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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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

平行內戰，還有兩次巧事還不止于此！
    這批好戰的軍閥，南打南、北打北，以后又分別打了兩次內戰。這兩次戰爭，也是成雙成對，南北同時開火的。面對圖表，看圖還是不必識字，也可一目了然。
    原來，華北的三系軍閥，在皖系(以安徽佬段祺瑞為首)被打垮之后，剩下的直系(以直隸今河北為老巢，以曹錕、吳佩孚為領袖，所謂‘曹吳’)和奉系(以奉天今遼寧為根據地，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為領袖)，又因分贓不勻，打了起來，是為‘直奉戰爭’。這記‘曹吳’與‘奉張’之爭，死傷好幾萬人。一共打了兩仗：‘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于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四月。戰場延及長城內外及北京郊區。這次曹吳鋒頭正健，而奉張準備不足。偷雞不著蝕把米，入關未成，反被打得頭破血流，退回沈陽(原名奉天或蒙古屯)。(見‘圖三’上部)正當華北的曹吳對奉張在長城各口打得炮聲隆隆之時，華南的粵系(剛打平兩廣的國民黨)陣營之內也出了事，孫中山和陳炯明拔刀相見。孫陳失和始于一九二二(民國十一年)四月。粵軍因此放棄了廣西地盤(新桂系李宗仁因此乘勢而起)，孫陳同時回據廣州，到六月十六日便發生粵軍炮打孫中山總統府的事變了。
    在粵軍槍炮聲中，中山易服出走，幾遭不測，而孫夫人宋慶齡受驚過劇，竟至當街小產(見何香凝回憶錄)。這次廣州事變的過程，不前不后，正與華北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同時發生，又是一記同時平行發展的‘區域內戰’。(見同上‘圖三’)可是勝敗原是兵家常事。這平行發展的兩記內戰中的勝利者，兩年之后，又都變成了輸家。原來陳炯明既趕走孫公便獨霸了廣州，而廣州卻是當年華南(今日仍是如此)最‘肥’的城市，為南中國大小軍閥所垂涎。中山既失廣州，國民黨的主流派乃號召散居鄰省并與國民黨略有淵源的游離小軍閥，入粵勤王。果然各路英雄聞風而起，一致沖向廣州，如水之就下。陳炯明孤軍不敵，終于一九三一年底敗退東江。一九二三年二月，孫中山又重返廣州執政，改原‘總統府’為‘大元帥府’，自任大元帥。奪回廣州地盤之后，中山原是當年華南‘統派’(且用個今日臺灣流行的名辭)的領柚，不甘心雌伏于廣東一省，乃信使四出，既要聯絡逐漸得勢的奉張父子，也要爭取皖系的殘余勢力，一致打倒賄選當政，盤據北京的直系曹吳。──所以孫中山先生在晚年率領一些大小軍閥，不斷的搞其‘北伐’，和奉張父子率其奉軍精銳，累次‘入關’南下，二者并無太大的區別。事實上他們都是當年軍閥混戰中的主要成員。(見圖三)再者，孫陳之爭最后中山轉敗為勝，卷土重來，其情況與張氏父子在‘直奉戰爭’中，轉敗為勝，卷土重來，也是平行發展，一模一樣的。原來盤據北京的直系軍閥(曹、吳)，在打敗奉系之后，因勝而驕，終于演出一幕‘曹錕賄詢當總統的丑劇(一九二三)給奉系以卷土重來的機會。在全國各界一致支持之下，奉系的張氏父子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再度率大兵入關。直系曹吳全師迎擊，這便是史書上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了。(見‘圖三’上部)奉軍此戰不但秣馬厲兵、志在必得，戰前并以重金賄賂直軍前敵將領，那位有名的‘倒戈將軍’馮玉祥。因此在兩軍激戰正烈之時，馮氏忽然于長城前線‘倒戈’，并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師占領了北京，幽禁了曹錕總統。前線各路直軍因之一敗涂地。吳佩孚僅以身免，自海上逃往華南。(見同上)自此華北和東北連成一氣；長城內外九省三市(按：‘長城內外九省三市’分別為遼吉黑熱察綏直魯豫九省及北京天津沈陽三市)，就逐漸變成奉系軍閥主宰的天下了。
