不測風云，由于黨的指導思想發生偏差，國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并
未如顧準預言一般，健康發展，顧準本人的命運難卜。
   不過，顧準此時對中共的革新能力還是充滿信心的，他認為：“中國之避免教
條主義毛病一定比蘇聯是要快些。原因是得要快些。原因是蘇聯走在前面，而我們
年輕一代，經歷的革命事變多，豐富我們的歷史智識的過程是更短的。五四前后，
中國人多么大膽勇敢的拋棄一個又一個的陳舊渣滓，在思想上接受新東西的本領又
是多么熱心，理論思考的能力，自從掀掉了孔家店這一座大山以后，又是多么洶涌
澎湃的發展起來，這些都會預示我們今后的路會走得更快的。”[注]
   一年的黨校生活很快便結束了。顧準離開建工部，來到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
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
   1956年9月，顧準正式到中國科學院報到。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的張勁
夫（1914年生，“文革”后任國務委員）接待了他，張勁夫有意讓顧準當經濟所副
所長，但顧準謝絕了，他想擺脫行政事務，靜下心來搞研究工作。其實，顧準第一
次進經濟所只呆了不到兩個月，即奉調任中國科學院綜合資源考察委員會（簡稱
“綜考會”）副主任。對此，稱“顧準是我的老師和摯友”的吳敬璉（1930年生，
著名經濟學家），后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道：

   顧準1956年和1962年兩次進經濟研究所……
   顧準第一次來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陽工程局和部財務司担任幾年行政領導工
作以后，想退出實際工作，冷靜地思考一些問題，就趁當時“充實文教戰線”的機
會，調到經濟所做研究工作。初來的時候，担任我所在的財政組的組長，所以是我
的直接領導。但他并不管組里的行政事務，從早到晚都鉆在經濟所圖書館的書庫里
讀書。他留下的經濟學文章都是那個時期寫的（案：1962年顧準重返經濟所后也進
行了不少會計、經濟學著述）。當時，他已經意識到計劃經濟體制全面建立以后有
什么事情不對勁了，因此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篇論
文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點。他的這種觀點在
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幫”以前，雖然曾經有一批經濟
學家提出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各企業之間交換的產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
或者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卓炯）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沒有一個人達到了顧
準那樣的水平。甚至像孫冶方這樣杰出的經濟學家，雖然提出了“千規律、萬規律、
價值規律第一條”的口號。但他還是再三說明，自己所講的“價值規律”是“第二
號價值規律”，而不是聽任價格自發漲落的市場經濟。只有顧準鮮明地提出讓價格
的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所以，顧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
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我當時研究的課題是企業改革。我的思想還
停留在“利用價值規律”、“加強經濟核算”的水平，所以可以說對顧準的思想是
完全不理解的。[注]

   顧準撰寫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以下簡稱《試論》）
一文，雖然發表于1957年《經濟研究》第3期（當時該刊為雙月刊），但早在1956年，
顧準在中央高級黨校和經濟研究所時，就已經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關系和
價值進行了研究。
   觸動顧準涉及這一方面問題的研究，是他受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報告的啟發
以及對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深刻反思。醞釀時間較長，正式動手則開始
于1956年9月以后。為了寫好這篇《試論》，他曾與好友孫冶方多次交談請益，由此
演繹了一出“學林佳話”。
   1956年上半年，顧準已經認真通讀了《資本論》，這時他與孫冶方時有過從，
有一天，他向孫冶方指出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7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后，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規律就仍然在這個意
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后和這
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重要。”顧準和孫冶方通過見面和電話
交談，相互啟發，碰撞出可貴的思想火花，先后發表了著名的《試論》和《把計劃
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兩篇文章。因此，顧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考，
確實較早。由于顧準不幸于1974年早逝，顧。孫的學林佳話的主角只能由劫后幸存
的孫冶方來“担綱”。
   事情是這樣的：

   1982年9月，孫冶方抱病參加了中共十二大，并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
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病床上寫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兩番不僅
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保證，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受到了黨中央
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1983年2月22日，孫冶方溘然長逝，死后備受哀榮。
   孫冶方臨終前，交代后事時，一再叮囑他的兩位學生、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吳
敬璉和張卓元同志：將來替他整理出版文集時，一定要把刊登在1956年第6期《經濟
研究》上的《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中的后記原文附上，不能
遺漏。原來，他在后記中寫了四段話，其中第二段是這樣寫的：“還在今年初夏，
吳絳楓（即顧準的筆名）同志就提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來同
我研究，并且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的那一段關于價值決定的引證指證給我看。
我在那時雖然感覺到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可是因為即要出國去蘇聯考察統
計工作而未能對這問題作深入學習。此外，那時在自己認識中，也沒有意識到這一
個理論性問題對統計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聯系。”
   對于孫冶方臨終囑咐的這件事情，張勁夫同志曾以《關于顧準的一件重要史實》[注]為題發表文章，他深有感觸地說：“這一史實，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顧準曾向
冶方提出過他的看法，這在50年代能提出這樣重要的看法是很難得的；二是冶方對
后來印文集（指《杜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若于理論問題》及其續集——引者注）時未
附上這一后記感到有欠缺，在臨終前當面叮囑他的兩位學生，爾后再整理出版文集
時一定要補印上這一后記。冶方的嚴肅科學態度，在這樣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
高尚風格，是令人敬佩的。”“價值規律”在今天聽來，是一個連中學生也會耳熟
能詳的名詞。然而在50年代這樣受傳統思想禁錮的時候，卻有人敢為人先、勇于探
索、沖破束縛，真正認識并且重視價值規律，的確是一樁驚世賅俗的事情，非常了
不起，非常偉大！可是，在當時理所當然會被視為“洪水猛獸”，無怪乎受到各方
面的無情批判與指摘。這也就是鄧小平同志后來所說的“異端”，小平同志1984年
在一次講話中，針對中共中央制定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說過這樣一段話：“過
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
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注]而顧準、孫冶方當時提出在社會主義
條件下重視價值規律、實行商品經濟，實在具有“超前”意識。[注]

