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

簡體傳統

兄今以逾強之年，當患難之后，生產盡廢。室家曠遠，不憂蘇季裘敞，范叔衣寒，而更遨游四方，馳驅邊塞，覽山河而賦詩，指營壘而憑吊，快矣哉!前人不能及也。便兄不遇訟，不避仇，不破家，則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豈能身涉萬里，名滿天下哉!

畢竟是脈息相通的“歸奇顧怪”，他說出了顧炎武之所以能成為名滿天下的學者的緣由--遭遇國難家仇后，拋棄了原有的一切，只身邀游四方，經歷了無數磨難，指點了大好河山，在一大堆錯綜復雜的矛盾中破繭而出，成果累累。如果不離家北游，循著慣常的軌跡走，他只不過是一個在江南過著富裕生活的文人。

顧炎武逝世以后，山東好友李煥章聽到噩耗，想起了當初彼此約定“我兩人誰后死，墓門之石勿相忘”，禁不住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他痛恨自己年老抱病不能千里赴喪，于是撰寫了《遙祭顧寧人先生文》一篇，設祭痛悼摯友的亡靈。

生前好友王弘撰則多次從陜西華陰來到昆山千墩鎮，哭拜于顧炎武的墓前，并寫下了好幾首詩。

其中之一寫道:

與君長別九年矣，白馬重來千里余。獨拜荒丘凄窗草，更揮老淚問遺書。

這時候，王弘撰也是一位七十來歲的老人了。他千里迢迢來到這里，想起自己與顧炎武的友誼，想起他們共同的命運和所經歷的一切，想起塵世間的天翻地覆，禁不住淚流滿面。相隔兩茫茫，只能以詩句表達心聲，淚水飽含悲慟。

清代學者、文學家全祖望，后來為顧炎武寫下了一篇《亭林先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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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于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廉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唇已甚，安得掉首故鄉，甘于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學。云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作。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祖望是浙江鄞州(今寧波)人。清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同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當時，由他著文表彰明清之際富有崇高民族氣節的英杰顧炎武，仍然有很多忌諱之處，但他處理得很恰當。“少落落有大志”，“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既抱故國之戚”，“志在四方”，“思大揭其親之志于天下”等句子，反復交代了顧炎武的政治態度。文章行文委婉含蓄，雖然沒有涉及一個“清”字，然而意思已經清楚明白。而“先生兀兀，佐王之學。云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作”，對于顧炎武做出如此評價，更是十分精當。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經歷了長達三十二個年頭的辯論以后，光緒皇帝終于下旨，同意在文廟中祭祀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成為晚清禮制史上的一大掌故。

說起來，最初還是在清光緒二年(1876)，時任禮部左侍郎的郭嵩燾，提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可是為禮部尚書徐桐所格，光緒四年(1878)被內閣駁回。

到了清光緒十年(1884)，江蘇學政陳寶琛又請將顧炎武、黃宗羲從祀孔廟，得到了翁同龢、潘祖蔭、孫家鼐等人的支持，但是禮部仍然議駁，翁同龢等人屢爭不得。

轉眼間十年過去了。清光緒二十年(1894)，湖北學政孔祥霖轉呈在兩湖書院肄業的湖北優貢生王葆心、湖南廩生蔣鑫的呈詞，疏請將王夫之從祀孔廟，次年依然為大學士李鴻章等會同禮部議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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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時間又過去了十多年。

到了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正月，御史趙啟霖再一次提起這個題目，奏請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

第二年的九月，終于得到了光緒皇帝的圣旨，命將三位大儒一并入祀孔廟。

不過，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圍繞三位大儒究竟是否應該從祀的向題，仍然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有人贊同，有人反對，一度成為朝野上下引人矚目的事件。這個時候，恰恰也是清末預備立憲艱難推行的時刻。孔廟與憲政，這兩種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元素，卻以一種十分直接的方式糾纏在一起。

促使光緒下這個決心的主要原因，是他很深切地認識到，""炎武所著《宅京記》《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所言皆天下大計，卓然名論”，“夫子著書行世較晚，而咸豐、同治以來，中興名臣大半奮跡衡湘。則亦未始非其鄉先生教澤之所留貽”。