    民初的軍閥混戰發展至此，首先由合而分；接著再由分而合，便逐漸走向傳統的套路，終至楚河漢界，劉項相爭(或后來的蔣毛對立)的局面。但是在兩強對峙、你死我活之前，雙方還得清理戰場，整合內部，才能短兵相接，一決雌雄。為此奉張不惜恩威兼施，以達其整合華北之目的。一面以高位重金招降舊皖直兩系之殘余，以為己用。另一面則以武力驅逐依賴蘇俄，日漸赤化之馮玉祥。
    奉張的另一著棋便是向廣州的中山先生示好，也邀請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以奉系九省三市的地盤與實力，中國如能和平統一，則天下誰屬就不難想像了。
    可是以電腦細查凡四千萬字的‘二十五史’，我們也找不出中國歷史上有‘和平統一’的先例。試問我國歷史上哪一個朝代不是槍桿打下來的呢？──劉邦叫做‘馬上得之’；毛澤東叫做‘槍桿子出政權’。
    孫中山先生原來也不相信‘和平’可以‘統一’。所以他晚年一直在搞他底毫無希望的‘北伐’；與陳炯明弄翻了，他由于中山堅持‘北伐’，并力主參加軍閥混戰而起。他的‘遺教’上也分明指出統一中國必須通過一段‘軍政時期’。
    不幸，此時蝸居廣州的孫大元帥卻英雄無用武之地。他的大元帥府設在廣州的士敏土廠；可是他大元帥的命令卻不出廠門。那時幫他趕走陳炯明的原是外十來粵就食’的流亡小軍閥，如來自云南的楊希閔、范石生；來自廣西的劉震寰、沈鴻英；乃至中山的老同志在母省湖南政爭失敗的譚延闿、程潛和他們的湘軍……，甚至中山的老班底、蔣介石的老上司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等等，都是一批不折不扣的舊軍閥。他們來粵就食擾民是真，擁孫革命是假。他們就地征稅征捐，包煙包賭包娼，大發橫財，孫大元帥也分不到一文，但是他們都是大元帥的部下。當他們弄得天怒人怨，廣東老百姓至忍無可忍之時，大元帥還要替這些小軍閥背黑鍋呢。所以，在那一段‘做廣東人的悲哀’時代，真正能為‘本省人’說話的，反而是那些主張‘粵人治粵’的陳炯明、陳廉伯(廣州商團總辦)等反革命的‘叛徒’。──孫中山先生雖然說得滿口的廣東話，對當地廣東老百姓來說，他所搞的卻是一種令本省人不能睡覺的‘外來政權’埃──所以那時廣東省內真正的黎民百姓實在厭死了孫中山，就是因為中山好大喜功，召來了無數省內省外的蝦兵蟹將，把廣東弄得烏煙瘴氣的緣故。──筆者作此大不韙之言，深知兩黨史家都會口誅筆伐的。但是執簡而往者總應以史實為根據嘛。
    中山那時為南方小軍閥搞得走投無路，乃玩個新花樣搞‘聯俄容共’。可是俄豈好聯？共豈易容哉？此事非本篇主旨，容另論之。中山其后不得已只好放棄‘北伐’，轉而于一九二四年秋，接受北方三大軍閥(段、張、馮)的聯合請柬，北上首都去搞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和平統一’未成，卻于翌年三月赍志以歿。