   顧準在《試論》中對下述觀點，頗不以為然：有些著作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價
值，是被兩種所有制的交換引起的；說什么作為商品的產品具有價值，不作為商品
的產品就沒有價值，或只具有價值形式。他認為這種觀點在理論上邏輯上都不能自
圓其說，他不無感慨地說：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出過社會主義實行經濟核算的必要，沒
有提到過產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矛盾，因而指明社會主義產品將不轉化
為價值，這是不足為奇的。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把社會主義的一切
問題都給我們解決得那么妥善，只要我們去引證現成的結論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
析我們所生存其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經濟關系。[注]

   顧準的上述觀點，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一切嚴肅、認真的學者，都應
該贊同顧準的觀點，否則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發展。江澤民同志說得好：“馬克思
主義是科學，它始終嚴格地以客觀事實為根據。而實際生活總是在不停的變動中，
這種變動的劇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來達到前人難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馬克思主
義必定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發展，不可能一成不變。”[注]
   我們應該感激顧準等一批經濟學家，憑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良心和信念，敢于
沖破傳統觀念的羈絆，篳路藍縷，薪火不斷，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1956年11月，顧準到中國科學院綜考會任副主任，其時主任由副院長竺可楨兼
任。竺可校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氣象、地理學家。他們兩人在綜考會共事期間，
配合默契，堪稱黨內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典范。
   1957年，顧準等人與蘇聯科學院生產力配置委員會聯合進行黑龍江流域綜合考
察，就是這次考察活動為顧準被錯劃為“右派”埋下了禍根。據吳敬璉回憶：

   在黑龍江考察期間，幾位蘇方人員態度相當蠻橫，凡是開發的好處都想留給蘇
方，而造成的損失都讓中方承担。顧準看不慣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做法，采取了針
鋒相對、據理力爭的態度。考察組有的中方領導成員認為，對“老大哥”應當恭謹
從命，就把顧準的有關言行記下來，報到北京去。正趕上“反右派”，由于顧準的
這些言行違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中的第六條：“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國際團結”，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時也因為“嚴重右傾”挨批，所以不知
道批判顧準的具體過程，只知道在科學院范圍內印發了輯錄他的“反黨言行”的專
題材料（他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作用的言論也被輯錄進去了），開過好幾
次批判會，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注]

   顧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后，被迫下鄉勞動。1958年5月上旬，顧準來到河北
省贊皇縣接受監督勞動。從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顧準又隨中科院部分“右派分
子”下放到河南省信陽專區商城縣勞動改造。在這里，他親眼目睹、親身體驗了
“大躍進”帶來的惡果：“左”字開口。“斗”字當頭，生產下降；“饑餓——浮
腫——死亡”，乃至餓殍遍野，滿目慘象，已經公開出版的《顧準日記》收錄了他
的《商城日記》就是這“一個時代的實錄，一個受難的靈魂的實錄”[注]。
   披閱《商城日記》，人們可以感受到其中震撼心靈的巨大力量。正如上海一位
作家沙葉新撰文所說：“顧準正是本著‘記錄歷史，使這個時期的真相能為后世所
知’的這樣一種‘歷史觀察家’的精神，使他的日記不但真實地記錄了共和國那段
悲慘的社會史，也真實地記錄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識分子苦難的心靈史。使人
讀后心顫不已，淚流不止。”[注]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三年災害時期，河南信陽是全國出名的重災區（
《人民日報》曾作多次報道）。顧準留下的《商城日記》，記錄的正是三年自然災
害最難熬的時刻——1959年冬季。
   在那高唱“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時候，實際祖國上空回旋的卻是“饑荒奏鳴曲”。
《商城日記》的一大主題，就是記錄了當時農民和勞動隊員的饑餓問題，至今讀來
驚心動魄。請看：

   民工隊來買菜的人說，村里的紅薯已經吃光了，這應該是真的。
   劉行芝的父親死了。
   腫病——勞動過度，營養不良。
   縫紉室張的哥嫂同時死亡，也是腫病。
   1959年旱災，1960年春夏，該還有多少人死亡呢？學會餓肚子……（1959年11
月4日）[注]

