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徐友漁:后極權研究文選 李慎之論“后期極權制度”和“后極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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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論“后期極權制度”和“后極權制度”

崔衛平

請李慎之先生為《哈維爾文集》寫序是徐友漁的主意。那是1998 年的夏天。我拿著友漁給的電話號碼先和李先生通話,先生在電話那 頭聲音洪亮,中氣很足,我一時有些吃驚,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 的老人聯系起來。等到了在社科院的辦公室里李先生見面,才看出先 生實際上比較瘦弱,臉上有明顯的老人斑,甚至有點憂郁的氣質。

我帶去了手頭幾乎所有關于哈維爾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 的譯本,比較凌亂,一股腦兒堆放在面前的茶幾上。他談起自己和東 歐國家的接觸,1956 年匈牙利事變時,他每天給中南海準備一份簡 報,那是用特大號字體排版的。他還問我:“有一本《第三帝國的興 亡》你知道嗎?”我答道:“知道,但沒有讀過。”他告訴我,他本人

是這本書的主要譯者之一。他還談到了他創辦“大參考”的事情。我 只有靜靜地聽著。我很快發現和李先生說話,自己缺乏的東西太多。 當發現有些事情我毫不知情時,李先生自己會搖搖頭說:“你不知道”。 這中間還來過一兩個人和他說了簡單的話,他對別人介紹說我是“一 個譯者”。

后來讀了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才理解他的那種憂郁是歷史 的深深積淀。和他并排坐在他辦公室背靠窗戶的沙發椅上,陽光在背 后閃亮耀眼,對比起來,屋內的桌椅顯得陳舊過時,我突然覺得有點 心疼這老頭,他令我想起了自己的父親。

大約過了三四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電話。“我找崔衛平”,一點 也不含糊。他這么大年紀,能夠記住剛認識的年輕人的名字,并不多 見。他問我為什么一直用的“后極權制度”這個概念,而在某處卻出 現了一次“后期極權制度”。他讓我查查原文是什么。對這么細微的 區別,我記憶中一點印象都沒有。拿著話筒去翻書,有點著急,而看 上去李先生一點也沒有放下的意思,我只好照辦。終于查出來了,原 來一般譯作“后極權制度”是“post-totalitarian system”,唯獨這一回 出現的是“late- totalitarian system”,確實不一樣。“你有沒有想過為 什么不同?”李先生在電話里問道。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老老實 實說:“不知道。”李先生說:“不知道?你要好好想一想。 ”

李先生在這個細微的差別上停留下來,駐足沉思。在他那篇著名 的文章中,首先以質疑的態度表達了他自己的看法。這不僅關乎一個 用詞的問題,而是對于某個時期性質的確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哈 維爾所處的“后極權主義制度”之“后” , 應該用“late”這個詞比 較恰當,而用“post”,則有翻過這一頁的含義。“因為極權主義社會 與后極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與法統上并無改變,在性質上也沒有本 質的區別”。在這篇文章中他質疑的還有如何劃分后極權主義的時間 界限,其余他則說:“我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后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 述與分析”。

這之后他不超過五天就會來一個電話,他正在思索一些比較重要 的問題,需要和旁人在交談中完善自己的看法,經常一打就是半個小 時、四十分鐘。坦白地說,我完全不是李先生的談話對手,在經驗和 知識方面我欠缺太多。于是打電話給友漁求救,才知道友漁去了四川 九寨溝,一時回不來。

打個比方說,電話里的李先生幾乎像個“猛禽”,他的思路不僅 敏銳而且尖銳,所提的問題幾乎是“挑釁性”的。有一天他在電話里 問“你對后現代怎么看?”我腦子里的“后現代”,主要是后現代的 小說和電影,意大利的小說家卡爾維諾、艾柯等人,我把他們看作類 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于是脫口而出:“后現代的一些文化 立場我是贊同的。”聽了我似是而非的回答,李先生幾乎是棒喝:“你

好糊涂。”后來不只一次,當我的回答在他看來“文不對題”時,他 就會補上一句:“崔衛平,你后現代。”講這些是要表明,不需要我再 來說,李先生對人是多么“平等”。“平等”在他身上,是一種日常的 待人接物的態度。他沒有因為你年紀輕、資歷淺而放過你。雖然他這 樣對我不客氣,但是他從來沒有讓我感到緊張。

這年“十一”放長假我回老家鹽城,在家就接到電話,說李先生 要去外地,他于節后的某日在辦公室等我,序言寫好了,讓我去拿。 我一算,意味著我下火車就得直接去社科院。結果是我在車站上匆匆 換了衣服,出了北京站過馬路就到了他的辦公室。李先生的氣色似乎 好了一點,大概和剛剛完成一件比較重要的文章有關。