    可是話說回頭，中山如不北上而病死首都，則廣東的政局便不能發生后來的蔣氏獨裁，江浙幫回潮的局面。蓋中山如仍健在廣州，則蔣介石這位寧波佬要想一口氣趕走三位‘本省元老’(胡漢民、汪精衛、許崇智)，實不可能也。蔣氏后來之能扶搖直上者，成敗之鑒，關鍵在中山之短命也。──中山一死，介石才能抓住軍權不放。終能掃平東江、清除楊劉、放逐許氏、逼走汪胡、壓抑共黨、聯絡李白(新桂系)而統一兩廣。有兩廣地盤與實力作底子，搞出真正的‘一國兩府’，然后‘革命軍’的蔣總司令才能北伐中原，和‘安國軍’的張總司令，一決雌雄。直至張老帥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中華民國的‘北京政府’也正式關門之后，南京的‘國民政府’始被全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一致承認為中國的合法政府，才結束了那歷時十六年的軍閥混戰之局。(見‘圖四’)以上的四個圓圈的圖解，目的只是把袁世凱死后，南北軍閥十多年的‘混戰’清理出點眉目，找出點系統，讓一般讀者和本科學生不致因‘混戰’兩字便對軍閥時期這段歷史，望而卻步就是了。所以這看圖識字的方法對研究‘軍閥史’只是個起步，雖然這個起步的知識，對許多非專業人士，甚或中學文史老師作為班上文史教材，已經很‘夠’了。我所教過的美國‘在職訓練’課程中的大批中學老師，便很誠懇的向我說過，有的還備有禮品相贈呢。
    但是這‘起步’對求知欲旺盛，有更上層樓愿望的讀者和聽眾，就應該另有階梯，循序漸進。這就是我想進一步淺介的‘四方’圖表了。
    在國外大學里教授中國近代、現代、當代中國史，其最難講授的一段，我個人的經驗，是莫過于中華民國初年，軍閥時期那一階段了。這一階段的中國史是一段軍閥混戰史，而軍閥又分‘皖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桂系’和有實無名的‘滇系’、‘粵系’，另外還有無數其他的小集團、小派系。
    各系軍閥之外，幫兇文人還組織了一些政客的小集團，什么‘研究系’、‘交通系’、‘政學系’等等數不清的幫派;有的還掛著政黨的招牌，從事政治活動。真是系類紛繁，莫衷一是。──他們打起仗來，又是什么‘護國’、‘護法’、‘直皖’、‘直奉’、‘定桂’、‘援鄂’……，打仗的將軍們，又有什么綠林大學畢業、倒戈將軍出身等等……，總之，一個歷史家要把這文武各系的來龍去脈，抽絲剝繭，弄出個頭緒，真談何容易。再要把這個錯綜復雜的故事，向你課室里一大群青年學生講解清楚，那就難上加難了。你的學生如果再是對中國甚或東亞都一無所知的五色洋人，那幾乎就不可能了。
    在五○年代的中期，筆者尚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的時候，由于毛周諸公鬧出的‘中國熱’，使美東十數家大學都開了些‘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和‘當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一類的課程。選課的學生除‘本科生’、‘研究生’之外，還有一些‘成人教育班’(Adult Education或General Studies)中的成人，和大批的中學教員和公務員。因為那時的中學教育也受感染，中學課程中也不免要講授有關中國的課題。那些對中國毫無所知的公教人員，這時甚至在學校和政府的特別資助之下，也臨時抱佛腳，來搞點‘惡補’，所謂‘在職訓練’(In-Service Training)。──因為他們之中很多人對毛澤東究竟姓毛或姓東；蔣介石姓蔣或姓石，都搞不清楚。至于‘北京大學’是私立(像哈佛和哥倫比亞一樣)，或是州立(像加州大學)，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再談起‘國立’北京大學，這‘國立’二字就更費解了。美國有啥‘國立大學’呢？！──所以那時各大學和補習班，對各階層的中國學教師，真是需才孔急。
    筆者這個‘研究生’，那時在哥大所‘研究’的原非‘中國學’。但是打工自給的‘藍領工作’實在太辛苦；想找個‘白領工作’輕松輕松，所以就經友人介紹，到紐約市立各學院的夜校，干起‘月光教師’(moon-lighting teacher)，教起‘中國現代史’來了。
