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一讀】柴靜：一百年前的醫患關系

簡體傳統

編者按

“好的醫生應該具有3個‘H’：Head是知識，Hand是技能，Heart是良心。”——梅藤更

今天的文章選自財新網，作者柴靜，周末愉快！

這張照片最近在網絡流傳，蘇格蘭醫生梅藤更查房時與中國小患者行禮，這一老一小，一醫一患的相敬相親，在今天的背景下，讓很多人感慨。不過，作為一個西方醫生，1881年來到中國時，梅藤更要面對的醫患沖突，其實遠大于今天。

一個女人喝毒藥自殺，送來醫院搶救，丈夫緊張地問，“我能不能帶走她的遺體？”，因為傳言梅藤更用的藥是取病人的內臟制成。可見當時民間對西醫的疑懼。

1881年,26歲的梅藤更被英國基督教圣公會派往中國時，鴉片戰爭剛結束二十年，醫療傳教的自由隨戰后條約進入中國，國人在心理上本能抗拒，加上此時杭州還是一個“城門上懸掛著人頭”的中世紀城市。人們對外科手術，人體構造都不熟悉，民間對教會醫院有種種傳言“教會醫師以媚藥淫褻婦女，醫院被懷疑挖眼剖心用以做藥”，西醫解剖尸體或制作人體標本，被認為動機邪惡，信徒臨終圣事，被認為教士挖死人眼睛“以為煉銀之藥”。

知識分子中也有此說，魏源的《海國圖志》內，有關于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制藥的內容。

梅藤更來中國前后二十年間，能在官方文獻中查到的教案有200起以上，醫療領域往往是沖突引爆點，因為死亡最容易激起受害想象和集體情緒。1870年天津教案，1868年揚州教案，華洋雙方死傷慘重，起因都是疫病流行，育嬰堂中幾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民間傳言懷疑外國人綁架孩童，“剖取幼孩腦髓眼珠”作為藥材之用，甚至“烹而食之”。

梅藤更放棄船行的工作從醫，是想幫助“被迷信束縛和病痛折磨的人，使人徹底遠離巫術和符咒”，但他的職業恰被看作有邪惡巫術的食人番，這種形象激起原始的恐懼與憤恨。即使官方調查出傳言不實，公開澄清也無濟于事。在天津教案中曾國藩查證，民眾認為裝滿嬰兒眼珠的兩個瓶子，打開看是腌制的洋蔥。但他無法說服激憤的民眾，被斥為“賣國賊”，士人砸掉了湖湘會館中他的匾額，幾乎最具盛名的官員公信力被毀。而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出動兵艦催壓，中國政府最終對國民執以死刑，付出昂貴賠償平息這場沖突。

梅藤更來到杭州時，這隱隱的刀兵交激之氣仍在，滿人旗營駐扎杭州，他從旗營墻下經過，士兵向下扔石頭，以示驅逐。

他的從醫生涯在鮮明的敵意里開始。

照片上這個男孩，直到四五歲，從沒象別的孩子那樣笑過。

梅醫生每次去巡查，都會去找這個陰郁的小人兒，教給他有趣的話，或者把他抱起來舉到空中玩。一年冬天，這胖娃娃穿著厚棉襖，著實象個矮腳雞，醫生就模仿大公雞，把腰先彎下去，慢慢直起來，身子往后仰學雞叫“doodledoooooooooooo”，小孩子跟著學“toto-oooooo---”，第一次發出普通孩子的笑聲。

這張照片上，這個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因為對醫生的愛”，到這所醫院藥房的化學部工作。他與醫生合影，叉腳端手坐著，帶點憨憨的不好意思抿著嘴，梅醫生站在背后詼諧開他玩笑，可見兩人十幾年來的親厚。

當年見過梅藤更的人，說這面團團的外國人十分可親，按宗教習慣叫病人“兄弟”或“姐妹”，“路上遇見不管這人他認不認識，都會先上前鞠躬，如果對方看上去年紀比較大，他還會拱手作揖，用他那蹩腳的中文說“你福氣好。” 梅藤更曾說中國窮人不快樂，有知識的階層又要有威嚴，很少有輕松的時刻。“一旦人們歡笑的時候，一切敵意都化解了”。