一個學者真正的價值，不會因他的逝去而消失，恰恰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凸顯。

《清史稿》中對顧炎武有詳盡的描述。《清史列傳》卷六八，對顧炎武也做出了很高的評價，援引如下:

……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驃二馬載書，過邊塞亭障，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于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嘗與友人論學云:“百余年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于圣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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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邵廬抗議》中，引用了很多顧炎武的觀點和文辭。

當時，鄉紳們在情急中竭力推舉馮桂芬致函曾國落。馮桂芬沒有推辭，在信中，他為曾國藩陳述上海的危急情狀，并且就時局利弊以及用兵先后所適宜之處，敘述了十分中肯的意見。曾國落看過馮桂芬的信。尤其是馮桂芬分析蘇州存亡和時局的利害的部分，字字句句，令他大為震驚，立即派李鴻章出兵開赴蘇州，終于造就了平定吳地的大功。馮桂芬深受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影響，更十分尊重敬仰顧炎武。每次抵達京城，都要前往顧炎武祠致祭。他相信兩種操守。第一，是萬鐘菜千匹馬也不能改變他的節操。年少受貧時，他就懂得通曉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間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謂，不居人之下。在人們眼里，他永遠是個文人學士，不以吏事相許，不憑官位對待他人。

嚴復，是近代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學者之一，早年就讀于福州船政學堂，留學于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曾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等書，享有“中國西學第一”之譽。

顧炎武先生在《日知錄》的《正始》篇中警醒廣大民眾:要識別“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亡國”只是政權易姓，本位文化依舊，無礙大局;“亡天下”則是政權與本位文化都被顛覆，是亡國滅種。這顯示了顧炎武的文化自覺。

嚴復先生完全贊同顧炎武的理念，所以把“國性”視為國家“存立”的根基。嚴復歷數世界上因為國性消滅而徒存軀殼的古文明，說這些國家“雖名存天壤之間，問其國性，無有存者”，“舊之聲明文物，斬然無余。夷考其國，雖未易主，蓋已真亡”。嚴復先生認為，只要國性還在，即使被其他民族征服了，也還有復國的希望，這就不是“真亡”。嚴復批評某些反對經典教育的人士:“身為中國人，自侮中國之經，而于蒙養之地，別施手眼，則亡天下之實，公等當之!"

人格針對個人而言，國性則針對民族的總體而言。一個民族的發展，首先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民族內部的文化認同。這是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的關鍵。沒有文化認同的民族，只能是一盤散沙，無法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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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遠的影響。

在清末民初的歷史上，梁啟超和章太炎堪稱耀眼奪目的“雙子星座”。那不而急劇變革的時代，出現了不少輿論家、政治家、學問家。可是，將輿論、政治、學間三者集于一身，并能夠登峰造極者，恐怕是沒有人能比得上這兩位了。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正是因為仰慕思想家顧炎武，而改名絳，別號太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從小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九歲從外祖父朱有虔先生讀書，聽外祖父講述明末清初顧炎武抗清的事跡，又聽了呂留良門生曾靜遭到清政府殺戮的故事，春秋夷夏之防的觀念，深深印在他的腦子里。后來，章太炎成為晚清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思想家，又是著名的學者，人稱國學大師。

章太炎先生認為，道德決定國家興亡，無道德不能革命。道德墮廢，是革命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章太炎的一生，走過了不少曲折的道路。早先，他作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一員，曾宣傳過改良思想。后來目睹了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的慘痛事實，認清了清政府的賣國面目。他勇敢地走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隊伍中來，成為一名出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宣傳家。

章太炎先生在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道德狀況，以及革命黨人道德墮落的問題后，明確提出了以顧炎武有關道德的學說，特別是知恥，重厚、耿介這三條，又補上必信，作為拯救社會道德淪喪、提升革命黨人素質的一帖良藥。

他把自己倡導的道德，標榜為“革命之道德”。“視為最要緊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以推功革命。他把道德一詞看得非常重，指出:“……道德墮廢者，革命不成之原。”要革命，“則唯有道德者可以獲勝”。他把是否有利于革命，作為衡量道德的最高標準，并為此對道德問題做了深入的探索。他極力提倡“艱苦卓厲”的革命氣概，反對投機鉆營、“冒突奔競者”的卑劣行徑，明確指出:“道德者不必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可矣。”改良派反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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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尖銳地駁斥道:“今之革命，非為一己而為中國，中國為人人所共有，則戰死亦為人人所當有。”