    教中國現代史的第一堂課便是‘軍閥史’(China under War lordism)。乖乖，皖系、直系、奉系、桂系……，我從哪一‘系’講起呢？──最初我講得結結巴巴，我的學生也被我講得暈頭轉向。這宗新媳婦的過程，豈是老師沒經驗，學生沒底子哉？未必也。君不見縱遲至今日，一談到軍閥，幾個漢學大師不暈頭轉向呢？不信且去翻翻那本最近才出版的光彩輝煌的‘劍橋中國史’便知道了。這部號稱最具權威性的鉅著，說起軍閥來，還不是結結巴巴，不知所云。
    ‘北洋軍閥’這段歷史的確是很復雜。但是當老師的在課堂之中，不管面對的是那一種學生，講起中國軍閥來，只能結結巴巴的蒙混過去，吾不信也。既然吃這行飯，就得講個清楚。試講若干堂之后，我乃以幼年學習英文文法的辦法，把這群最復雜的軍人和政客的故事，來‘表解’(diagram)一番。這就是本篇拙作所想‘淺介’的海外教學經驗，那兩張‘四圓’、‘四方’的圖解了。
    想不到這兩張小圖表──一張專講‘軍閥混戰’；另一張則講‘政客亂政’──倒十分管用。講課時把它們分別向黑板上一掛，然后教鞭所觸，不特來自非拉兩洲的大一新生，頑石點頭，那些早有碩士、博士學位的惡補教師和商場律師們也大為稱賞。后來在長春藤盟校研究院之內很多準博士和未來的大使學人，也不禁鼓掌歡迎。因為這兩組小圖表，原是可簡可繁，可淺可深的──其淺也，則一目了然，游魚可數；其深也，那就臥龍藏蛟，沒個潭底了。各階層學生可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自得其樂而互不干擾也。個人一得之愚的小經驗，對海內外的同行師生或不無參考的微效，因不揣淺薄，自珍敝帚，略事回譯，聊博同文一粲。若不吝惠教，那就拋磚引玉了。
    直系曹吳也自成一單元
    直系的曹吳當權時期(一九二○──一九二四○)論才干，甚或論道德，曹錕、吳佩孚二人縱以軍閥目之，也未必一無可齲曹錕原是個不識字、跑單幫的布販子，但是他有當領袖的天才。一旦投身軍旅便扶搖直上。等到他于一九三二年‘賄詢成中國現代史上唯一的一位‘文盲大總統’時，顧維鈞博士充當他的國務總理。顧公一輩子見過的和服侍過的‘領袖’，據顧氏告我(“off-the-record”，不列入正式紀錄)，應以曹為第一云。顧說他是一位‘天生的領袖’(aborn leader)。曹氏其他部屬后來之知名國史者，亦均有同感。余亦頗有涉獵，未暇多贅也。
    這兒筆者得加點‘附注’：曹氏作大總統時已略識之無，至少會簽名。但在現代教育學的定義上，他仍然是個‘實用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識字而不能實用之，如看公文或寫信。──那時胡適雖已鋒頭一時，但是大總統府內公事公辦，還得用‘文言’啊！顧維鈞先生曾一再很得意的向我說，他自己會以文言文批公事，甚至撰寫公文。宋子文‘劃行’，往往只寫‘OK’二宇母。‘行’的意義本來就是英文的OK或Go ahead嘛。
    若論‘道德’，列寧不說過，道德是依附于階級的。你如屬于曾文正公、左文襄公那一階層，那自然言必稱孔孟，以‘四書五經’為道德規范。但是你如屬于曹錕、張宗昌、韓復渠、杜月笙那一階級，那你就言必稱關岳，你的道德規范就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了。──他們都是在各自道德規范之內的仁人志士呢。
    至于蔣介石所提倡的‘舊道德’；毛澤東的‘革命道德’，胡適、蔡元培的‘新道德’，他們各自的‘道德規范’(Moral Code)，究在何處呢？雞零狗碎的，他們自己也講不出所以然來。所以如此者，則是傳統的孔孟道德，和江湖道德，都有其‘定型’可明確遵行。不幸我們生于一個現代的‘道德轉型期’，‘新道德’尚未定型，還沒個標準足資遵循，我們就各說各話，各是其是了。