初來杭州時，梅藤更的醫院簡陋之極，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藥房，沒有手術室，梅藤更和新婚妻子不會說漢語，醫院只有舊屋四間，冬天房子里沒有炭盆，冷風流竄。是一位曾生產鴉片的印度商人良心責備之下，捐三千英磅給圣公會租來的房屋，免費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為治療前提。中戶之上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窮苦無告，走投無路者，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來。

杭州當時還沒有公共衛生系統可言，街上的糞池不加蓋，路上隨處可見屎溺，乞討的人，殘疾的人躺臥在臟污中，河中舟輯往來加上陰溝污水，連年疫病流行。來看病的人沒有洗澡條件，衣衫破爛，傷口潰爛膿腫，甚至有人把死者抬來，姑且一試。

碰到酷暑，氣味可想而知。

醫院門口排隊的人是世界上最悲慘的隊伍，但梅藤更常常不用什么語言，就讓病人哈哈大笑。

有次他無意中碰到一個病人的膝蓋，就倒地做出非常夸張的表情。病人們立刻跑過去幫他。看到他們這么大驚小怪，梅醫師繼續裝著很痛苦地呻吟。一位老太太給他摸胸口，一兩個人給他扇扇子，另外一個人抱著他的腳，第五個人靠著他的背，第六個人搭他的脈搏，第七個人跑去找梅夫人，其他人圍成一圈。

梅夫人過來看到丈夫眼睛里的狡黠，立即明白沒什么大礙，只是在享受他給大家制造的樂趣，她對在場的人表示感謝，就走開忙別的去了。

梅藤更說，“生活里的樂趣和歡笑，比藥更能讓生病的人覺得活著之振奮。”

美國人鮑金美，幼年在杭州生活，因為淘氣亂吃，常常要喝梅醫生開的蓖麻油通便，隔了幾十年，她小女孩時的疑惑還沒有解開，“雖然每次見到他我都得喝很多的蓖麻油，可是不知道為什么，我知道的所有的小孩子都敬慕梅醫生。”

在她童年的心上，兩卷白胡子的梅醫生是一個“穿便裝的圣誕老人”。

（廣濟醫院初期，有四間屋子的戒煙所）

當時的醫療行業沒有標準，良莠不齊。某天早晨，梅醫生的廚師消失了，下午他穿著馬褂來辭別，說當中醫的祖父過世了，父親要他回去繼承衣缽，出診看病。梅藤更極為意外，問“你知道怎么看病嗎？”廚師說：“沒事，我爺爺也是這么繼承他爺爺的，再說，我這兩年跟您學了不少”，梅醫生愣在那兒，“你在這兒只學了怎么烤薄餅……”。

他找來一位中國助理，一位女性病人腿部潰爛露出骨頭，需要移植皮膚，再三勸說，病人只同意從胳膊上取一小塊皮膚。梅醫生找助理來工作，找不到，助理害怕要她捐出皮膚，逃走了。醫生夫人找到她，承諾先捐出皮膚作示范，助理旁觀后顫抖著伸出了胳膊。但還是不夠，梅醫生訓練妻子從自己胳膊上取下皮膚，再教給她如何移植給病人。

病人驚人地缺乏現代醫學常識，英國傳記作者記下某天查房時梅藤更看到的：“一個叫“小貓”的手術病人拆開自己繃帶，正看看傷口長得怎么樣，剛做完腿骨手術的病人，覺得夾板不舒服，把它拆了。而一個叫“萬代”的老病人來醫院前可能好久沒有吃飽，看上去餓極了，竟然在吃他的石膏。”

梅醫生挨個安撫處理。

1883年，寫給教會的信中，他說這一年看了3019個病人，259人住院，但醫院太小，戒煙所只有16張病床。他需要去50萬人口城市的郊區救濟病人，杭州當時交通工具是轎子，梅藤更不適應別人抬自己，設計了杭州第一輛西式鋼圈馬車，看上去是一只小驢車只容一人乘坐，須親自駕駛。

有次病床已滿，他要求一個病人回去臥床，對方說沒法躺下睡覺“我住在別人家廚房里，油煙嗆得我直咳嗽，你能不能讓我住院？”梅醫生無法可想，給了他藥，叮囑每天三次，兩天吃完。回去后患者認為藥喝得越多趙好，擅自把六份藥一次全喝了，醫生被叫去出診時，這個人已經處于瀕死狀態。這無可依靠的人，醫院告別前曾問過梅藤更一句話：“醫生，你是不是不管我了？”