清光緒三十年(1904)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壽辰。清廷的重臣們為了討好慈禧太后，紛紛提出要搞大慶。那時候，全國到處都要張貼一副內容相同的對聯:“一人有慶，萬壽無疆。”這些大臣以為這副壽聯十分工整，以“一”對“萬”，以“有”對“無”，而且簡單明了，好記好頌。必然能討到慈禧的歡心。章太炎知道后，情緒很激動，連夜撰成一聯:

今日幸海子，明日幸熙和，幾忘曾幸古長安，億兆膏血輕拋。只顧一人慶有;

五旬割云南，六旬割臺灣，此時又割東三省，千里版圖盡棄，每逢萬壽疆無。

對聯很快流傳開了，尤其是上下聯的最后四個字“一人慶有”“萬壽疆無”，與先前大臣們的對聯相比，只將最后兩個字顛倒了一下，意思卻完全變了。討好慈禧，竟然變成了鞭撻慈禧，最后甚至連慶壽活動也不得不草草收場。

我們不難看出，這副對聯的精神內涵，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一脈相承的。

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限于篇幅，在此打住。

必須說一說的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歷代知識分子中，顧炎武是毛澤東頗為推崇的一個。顧炎武雖然不以政治才干名世，其器識卻遠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很有政治抱負，也有比較充分的政治素養和對時事的深刻洞見。這，不僅因為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后世學子所敬慕，更在于講求經世要務、民生利病的治學之道。年輕時，顧炎武參加復社，反對宦官專權，明亡后又參加抗清斗爭的政治實踐。后半生，遍歷華北各地，結交豪杰義士，觀察山川形勢，了解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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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苦。凝聚了一生心血的《日知錄》、以“明道”“救世”為宗旨，按經義、吏治、財賦、史地、兵事、藝文等分類編入，絕非一般書生的空泛

之論。

毛澤東1913年年在湖南第四師范讀書時，便把顧炎武的學生潘來為《日知錄》所寫序言中有關顧炎武的政治行宜和講求實學的內容。抄錄在自己的《講堂錄》里，奉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在1917年4月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把顧炎武標舉為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可師”的“文而兼武”之人。

為什么毛澤東會如此推崇顧炎武?也許，我們可以把這看作他走出湖南韶山沖后，從事革命理論和實踐的思想品格的一條伏線，也是他后來主張知識分子必須融入實踐才能有所作為的一個端倪。

三

作為一位思想家，顧炎武的內心是深邃而浩瀚的。他一生最大的智慧，是他始終很清楚地意識到，人總是要離開這個世界的。他明白在自己百年以后，究竟會有怎樣的境遇--當然，更多的是指卷帙浩繁的著作和博大精深的學問。正因為如此，他從不急功近利。越到晚年，越是成熟睿智，超凡脫俗。

許多事情，與其說是為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還不如說是為后人而做的。

顧炎武在給朋友的書信中一再說明，他所著的《日知錄》《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等等，不是為今人所用，而是為將來的王者治國平天下所用的。他試圖通過對經學、歷史、典章制度的研究，探索出切實可行的治國安邦的制度和措施，盡管處境困頓，胸中的希望之火，她終沒有熄滅。

他深信:“遠路不需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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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潘耒當年在《顧亭林先生六十壽序》中，對顧炎武先生做出過這樣的評價:

當天地閉塞之時，而有獨立不懼、循世無悶之君子，需雪集而不凋者，松柏之所以待春者;風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待晨者也。是可以答天心矣……先生之得于天者獨厚。故天特重困之而又曲全之，使不躓不顛，為剝而不盡之陽。以待七日之來復也。