    且看曹錕‘賄詢，固屬不該；那我們國父私受德國政府一百萬馬克，來搞一國兩府，是否也是‘受賄’呢？若說，‘革命無道德，以成功為道德。’豈不天下大亂哉？
    至于那位一生‘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舉外債’，而晚年以不愿附敵，或因此為日人所毒害的吳佩孚，試問有幾個滿口革命者，能望其項背哉？，撫今思昔，寫歷史的人，因為他們是‘軍閥’，就一定要曲筆而書之，吾人有所不為也。
    不過話說回頭，在直系當政那四年(一九二○──一九二四)，曹吳卻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張作霖、段祺瑞、孫中山且結成三角聯盟，必滅曹吳而后快。曹吳之為這四年的政治重心者，就是因為他們軍力最強，同時也是全國圍攻的對象有以致之。
    一九二一年底，中山先生在桂林策劃反曹吳的‘北伐’戰事，列寧忽派專使馬林(Maring)來謁，而中山淡遇之者，即中山深恐‘聯俄’會引起英國疑慮，在長江流域阻擾其‘北伐’也。迨陳叛之后，中山于一九二二年秋避亂上海，對‘聯俄容共’，就大搞特搞了。
    總之直系當政四年，中國政治是圍繞著曹吳打轉的。玆將曹吳年代的軍國大事，依次編年于后，讀者庶可一目了然。
    一、中共秘密組黨(一九二一?七)
    二、張段孫三角結盟反曹吳，中山北伐(一九二二?二─)三、華北：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大敗(一九二二?四)四、華南：陳炯明叛孫，中山不敵去滬(一九二二?四─八)五、孫越宣言，中山聯俄容共，勝利返粵(一九二三?一─二)六、曹錕賄選作總統，中山繼續北伐(一九二三?十)七、國共合作，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四?一)八、第二次直奉戰爭，直軍全潰，直系下臺(一九二四?十)讀者如試閱上列八條條文而默誦之，則曹吳當權四年的中國政壇變化，便可盡收眼底。如打破砂媧，循序前進、由淺及深，則史學豈有涘涯？‘直軍全潰、直系下臺’之后，我們的第四個框框中的軍閥故事，便以奉系的張氏父子為主體了。
    軍閥大事，分段編年
    什么是‘四方’呢？
    前節已言之，民初的‘北洋軍閥’，一共只胡鬧了十六年。四四一十六，這十六年卻可整整齊齊的畫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正好由一個或一系軍閥當權。其時間延續大致如下：一、袁氏當國(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二、皖系段氏當權(一九一六──一九二○)三、直系曹吳當權(一九二○──一九二四)四、奉系張氏父子當權(一九二四──一九二八)這個整整齊齊的四大段，每段四年，因此就可以四個連續的方框框，來解說一番了。
    這一面自上到下，整齊劃一，像四格玻璃窗一樣的四個方框框，每框包涵一個階段的歷史。各框之間雖有其因果關系的連續性，但是分割開來，也各自成家，各自有其獨立性。這種按時間直敘的寫法，在我國傳統史學上叫做‘編年體’。不過傳統史學中的編年(如諸家‘通鑒’)，都是沒有選擇的把諸事雜輮，按年份編排。讀者如想知道某一特殊史事的原委，那就要打散編年，重行排過，是謂之‘本末體’。──我們這里則合二為一。四年一段，分段編年，而每段紀事，亦自有其本末。
    安國軍總司令對抗革命軍總司令