   “歷史，給后來者一個經驗教訓。”（1960年1月9日）[注]他還強調：“確實，
社會責任感是一種崇高的感情，這是區別家雀與海燕的東西。”（1960年1月10日）[注]同時，他曾寫道：“高爾基還區分了家雀與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數，如今的海
燕又豈能對大批餓死的人充耳不聞？海燕又怎能是馴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
日）[注]
   顧準是一位熱愛真理、尊重事實的思想家，是民族苦難的見證人。俄國作家蕭
斯塔科維奇說斯大林時代“畏懼是當時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我也攤上一份”。因而
可以設想，“顧準是人不是神，可能也有畏懼，但他還是說出了真相。我忍不住想
象顧準當時的情形：一個人在異鄉，遠離妻子兒女，飽嘗思念之苦。寒冷，饑餓，
寫日記要借寫思想改造筆記作掩護。寫了又寫，若被發現，則罪加一等。但如果不
寫，顧準將不復為顧準，良心不復是良心。”[注]但是，有良心的顧準，正因為洞
察一切，而備受磨難。
   《商城日記》對時事政治的評論，無隱而恣肆，充滿憂患意識，因而今天看來，
仍然具有很高的價值。比如：
   顧準針砭當時的“反右傾”，他說：“右傾機會主義是從外面來的，上面來的，
所以問題特別大。從下面看，反右傾鼓干勁，聲勢浩大。其實正如戰略投降所舉實
例，色厲內茬。我曾估計局面要變，前三十天昏昏沉沉的，對此思考不周。清醒過
來，考慮一下，局面非變不可。”（1959年11月1日）[注]又說：“大會堂在開群英
會，趁糧食還有，今冬大抓水利，這都是反右傾鼓干勁的必要與本錢。過此以后，
又將如何？”（1959年11月4日）[注]

   1959年12月6日記：按照蘇聯的現階段所提倡與反對的倫理觀念而言，可為社會
主義與共產主義重新定義。社會主義是在保證少數人有正常與富裕生活條件下集中
國力作戰時經濟式的建設，偷盜小帳是不可免的。共產主義是關懷多數人的生活，
使生活水平的懸殊減少，并在社會道德方面恢復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滅社會主
義時代的發展的畸形。
   如此而已。
   應該說老實活。那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史前期而已。[注]

   顧準在這里真是“一語中的”，看到了事物的本質。日記中如此記載還有不少，
恕不重復。
   1960年2月初，顧準結束了在河南的下放勞動返京，不久又到中科院所屬的清河
飼養場、寧河農場幫助工作，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在孫冶方等人的關心下，顧準于1962年5月，再度進入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
員。
   孫冶方非常歡迎顧準的到來，將他安排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室，為他提供十分優
越的科研條件，給他的任務是會計研究。幾年后在“文革”中，顧準寫自述時說：

   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五月上旬那一天來所，見孫冶方報到，談話完畢后到政
治經濟學組，然后陳德全同志把我帶到四樓31號，告訴我這里給我準備的單人辦公
室，把鑰匙交給我的時候，我是多么高興。來到經濟所搞會計研究，并不完全合乎
我的理想。可是這到底是經濟所，是六年前我企求進來、已經進來，因為不想當所
長而不得不離開的“和尚廟”或“神圣殿堂”，幾經曲折，到底還是進來了。這里
是研究工作的環境，它比我前四年抓時間讀書的環境多么不同！這不過是第一天的
感受。在這間辦公室耽的時間愈長，這里的優越性愈為明顯。政經組的同志熱誠對
待我，我在這間辦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時以上，除了人民大學找來的一些會計書籍
和期刊而外，我還埋頭讀了幾本這里那里借來的、前所未見的經濟、歷史著作，譯
熊彼特的書（案：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書），就是這最初的一
二個月中動的念頭。[注]

