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憶楊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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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開始知道這個名字是因為抗美援朝小說《三千里江山》。那個時期這本書堪稱“家喻戶曉”,方今暢銷書很少能與之相比。因為它不僅是文學作品,而且起政治輔導教材作用。與巍巍的《最可愛的人》可以相提并論。對于我這初出茅廬的青年來說,只有仰慕的份。沒想到,幾年后就因工作之故,與楊朔有了近距離的接觸。
 大約1957年之后,楊朔開始參加“和大”(中國人民保衛和平委員會的簡稱,與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是同一機構)的工作。他主要在作協工作,同時兼任“和大”副秘書長、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一度被派往開羅常駐,任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書記處中國書記。后來成立了亞非作家協會,他是亞非作協常設局聯絡委員、秘書長。我與他接觸就是在這一范圍內的各種國際會議的場合。
 
 文革之前的楊朔
 
 他很早就參加了領導的革命活動,當過戰地記者,到過延安,革命經歷豐富,又是名作家,在那個時候我們后生小輩是只能仰視的。不過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書生,既無大作家的傲氣,也無老革命首長的架子,而且還沒有文人浪漫不羈的作風。他對工作很認真,老老實實,兢兢業業,在代表團內遵守紀律,服從領導。與其他領導干部不同的是,發言稿都是他自己動筆,如果經團長審查有什么意見,他一般不堅持己見。他與我們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處,態度謙和。一般來說,代表團出國以后,不像在國內那么等級森嚴,氣氛比較放松,在廖承志、劉寧一兩位喜歡開玩笑的領導帶頭之下,談笑風生,笑話不斷。而楊朔雖是文人,卻很少參加這種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擊。
 他一直是獨身,這也是別人開玩笑的一個話題。廖公常逗他說,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緊機會。他也只是笑而不語。對于他終身不娶,有各種說法,一說是他原來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戰爭中犧牲了,他曾經滄海難為水,不再作他想。還有說他并非有意獨身,只是知己難逢,沒有遇到合適的。以我對他的認識,這兩種說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實而認真的人,工作如此,對個人感情大約也是如此。
 楊朔的英文也很流利,平時與人交往、開會發言一般不需要翻譯。只是同他的中國話一樣,英語也有濃重的膠東口音,聽起來有點費勁。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譯名發音,例如“hecomesfrom加拿大(讀如JiaNaDa)”,“Iwentto東京(讀如DongJing)”,令人忍俊不禁。進入60年代,中蘇分歧公開化,在亞非團結運動中常常“吵架”。楊朔也用他的膠東口音英語認認真真地吵,寸步不讓。總之,楊朔一直忠于職守,工作無可挑剔。與此同時,他很勤奮,筆耕不輟,在這期間又寫了許多散文,大多與非洲風光和獨立斗爭有關。
 “文革”開始后,“和大”所有駐外人員陸續調回北京“接受運動的考驗”。作為領導干部--所謂“當權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楊朔本來屬于作協,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時正式調到“和大”,為何在“和大”“參加運動”,我就不清楚了。現在記憶模糊,對“批斗”楊朔的會印象不深,好像開他的會比較少,而是有幾個造反派專門“研究”他的作品,雞蛋里挑骨頭,找出“反動”思想,寫出大字報。我有一點印象的是,說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楊朔的散文文筆優美,但內容是與時俱進地配合政治形勢的,所以對他作品從政治上挑剔,作各種反面的解釋,實在是牽強附會。
 1968年,軍代表進駐,造成了他的悲劇。軍代表來了之后,接過了運動領導權,有了權威,氣氛更加緊張起來。他們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對象都隔離起來。大約有六七人,多為原“和大”的領導干部,楊朔也在其中。有一個經常把“光屁股長大”掛在嘴邊,自詡“根正苗紅”的勤雜工得風氣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朔”幾個大字。楊朔被送到隔離室之前經過那里看到了這幾個字。在這以前,他還沒有被扣上這頂帽子,所以大約他以為這是軍代表給他定的xing。他關進去之后,就遞條子出來,要求與軍代表談話。我聽說軍代表說先冷他一下,給他點壓力,讓他好好交代問題。誰知楊朔就絕望自殺了。
 楊朔的悲劇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劇。不僅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學養、才華、文字的錘煉以及對生活的熱愛和真摯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種無拘無束的氛圍中得到自由發揮,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個xing、更精彩的有永久價值的作品的。
 
 [ 本文選自《資中筠自選集:不盡之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

资中筠 2012-04-27 03: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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