    奉系張作霖、學良父子當權(一九二四──一九二八)一、馮玉祥‘國民軍’盤據北京(一九二四?十──一九二五?五)二、中山病歿北京，奉軍入關脅段、撫直、驅馮(一九二五?三─)三、奉軍郭松齡倒戈失敗(一九二五?十一─十二)四、國民黨汪蔣聯合(新)桂系，統一兩廣(一九二五?三─十一)五、奉系逼段二次下野，驅逐馮玉祥、整合華北(一九二六?四─)六、蔣介石逼汪胡出國，重振江浙幫，誓師北伐(一九二六?五─)七、張作霖吸收直皖殘部，擴組‘安國軍’，自任總司令(一九二六?十二─)八、革命軍寧漢分烈，清黨分共(一九二七?三─七)九、張作霖自任中國元首‘陸海軍大元帥’(一九二七?六?十八)十、莊馮閻李二次北伐(一九二八?一─六)十一、張作霖皇姑屯被炸(一九二八?六?四)十二、張學良易幟(一九二八?十二?二十九)軍閥混戰中的中國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復雜的一段；而軍閥末季北伐期中的中國，則尤為最復雜中的最復雜的一段了。筆者所知的一位海外漢學權威的老教授，就為‘一九二七年之中國’這一個命題，搞了大半輦子，還并未搞到一個差強人意的圓滿結果呢！瘓哦吣曛泄鞘裁囪哪Ч砟兀可蘊訃柑醢傘Ｇ銥蔥呂暇В菏裁賜釹怠⒅畢怠⒎釹怠⑿戮曬鶼怠⒎胂怠⒀窒怠⒌嵯怠⒃料怠⒋ㄏ檔鵲榷薊估隙凰潰拇υ詿藍亍５ヒ桓觥鹿鶼怠耐吠?編者按：指作者所撰‘李宗仁回憶錄’)，筆者本人就寫了他六十萬字，還算是半部書呢。他在一九二七年所發生的作用，大致還可加上六十萬字吧。
    再看他們革命黨的紅藍兩派，簡直就無法下手啊！且看紅派。它不但在中國搞得天翻地覆，在俄國也搞得人頭滾滾啰。托洛茨基談中國問題，一本小書就談了六百頁，多半談的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國’。──他把我們的紐約市立大學，也搞得暈頭轉向埃紐約市大本部(City College)原是美洲第四國際的老巢。在一次年會中，我就被他們請去講‘中國托派史’和‘托史兩派斗爭史’-因為他們在我的‘中國現代史’班上聽得意猶未足也。我稱他們為‘Trotskyties’，他們卻自稱為‘Trotskyists’。因為前者是‘反動派’Lenin-Stalinists對他們的稱呼。我至今還不明其所以然呢。我記得我那時遇談到，老軍閥馮玉祥如何由白變赤；如何再由赤變白，并幾乎把個小共產叫鄧小平的也給宰了。-那時鄧公還在‘永不悔改’階段。美國的那些小共產們，還不知其名呢。
    以上只以紅派為例，至于一九二七年的藍派、白派、黑派(上海的幫會)、研究系、交通系和政學系(軍閥的老搭檔、江浙財團的大護法一世祖)，那還講得完嗎？
    不積硅步無以致千里。筆者因此就只提出上列十二條，要課堂里學生，背誦背誦。知道個大略吧。再談些什么‘杜會科學治史’，或‘階級分析’等等高深學理，那就未免畫蛇添足了。
    一九九四、十、三十于北美洲
    四個小圓圈.十二年大混戰
    什么叫做‘四圓’呢？
    那便是以四個圓圈圈，來把北洋軍閥十多年的大混戰表解一番。庶幾能找出點頭緒來，對民初那一段混亂的內戰，作點有系統的了解。
    原來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大致只胡鬧了十六年(自一九一二年四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十六年大致又可劃分成四大段，每段四年，而每一段又正好由一個或一系軍閥當權。當然他們的政權都是槍桿打出來的；而每一新政權的出現，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地圖上，也就畫出了不同的層面。根據這些不同的層面，我們就可以用抽象的方法來加以圖解了。
    首先在‘袁氏當國’那最初四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六)里，雖然也是內戰不停(‘二次革命’和‘護國戰爭’)，外患加劇(‘二十一條’)，但在政治地圖上至少還維持個‘大一統’的局面；沒有發生‘一國兩府’的現象。袁氏一死(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中國就開始分裂了。