   孫冶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專家型領導，所以他為顧準提供看來優越的
科研環境和工作環境，并不出于私人的感情，而是他懂得顧準的價值，顧準思想的
重要性。在當時乃至今天仍然是國內社會科學最高殿堂的經濟所，顧準的心情是舒
暢而愉悅的，對此，他十分感激孫冶方，畢竟這里與下放勞動的農村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有人在“文革”中也說顧準在經濟所“心情舒暢”，確亦如此。
   顧準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埋頭工作，決心在會計研究上作出應有的貢獻”，
同時，“想利用這個環境來繼續自己的探索，但是這是一個人進行的探索，探索不
成功，不想去影響別人”，并要“在經濟研究上作芻蕘之獻”[注]。因此，顧準重
返經濟所的兩年多時間，并未將研究的范圍局限于會計研究，還作了大量經濟研究
和翻譯工作。
   如顧準自己所述：“初期，我花了約一年時間，翻譯了熊彼特的《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書，又經濟所的環境，決不是在農村勞動抓業余時間來讀
書時那種孤陋寡聞狀態，這里可以讀到外面無法買到的期刊《譯叢》、《動態》，
可以讀到學部的《外國學術資料》，可以讀到哲學、歷史、國際經濟方面的各種期
刊和資料，還可以讀到外文期刊，還有機會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僅以政經組的學
術討論而論，在擴大思路方面的好處，就是閉門讀書時期無法想望的。這樣，在經
濟所，我恢復了和實際經濟的接觸，恢復了和經濟學界的接觸，尤其在后期，即19
64年內，我又搞起經濟研究，寫了價格討論會的兩次發言稿，寫了內部研究報告
《糧價問題初探》等。”[注]
   熊彼特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生于1883年，是奧地
利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有人稱他為“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熊彼特是學識最為淵
博、思想傾向最為復雜的人物，他是馬克思逝世那一年來到人間的，同年誕生的還
有凱恩斯。在思想的深邃和著述的豐盛方面，熊彼特是凱恩斯所無法企及的”[注]。
顧準翻譯的熊氏著作，至1979年4月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
   在經濟所期間，顧準的會計研究也從未間斷。鑒于會計這一門學科，即使到了
共產主義時代也用得著，而當時又面臨著提高和改革的形勢，顧準雖然脫離會計實
務已達20年，然而他對會計理論和技術早已爛熟于心，一旦重新進行會計理論與實
務的研究，他又駕輕就熟。顧準廣泛涉獵中外會計文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開展
學術研討活動，取得了可觀的成果。
   顧準結合多年來實際工作經驗，理論聯系實際，立志編著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會計學巨著，計劃寫七篇，后來只完成了一篇，即《會計原理》，加上一
部內部研究報告《社會主義會計幾個理論問題》（兩本均在顧準逝世后于80年代初
出版），他的研究工作終因遭到政治上的再次橫逆和“文革”的沖擊，而被迫中輟。
   顧準在《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中，既充分考慮會計技術的細節，也
涉及一些經濟理論問題，他要求將社會主義企業會計改革的立足點，放在“成本—
—利潤”計算體系，這無疑是切中時弊的，而絕不是什么“利潤掛帥”、“物質刺
激”，但是在顧準能夠敏銳地作此主張，是甘冒一定風險的。他指出：“企業會計
的科目體系，就其基本結構而言，綜合了經營基金循環和成本利潤計算兩者，而這
正適合于企業經濟核算制的特點。企業會計要從經濟效果的觀點，盡可能對企業一
切經濟活動作出經濟估價，要網要一切有關的實物量和勞動時間在自己的體系之下，
并發展成為一種極重要的經濟管理工具，在這個意義上說，企業會計就是經濟會計。
但是企業會計同時也是財務會計，因為它負責管理日常的貨幣資金收支，而從經營
基金循環和成本利潤計算出發，也容易擬定精確的財務計劃，作出精確的財務計算。”[注]
   同時，顧準還強調：“作為經濟計算體系的會計，必定同時是作為經濟管理工
具的會計。因為會計計算的結果（會計報表）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過為經濟分析
提供分析資料的工具，只有經濟分析，才能檢查經濟計劃執行的結果，才能對經營
生產過程作出總結，才能找出改進工作的途徑。”[注]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
顧準的一番苦心與夢想，終于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得以實現。
   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已在經濟所展開。運動的矛頭直指顧準、孫冶方、
張聞天（時任特約研究員）。當時，康生、陳伯達欲把他們打成“反黨聯盟”，對
他們反復批判、揪斗。本來，對學術問題展開正常的論爭和批評，是完全允許的。
這些作者也并不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完美無缺的。但是，他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正
是切中時弊，其基本觀點至今仍然閃爍著奪目的光彩。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顧準從
1956年開始，就注意到市場經濟與經濟改革等重大問題，具有超群的政治眼光。
   顧準等人及其文章的命運，不是一個人及其觀點遭受磨難與挫折的問題，它反
映了一個國家受到的磨難與挫折。后人應該牢記這個教訓；。
   不久在1965年9月，顧準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于帽子，被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
接受勞動改造。
   1966年下半年，舉世無雙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后，顧準在劫難逃，
他被造反派揪回了經濟所機關，這時他已經不能回家，遭受了妻離子散、家人遠離、
百般打擊的無情痛楚，但顧準仍然“九死而不悔”，保持了獨立的人格和鮮明的個
性。
   起初幾年，顧準除了參加各種批斗會、游街、監督勞動，還要不停寫檢查交代、
罪行交代等，甚至還要不停地接受各方面的外調。從如下這件事也可以看出顧準品
德的高潔。
   據顧準本人回憶：1967年三四月起，外調逐漸增多。1967一1968年冬春達到高
潮，最多時一天接待過三四起。外調內容，屬于1940年前上海地下黨工作時期的約
占一半，1940年以后也不少……我自己，羞于說我的經歷，有那一二次，我也想說
說我的“故事”，他們連聽都不想聽。如果我說《沙家洪》（案：“文革”時紅極
一時的樣板戲之一）的縣委書記是我們一起搞起來的老戰友，他們也許還會嘲笑我
這個右派想攀附烈士、英雄的英名來給自己梳妝打扮哩！——既如此，我也就樂于
把記憶深深埋葬起來不去觸動。現在，每天有人來調查，不回憶不行，有時簡直是
生活在回憶的世界里了……我對外調人員用“老實交代”的辭句來詢問過去的歷史，
就會發生強烈的反感……有一點是我始終堅持的：凡是我知道的事，我本著對黨對
同志負責的態度，必須實事求是地加以陳述。”[注]
   即便如此，顧準還常常被外調人員斥責呵斥，由于有時回答“不知道”，竟被
認為態度惡劣，動輒發火喝令顧準“滾回去”，這樣談話不歡而散，但是后果卻是
嚴重的。因而他常常會因此而挨打。曾經身臨其境的經濟所的同事趙人偉后來追訴
道：
   在“文革”期間，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外調人員向顧準調查他以往同事們的歷史
問題，他一直堅持實事求是，不說假話。盡管有時因不能迎合某種需要而挨打，但
他決不通過胡亂咬人來求得個人處境的暫時改善。[注]
   顧準就是這樣一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偉人，即使挨打批斗，他也情愿不說
假話，他的頂天立地、錚錚鐵骨的形象，永遠留在他的戰友心中。
   就是“文革”如此殘酷的環境，顧準還是孜孜不倦探索中國與世界的歷史、現
在與未來等一系列問題，心中縈繞著“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的大問號，從他所
記載一份書單中可見他臨危不懼，從容鉆研的氣概：