這件事后，梅藤更決心用余生之力建一個大的醫院。

（保俶塔旁的廣濟麻瘋病院）

募款很困難，很久后他才收到圣公會的回復，又過了很久，才有時間拆開堆積如山的舊信，看到信中夾著的1700英磅支票，一夜沒睡，開始設計醫院。

廣濟醫院在1884年建成，大門口棚架懸吊著紫藤花簇，左側是大草坪，右側玫瑰花壇，醫院有了候診，門診，手術室，藥房，辦公樓等分類。

但這還不是梅藤更理想中的醫院.他不斷地募捐擴建，一筆重要的捐款來睚麥克萊爵士，他兒子在一戰中犧牲，生前想成為一個醫療傳教士，為了滿足兒子遺愿，父親捐贈了一萬英磅。

用這些錢，醫院裝備了杭州最早的發電機、自來水塔，電燈和第一輛汽車，旅行中國的英國作家伊莎貝拉.伯德寫下她的觀察-----“它們在照明、通風、衛生施設、分科與組織方面較之我們的最好醫院也毫不遜色。”她印象極深的是醫院用著名的寧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緩慢凝固形成一個非常堅硬的表面，反光性好，能耐受每周的煤油擦拭，大大有助于衛生。墻、地板和寢具的清潔是這樣好，一塵不染，無可挑剔!”

廣濟醫院有了自己的藥房，自制針用葡萄糖、x線硫酸鋇、百日咳藥水，奎寧針等等。藥房提供煉乳，肉汁和肥皂，這些用品很快在市面店鋪盛行，進入市民日常生活。

一個醫院推動杭州城市現代化開始，梁啟超在《時務報》上撰文，認為醫學變革能撬動國民的整體生活 “講化學，而講植物學，而講道路，而講居宅，而講飲食多寡之率，而講衣服寒熱之準，而講工作久暫之刻，而講產孕，而講育嬰，而講養老，而講免疫，而講割扎。……學堂通課，皆兼衛生，舉國婦人，悉行體操；國之勃然，蓋有由也。”

醫院開始吸引中上階層的患者，療效是最直接的說服力，梅藤更醫治好杭州的八旗都督后，敵對的氣氛消失了，大小官吏都來就診。此時洋務運動中興，朝中重臣榮祿，李鴻章，曾紀澤，沈桂芬都與西醫私誼親厚，倫敦會傳教醫師科克倫曾深入宮閨替慈禧治病得到信任，1904年，籌建北京協和醫學堂時，慈禧提供萬兩白銀襄助。實用主義的思想之下，西醫甚至進入中國的政治與軍事體制，梅藤更被委任杭州海關外科醫師，承担檢疫工作。查爾斯·衛理在中法戰爭中被清政府聘為軍醫。達斯維特在甲午戰爭中救治傷員，得到光緒帝賜的雙龍寶星。

廣濟醫院設立收費病房，從富有階層中得到收益貼補窮困人群的治療。國內捐贈開始多起來，袁世凱，孫傳芳都在名單之列。一位捐款的鄉紳對梅藤更說“我見過富人幫助窮人，但我沒見過一個人離開國家去幫助別的國家的人，我在這兒躺著，看你對窮人富人都是一個樣子。”

伊莎貝拉說，此時英國人對梅藤更在中國的耗費已經“嘖有煩言”，但梅藤更一念不息。某天他醫治完一個“生平所見最可怕”的麻風晚期患者，到花園呼吸新鮮空氣，正是初夏，玫瑰、百合、檸檬、橙、紫藤和紫丁香正開,兩種氣息的對比給他很深刺激，麻風病極為酷毒，最痛苦是被隔離于家庭和社會之外。他自知這種病無法根除，但應“能減輕他們的痛苦”。

梅藤更與圓通寺方丈交好，購買寺廟土地，在西湖之上，保俶塔之側建起麻瘋病院，只收掛號費就可接受免費治療。但有市民認為這是冒犯，麻瘋病院擋住陽光，陰影投射在寶塔上，影響城市的好運和繁榮，散布病毒。當地士人與佛教徒也都不快----“佛教之地，豈能供手讓給耶穌？”以土地糾紛之名提起訴訟，梅藤更不得不交出契約，由政府購回。

