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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風月肅殺——雅各賓內部的道德災變

　　逐殺啟蒙遺老，尚屬道德共和國的外部事件——消滅外在于道德革命的歷史對立面。道德共和國更為嚴重的危機，是來自于內部的道德災變，——１７９４年３月（風月）的丹東案件。

　　 前一年７月，馬拉死；同年７月，羅伯斯庇爾進入救國委員會；次年３月，丹東被捕，隨即為羅伯斯庇爾所殺。法國革命三巨頭不到９個月即分崩離析，只剩下羅伯斯庇爾一人呈道德寡頭狀，勉力支撐剩下３個月的歲月。如果說，馬拉之死是 “他殺”，死于革命派外部的謀害；那末丹東之死，則是不折不扣的“自殺”，死于雅各賓派內部的同室相殘。因此，要分析道德理想國何以走上自殺邏輯，無如分析這場來自內部的自殺事件，可能要比羅列雅各賓派種種自取滅亡的社會政策更為有力。

　　 丹東，酒色財氣之徒，若從道德立論，與羅伯斯庇爾不可同日而語，幾不可取。故而他在政壇上雖有雄獅之吼，在民間卻無奇理斯瑪之道德光環。然而，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不追求奇理斯瑪狀態，反而能感受資產階級革命的世俗走向，能感受近代社會世俗化趨向的時代脈搏。歷史之吊詭，在丹東的道德狀態與政治視野之間，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羅伯斯庇爾倘若清醒，他或許能從如此吊詭反復出現中，捕捉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信息：雅各賓俱樂部出現的這個丹東，是歷史安排的一個對位，一個負像，D G既是對他的平衡，亦是對他的提醒。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恩恩怨怨，源遠流長。以往史學家重 “流”不重“源”，多注意雙方在恐怖政策上的具體分歧，卻很少注意分歧的源頭，就在于雙方對當時那場革命的基本性質，有根本不同的判斷。

　　羅伯斯庇爾的判斷與要求，已見前述之“９月筆記”，顯然有一種不斷革命、無限革命之傾向。如果說，雅各賓專政反資產階級的平民方式——革“革命”的命，有一部分原因應歸之于法國革命后期異常險惡的客觀環境，非如此越出邊界，不足以保存邊界之內已經取得的革命成果；那么，羅伯斯庇爾本人在主觀上應該承担的責任，就在于他把歷史召喚的一時之需，誤認為是歷史的長遠之計，在于他用超歷史的方法強求現實滿足他的反歷史要求，在于他越出邊界以后，始終不肯退回邊界，相反，還要在邊界之外用恐怖手段推行繼續革命、無限制革命。

　　 丹東，是當時僅見的具有革命邊界意識的清醒者。

　　 丹東明確提出“革命范圍”之說。他所意識到的“革命范圍”，在政治上，滿足“人道”、“自由”等資產階級的要求，在經濟上，體現財產自由、財權保護的原則，反對統制經濟。由此出發，他堅決反對那些“企圖引導人民超出革命范圍的人”。D H在這一前提下，他才不能忍受羅伯斯庇爾的越界恐怖，在恐怖政策上與之發生了直接對抗。

　　１７９３年１１月以后，丹東公開提出重建“司法與人道”的尊嚴，“釋放２０萬嫌疑犯”，“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寬容”，“抑制救國委員會的暴政，拯救共和國。”他呼吁“珍惜人類的鮮血”： “看，那么多的血！塞納河在流血！唉！流的血太多了！”

　　 １７９４年３月１９日，在雙方共同朋友的安排下，兩人共進最后一次晚餐。丹東哭諫羅伯斯庇爾：“假如你不是個暴君，那末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對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況是不會持久的，它與法國人的脾性格格不入。”D I晚餐不歡而散。次日，羅伯斯庇爾出現于國民公會講臺。講演斬釘截鐵，冷酷無情，強烈暗示要“擊倒另一個亂黨”。

　　第三天，羅伯斯庇爾出現于雅各賓俱樂部，以更為肯定的口氣宣布：“是有那么一個亂黨，它被揭露的時刻總會來到的，這時候已經不遠了。”

　　 人們只等了１０天。３月３１日深夜，丹東及其同黨被捕。４月５日，在羅伯斯庇爾嚴禁申訴之后，丹東以“亂黨”、“叛國” 的罪名被送上了斷頭臺。

　　 羅伯斯庇爾為什么要殺丹東？

　　 西方右翼史學家的觀點是“道德化的批判”，失之偏頗：羅伯斯庇爾生性嗜權多疑，忘恩負義，是以“惡”殺“善”。左翼史學家的觀點則是“批判化的道德”，同樣不能服人：丹東腐敗墮落，不殺不足以純潔革命的權威，是以“善”殺“惡”。這一種觀點等于羅伯斯庇爾當年道德邏輯的延續。