    袁氏暴卒之翌年(一九一七)九月，孫中山先生忽然率領了一部海軍和八十名國會議員，在廣州設立一個軍政府，與當時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接著他又領導并接濟一批南方軍閥，發動了對抗北京的‘護法戰爭’。南北戰爭一起，統一的中國便一分為二，產生了兩個中央政府。──自此我國便維持了‘一國兩府’的現象，直到今天(一九九四)也沒有再統一過了。
    因此，我們如把統一的中國圖解成個大圓圈，則孫公所發動的‘護法戰爭’，便把這個大圓圈一切兩半了。(見‘圖一’)這次‘護法戰爭’前后打了十五個月，不但未打出什么結果，南北交戰雙方的陣營之內，反各自分裂：北方軍閥分成皖、直、奉三系；依次控制著北京政府。
    南方軍閥則分成粵、桂兩系。桂系是純廣西籍的地方軍閥和政客。粵系則是以陳炯明為首的廣東軍人；他們也多半是支持孫中山的國民黨黨員。──這兩系先后霸占著廣州，掌握著南方的軍政府。
    南北軍閥既已自行分裂，則全國性的護法戰爭反而停戰了。其后南北兩地軍閥分別搞其窩里反，一南一北卻打起兩造‘區域內戰’(regional civil wars)來。
    北方軍閥其時以‘皖系’(安福系)最強，它控制了首都北京。那較弱的兩系，直系、奉系乃聯合反皖。在一九二○年(民國九年)七月，兩系聯合進攻，不出數日便把皖系打垮了，──這一仗史家謂之‘直皖戰爭’。(見‘圖二’上部)南方軍閥，此時‘桂系’原占上風。他們霸占了廣州的軍政府。一九一八年五月竟然鵲巢鴆占，把大元帥孫中山也排出廣州，流亡上海。桂系客軍囂張，粵人不服。在‘粵人治粵’的口號之下乃發生了‘粵桂之戰’。一九二○年八月，陳炯明率粵軍‘自漳州回師’，一舉‘收復’了廣州，并乘勝攻入廣西，竟然連廣西省會南寧也給占領了。──這記粵桂之爭，史家因而也叫它作‘中山定桂之戰’。(見同上‘圖二’下部)無巧不成書！上述那個‘直皖戰爭’和這個‘粵桂戰爭’，雖然一北一南，卻幾乎同時開火，平行發展！因此看圖(‘圖二’)不必識字，我們也就容易記住了。
    袁氏當國(一九一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五月)這四年一框來說，袁世凱是這段歷史時空的重心。在這一框框之內所發生的史實，無一不是圍繞著袁世凱這個歷史重心打轉的。抓住袁氏一人在這四年中的政治行為，然后順藤摸瓜，則這一階段的史事皆在其中矣。且看：一、民初代議政府之實驗與失敗(一九一二─一三)二、‘宋’案與‘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三─九)三、袁世凱在朝搞個人專制，終身總統(一九一三─一五)四、孫中山在野搞黨魁獨大，以黨冶國(一九一四.七─)五、日本提‘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一五.一─五)六、袁氏帝制始末與‘護國運動’(一九一五──一九三二)七、袁氏暴卒(一九一六.六.六)在這第一面方框之內所列舉的前六條，是有其刀割不斷的因果關系，條條也都與袁氏的政治行為血肉相連的。但是他們的內容卻可簡可繁。治史、讀史，老師學生，乃至立監委國大代，紅黃藍白黑五色族群的職業人士，都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隨心所欲。
    對一個非洲來的大一新生，他如能記住，中華民國頭四年(一九一二─一六)是‘袁氏當國’這一條，掌握了這一階層的知識；那么他將來回到他的祖國衣索匹亞去，也可做個不大不小的‘中國問題專家’了。