梅藤更將病人遷往松木場分院，郁達夫為寫小說曾專門去那里小住，描述他的印象：“高低連綿的山崗。醫院紅色灰色的建筑，映著了滿山的淡雪和半透明的天空，早晨一睜開眼，東窗外有嫩紅潔靜的陽光在那里候他，鈴兒一按，看護他的下男就會進來替他倒水起茶，澄清的空氣里，會有丁丁篤篤的石斧之聲傳來，寂靜的長空，寂靜的日腳，連自己的呼吸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護士量熱度，換藥，談一陣閑天，扶杖走出病室，慢慢的守著那銅盤似的紅日的西沉。”

一些麻風病人到可出院時也沒離開，將這里視為歸屬，直至離開人世。

有位女性臨終前叫來梅醫生，對他訴說“我年青的時候他們叫我美女，因為我長得好看，現在我臉丟盡了，身子也臭了。”

病人的聲音很小，很弱。醫生沒說話，只是坐近在床前聽著。

這一段沉默飽含無奈，也充滿理解，這是醫者的信念------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一百多年后，王建安當了這家醫院的院長，與員工座談中談到這張照片，“這反映的是1946年我們眼科門診患者候診時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雖然一個個身著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個診室的門都是緊閉的，其他病人在門口耐心地等候，沒有不由分說沖進去。醫生也是襯衫加領帶，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白大衣筆挺整潔。一張普通的照片，卻能說明很多問題。”

王院長這幾句感慨折射出當下現實的苦澀。

不過，羅馬并非一日建成，1898年伊莎貝拉在廣濟醫院看到的病人是 “有些人來醫院是出于魯莽，有些是希望弄到藥品去賣，有些是出于好奇，來看“鬼子醫生”怎樣工作，有些是來偷竊租給住院病人的衣服，還有些為了好玩，假裝患有各種疾病。”但她說到了門診，人群排列得像“一支軍隊”。負責維持紀律的人“恪盡職守，極為聰明。”

要約束病人幾十年形成的不良習慣，付出的心力幾乎是象對待幼童，醫院規定，病人不能坐在病房窗臺上，不能在病房里亂晾衣服，痰要吐在痰盂里，病人間不要打架……

醫院是衛生之地，儀表即是垂范，梅藤更要求醫者作出表率，在醫院里不能大聲說話，有交流需一旁輕聲私談，見面不能冷漠不語，須相互問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發出聲音。衣冠容顏在他看來是一個人對職業的尊重，實習護士也須是藍衫白裙小方帽白皮鞋白襪子，再戴上白色的假領子和假袖口。衣服由洗衣工人統一收集，清洗、烘干、熨燙整齊，臟皮鞋清洗后上好鞋油，每周一送還至宿舍門口。

廣濟護校的學生傅梅生回憶說倫理學貫穿護校始終，要求“患者將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須全心地給他仁愛，一絲不茍地對他負責，不論是他吃進去，吐出來，還是拉出來的，你都必須仔細觀察，從頭負責到腳。”

全院一共約有110余個床位，正式護士只有20多人，醫院沒有家屬陪伴，也沒有護工。護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顧者。從打針發藥，到吃喝拉撒洗頭洗澡，極為繁重。但護理部對護士的要求細微，其中一條是寒冬為患者使用便盆，須先用熱水燙過，免得患者感覺冰冷。

為了這一點暖意，可以想象多出多少人工，多少心力，尤其寒冬凌晨，人人瑟縮之時。

梅藤更的傳記里也寫到這一點，“最初的時候，護士沒有那么大耐力的，會很難遵守醫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們，她們可能會毫不在乎地漠視。她們的好脾氣和承受力被嚴重地榨干了。如果犯了可能傷害到病人康復的錯誤，當著病人的面批評，她們會因為丟臉而生氣。”

但紀律往往要通過嚴苛的要求才能內化成行為慣性。梅生回憶：“總護士長是一位英國人，她常常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突然出現在病房里，悄無聲息地站在夜班護士旁邊，檢查操作是否規范是否到位。我們常膽戰心驚，每次上夜班，神經都繃得緊緊的，不管多忙也都不會偷懶，生怕自己不經意的疏忽落到那雙碧綠而嚴厲的法眼。”

