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動機似乎是雙重的，在某種程度上說還是相互矛盾的。作為降伏紅衛兵以恢復一定的政治穩定局面的手段，下鄉運動給文化革命劃上了句號;可是作為“運動”，即是說偉大舵手所企望的攪動社會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續發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無論是恢復秩序，還是制造新的“混亂”，對保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奪得的絕對權力都是有用的。

　　

　　　　本文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作者: [法]潘鳴嘯 出版: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盡管我們對上山下鄉運動在邁向共產主義進程中的重要“戰略”意義作出了估計，但也不應該忘卻當年發起運動時的緊迫形勢，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種“策略”問題。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試圖恢復社會秩序，重新穩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結合”為基礎的革命委員會。然而，紅衛兵在整個上半年里依舊拒絕停止他們之間的爭爭吵吵，還大打派仗[S.Leys，LesHabitsneufsduPrésidentMao，頁239-242，作者在書中紀錄了一份中央發出的“警告”，可以讓人清楚地看出紅衛兵造成的動亂規模。]，尤其是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J.Esmein，LaRévolutionculturelle，頁321。]。紅衛兵組織妨礙了秩序的恢復，也失去了政治利用價值。從7月27日起毛和激進派們就陸續派出“工宣隊”去控制高等學校，配合加強3月份就已經派駐的“軍宣隊”。為了表示支持這個行動，毛向已經強行進入清華大學的工宣隊贈送了一籃芒果。那些進駐清華的工人們因試圖把正在武斗的紅衛兵分割開，自己也遭受了損失：多名工人身亡，傷者以百計。此后，當工宣隊進入高校的時候，都會高舉塑料芒果模型，這簡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寶劍的現代翻版[馮驥才，〈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十月》1986年第6期，頁19。]。P.52自此，工宣隊就開始把中學生及大學生遣送去邊遠地區，主要是黑龍江和內蒙[J.Esmein，前引，頁322;《人民日報》1968年7月28日第一版。]。然而，這些青年們遲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無所事事，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下，就會造成對社會秩序的一種威脅。紅衛兵其實已經學會了造反，也學會了自己思考問題。像湖南一個造反派組織“省無聯”的成員開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觀點[H.Mandarès等，Révo.Cul.danslaChinePop.。]。毛在9月發出兩條有關指示，還不夠;直至12月22日又頒布了一條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閑散人員離開城市[見本書，頁95-106。]。

　　

　　　　降伏紅衛兵與重新大規模遣送青年下鄉，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昭然若揭。下鄉運動包藏著鎮壓的殺機。這一點在官方報刊上從來沒有公開提及過，但許多紅衛兵都覺察出來了，有的是即時反應，有的是在農村待了一段時間以后才有所覺悟[1977年在上海貼出的大字報指責張春橋利用下鄉運動把在文化革命中反對過他的人全趕走;見NewYorkTimes，1977年1月19日，在Bernstein的書(前引)中也有引用，頁288。]。隨著報刊上的公開責罵，他們對事情有更深刻的認識。當時，連篇累牘的文章猛批紅衛兵，指責他們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熱胡鬧、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堅定性[例如，吉林電臺廣播，1968年9月4日，刊于SWB，1968年9月12日。]。那時不僅是針對紅衛兵，連全體知識分子都遭到謾罵羞辱。文匯報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講知識分子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文匯報》1968年12月21日社論，刊于SWB，1968年12月24日。]。對紅衛兵展開嚴厲鎮壓，還逮捕了幾個造反派頭頭，這就更使“革命小將們”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決心要甩掉他們，“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們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鄉運動具有預防及懲治的政治功能，這倒是符合一貫的做法。發配農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視為城市里潛在的危險分子，他們沒資格在那兒居住。過去皇帝執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墾戎邊，中國共產黨就繼承這一衣缽，在最邊遠最貧困的農村地區建立了多個勞改場。P.531949年后歷屆政治運動中遭殃的人與各種普通犯人混雜在一起，困在這些勞改場里。1957年毛明確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對立者及異見者，防止他們集合起來[《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30。]。1954年制定了勞動改造(簡稱“勞改”)條例，1957年反右運動以后又增加了勞動教養(簡稱“勞教”)和監督勞動，都是針對分散在廣大農村的“壞分子”，特別是“右派分子”了[J.A.Cohen，TheCriminalProcess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49-1963;AnIntroduction，頁20-25。]。就這樣，政治運動成了影響城市人口變化的因素之一。正如兩位中國學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來，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都直接影響著我國城鎮人口的機械變動。每次政治運動的結果，都有大批城鎮人口被送到農村，使城鎮人口相對減少。文化大革命對城鎮人口變化的影響更大”[王澤厚，陳玉光，〈試論我國人口結構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載于《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頁14。]。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鎮居民(有出身反動的、有刑滿釋放的，等等)不得不舉家遷往農村，因為他們有可能會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進行[S.Rosen，TheRoleofSent-DownYouthin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TheCaseofGuangzhou，頁19;1979年2月我們在北京民主墻親自拍攝的大字報照片。]。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國籠罩在恢復社會秩序、同時又萬分驚恐蘇聯武裝侵入的氣氛中[K.Lieberthal，?TheBackgroundinChinesePolitics?，載于H.J.Ellison主編的TheSino-SovietConflit：AGlobalPerspective，頁7-8。1969年林彪發出的1號命令就是要求所有有可能加入蘇聯建立的傀儡政府的人都必須遷出首都。]，自然又是動員知青下鄉，這次不僅數量多，范圍也更大，目的還不就是鎮壓制造動亂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滿的紅衛兵及無業游蕩的青年群體產生一丁點兒對抗情緒?林彪在他的“武裝起義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鄉運動根本就是“變相勞改”，他倒是點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責任)，并可能期望觸動當過紅衛兵的知青們身上的某一條敏感的神經線[見本書，頁114-115。]。這種政治憂慮并不是頭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經出現了。在那個年代里，送到農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們沒有考上大學或高中，在城里又極少有機會找到工作[文化革命中，某些從農村回城“造反”的出身不好知青表示他們被下放就是因為當權者認為他們懷有不滿情緒;見《支農紅旗》，1968年第6期，頁1。]。