   從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監管開始為止，我
   （一）把書架上認前讀過的歷史書從頭復讀一遍，又讀了乾隆“御批”通鑒；
   （二）系統地讀了《馬恩全集》二十余卷，《資本論》三卷，其他一些馬恩著
作，以及手頭所有的和馬恩有關其他作家的著作；
   在以上兩項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張卡片。
   （三）系統地讀資產階級經濟學；
   （四）因為要了解他們說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補充數學知識，費四五個月時間，
復習代數，讀微積分，讀線性代數，最后一項只開了一個頭；
   （五）過去有過經驗，翻譯是精讀的好方法。于是在讀了一批資產階級經濟學
著作以后，著手翻譯喬安·羅賓遜的《經濟論文集》第二卷，和約翰·密爾的《政
治經濟學原理——以及它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前者已全文譯完，后者譯了
第一卷的四分之三。兩者合計，已成譯稿約四十萬字。1968年8月監督開始擱筆[注]

   透過這張書單，可以窺見顧準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感興趣的，只是
運動要找到他，使他受迫害。他博覽群書而非食古不化，他的目光遠大而視野開闊；
學有所得、精益求精，由此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益發清晰。這里補充一點，由他翻譯
羅賓遜夫人的《經濟論文集》一書，在他逝世后，于198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不幸的是，令顧準十分難受的事終于發生了，1968年4月，不堪磨難的妻子汪璧
自殺身亡。這一噩耗，過了一年多，才告訴顧準。此時已是1969年11月，經濟所奉
林彪第一號令，全部下放河南息縣“五七”干校。
   1969年至1972年，顧準開始了艱苦的干校生活。
   在干校期間，顧準始終是思想上的強者，即使寫寫交代，“改造表現”好一點，
至少是想少連累家屬，他沒有低下他高傲的頭。他在1971年的日記中寫道：“出處
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記的，還是追求真理”，因而他發誓：“我決定不做魏
連芟，那是一個自暴自棄的人。”[注]所以“去他媽的自滿情緒！”可能是他的真
實心態。
   吳敬璉也是1969年與顧準一起下放干校后，才對顧準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從此
結為莫逆之交。據吳敬漣告訴筆者，他們朝夕相處，患難與共，吳敬璉從顧準那里
獲得很大的教益，這對他以后的政治傾向、學術觀點、治學方法以及為人處世都發
生了極大的影響。當時，顧準正以一個戴過兩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的身份，在
勞改隊從事體力勞動。顧準把身受的侮辱和損害視為身外之事，在勞動之余仍然一
意不亂地閱讀學習。而吳敬璉則因“懷疑康生”獲罪，被定為暫不戴帽子的“五一
六反革命分子”打入勞改隊，他在顧準的啟發和幫助下，開始恢復和提高英語閱讀
能力，并博覽群書，在休息的時候，他們廣泛討論文革的發生，品評古今，雖然兩
人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卻因為能夠互相啟發而感到無比欣慰。[注]
   現已問世的《顧準日記》，第二部分即是《息縣日記》，真實地記錄了顧準從
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從“北京—東岳—明港”的經歷，主要的內容是學部干校的
生活實錄，從中已閃爍出后來顧準在與其弟通信中所闡述的那些獨立思索與見解。
這些日記，不僅是顧準思想形成的心靈軌跡與政治文化背景，而且是特定的荒誕時
代的真實反映，一個民族遭受的“痛史”。
   這份日記僅是顧準苦難生活的一個片斷，中間有對勞動改造的記錄，又有對共
和國命運的憂思。有一種輿論，對《息縣日記》存有反潔，認為觀照出“兩個顧準”
（林賢治）[注]，又謂是“偽日記”（沙葉新）[注]，這些都是值得
商榷的。顧準
就是顧準，世上只有一個顧準，日記中某些假話、空話，只是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
須知那時是沒有人身自由的，你得隨時應付不知道什么時候降臨到你頭上的突然襲
擊，所以讀《息縣日記》恐怕要注意到這點。
   令人感興趣的是在這份日記中，顧準決意告別會計學。早年，顧準是以會計學
研究知名于上海灘，年紀輕輕就是一位會計教授。在干校勞動時（其實已是他的晚
年），他認為會計學固然重要，會計事業是永恒（即使到共產主義社會也不能取消
經濟核算），但它畢竟處于從屬地位。在顧準眼里，緊迫的問題是社會和現實問題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辦”——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如何走。
   顧準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會計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舊業，
也不想再操了。”[注]為什么呢？在同年2月21日的日記中可以找到理由：“回憶1
968年8月前讀書二年，1968年12月起釋卷，迄今也已二年半左右了。一旦摘帽，方
毅那里信是要寫的（案：顧準準備致函方毅，是想建議國家成立總會計局），關于
會計、管理的‘文章’則不準備寫了，因為實際狀況的變化，據報紙上所登載的不
過十之一二，其他情況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論述并無根據。而且今后我究竟在哪一
方面有所效力，尚不確定。會計、管理固然是一個方面，倘若沾手，會占去我全部
精力，1963—1964一年間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現在想想我幾章‘會計學’草稿，
實在一無是處。要做這方面的工作，還確實要有一個班子，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
而且要準備長期搞下去，并不是‘淺嘗輒止’所能解決的，這樣，陷下去容易，拔
出來就難了。”所以，顧準打算先從事法國革命史的研究，他繼續寫道：“也把前
些時候寫的幾張有關資本主義發展的卡片拿出來重讀了一下，其中關于法蘭西大革
命的再估價部分，上次寫著寫著就擱下筆來了，想起來要對這個問題真的能夠有所
認識，還必須把中世紀以來的法國史，尤其是16—17世紀的法國史弄得有個眉目，
才能形成初步意見。人壽幾何，能夠二個拳頭打二個人，甚至妄圖長出第三只第四
只手、第二個腦袋么？”[注]
   這樣，盡管條件十分艱苦，顧準仍在不倦地思索。
   稍許堪慰人意的是，1972年顧準隨經濟所人員一起返回北京后，所處環境略有
改善。據駱耕漠回憶，別人都在忙于打派仗，顧不上他們這些“牛鬼蛇神”，所以
對顧準等人的看管已經不是那么嚴了。從這時候起，顧準繼續他那雄心勃勃、涵蓋
中外的龐大研究計劃。他爭分奪秒，想要徹底研究東西方的歷史，從整個世界歷史
發生的角度來審視近百年來在中國發展的這一切。
   顧準系統地閱讀、反復地思考，“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