她所在的班三十余人，多數中途退學回家或改入他校。到了第三年，班里只剩下四人。她是留下之一，說就在這別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學會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個樣”，從此幾十年的工作，“慎獨”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則和底線。

回憶起青春時代，看似勞苦，她內心卻相當寬展“病人也對護士回報以毫無保留的信任和尊敬。當時工作雖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誠，心思一致，并不覺得特別辛苦。”

今天的人，不論醫生還是患者，看到“毫無保留的信任與尊敬”這幾個字，心里會難免一動吧。

（傅梅生）

勞苦之余，也有安慰，當年青稚的小姑娘，一直到耄耋之年，念念不忘每天醫院的茶點，和黑巧克力的滋味。

梅藤更對共事者說“Live And Work”,醫生要醫治他人，先保有自己的生之尊嚴和樂趣。廣濟醫護人員的收入基本由英國的善款維持，一級醫長160銀元，護士30元銀元。1銀元相當于200元人民幣，從醫者算是中上階層，不必有生之憂慮。

醫院有球隊，樂隊，穿著馬褂的青年吹彈吟唱，生機盎然。能容納上千人的講堂，宣講教義，舉辦各種展覽晚會，也放電影，片源不多，需要有人站在旁邊翻譯字幕，大概因為梅醫生對非洲的喜好，放的多是非洲的探險片，想看愛情片的年輕人不免有牢騷，但仍然場場不落，畢竟這是杭州當時唯一的電影院。

英國人的規矩里常被突破的是護士不準戀愛。當時冰箱還很罕見，只有醫生辦公室儲藏藥物用。年青醫生偷偷凍上一瓶冰甜的飲料，從窗戶吊下，給樓下那層他喜歡的護士，一根細線吊只小瓶，搖晃蕩漾的一點溫柔。

但多年后，梅生回憶起青春時代最浪漫的時刻，并不是這點旖旎之情，而是每年的“5·12”，護校所有成員聚在一堂，人人手捧蠟燭，搖曳的燭光里，唱歌紀念南丁格爾女士，校長為每位畢業生帶上潔白的燕帽，儀式在南丁格爾誓言中結束。年后，她仍記得堂堂于人之前念誦的話：“余謹以至誠，於上帝及會眾面前宣誓：終身純潔，忠貞職守，盡力提高護理專業標準，勿為有損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藥，慎守病人及家屬之秘密，竭誠協助醫師之診治，務謀病者之福利。”

十幾歲的女孩自感“圣潔”，這個詞里隱隱透出職業的榮光。

1900年，義和團事起，沒有死滅的仇恨一旦遇風潮，象半焦的枝條一樣復燃，上諭發動民眾對洋人武力報復，“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不負聯之厚望”，梅藤更回國，醫院里英國人奉命避滬。

同年，山西庚子教案發，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山西巡撫毓賢親手殺死山西北境教區正副主教艾士杰，在奏折中寫道：“微臣之捉洋人，如網中取魚，我設一巧計將山西的洋人盡數擒捉，以練鎖之，均在撫署處決，無漏網者……雖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墻下，及查得，已死。”

事態平息后，梅藤更返回中國。廣濟醫院邊上有個雜貨鋪，一個年青女人賣貨，發髻上簪一朵茉莉花，見人往往靦腆一笑。梅藤更不見她，問起才知她生產時大出血，與孩子同死于難產。中國女人生產自來只有接生婦，無程序可言，無文字可授，生死懸于一線。梅藤更以中國人高叔白女士等人的捐款建立產科醫院，翻譯中國第一本產科教材《產科西醫心法》，序言中他說：“使后世之產母嬰兒同登壽域，則區區一得之愚，一念之誠，深堪自慰矣。”

他對廣濟人的要求有一條是“創造力”----“不是一個破壞者，是一個建造者，不是一個說教者，是一個行動者” ，深耕以求生機。

但晚清已到末期，大風大火，焦土遍野，每次政治力量交織沖撞，醫院作為戰爭前沿，都不可避免被卷入。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醫院里士兵駐扎，附近發現有三顆炸彈，幸未發生災難。梅藤更因為醫術得到信任，醫院沒有受損。但安定未久，1924年，直系軍閥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軍閥浙江督軍盧永祥為爭奪上海，兵刃相見，梅藤更帶領紅十字救援隊救護內戰中的中國人。生死存亡于一線間，他要求醫院同仁要能“全身投入，從一而終，永不放棄，不論嚴寒酷暑”。