　　 讓我們從上述“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之間切入，看看能否切出一個道德災變的病理切片，從中辨認奇理斯瑪自我中毒，道德理想走向道德嗜血的邏輯紋路，從中映證歷史上凡以道德立國始，多以道德殺人終的沉痛教訓。

　　 當盧梭改造宗教救贖遺產時，原罪的載體從個人轉移到社會，這一認識過程本來是一個“祛魅過程”——祛除神正論的宗教巫魅成分。這一轉換，在理論上產生了盧梭一連串驚世駭俗之創見。然而在實踐中，這一原罪轉換，卻可能出現一個十分吊詭的負面作用：道德理想主義者在遭遇世俗社會強大抵抗時，他們因此而拒絕反躬自省，調整己方政策，而是把困境歸咎于外在的社會“邪惡”，越益固守自己的“天縱英明”、 “潔白無瑕”，強化以“正”克“邪”的力度。這一主觀強化過程，我們可稱“入巫”——進入自我入巫過程。

　　 從“祛魅”到“入巫”，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可能。而抽象的邏輯可能，實現為具體的政治現實，必須有一個必要充分條件：奇理斯瑪的道德真誠。只有遭逢這樣的奇理斯瑪，這一邏輯可能才會實現：他的道德鼓動不僅僅是對群眾的宣傳，而是本身自我實踐；他的道德理想不是對外界的政客式欺騙，而是本身與外界融為透明一體，全身心無隱私地投入。羅伯斯庇爾 的道德狀態，恰恰滿足了這一必要充分條件，成為一種悲劇性 的條件滿足。

　　 在這種情況下，從“祛魅”到“入巫”，是奇理斯瑪創造一種世俗化的道德語言巫術的過程，也是奇理斯瑪自己被這種語言巫術遮蔽，喪失對外界形勢客觀判斷能力的自我中毒過程。這種“祛魅”“入巫”之背反，我們在分析盧梭晚年與啟蒙哲學分裂時，已看到一次。現在，當我們分析羅伯斯庇爾執政后，如何鎮壓丹東寬大派時，終于看到它又一次出現在羅伯斯庇爾活動中。

　　 不可否認，馬拉去世以后，羅伯斯庇爾也進入了“奇理斯瑪狀態”。“不可腐蝕者”的稱號使他的形象產生了道德光環。在光環效應下，他進入了半神半人的超凡心態。他溶一己于世界，亦溶世界于一己道德之情懷。前文已述，羅伯斯庇爾曾真誠呼喊：“我就是人民！”這一呼喊即是這種道德情懷的真誠坦露。但是，這一語式與路易十四那一著名語式何其相似乃爾？ “我即人民”？不遠處，就有一個“朕即國家”。羅伯斯庇爾人肯定不會自覺，但是，越不經意處，越能體現出權力與個人意志相連之后的客觀邏輯，哪怕這一個人意志是最純粹的道德理想，不是貪婪的權勢之欲。

　　 羅伯斯庇爾以己度人，以己為人民之化身，則必然要把自我道德律令外化為人民的普遍要求，外化為革命的必然進程。他的“世界上的革命已經完成了一半，另一半也必須完成”的宏偉設想，也就從這里找到了堅實的邏輯根據。而當這一進程遭遇世俗阻力時，他不會認為這是社會的反彈，這是必須改弦更張的信號。相反，他會認為這一信號只不過更為映證了“德被天下”的必要，還須加強道德救贖的力度。丹東被捕后，國民公會曾有意讓丹東發言，自我辯護。這一同情信號，已在提醒羅伯斯庇爾，不可過度。羅伯斯庇爾拒絕這一信號，大聲咆哮： “危險對于我有什么關系？我的生命是祖國的，我心中無所謂畏懼。假如我要死，便死得光明磊落。”D J后人讀此，不能不同情，不能不一灑同情之淚。無恥政客尚無資格能犯這樣高尚的錯誤，因為他們善為己謀，有僥幸能避免這種錯誤。唯有真誠的奇理斯瑪，才會發生這樣真誠的自我中毒：全然不顧或者顛倒判斷外界形勢所發生的異己變化。為了強化“德被天下”的力度，羅伯斯庇爾不是內斂收縮，而是外向進攻，強行遏制社會之反彈。他左沖右突，左支右絀，或遲或早會在道德與恐怖之間，最終找到那個邏輯互動的中介——