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沖破教條主義
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時代，
誰也沒有像他那樣對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得那樣認真，思考得那樣深。誰也沒有像他
那樣無拘無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膽的質疑。”[注]王元化的這番話于十年
前的1989年，至今還是發聾振聵。他的評價并不過譽，隨時間的推移，更加證實了
這一點。
   回京以后，顧準有家不能回，他只好蟄居建國門內5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
部大院的八號樓。由于長期的煎熬與迫害，造成營養不良，身體每況愈下。據當時
相處一住的吳敬璉說：“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縣的時候，他已經痰中帶血，除了參
加勞動外，他就抓緊讀書，認真思考問題。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況加劇，可是他
卻索性以北京圖書館為家，爭分奪秒地查找資料，做卡片，寫筆記，成就了《希臘
城邦制度》等數十萬言的論著。顯然，只有對人民懷著熾烈的愛心的人，才能像顧
準那樣，如同一支行將燃盡的蠟燭，以自身的毀滅為代價，力求給世界以更多的一
點光和熱。”[注]就這樣，顧準拖著痰中帶血的病體天天跑北京圖書館，收集資料，
回來挑燈夜戰，加緊把在干校醞釀成熟的關于希臘城邦制度的著作寫出來。
   從《顧準日記》我們可知，1974年2月12日起，顧準開始撰寫希臘史筆記，即
《希臘城邦制度》一書，他去世后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顧
準文集》。整個寫作過程，大概持續了三個月。它雖然是一份讀書筆記，卻在歷史
研究中取得了為人稱道的成就。筆記共分六章，顧準原擬寫就后再修訂，但未及完
稿，便不幸病逝。
   顧準在《希臘城邦制度》中，對許多似乎已有定論的學術領域中，另辟蹊徑，
對古代希臘和古代中國作了比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學界重視的見解。
   比如，顧準以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
他通過嚴密的分析指出：希臘城邦制度，其性質與“東方專制主義”（黑格爾語）
截然不同，也就是我們古代的專制主義政體與希臘民主制度的截然區別。雖然有人
可能不能接受，但是“感情當然不能代替歷史事實”。[注]
   現代西方文明因襲古代希臘文明的傳統，這已為舉世公認。早在干校期間，顧
準便立志研究希臘史，沒有經過多年的積累，1974年他是寫不出《希臘城邦制度》
這樣的著作的。而他所做的一切絕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服務于自己立下的下
列目的：
   （1）為了徹底讀懂馬克思主義，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本義；
   （2）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淵源。
   （3）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
   那么，究竟是一種什么力量驅使顧準沉潛下來，默默地從事這一艱難費力的研
究與探索呢？與顧準相處達十年之久的吳敬璉對這一時期的顧準有一定的了解，他
認為：“我想，一個人只有這樣偉大的人格，只有這樣的對民族、對人民高度的責
任感和為人類爭取更美好的未來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險惡的政治環境和極
其艱苦的生活條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進行只有后代學人才能認識其價值，甚至
完全有可能永遠湮沒無聞的歷史探索。他的學術成就，也正是這種精神的產物。例
如，他寫作《希臘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結果，而是為了回
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早在干校的時候，為探索為什么插下了革命理想
主義的種子卻得到了林彪、‘四人幫’法西斯主義專政的結果的問題，追溯文化史
和法權史的根源，遇到了東西民族的歷史殊途是怎樣開端、怎樣形成的問題。為了
解答這個問題，顧準真是做到了王國維所說的‘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淬’。
那時，顧準曾反復和我討論希臘城邦制度的起源問題。他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假說，
又一個一個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一套可以自圓其說的解釋。為此，顧準付出了巨大
的精力，在有限的書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細心地把它們連綴在一起，形成一個體
系……終于寫出這部連西歐史專家也對它的科學價值贊嘆不已的巨著。”[注]
   現存的《顧準日記》中的《北京日記》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完于1974年10
月17日，兩年時間，記載他讀書的軌跡。他讀了《經驗與自然》、《自然宗教對話
錄》（休謨）、《哲學原理》（笛卡爾）、《論自由》（穆勒）、《總參謀部》、
《日本歷史——日史批判》、《文明論概略》（福澤渝吉）、《中國近代文論述》、
《奧地利簡史》、《人類理解論》（洛克）、《純粹理性批判》（康德）、《邏輯
原理》（布拉德萊）、《青銅時代》、《十批判書》（郭沫若）、《論語》、《左
傳》、《國語》、《詩經》、《西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字研究》、
《殷周青銅銘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計量經濟學》、《中庸》、《大
學》、《孟子》、《戰國策》、《史記》、《文物》、《考古》、《國外科技動態》、
《西漢文學選》、《鹽鐵論》、《明代糧食制度》、《漢書》、《企業論》（凡勃
倫）、《古代法》、《荀子》、《經濟動力學》、《周易》、《諸子考索》（羅根
澤）、《希臘史》、《政治學》（亞里士多德）、《歷史研究》（湯因比）、《伊
利亞特》、《古代東西方史》、《奧德賽》、《自然辯證法》、《戊戌以來三十年
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漢唐佛教思想》（任繼愈）、《西方哲學史》
（羅素）、《紅樓夢辯》（俞平伯）等等。以上書目只是顧準閱讀的一部分，僅此
可見他之勤奮好學，涉獵之廣，令人嘆服。其間，還翻譯了大量外文文獻，與弟弟
陳敏之秘密通信（后結集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
   陳敏之在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所作的序說：
   “這本集子是作者（案：指顧準）和我1973年至1974年兩年間在通信中進行學
