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12 張學良申請入黨

簡體傳統

　　12張學良申請入黨
　　我們已經知道，尚在人世的張少帥，已經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不知在這份由主（GOD）指點他“說出該說的話，而不說不該說的話”的珍貴史料中，有沒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間通過當時延安方面的聯絡員劉鼎向中共和第三國際表達的“加入共產黨”、“接受中共訓練”的要求。
　　這一說法在大陸的“中共黨史圈”其實已經流傳多年，只因種種“統戰考慮”，而使御用史家們不得秉筆直書，于是大家也多把它歸入“危言聳聽”之類。近年來，由于大量蘇共檔案解秘，中共這邊也在無形之中松了一點口。本來只覺神秘詭譎、險象迭起的西安事變，由于有了硬碰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諸于世，終于漸漸離開了對峙雙方的叱罵，離開了當代武俠迷們的“連本說部”，離開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后人、特別是后世政治家們應當了然、并從中獲得“史實與史識”的原本面目中。
　　張少帥的要求入黨，著實把半年前還罵他“賣國將軍”（見毛澤東1935年底致楊虎城信），接著又力促他“反蔣抗日”“自成局面”的中共領導人嚇了一跳。但經過慎重的、特別是反復的利害權衡之后，還是由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親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請示的密電（1936年7 月2 日）——歷史要告訴我們的，恰恰就在這里。
　　人們早已熟知的是，張少帥瞞著“大老板”蔣介石（張自己用語）與中共“勾搭”，始于事變前一年彭德懷攻心術：在對少帥的69軍攻堅不下之際，改變策略，圍城斷糧的同時，開始向那些失了家園的東北老少哥們兒喊話。早有聯共特別是聯蘇之心的少帥（當然雙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這一攻心戰當作試探氣球接上了手。隨后，越來越貼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場，雙方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聯系。最終的高潮當然要到年底才發生，但為這高潮推波助瀾，也就是說，令少帥下了決心、定了方向、還要“大膽地往前走”的，則是半年以前這個嚇人的媚眼——要求參加共產黨。
　　悲劇式地從顛峰落入谷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張少帥六十年來已經成為重情義的兩岸國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和毛澤東、蔣介石、周恩來一樣，他也是軍閥、也是政客，無論個性上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與我們百姓，即有著基本權利的自然法人有關的，只是他們的政治行為。于是，我們不得不深究一番，張少帥的想入共產黨，恐怕不是如劉鼎報告所稱：他“不僅深覺人類的善惡，深覺人群中孰優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會有極良好之制度”這種“優美的共產天性”；也不僅僅出于此地官方史家常拿來當靈丹妙藥使的“周恩來的個人魅力”；也不全因為他在歐洲的時候心儀法西斯（他是墨索里尼女婿的密友。而共產黨與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觀當時國內外局勢：兩廣事變發生；大批非蔣門嫡系者正躍躍欲試；中共更明白許諾他以“國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聯軍總司令”……這都不錯，然而最重要的，是當時出現的另一個情況：外蒙古居然不顧什么中國不中國，單獨與蘇聯簽了約。
　　張少帥1929年在中東路問題上曾表現得很有氣節（那次共產黨可是大丟其人），后來又與法西斯交好，實在相當開罪老蘇；蘇聯對他也曾假以辭色，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對少帥而言，1936年的局面是，要么依舊擁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面”，最終還要靠蘇聯。這也就是為什么他第一次與周恩來在延安天主會堂作徹夜長談時，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蘇聯的態度。
　　想來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勢的鼓舞下，這名按照大陸今日標準尚屬“青年俊杰”的少帥，是太過相信中共對他的許諾，也太過相信中共、蘇共間的“鐵”交情了。最后的結果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他渴想并且具體籌劃了好幾年、關乎他一生大業的舉措，為蘇共給中共一紙沒商量的電報擊個粉碎。除此而外，近年來北京這邊其實還流傳著的另一則有待證實的傳聞：
　　“少帥伴同后來將他監禁終生的蔣介石登上飛機旋梯。匆匆趕到機場的周恩來跑上前去喊道：‘就這么走么？蔣這人可是從來不講信義的！’張回頭望了望這位八個月來與他一直‘感情極好’，‘初次見面就（令他）非常佩服’（張本人語）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說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講信義的是中共。’”
　　令我們后人不禁感傷的是，他在講這句話時，怕還不知道幾乎就在同時進行的另一場“勾搭”：就在他與中共關系最熱最鐵的8月間，毛澤東把正在西安與政府談判的代表潘漢年召回，將自己的“親筆信與密電碼”送到南京，緊接著還起草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如果此情他在當就已獲知，還會有4個月后的西安事變么？
　　在軍閥與政客間，除了冷冷的實力較量和利益交換，有什么信義可講？這本是世界有史以來，每一頁上都書寫著的血淋淋的事實。而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與政客，種種惡行之上，還加上極具實利主義的對外國強權的投靠和依仗——包括一直被捧為民族英雄的蔣、毛輩（他們的故事以后還會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