    至于那些從事惡補的中學教師們，他們如能了解上述六條確切的涵義與連續性，那么他們回到自己的課室里，搞點‘現炒現賣’，也就不難應付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就看各人的學養與責任心了。
    為著扎扎實實的史學訓練，一位長春藤盟校的研究生，也可以上述六條為起點來鉆研‘袁氏當國’這段歷史的真實內涵。上述六條每一條都可擴展成五千言的‘期終作業’(Term Paper)，五萬言的‘碩士論文’(MA Thesis)或二十萬言的‘博士論文’(Doctoral Dissertation)，甚或是‘博士后’的專題，那就龍潭沒底了。
    簡言之，畫一個小方框，在框內羅列合乎史學發展邏輯的幾項簡短的編年命題，它便可解說一段自成單元的歷史事實，而解說的語言，只要能提綱挈領把主旨(plot)說清楚，則五個字(如‘袁世凱當國’)不嫌其少，五十萬言不嫌其多。剪裁之道，則看自己的目的，和聽眾、讀者的需要，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了。
    段祺瑞也可作四年歷史的重心
    以袁世凱一人的政治行為作為四年中國政治的樞紐，在那‘非袁不可’的年代，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其實在權力上接他班的所謂第一號‘北洋軍閥’的頭頭段祺瑞，也照樣適用。讓我再畫個方框框，把段氏的政治行為與影響編年一下：皖系段祺瑞當權時期(一九一六──一九二○)一、黎段接班(黎為總統，段為國務總理)、參戰案起、府院爭權(一九一六.六──一九一七.六)二、清帝復辟失敗、段氏‘再造共和’、廢除舊約法(一九一七.七.八)三、廣州成立軍政府、反段‘護法’(一九一七.九一)四、廣州桂系排孫(一九一八.五)五、‘五四運動’爆發(一九一九.五)六、華南：粵桂戰爭、桂系戰敗、中山復出(一九二○.七)七、華北：直皖戰爭、皖系戰敗、段祺瑞下野(一九二○.七)段祺瑞在北京當權雖只四年，然政情復雜影響深遠。第一段因力主‘參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宣戰)而黎元洪、孫中山反參戰，結果鬧出‘府院之爭’。地方軍閥擁段反黎，張勛入京調解，反搞出國會解散、約法廢除、宣統復辟的鬧劇。段氏回京驅走張勛，‘再造共和’，并要另選國會，因而引起孫中山和南方軍閥的‘護法運動’。這時德國為支持孫中山反參戰，乃私贈中山兩百萬馬克(孫實收百萬)為秘密活動費。中山驟得厚贈，遂能說動海軍與八十位國會議員隨他去廣州開‘非常國會’；并成立‘軍政府’，與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搞出‘一國兩府’的局面。一國兩府的怪事至今已七十七年，還沒有解決的希望呢！
    第二、段氏為鎮壓護法運動，高唱其‘武力統一’；大打其南北戰爭。結果武力統一不了，反招致南北軍閥的大分裂，弄得全國皆兵，槍聲不絕。其后吳佩孚、張作霖、蔣介石、毛澤東，最大興趣，也都是武力統一。民無噍類矣，而始作俑者段棋瑞也。
    第三、老段為著「參戰’向日本借款練兵，秘密許下辱國條件。巴黎和會時東窗事發，惹起了扭轉民族命運的‘五四運動’；其后布爾什維克也隨之而來。尋根究柢，都離不開老段剛愎自用的政治行為也。上述三段，任何一段都可寫出百萬言的鉅著，然讀者聽眾但一窺本框框中臚列之七條編年大綱，則可繁可簡，經緯皆在其中矣。段祺瑞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獨立單元。老段一旦被逐下野，我們的軍閥故事，就進入另一單元，看曹吳當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