術討論，作者應我的要求寫下的筆記形式的學術論文。1966年底作者從房山監督勞
動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斷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
幾年間，生死兩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許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
見的老母。其實，我還有一個不便明說，或許可說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聽作者
（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這時，我已經知道他煢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
65年以后他在寫給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稱為‘喪家之犬’）。……接近10月底的
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時，他頭上戴了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里作為
帽子，樣子有些滑稽，正在爐邊讀書。一個大房間四個人，相互用書架間隔，每一
個人有一小塊領地。室內悄然無聲。劫后余生的會見，免不了激動、欣慰和辛酸。
從此以后，兩地之間的通訊，一直到他去世為止，沒有間隔過，其熱烈的程度簡直
就像一對熱戀中的戀人。似乎有一種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無耽擱地立即作
復。有些筆記，就是信函，不過內容是學術討論；有些筆記，一二萬字或甚至更長，
幾天之內就寄來了。《馬鐙和封建主義》的譯文及評注，我記得來信告訴我是‘五
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筆記，冒了一點風險幸而保存了下來；信則全部
毀掉了。”陳敏之接著還說：“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國當代歷史上黑暗的年代，
歷史正在滑坡，一時還望不見谷底。人民群眾只能在私下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
然而，作者卻以冷峻的眼光、誠實的態度對當代歷史作著新的探索。‘歷史的探索，
對于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于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
（顧準語），這就是作者進行歷史探索和寫作這些筆記的主旨。”[注]
   從《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中，可以看出在顧準眼里，為了推翻反動階
級的暴力革命，為了破除舊世界可以采用狂飄式的理想主義，但革命勝利以后必須
實現多元主義、經驗主義，發揚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
   因此，顧準昭示人們：“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今天當人們以烈
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
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注]
   顧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闡述了他的這一思想演變，他說過：“我對斯巴達體
系懷有復雜矛盾的感情。平等主義、斗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我親身經歷過這樣
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
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藉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
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
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在這篇《僭主政治與民主》一文中，顧準更進一步深刻
而尖銳地認為：“馬克思當然不滿意雅典存在著奴隸這件事，更不滿意他所處的時
代，資本主義狂飄突進時代的金權政治的空氣，所以他的共產主義以‘克服勞動者
從他自己所生產出來的產品中異化成為非人’為其根本條件，這是不待說的。值得
注意的是，怎樣實現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斯巴達。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取法于1794
年法國的國民公會，他主張，在物質生產還不豐裕的時候，不可以實施平等主義。
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是僧院共產主義。”顧準接著指出：“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
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
代代的斗爭中無窮盡的試驗與反復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馬克思的學生未必有幾個人
能夠懂得這一點。于是，1918年李卜克內西在柏林建立的堅決的共產主義團體稱為
‘斯巴達團’。我對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馬克思。列寧寫《國家
與革命》的時候，則干脆把《法蘭西內戰》中所設計描繪的一套政制稱之為中央集
中的政制，于是，我們從往昔的雅典的靈光中，掉到沙俄的現實世界上來了……”[注]話說得可能有點尖利，但是的確是事實。
   顧準是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不然，他不會以憂國憂民之心，以其膽識、智
慧和嚴肅的科學態度，從徹底經驗主義轉變過來。他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所強調的法權主義、重商主義、科學精神、民主主義、多元主義，都是在充實和豐
富馬克思的理論。
   早在1989年，王元化在為顧準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我要說這是近年來我所讀到的一本最后的著作：作者才氣橫溢，見解深邃，知
識淵博，令人為之折服。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它們促使
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這
些天我正編集自己的書稿，由于作者這本書的啟示，我對自己一向從未懷疑的某些
觀點發生了動搖，以至要考慮把這些章節刪去或改寫。這本書就是有這樣強大的思
想力量。[注]