　　

　　　　官方從來沒有公認過利用上山下鄉運動把危險分子逐出城市，不過報刊上不斷地宣講該運動的根本政治目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新華社訊，1968年12月23日，刊于FBIS，1968年12月24日。]。這在當時，具體來說就是：鞏固毛的政治路線的權威，防止“劉少奇之類的修正主義分子”回籠。這里提出的問題正是上山下鄉運動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的作用的問題。下鄉運動當然只是這場斗爭的一個方面，但由于它涉及的社會面很廣，因此不可忽視。運動的一種作用就是加強毛式的權威，以及建立在領袖個人思想及威望基礎上的“魅力領袖”式威權制度。事實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襲的和專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識形態目標高于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目標(要求全體知青下鄉，就有這個意義);使城市青年接受了他自己年青時期的理想;僅用他個人一個簡單的指示就發起了一場社會運動，把千百萬老百姓的生活攪得天翻地覆(而根本無須考慮是否要頒布什么法令規章)[這場運動其實跟1954年的憲法是矛盾的，就像有關居住的法例，第90條明明規定理論上保障中國公民的“居住和遷徙自由”;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本。];毛因而確定了文化革命期間他成功強制執行的魅力領袖式威權制度取得了勝利。他也更加確定了“他的”威權。正像LucienBianco指出的，毛執著地要預防魅力領袖式威權的常規化并不是沒有考慮個人利益的：“問題的要害在于這個魅力領袖式威權是他自己的[L.Bianco，?Essaidedéfinitiondumao?sme?，AnnalesESC，5，1979，頁1105。]”。他向他的政治對手顯示這種威權，同時也施加于整個社會。HannaArendt曾經這樣寫道：“極權主義當政者只要不停地運動自己，同時也運動他們周圍的一切，那么他們就可以牢牢地抓住大權”[H.Arendt，Lesystèmetotalitaire，頁27。]。P.55原則上說，下放幾百萬城市青年到鄉下去“扎根一輩子”，毫無疑問，那就是“運動”中國社會的絕好辦法。用人民日報的話說，就是“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民日報》1970年7月9日社論。]。毛本人是否完全意識到加強他的魅力領袖式威權這一動機呢?很難說。他的威權作風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變成他的第二天性。然而毛也善于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國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

　　

　　　　上山下鄉運動的政治動機似乎是雙重的，在某種程度上說還是相互矛盾的。作為降伏紅衛兵以恢復一定的政治穩定局面的手段，下鄉運動給文化革命劃上了句號;可是作為“運動”，即是說偉大舵手所企望的攪動社會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續發展。然而矛盾只是表面的。無論是恢復秩序，還是制造新的“混亂”，對保住毛在文化革命中重新奪得的絕對權力都是有用的。

　　

　　　　因此，在大肆宣傳意識形態目標占首位的背后還隱藏著經常是遮遮掩掩的政治動機。我們將要談到的另兩種動機的關系也與此相似：它們不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兩者之中一方掩護另一方。

　　

　　來源：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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