潘耒運用《易經》中剝、復二卦的原理，將顧炎武比喻成“剝”之極而猶存的“一陽”，仿佛在冰天雪地里不凋謝的松柏，在風雨如晦的黑夜里不熄滅的火炬。而這“一陽”又是春天和光明即將到來的征兆。當“一陽來復”之日，也就是春天和光明到來之時。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在福建建陽將顧炎武《日知錄》三十二卷本刻板行世，他在《日知錄》原序中寫道:“當代文人才子甚多，然語學問者，必斂衽推顧先生”，并且說這部書“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在顧炎武身邊生活過多年的潘耒，對先生了解比較深透。他的比喻無疑是生動形象、意味深長的，他的評價，也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不管得到怎樣的褒獎，顧炎武從來也不會因此志輕意滿。他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想得很遠。

離開江南北游的二三十年歲月，在很大意義上，是顧炎武對既往的揚棄。正是由于走遍山河，廣交師友，他才會有《日知錄》三十二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和《肇域志》一百卷等皇皇巨著。他才會有鳳凰涅槃一般的浴火重生。

從那些卷帙浩繁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出，顧炎武的思想經過嬗變，產生了質的飛躍，達到了時代的制高點。他已經不是最初尋求武裝反抗手段的那個顧炎武，他不再糾纏在一己之痛里，也不再糾纏在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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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助手們的協理下，圍繞現實世界大家關心的課題，一心一意研究“當世之務”。至于在經濟方面，他當然不必變賣家產，離鄉背井，死后才由嗣子衍生扶柩回歸魂牽夢紫的故土，更不必期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若干年以后再發揮作用。只要課題很有價值，即使沒有獲得財政撥款，也可以設法爭取企業的贊助。

然而，假如行萬里路易如反掌，讀萬卷書難似登天，他依然能寫出那些皇皇巨著，彪炳史冊嗎?

值得思考的是，廣表的江南大地，四百年來僅僅出了一個顧炎武，似乎很少有人超越他。及至海晏河清、百業興盛的今天，那么多享受著國家體制優越條件的專家學者，皓首窮經，為探尋經世致用的至理而不倦努力，卻仍然比不上顧炎武先生的影響力，這未免令人沮喪。是因為天崩地裂的時代和顛沛流離的生活才能造就一代偉人，還是因為歷史的規律就是如此?是因為時代已不需要顧炎武這樣的學者，還是生活的目標和方式已大大改變?

面對今天的時代，古人已無法說些什么。而面對這樣的前賢，我們又能夠說些什么呢?

顧炎武當年曾批評人們清談孔孟，現在卻有人清談馬列。清談害國，清談誤事，在古代如此，在今天也同樣如此。

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我們必須倡導踏實嚴謹的學風，反對急功近利的為學目的。不抱著致用的態度為學，學風必然是虛的;不切實際的所謂道理，必然是空的。做真學問還是做假學問，做虛學問還是做實學問，取決于學者的社會責任感。那些只會清談的人，即使調門唱得再高，話語說得再漂亮，也沒有半點真正的用處。

對于一個學富五車的江南才子而言，顧炎武在那個環境中艱苦地礦究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問題，引古籌今，經世致用，是一種理智的選擇也多少有些無奈。

但，無論如何，到了今天，假如顧炎武先生仍然活著，他還是要振臂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為了讓民眾知道，精神的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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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淪喪，是自古以來都存在的危機，也是每個人都不能不義不容解地承擔職責的。“君子不恥身之賤，恥道之不行"，社會風氣的好壞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十多年前，一項對北京高校大學生的同卷調查顯示，對于“保爾和蓋茨誰是你的榜樣”這個問題，選擇蓋茨的占 44.2%，選擇保爾的占13%。保爾精神仍然給人們以啟迪，但很多青年人傾向于選擇蓋茨為榜樣。他們既注重精神價值，更注重物質價值。"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這一觀點，得到普遍的認同。

然而，比爾·蓋茨也提出要將自己的財富“裸捐”，表示“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夠產生正面影響的方法回饋社會"，這是否印證了顧炎武先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呢?

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有局限，都會痛感雄心有余而智力不足，都會在批判傳統時仍然不能擺脫傳統的束縛。然而，只要以鍥而不舍的精神投身事業，哪怕嘔心瀝血，哪怕經磨歷劫，總能沖破無形或有形的桎梏，在史冊中留下一抹絢麗的色彩。

這，不正是我們今天緬懷顧炎武先生的緣由嗎?

2012 年7月-10 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