   接著王元化勾勒了他對《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最感興趣的六個方面內
容：“這就是作者對希臘文明和中國史官文化的比較研究；對中世紀騎士文明起著
怎樣作用的探討；對宗教給予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的剖析；對奴隸制與亞細亞生產方
式的闡發；對黑格爾思想的批判與對經驗主義的再認識；對先秦學術的概述等等。”[注]這幾方面內容實際上構成了本書的特色。
   王元化分析了顧準取得這一成就的原因。他認為：“顧準的文章”顯示了真知
灼見，令人贊佩。作者的論述，明快酣暢，筆峰犀利，如快刀破竹。許多糾纏不清
的問題，經他一點，立即豁然開朗，變得明白易曉。我覺得，這不僅由于稟賦聰穎，
好學深思，更由于作者命運多賽，歷經坎坷，以及他在艱苦條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
精神。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書本。不墨守成規，而滲透著對革命對人類命運的沉思，
處處顯示了疾虛妄求真理的獨立精神。他對于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世紀的
歷史，包括理論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問題，都作了認真的思索。這些經過他深
思熟慮概括出來的經驗教訓，成為他的理論思考的背景，從而使他這本書成為一部
結合實際獨具卓識的著作”[注]
   顧準的學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張曙光說得好：“讀文
集比讀專著好，文集是作者思想精華的薈萃，專著雖不乏真知灼見，但大多被兌了
白水，像被稀釋的醇酒。”他對《顧準文集》非常推崇：“顧準不是就事論事，而
是以一個高瞻遠矚的瞭望者姿態，在20年前講出了我們現在有些人未必理解或接受
的東西。這些閃耀著思想光芒的問題在今天看來，現實意義仍然很大。”[注]
   的確顧準的這本書文字凝煉曉暢，筆鋒犀利，激蕩人心，讀來愛不釋手，發人
深思。
   顧準拖著病軀，頑強與死神賽跑，為中國思想史留下了一部“真的書”，正如
錢理群在1998年第5期《東方文化》雜志發表的《魯迅與顧準》一文中指出：“正是
為了反抗精神死亡，我曾向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鄭重推薦《魯迅》與《顧
準文集》，我這樣寫道——這是本世紀兩個‘真的’寫的‘真的書’。”[注]正因
為如此，顧準英靈不死，顧準精神永駐。
   1974年11月初，顧準實在病得嚴重，被送進醫院治療，11月中旬，經濟所黨內
外群眾經討論，正式宣布摘會顧準的“右派”帽子。
   臨終時刻即將到來，顧準顯得十分冷靜而理智。據吳敬璉回憶：“因為大夫在
查房時用英語說明顧準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癥。在這以后，他
把我叫到醫院去，非常冷靜地告訴我，他將不久于人世，而且過不久就會氣管堵塞
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動話時作一次長談，以后就不用再來了。他說，我認為
中國‘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么時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個字：
‘待機守時’，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工作。總有一天要發生變化，那時，要能拿
得出來東西報效國家。”
   在同篇文章中，吳敬璉談到顧準的最后日子時說：“后來果不出顧準所料，他
很快就因為癌腫堵住了氣管而說不出話來。入院才兩個月，已告病危。也許是預感
自己行將不起，有一天，顧準讓人帶話給我，……希望我能去陪他。當天下午我去
醫院，這時的顧準已經處在臨危狀態，癌腫幾乎把氣管完全堵死，他只靠全部力氣
從高壓氧氣瓶中抽進的一點氧氣維持著一縷如絲的生命。他的兄弟陳敏之為他梳妝
完頓以后離去，我獨自坐在他的床前，握著他的手，希望他能夠入睡。大約到了11
點鐘，他掙扎著用完全聽不見的聲音和手勢示意我打開行軍床休息。他剛剛迷糊過
去，就被前來搶救的醫生和護士的腳步聲所驚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電話通
知的是陳敏之和他的妹妹陳楓。”“打完電話，我就和一位年輕的護士一起送顧準
去太平間。在推車去太平間的路上，顧準臨終前的一幕始終浮現在我的面前。這是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
一個嫉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注]
   顧準的忌日是1974年12月3日。
   粉碎“四人幫”以后，顧準歷年受到的錯誤處分被徹底推翻，得到徹底平反，
重新恢復了政治名譽。1980年2月，在北京為顧準和汪璧召開了追悼會，他的骨灰被
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顧準的遺著和思想，日益為人們所重視，在思想界，顧準研究將成為一門久經
不衰的“顯學”。
   （本文的撰寫和本書的編選，得到了著名學者、顧準之弟陳敏之先生的大力支
持，特致謝忱。）

網載 2015-09-02 22: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