但他沒料想到，最大沖擊正來自內部。

此時正是中國人“國族重建”的愿望急迫之時，民族主義成為自我鍛造的重要手段。廣濟院內出現罷工罷學的抗議，醫護人員對校方“宣傳西方世界觀與價值觀”，“把學生當勞力使用”“體力透支”“軍校一樣的管理”“等級區別”等表現出不滿。

1924年五卅慘案發生，省立一中學生自治會召集各校學生代表，成立后援會， 6月3日游行隊伍一路向日本領事館遞交抗議書，一路向廣濟醫院示威，游行群眾拉下撕毀英國國旗。梅藤更正在醫院里，他說“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他們把醫院的公告牌從墻上摘了下來。”

校內青年學生不安欲動，梅藤更與學生對話，說如果他們一定要參加游行，他不會阻攔，但他希望學生不要去。這時學校外面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他們呼喊里面的學生，要他們出來，說保證找到新的學校容納他們，頒發畢業證書。梅藤更說“這使學生幾乎不費吹灰之力發生了大動搖。”

6月6日早上7點，醫，藥，產三科的學生全部離校。

幾個月后他們陸續返回，但在此之后，廣濟醫院想要在自己的腹地保有寧靜，已無可能。

1924年7月，《新浙江報》刊登一篇社評，揭露“英人梅藤更在杭的種種劣跡”。廣濟醫院內兩位中國籍醫生撰文認為廣濟醫院必須收歸國有，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國權。不同意此意見的醫生，多被稱為“洋奴”，在紀念冊上寫下心懷憤懣的話“正合德國一句俗語說：‘宇宙的酬報是忘恩’”

同行的抨擊極為尖銳。杭州公立醫藥專門學校召開會議，“披露英人梅藤更假帝國主義者之力，侵略我們中國的土地，搜括我們同胞的金錢種種罪惡”，并認為廣濟醫院應該“撥歸本校”。各界沖擊下，廣濟醫院的正常醫療無法進行，有人闖入醫院，綁架員工，直到北伐軍東路指揮部出臺保護政策才避免激進的人群自行占據醫院。

民意推動下，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將廣濟醫院直接收歸“國辦”，為了“實現人民的福利和維護國家尊嚴”，每月所需經費，完全由政府負担。1928年官方發布《籌設杭州醫院宣言》，痛斥英人梅藤更：“假慈善之名，遂侵略之暴行。日唯叱咤我官吏，蹂躪我人民。縱彼爪牙，恣其魚肉。病者未出起生，弱者反因喪生。世界各國，有此醫院，寧非怪事。”

醫院嚴禁宗教會議和圣經研究，對麻風院內的病人采取了嚴格的監禁隔離，貼在入口大門上的公告寫著：“此地乃麻風收容所；訪者禁止入內！”

政府費用劃撥不夠，無人負責，加上麻風病人惶恐驚懼，“病人打針者，不及 2/10，以致病魔日見厲害”，困境下，省政府的解決辦法更為激進。第二年出臺管理辦法打算將病人流放囚禁，“查麻風病為慢性傳染病之一，殘身弱種，為害至烈，故必于孤島荒林，建筑麻風病院，將患者強制收容，不與外界接觸，方足以防止傳染，而免貽害社會”。

1928年，國民黨將廣濟醫院和醫校交還英國圣公會，但醫校受創至深，從此停辦。

抗戰期間，廣濟醫院與其他幾處慈善機構一起庇護兩萬多難民，直到日軍占據廣濟醫院，時任院長的英國人蘇達立不愿為其服務，日軍刺刀抵背押他做手術，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被送往戰俘集中營,醫院由日本人經營，廣濟麻風醫院無人過問。病人四散逃難,只剩下18名肢體殘疾病人無家可歸,在醫院附近挖野菜度日。

抗戰結束,醫院被當局歸還給蘇達立管理。政潮翻滾，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醫院，現更名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外籍管理者與醫生撤離。

近一個半世紀后，廣濟醫院遺跡已不多，只有銀杏，香樟和廣玉蘭，百年后仍濃蔭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