　　 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

　　 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D K

　　 恐怖一旦踩穩道德的基石，那就是一場道德災變，恐怖手段百無禁忌，可以為所欲為了。道德嗜血，而且嗜之不愧，端賴于此；恐怖本身不恐怖，不引起恐怖者內心的心理崩潰，端趨于此！

　　 這是殺丹東前一個月，即１７９４年２月５日，羅伯斯庇爾所尋找到的理論依據。上述依據，以救國委員會名義向國民公會提出，題為《關于在共和國內政方面指導國民公會的政治道德的各項原則》。請注意，它是原則，不僅僅是應急措施。因此，確實有理由說，“它是羅伯斯庇爾共和國的一張草圖”。D L殺丹東，只不過是這張宏偉草圖上稍帶血腥氣的小小一筆。有這樣的原則作依據，圣鞠斯特１７９４年３月３１日以“道德罪”控告丹東，要比以其他罪名控告丹東更為有力：

　　 丹東，這個可惡的人同情所有邪惡的人，他生活在驕 奢淫逸之中。

　　 丹東，你從山岳黨中撤離出來，你孤立了你自己。你試圖腐蝕公共道德，你是腐敗者的代理人。邪惡的人，你把公共輿論比作娼妓！D M

　　 在道德共和國內，再也沒有比道德問題更觸犯公怒的了。早在１７９２年９月３０日，羅蘭以盧梭式的語言攻擊丹東，選中的口實也是丹東的道德問題：“我深信倘使沒有道德，便不能有真正的愛國熱情”D N。圣鞠斯特揭發丹東把公共輿論比作娼妓，那更是致命一擊。

　　羅伯斯庇爾并不殘忍。他曾念及與丹東的多年情誼，一再猶豫。但是，壓斷駱駝背脊骨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丹東對“公共意志”的輕蔑。１７９２年秋季，在羅蘭煽動下，巴黎內外出現反羅伯斯庇爾的輿論。羅伯斯庇爾請丹東幫助。丹東卻說： “公眾輿論是個婊子，而她的后代則是一群傻瓜！”丹東盡管蔑視對羅伯斯庇爾不利的輿論，但他對公共輿論的這種態度，顯然流露出一種個人化的非道德傾向（非道德不一定是反道德 ——本書作者），引起羅伯斯庇爾不安。丹東此論使他想起丹東另一天對道德所下的定義：“沒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間我和我老婆的情誼更牢靠的了。”羅伯斯庇爾憤怒地認為：“一個毫無道德的人怎么可能是自由事業的捍衛者？”O E從此，他對丹東產生道德上的嫌惡：丹東的手和他的心一樣骯臟。處決這樣骯臟的人，只不過是推倒一尊“早已腐朽的偶像”。所以，盡管他在圣鞠斯特逮捕丹東的罪行報告中，多處批上了“刪去”、 “糾正”、“解釋”等字樣，最終還是簽發了逮捕令，并在國民公會內暴跳如雷，阻止丹東申辯，迅速作出了對丹東的死刑判決。

　　就在決定逮捕丹東的同一天，巴雷爾在國民公會宣布： “救國委員會正在從事一項巨大的改革計劃，結果將是摒棄共和國里的不道德和偏見、迷信、無神論”。O F這個計劃就是羅伯斯庇爾著名的花月１８日報告《關于宗教道德觀念與共和國準則之間的關系》，主題是：呼吁道德立國，道德救國。兩件事同一天發生，再好不過地說明：殺丹東，與道德憂患緊密相聯；殺丹東，是道德共和國道德工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惡亦殺人，善亦殺人。從道德救人，到道德殺人，道德理想主義就是在這里爬上了它的陡坡，轉過了它邏輯逆反的彎子，最終扣上了這場道德災變的邏輯終點——道德嗜血。

　　 然而丹東之死，畢竟是這個道德理想國內部最為重大的 自殺性事件。雅各賓專政的統治基礎就此分裂，羅伯斯庇爾失 去了回歸道德邊界的最后一次機會。

　　 丹東一去巴黎空。議會內噤若寒蟬，廣場上響起了民眾另 一種聲音：

　　 丹東，這位被打入地獄的壯漢，

　　 卻被戴上了可怕的面具，

　　 這是連魔鬼也不敢戴的喲！

　　 丹東是唯一值得贊揚的英雄，

　　 卻被人們無辜殺害！O G

朱學勤 2013-08-20 15:3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