這回談得比較放松。他指出了幾個翻譯上的問題。首先是“哈維 爾”人名的翻譯,他自己用口型一點點做示范,認為應該譯做“哈維 爾”而不是“哈韋爾”。還有在“無權者的權力”(拿給他的完整譯文 不是我譯的)一文中的某處譯成了“小范圍工作”,李先生說,該處 應該直接譯作“從小事做起”。他還說“哈維爾也后現代”,哈維爾的 文風“繞來繞去”,“不好懂”。我解釋說,那是因為哈維爾此前是一 個荒誕派劇作家,作家們的表達方式會比較周折、比較復雜。這回他 基本上接受了。

他提起最近接受了一個采訪,在采訪中,他說到自己二十歲左右

時,曾經當過“公民教員”,如果時間再退回去,他更愿意選擇的終 生職業便是這個“公民教員”。他展望在中國建立民主社會還需要多 少多少年,我現在記不準了,反正時間很長。他問我“對中國公民社 會的前景怎么看?”我說,“基本上是樂觀的”。他問“為什么?”我 說,像我這樣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的人,讀了哈維爾的書,能夠改變 自己原先的態度,去做自己以前不做的和不習慣做的事情,那么,別 的人同樣也可以去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李先生聽后又搖頭,又點 頭。

那天主要的話題就集中在關于公民社會和公民教育問題上。他說 這個題目很大,要有專門的人做長時間的研究。他然后聲調緩慢地說, 我們這一代老了,有些事情要由年輕人去做。這句話像錘子一樣重重 敲擊著我。我后來經常想起他說這話時那種沉重的神態。有一次我想 說服電視臺做一個欄目,叫做“公民教育”,心里就是想著李先生那 種凝重的神情。最終當然也是沒有下文。

他把寫好的序言給了我,并交代最好還有一個“導讀”,因為“哈 維爾說話比較繞。讀者理解起來會有一定的難度”。他建議或者是徐 友漁或者是我來寫。我把這句話轉達給友漁時,說成了“李慎之先生 讓你寫一個導讀”,因為我想,讓不同年齡段的人來作對于哈維爾的 介紹,會呈現出哈維爾不同的面貌。過了幾天,李先生又寄來一份他 的序言,告知他“又修改過了”,這就是后來大家讀到的那篇。

李先生把用完了的材料讓我一并帶回,這回面貌不一樣了,李先 生整理得整整齊齊,當時令我臉上微微發燒。等我拿回家一看,欽佩 之情油然而生。李先生看材料看得相當仔細,許多地方有用紅筆劃出 的著重號,還有一些旁批,用那種蒼勁的字體寫成;他甚至把材料中 (包括已經發表文章)的許多錯別字也一一挑了出來。前兩天我就在 家尋找這批材料,但找不到了,關于哈維爾的東西,我基本上都給人 了。現在想起來,才覺得那是一筆重要的資料,內心痛惜不已。

好在手頭還有東方出版社1992 年內部出的那本《哈韋爾自傳》 , 上面留有李先生的零星手跡,和他所打上的著重號,用紅色的圓珠筆 劃的,貫穿全書,個別地方他照例做了訂正。比如在第42 頁第9 行, 原文是“這一代中既沒有富于激情的青年聯盟成員”,李先生把“青 年聯盟成員”改成了“青年團團員”;在第132 頁、145 頁、151 等多 處,原文中的“權力”都被他改成了“權利”;在第150 頁的中間, 有一段哈維爾談到關于利比亞、卡扎菲,這個地方李先生打了一個大 大的問號。

 2000 年秋季的一天傍晚,郝建不知什么事情比較興奮,說“找 一些人出來聊聊”吧。他說到要請李先生出來,我說“好吧”。給友 漁打電話的結果是,“你自己跟李先生聯系”。事隔有快兩年了,我想 李先生可能把我忘掉了,但是電話里他馬上反應過來,同意了。郝建 開車我們去接他,除了友漁之外,還有雷頤、李大衛。我和李大衛沿

著狹窄的樓梯把李先生接下樓,又一路行車去了工體對面的幸福花園 酒吧,友漁和雷頤是騎著自行車來的。到了酒吧坐定,要了一點飲料, 李先生開始談起抗美援朝的中國俘虜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很集中,那 天晚上幾乎都談這件事。這個酒吧基本上是暗綠色的風格,和我們凝 重的話題有點契合。李先生也說到了那兒的點心“不好吃”。最后我 和李大衛又把李先生送回家。那天晚上我感到了一個老人的凄涼。

非常遺憾地是,李先生作序的《哈維爾文集》至今也沒有能夠出 版,幾年來和我聯系的人不少,其中有提出如果考慮出版,李先生的 序“絕不能用”。我說:“不用就不出了吧。”

愿李先生在天之靈安息。


崔衛平 2013-08-22 1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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